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除却一望可知的鲜活而切近的经验，也许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言，裹挟着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像“结构”一词一样，情感结构具有固定不变的性质，作用于我们习焉不察、神秘不知的思维部分，它存在于一种活生生的、彼此关联的连续性之中。本文选取2016年的《十月》数篇艺术性完整并呈现了时代症候性的叙事类作品，期待拼构出当下文学新作中呈现的时代情感结构。

譬如婚恋生活。张楚的《风中事》事关小城小警察择偶的遭际。与张楚以往小说中那些带着文艺而颓废感的青年们相比，小警察关鹏市侩、俗气，他算计着择偶条件，诸如“城市坐地户”、长相健康、单亲与否，若再加上是否喜欢，适龄青年的择偶便是如此艰难。任何时代的婚姻和爱情都要经过精神和物质、情感和现实的抉择和衡量，然而当急功近利的“条件”结构了我们的婚恋观，适龄青年们又奉之如圭皋，深信着凤凰男和孔雀女种种不堪的传说，深信着门第出身先在决定着人的道德高度，更决定了婚姻爱情的幸福指数，今天的艺术很难产生跨越生死和阶层的爱情想象，无论是大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小说中仙女般的段锦离开关鹏的原因无非是女人的拜物虚荣。张楚擅长的叙事迷雾，仍然笼在“一地鸡毛”的小说之上，使之并不一目了然地呈现与生活同质的琐碎和平庸。

蔡东如此擅长用漂浮的叙事语气描摹城市家庭中的女性们最庸常、无趣、机械的日子，那些贤妻良母的烦恼人生变得有质地、可感知。《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是一个照料忽然疯掉的丈夫的妻子眼中的世界和心中的絮语。小说沉浸在女性纠结迂回的心理描写之中，男性化、逻辑严密、线性发展的外在情节描述时常让位于女性化、散漫细致的心理情感，年轻而敏感的女作家笔调温煦，小说反高潮的结尾令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反观男性笔下的女人（仍是夏娃般贪婪、欲孽、不可靠的女人们），勾连起父子两代的遭骗、逃离与赎罪相互交织的故事。“我”因欲望、虚荣还有善良，实实在在地为女人犯罪，父亲却因轻信了美丽的女人而承担了历史罪名——窦红宇的《青梅了》纠葛了两代人的历史债务和个人心债的故事。

譬如社会生活。《老海》充斥着酣畅淋漓的生活元气，记者出身的李金波的小说现实性来自对生活的熟稔和浸入。《老海》不能算作写实，《老海》是传奇。仗义每多屠狗辈，老海，今之市井奇侠也。他在很多生活难度面前，比书生如“我”仗义，比仕途亨通、文艺时髦的青年简单而粗暴，老海以其侠痞之气赢回爱情，他立功受赏、解人之急，在解救毕老板的“私自”行动中丧生。在法律和道德的缝隙之间，老海带着民间智慧与草莽悲情，轻易为我们带来了阅读及宣泄的快意恩仇。然而《老海》又是生活的，与其说老海难以用绝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不如说老海在重判娼者宽容嫖者，在巧妙为纱厂毕老板解决下岗职工聚众抗议的难局时，在小说家有意略去纱厂下岗风波的结局，笔锋一转进入老海及朋友们庆祝妻子怀孕的温馨家庭内景时，也许在更早的时候，入伍的老海改变命运的壮举意在为长官团长出气，从警后立功的案子是为市局的“大局”分忧，最终以命相搏救下的是纱厂老板时，小说早已显示出与生活的同谋与同构。我们的情感结构暗示着这样的逻辑：草莽英雄的智勇双全获得权力的认可，适应“规则”的折中的道德和正直，足以忝列“烈士”名。

晓航的小说总围绕在一群曾经分享过青春、理想和友情的人身上。他们虚无又颓废，这是现代主义的人物共同的心性特质，他们对现代文明悲观和无力；同时这是一群小悲壮的“情怀党”，他们千方百计超拔于现实的巨压、匮乏、困顿，这些恰是现代文明的造物主人类所致，浪漫主义式的人物信任人类的智慧，醉心于科技的春梦。晓航的后现代性在于他戏弄他的人物，给予他们希望，放任他们在科技和幻想的奇遇中尝试改变现实，纵容他们在资本和商业逻辑中不甚道德地翻云覆雨，最终却让他们失望。同样《霾永远在我们心中》隐喻着关于霾的种种现实境遇，小说中有一座人工建造的最干净的城和一座氤氲着霾的城，在如此高科技时代，人们却尊用身体感应霾浓度的人为“大师”；寻找干净水源和地球上最后一寸净土靠的是超能女人一双的肉眼，围绕大师身世之谜的闹剧，不过是一款防霾新产品的真人秀广告。于是，科幻、艺术、霾、大师，能指欢快地滑动在小说中，反讽而戏谑地指涉我们的生活。

譬如艺术生活。身为文学批评家，李敬泽的创作背后暗含着对文学现状的审美价值判断，同样也包含着我们看待文学艺术的情感结构。今天人们到底需要何种文学？李敬泽的实践把我们的观念打乱混淆，他提供一种文质兼美、贯穿古今、模糊虚实的“文”。“会饮记”六篇是职业文学人的文学日常和思索，研讨会、阅读、写作、聚会，这些为文学人所熟知的生活被李敬泽重新组织为思考对象，古典时期的人类思想之维新，常常源自思想者的日常语录、行坐记载，今天我们这些文学活动的意义是什么？除了生产文学和学术产品之外，是否生产思想和审美？李敬泽使用第三人称“他”来间离对象，间离每天熟悉的生活，以便形成自反式的思考距离，如此使文化生活作为思想资源成为可能。

譬如身份认同。阿舍的《我不知道我是谁》围绕着人类的亘古追问：“我是谁？”“我如何成为我？”在多数和少数之间，阿舍们的存在是第三维。她是汉、维、侗三种民族的混血儿，是回族穆斯林家族的媳妇。在她的故乡新疆远离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处的戈壁滩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人组建了一个劳动、生产和生活的社群——生产建设兵团。阿舍以及拥有多民族血统的人群，他们的存在和生活状态，他们对民族的自我认知过程和本民族对他们的接纳与拒绝，是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角度。霍尔说过，所谓“身份”不是自然生成而是经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在过程中，“身份”因循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诉求，变更、移位、涂抹、同化和抵抗“运动”。因而，“文化身份”是“复数”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加以“想象”和“再现”之物。阿舍饱含深情、迷惘和痛感的成长叙事，正是文化身份差异的表征，也促使我们思考民族血缘和文化地缘的关联。

黄灯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在焦虑与沉痛的个人经验描述之下，批判着暗黑的丛林法则和冷酷的精英主义逻辑，她指出乡村之殇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对立体制差异，她有别于不少乡土写作中“唱给乡村的挽歌或者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威廉姆斯语）的情感结构，让关于乡村命运的呼吁成为2016伊始最热门的文化讨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