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诗
这是第4次接母亲回来。
从上车开始，母亲就在诉说，诉说的重心离不开她在异省异镇异村的生活。我和妻子都沉默着，大弟弟也沉默着，狭小的车厢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在说话。20多年了，她的口音发生了变化，烙上了很深的异省烙印。这给了我异样的感觉，她是我的母亲，她的语音却不是我熟悉的，夹杂着许多砂砾一样的陌生。我对她在异乡的生活了解得并不多，刚开始的那几年曾一度中断了联系。她突然离开了我们的视野，我和弟弟们全然不知她的去向。
母亲诉说的都是惯常的生活，下地，喂养牲畜家禽，同邻里的关系，谁对她好，谁同她友善。慢慢转移到了他人身上，谁家盖了新房，谁家娶了儿媳妇，谁生了病，谁又死去了。这些生活成了过去式，但依旧鲜活在她内心。我不接话，任由她说下去——从今往后，这些人，这些事，最好的归宿就是活在她的内心，母亲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异省的村庄了。说着说着，母亲突然转移了话题，转移到了基督教上，说她怎么受洗，怎么做餐前祷告，怎么做礼拜，怎么参加基督教徒的葬礼。听得出，她的周围有不少信奉基督教的老头老婆婆，离别时送行的人中就有他们的身影。
我忍不住问：“会唱赞美诗吗？”
车厢里静寂无声，谁也没有说话。汽车在爬坡，陡坡加急弯，走得一喘一哮。
母亲回到了那个曾生活过20年的赣西北小村庄。之前，我试图说服她同我们一块到县城生活，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情愿一个人待在村子里。我们对她的决定无可奈何，只能顺应她。母亲是个勤劳的人，回村后没几天生活重新走上了原有的轨道，养鸡喂猫，下地干活。鸡和猫是她从异省带回来的，地是别人给的，村子里空着的地多的是，想种多少有多少。年轻时的母亲是个全劳力，男人们干的活她一样不落，割青、犁田、插秧、踩打谷机，还同生产队的人一块去柘林修过水库。母亲种了土豆，栽了葱蒜，还计划着来年的春播夏种。
有一天，母亲在电话中同我说，异省那边有几个人要来看望她。我想阻止那些人的到来，我不希望母亲同异省那边保持联系。但我的阻止是徒劳的，那些人终究来了，在村子里住了好几个晚上。甚至母亲还不让我知晓，到异省做了一次回访，也住了好几个晚上。这些事情我后来才知道，其实知不知道都一样，我们劝说不了她，也改变不了她。
我渐渐熟悉了母亲的生活轨迹，周一到周六，干着一切可能的农活，周七，去毗近异省的一个小镇做礼拜。村子距离小镇有几十里路程，没有直达的乡村公共汽车，上车下车，要转好几次车才能抵达小镇。我很担忧她路上的安全，她却风雨无阻，乐此不疲。
也许因为我曾问过她赞美诗的事，每次回家，母亲就打开一只那种跳广场舞用的小匣子，给我们播放赞美诗。满屋子都是那种庄重的乐曲声。每一次，她都要给我们做一顿丰盛的饭菜，这些饭菜的味道唤醒了我们20年前的记忆，好像我们又回到了20年前的餐桌旁，嗷嗷待哺，狼吞虎咽。开饭前，母亲当着我们的面做餐前祷告，她的举动让我们有些不习惯，但久而久之，她做餐前祷告时我们就埋头吃饭，她做完祷告，我们的饭也差不多吃完了。
返回县城时，母亲会给我们装上一大袋她的劳动成果，有新鲜的蔬菜，也有鸡蛋鱼肉。我们离开时，她就站在门口说：“我会替你们祷告的，求主保佑你们。”
我们慢慢习惯了母亲的这种方式。
往后回村，母亲除了播放赞美诗，还会给我们讲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她说到如何服侍我曾曾祖母的事情。曾曾祖母养有一只老母鸡，经常把鸡抱在怀里。她后来瘫痪在床，就由母亲服侍。母亲说她的身体很轻，轻得同一个婴儿差不多。她临终前曾让母亲将仅有的7个鸡蛋全煮熟了，母亲以为她想吃鸡蛋，但她是为了感谢母亲的照顾，要母亲吃。母亲说到这时止不住抹眼泪，最终曾曾祖母死在了母亲怀里。母亲说完这些话，进卧室搬出了《圣经》和《赞美诗》，《圣经》是用黑塑料皮包裹的，《赞美诗》则是暗红的封面，像褪了颜色的旧红。母亲将《圣经》和《赞美诗》摆在厅堂的一张小方桌上，然后转身给我们泡茶。
母亲回来的年三十，我们一家人，20多年后，第一次吃了一顿合家团圆的年夜饭。这时我们家，已从之前的7口人，开枝散叶，有14口了。正月初一夜，按照村里历来的习俗要舞龙灯，但母亲守在家门口，朝龙灯队的人说着感谢的话，委婉地拒绝他们进门。母亲是信奉基督教的，而龙灯就是社火，背后是菩萨，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迷信。
母亲郑重声明，她是教会给颁过证的，要给我们看教会颁给她的证件。但我们谁都没看她的证件，仿佛看了就是对母亲不信任，就是不恭、亵渎。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