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两则
家在禹山脚下、茱萸河畔
我的家乡，是地处河南省西南边陲的邓州市彭桥镇龙潭河村。
那里，远离城市，土地脊薄，但却是一个有山有水、风光宜人的地方。
巍峨雄浑的伏牛山，绵延在我省的西部。它北与崤山、熊耳山相连，逶迤向东南方向发展，经卢氏、栾川、南召、镇平、内乡、西如峡、淅川等县，起伏回旋八百余里。在与邓州相临的境内，还有海拔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但到了邓州市的西南部、我的家乡一带，却已似“强弩之末”，只抛出了几个海拔二三百米相连的小山头——杏山、汤山、禹山。再向南去，就是一些遍布奇形怪状巨石的山峦和一道道遍是沙礓石的丘陵了。这里是伏牛山的末端。
茱萸河（亦名排子河），发源于汤山深处。据说汤山之名的由来，就是因为山内多泉，且不少是热度如汤的温泉。茱萸河从汤山出来，一路汇聚了无数泉眼流出的泉水和从山峦丘陵上排下来的雨水，形成了一条平时明澈、深邃，汛期波涛汹涌澎湃的河流，向东南方向流去，直到湖北襄樊注入汉水。
在北距禹山七八里的地方，茱萸河向东环绕了一个半圆，形成了一个马蹄状的大河湾。龙潭河村就在这个背靠山冈、面临茱萸河的大河湾里。大河湾的沿岸遍植柳树、杏树、桃树，还有一些柿树。河湾的中部是一个占地约30余亩的大竹园，万竿翠竹，郁郁葱葱。竹园后边，就是彭家地主的房舍了。
这是六座一排向东、规格相同，三进院子的百年老宅。一个宅院约有房屋30间，是彭家在长期剥削农民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这些宅院，当年大概是堂而皇之的，经历了百年的风雨沧桑，那些房舍早已是一派破败的气象。院内道路凹凸不平，门窗油漆剥落。有的宅院甚至出现了残垣断壁。最早，我的曾祖父兄弟三人，祖父辈兄弟七人，对于这样的人口来说，这些房舍大概是十分宽绰的。但到了父辈20人，我这一辈五六十人，这些房舍就显得十分狭小了。每个宅院都分成了两家、三家、甚至四五家，他们各立门户，各起锅灶，把那些原本宽敞的院子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
我从少年到青年，在这样的宅院里度过了10年。房屋宽敞与否、破旧与否，我都没有心思考虑过，只喜欢我家的后院有一棵桂花树，顶着圆圆的冠盖，亭亭玉立，年年开花；中院有核桃树粗壮高大、荫及满院，年年结果。它们带给我无限的温馨和欢乐。
龙潭河整个村庄，前后绿树成林，浓荫婆娑，是各种鸟类的乐园。每当黎明鸟儿醒来或黄昏时分群鸟归巢，就从竹园和树林中响起了百鸟齐鸣、嘈杂而和谐的乐曲，悦耳动听；在合奏中充当低音及和声角色的，是栖息在村后一排高大楸树上的白鹭，它们伸着长颈，“咯噜、咯噜”地叫着，深沉而悠长。
龙潭河向南走二三里，就是彭桥古镇。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区政府、解放后是人民区、乡政府所在地。镇上原有一个方圆数里夯土建成的寨墙，四方有四个寨门。镇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个街道，但并不繁华。有几个中药、杂货、铁器、酒、饭、茶一类的店铺。平时到镇上的人比较少，只有“逢双”赶集的日子，四乡的农民带着自己剩余的产品，到镇上进行交易，才显出熙熙攘攘的集市气氛。但这里很早就是陕西经商南县，进入河南西峡、淅川、邓县，再进入湖北老河口或襄樊、武汉的必经之路。我小时候还经常看到一些成群结队的挑夫和手推车，运送大漆、桐油、核桃、柿饼等山货进入彭桥镇。这是彭桥镇有着久远历史的原因。
我热爱我的家乡。家乡的山、水和土地哺育了我，陶冶了我。古镇、陵园、村庄，横亘于村北的山，从家门前流过的河，在我的记忆里，都是那么完美、那么和谐。
家乡，一年四季都有巨大的魅力。
春天，当禹山的积雪慢慢融化，露出一片淡淡葱绿的时候，茱萸河边的草也发了芽，柳树舞动着嫩绿的枝条开始吐絮。接着，杏花、桃花、梨花、相继开放。竹园里，也从地下冒出尖尖的新笋来，人们稍不注意，它们就蹿也似的往上长，很快脱掉身上的箨叶，展示出墨绿色的躯干，嫩得像要滴出水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春耕开始了。丁丁当当的牛铃声，在四野震响起来，人们开始了一年辛勤的劳动。
夏天，麦子熟了，遍地金黄。人们挥汗如雨，既抢收又抢种，碾场打麦，种晚秋作物，锄早秋作物，忙极了。中午，太阳像火一样，当大人们在树荫下休息的时候，村北茱萸河的龙潭里，却成了孩子们戏水、纳凉的好去处。一群光屁股小孩说说笑笑、吵吵闹闹，从高高的河岸上，一个“冰棍”跳进了潭窝里。浮出水面以后，再一阵“狗刨”朝远处游去。游累了就躺在岸上晒太阳，把皮肤晒得黑明发亮。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充满诱惑的季节，树上的枣子红了，柿子黄了，核桃也熟了，引得他们垂涎欲滴。等到初霜以后，柿树的叶子红了，禹山上的枫叶也红了，遍地的高粱也顶着红红的穗子，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大自然成了一幅斑驳多彩的图画。
