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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年度综述|2016年报告文学:潮平两岸阔:报告文学的宽度与深度

来源:文艺报 | 丁晓原 王晖  2017年02月13日08:25

“报告文学的写作进入了新常态,不再是峰谷起伏,也不只是“轻骑兵”,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报告时代生活,激活过往历史。2016年,报告文学的风景更为开阔,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用心用力于这一特殊文体的写作,使作品的表达在开阔中,有了更多的坚实与厚重。”

时代大潮激扬着时代文体的写作。观览2016年的中国报告文学,不由得想起“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首唐人诗句来。报告文学的写作进入了新常态,不再是峰谷起伏,也不只是“轻骑兵”,它以自己的方式报告时代生活,激活过往历史。2016年,报告文学的风景更为开阔,呈现给读者诸多新的生活空间。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用心用力于这一特殊文体的写作,使作品的表达,在开阔中有了更多的坚实与厚重。

宽阔:现场·开新

丁晓原:刚发布的2016年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大致上反映出这一年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面。从作品的题材看,展示的现实和历史的面更加宽阔,显示了报告文学对客体存在再现的种种可能和它强盛的表现力。本年度的作品既有对近时重大题材的报告,也有对新气象新问题的呈现。

在场性,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品格。“8·12”天津滨海大爆炸是一个特大事件,爆炸之严重、损失之重大、伤亡之惨烈,英雄群体之牺牲精神和人性大美需要史志载录;也是一个重大题材,报告文学的书写不应阙如。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爆炸现场》,“现场”的报告,揭示了这部年度重要作品的价值,也彰显了何建明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精神担当。

发表在《中国作家》的《白帽子军团》,见题可想这是一篇题材开新之作。写作过《解密北京大案》的丁一鹤,是一位具有题材特性的非虚构作家。此篇在我视域中是第一部颇具规模的以网络安全说事的报告文学。守护网络安全的“白帽子”对黑客的攻击建立防火墙,为个人用户、社会、国家的网络安全修建防护罩,维护网络的安全。“黑帽子”网络黑客,他们靠制造木马病毒,利用系统漏洞等进行攻击,窃取隐私、数据,非法获得个人利益。《白帽子军团》书写“白”与“黑”之间的斗争,以其生动的故事和特异的知识信息,为报告文学打开了新的书写空间。

排行榜外的不少作品,也具有为人注目的题材价值。李鸣生《后地震时代》,可以说是汶川地震写作的续篇。作者既写出了灾后重建的新景,也对其中的问题作了反思性观照。

王宏甲的写作一以贯之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关怀。《塘约道路》书写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一个山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共产党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决帮助穷人使他富起来”。

丁燕在《工厂女孩》后推出《工厂男孩》,以某个类群为基点,写出社会转型期底层大多数的生存景象、心路心态。

孙侃《天堂流过一条河》以杭州母亲河京杭大运河为叙事载体,将现实和历史作多维度交织,写出了作者身在其间的杭州文化建设的成就和故事。

另外,马娜《小布的风声》、李青松《鸟道》、黄传会的《再访皮村》、管新生《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 》、钟法权《世纪绝恋》、蒋巍《国之盾》和王雄《中国速度》等短篇长制,都有各自的可观之处。

王 晖:我理解你这里所讲的“宽阔”,实际也可以用“宽度”和“广度”来概括之,它活画出融媒体时代报告文学主动而为的一种姿态。也就是说,无论是何建明的《爆炸现场》对于近年来最为严重的安全事故的写实,及其《死亡征战》描述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疫情、拯救非洲人民生命的故事,还是徐天宝、高文静描述山东平邑“12·25”矿难36天掘地救援、创世界矿山救援史奇迹的《国家救援》,抑或是陈廷一的《中国之蒿》对屠呦呦获诺奖成功密码的解读,它们都在宣示报告文学在当下重大事件中的及时发声。

一些有关农村的报告文学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蒋琏的《支教:在小凉山的28年》记录江苏海安教师对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长达28年的支教行动,题材别致,细节充分,描述生动。

肖亚洲的《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王磊光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则以“80后”和“90后”知识者的眼光,从另一视角观照当下农村,书写“远未实现现代化却漫溢着现代性”的乡村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与梁鸿的《梁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朱晓军和杨丽萍的《快递中国》在中国快递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中,再现以中通、圆通、申通和韵达等为代表的“三通一达”企业成长史,折射出浙江桐庐“一群大山里的农民”的奋斗历程,将转型时期中国的飞速前行形象化地表现出来,为报告文学直击现实、拓展表现空间提供了有益探索。

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以贵州山区“苦甲天下”的海雀村为聚焦点,既不避描述其偏僻闭塞和贫困,更突显其在文朝荣等村干部的带领下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

此外,还有一些呈现报告文学“宽阔”特质的作品也值得我们关注。杨豪的《木兰山下的教育实验》写出一群不满足于当下“填鸭式”应试教育的家长们,在湖北木兰山下自发组建“桃花源”式“私塾”,试图以此探寻一条不同寻常的教育之路。胡启明在《一个异国护士的中国梦》里再现漂洋过海的英国女护士创建中国首个儿童临终关怀中心。李燕燕的《天使PK魔鬼》书写一个与癌症抗争的感人励志故事。林遥的《世界屋脊上的北京门巴》则描述首都百名援藏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彰显“苍生大医”情怀。