入冬以后，场光地净，进入了冬闲。有人在村南茱萸河较窄的河段上，筑起了一条土坝，把河水聚起来，再从坝上一个窄窄的口子里流出去，转动水车，带动轧花机，帮助乡亲们把籽棉轧成皮棉。这时的茱萸河变成一个长长的、深邃的、绿色的湖泊，美丽极了。不知道哪一天，北风呼啸中的大雪，一夜给山岗、大地披上了银装，天地变得更加苍茫、寥阔。柏树群像披上了铠甲的武士，巍然挺立在茫茫雪野中。丛丛绿竹勇敢地抖落压弯了身子的雪，在风中萧萧吟唱。寒冷把人们赶进了屋内，手里捧起火罐取暖，火罐里散发出柏果燃烧的淡淡的幽香。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了，文明进步了，人们的生活比过去大大富裕起来。但由于发展集镇、大炼钢铁、建造水库的需要，家乡的山水地貌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原来的宅院、陵园都已不复存在。但家乡在我的心中，那种感性的、最原初接触所留下的记忆，依然十分美好，并引起我无限眷恋的情愫。
婉约、豪放与刚柔相济
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两体，始于明人张綎。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以婉约为正。”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从此，以婉约、豪放两体评论词作、词人，撰写词论、词史，就成了一种传统，其影响直到今天。
一、如何看待对词体的如此二分
有的学者是赞成的。他们认为，如此二分，便于从总体上把握两种体式、风格的大致分野，比较两种词体的特点和各自的优长，便于从纵向寻找词体发展的脉络及其流变。因此，张綎所肇之端，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
但大多数学者不赞成对词的如此二分。他们认为，从晚唐五代经北宋、南宋到张綎生活的明代，已是上千年了。其间词人辈出，词的风格也是异彩纷呈。用婉约、豪放两端来划分众多词人风格的归属，并进而论其价值的高低，似有简单武断、削足适履、背离实际之弊。
况且，公认为豪放词体的代表人物，也不乏婉约之作。如苏轼悼亡之《江城子·记梦》《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辛弃疾的《祝英台近·晚春》《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等，都可以并列于婉约体的代表作，而毫不逊色。公认为婉约词体的代表人物，也不乏近于豪放之作。如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等。
笔者认为，既然有此流传已久的二分之说，就把它当作一家之言，供后人阅读历代词作、或创作新词的参考。在研究和评论当代词人词作的时候，要从实际出发，不宜用二分法简单地比、套了事。词是作者心灵意绪外化的产物。对一个作者的词作，要分析其中的各种意象，揭示它们背后的思绪和寓意，以形象化的要求，考察其语言的特点，以及作品在气、韵方面的状况。在分析多篇作品的基础上，再概括出作品的体式。
二、如何看待其“崇正抑变”的观点
张綎“崇正抑变”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
“正”和“变”，是古人对文学的发展变化、风格或流派的出现，作出的总体性评判。“正”是正宗，“变”是变体、别体。从词的发展来说，从晚唐到北宋初期，一直是婉约词的天下。其风格表现为一种委婉缠绵、含蓄蕴藉、细致入微的阴柔之美。其内容多是男欢女爱、离愁别绪、宴会游乐等，同“言志”的诗相比较，人们称作“诗庄词媚”。这是词的本来面目，是词之“正”。到了苏轼，婉约词的一统天下突然被打破了。苏轼“以诗为词”，摆脱了“词为艳科”的束缚，诸如言志抒怀、吊古伤今、身世感慨、社会风貌、山川景物等，凡诗之可言者，词亦可言，甚至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极大地扩展了词的题材。在风格上则是激情澎湃、逸怀豪气，表现出“海潮东来，气吞江湖”“千里万里，山奔雷驱”（郭麟语）那样一股纵横跌宕、不尽豪放的气势，呈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到了南宋的辛弃疾，终于使豪放词与婉约词形成了双峰相峙、双分天下的局面。相对于“正”来说，豪放词是“变”。