厚实:主体在场与文体之重

丁晓原:如果说以前的报告文学更多地倚重书写对象的新闻性,那么在全媒体时代,这一文体需要作者更多地开掘客体存在潜在的有意味的信息,并且在这种开掘中坚守主体在场。这样,我们看重的作品就不是“轻骑兵”,不是表面的新闻性,而是客体与主体同在的厚重,是作品表达的思想深度和当量。

从小说散文突入报告文学中的陈启文,仍然是本年度最值得关注的重点作家之一。他的《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题目就明确了作品黄河书写的标线和叙写容量的要求。所谓黄河的命运,实际上是由人类与其共构的种种存在及其规定性,是人与自然关系史的独特一节。陈启文正是这样把握他的写作对象的,他笔下的黄河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一部“复调”的作品,忧患之外,还有黄河的诗美,更有黄河人的精神之美,读来给人以厚重之感。

王海霞的《疼痛的农村——“越南媳妇”出逃背后调查》,其看点并不是 “越南媳妇”的出逃,作品不是要满足读者对“越南媳妇”之类猎奇的心理,其实此类已无多少新闻性,而是透过事象深入调查后的所思所想所感。“疼痛的农村”,“疼痛”在哪,因何而“疼痛”,如何疗痛,这是很让人深思默想的大课题。

高艳国是近年活跃于报告文学领域中的实力派作家。2016年度他和赵方合作推出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书——“土豆大王”梁希森的梦想三部曲》《中国老兵安魂曲》,显示出作者强劲的报告文学写作创造力。尤其是《中国农民书》这部作品,题旨关涉重大,所写人物极具典型价值,作品突破了农民企业家写作的叙事模式,将对象置于改革开放以来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富有表现力地再现了一代农民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在具有社会史意义转型中的创业故事和心路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希森们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希望所在。

另一位山东优秀报告文学作家铁流和纪红建合作,写作了长篇《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这是一部寻找之作,“寻找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老党员”,更是一部讴歌信仰、大写崇高的感人之作。作品以“火种的力量”、 “选择的代价”、“生命的珍藏”、“老兵老兵”和“本色”等具体朴实的叙写,见证了革命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传奇,深化了报告文学的红色书写。

还有一篇作品也是我特别关注的,这就是艾平的《一个记者的九年长征》。作品的本事是新华社记者汤计9年来为被蒙冤错杀的呼格吉勒图奔走呼号纠正错案的故事。我所在意的不只是冤案昭雪的欣慰,还有记者汤计守正良知的执著,最为重要的是艾平对良知守望者的致敬。良知,是报告文学写作的逻辑基点。

王 晖:我赞同你的这个观点。报告文学不是新闻的附庸和加长版,它无疑需要凝聚作者的主体智慧和思想,是写作主体对事实的独立读解,而非随大流的人云亦云。2016年度有一些作品呈现出这样的品质或潜质。譬如你所说的李鸣生的《后地震时代》,这部作品发表于汶川地震之后的第8年,是对当地民众灾后物质与精神双重重建的形象反馈,不避矛盾与痛苦,关注人心与人生。这使我想起钱钢在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发表的那篇《唐山大地震》,其精准的描述和“天问”式反思令我常读常新。

丁晓平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即有关长征的包括报刊史料出版物的叙述历史,来解读“长征”这样一个具有经典IP意义的事件。作者历经10年进行文献发掘和现实采访,完成了这一堪称填补空白的纪实作品。这无疑是异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关于长征的西方视角的经典叙事,诸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也与中国本土的长征叙事不同。

杨黎光的《大国商帮》以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为再现对象,将明清之后活跃于广东沿海从事对外贸易实业家的奋斗历程与中国现代化转型路径紧密相连,生动描述了这个群体由“逐利商人”到“推动国家进步的改革者”的艰辛。从《中山路》开始直至现在的《大国商帮》,作者有意识地提出“思辨体报告文学”写作的命题,倒是有意思的尝试。

杨豪的《城市与乡土的冲击》对当下“民工潮”引发的“进城打工还是返乡创业”等新问题进行深入探析,呼吁“愿进城者进城,愿返乡者返乡”,只有数亿农民身份具有归属性的实质转变,才可实现社稷安和天下富。

彭晓玲通过《空巢》对近几年报告文学再现的乡村留守老人问题予以持续关注,直击“中国式养老”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指出这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价值观和人生观变化、现代生存理念与传统伦理观念冲突的综合性问题,需要家庭、社区、社会和政府的合力解决。

李琭璐的《如果青春可以重来》对盛极一时的中国儿童超常教育进行反思,提出“造人”还是“造神”的教育目标、教育优劣的标准等问题。

任林举、孙翠翠的《贡米》是关注粮食问题的纪实,高密度信息量与高密度的哲思,将过去的“皇粮”和“贡米”,与今天的高品质稻米的生产勾连起来,在行程6000余公里、遍访20多个市县乡的基础上完成这部作品,其立足事实的深入思辨风格没有变。

哲夫的《水土中国》与陈启文的《大河上下》形成继续演绎报告文学关注当下环境生态的话题。在《水土中国》里,作者行走陕西、福建、湖南、黑龙江和南京等地,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关注的是目前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等问题。《大河上下》则以黄河为书写焦点,从地理、人文、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立体视角,描述其自然现状、水危机和水利枢纽工程的利弊,忧患意识振聋发聩又溢于言表,蕴含着中国与人类现状与未来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