词之从“正”到“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正”和“变”孰优孰劣，何为本色？虽然有许多词论家拥护张綎的观点，但在明代，就有异于张綎的通达之论。如俞彦，就对苏词作了高度的赞扬。他说：“子瞻词无一语着人间烟火，此自太罗天上一种，不必与少游、易安辈较量体裁也。”东坡词是由“万顷波涛，来自万里，吞天浴日”这样一种涵容天地的胸襟，以及超迈的人格所决定的。对当时不被看好的辛、刘（克庄）的豪放词，他也深表钦佩，加以维护。还有一位词论家孟称舜，基于词的抒情特征，对豪放、婉约二体不强分优劣。他说：“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本于作者之情。”“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苏辛词的评价，也是持平之见。其《苏东坡词提要》说：“词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约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为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对辛弃疾词评论道：“弃疾之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翠刻红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
笔者认为，婉约也好，豪放也好，发展到今天，都脱离了对音乐的依赖性，而成为一种书面的文学文本，两种体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不应强分优劣，应当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填词最要紧的是，要有真言语真性情。不论何种体式，只要有真情、能感人，都是本色。
三、应当提倡刚柔相济的词风
上面提到的孟称舜还说：婉约与豪放“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他说的“病”是：或失之于“俗而腻”，或失之于“莽而俚”。两家确都有一些作者的作品，或婉媚无骨、阴气太重；或粗犷无韵、阳气太盛。最理想的状况，是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刚柔相济的思想，在《易传》中就有论述。《系辞》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刚和柔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也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如画论之“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书论之“要兼备阴阳之气”；词论之“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等等。
清代文论家姚鼐在论及文章之道时说：“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十分强调刚柔相济才是为文之道。
词论家指出，在宋代，有许多著名词人在创作中都注意到了刚柔相济的问题。像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岳飞的《小重山》、辛弃疾的《摸鱼儿》以及贺铸的一些篇章，都是兼具阳刚壮美和阴柔优美的作品。这样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
《彭玮文集》文集共分三卷，分别为《三知斋吟稿》《三知斋学词》《三知斋回眸》。“三知斋”为彭玮先生的书斋名，所谓“三知”，乃“知不足、知艰难、知是非”之意，作者长期以此三端自勉。其中第一卷《三知斋吟稿》甄选了作者半个世纪以来的诗词作品二百余首，时而激昂，时而婉约，寄寓深情，描摹时代，佳句迭出，精彩纷呈。第二卷《三知斋学词》收录了作者关于诗词学习与创作的心得和评论文章，书中对柳永、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中国古代经典词人词作都有透辟论述，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学养。第三卷《三知斋回眸》是作者的回忆录，记述了一个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的老共产党员坎坷曲折、追求进步、坚持真理、辛勤奉献的人生经历，尽显一位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家国情怀、精神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