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纪录片的消费侧已然成型，无论是收视人群数量、频道覆盖面、收视人群年龄结构的升级，还是与商业消费市场端对接等，社会对于纪录片的消费力和消费需求已具规模，且不断提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告诉记者，原本被视为冷门与小众的纪录片，却出现了青年观众追捧的“爆款”，中国纪录片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创新突破与无限可能。

去年一年，不少纪录片甚至成为“网红”———不但长期出现在互联网社交平台热搜榜，成为网络议题，还成功“打入”青少年喜爱的弹幕网站，引发弹幕无数。中国纪录片为何屡屡成为“网红”？ 记者专访了何苏六教授。

问：前不久2016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其中就不乏“网红”纪录片。首部登陆一线卫视黄金档的纪录片 《本草中国》，微博话题讨论突破2亿；小成本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青少年云集的B站上撬动了百万点击量，引爆200多万弹幕；直击医患问题的 《人间世》，在全媒体各内容的浏览量已超过5500万。这些大数据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这变化从何而来？

答：纪录片成为焦点与整个社会的语境变化有关。一方面，社会审美与媒介环境开始从“娱乐至死”向更加严肃、信息量更大的内容回摆。互联网时代最早催生的纯娱乐浪潮，已经让人们感到审美疲劳，如今大家更愿意去看一些有营养有深度的内容。

4年前 《舌尖上的中国》 第一季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预示着中国纪录片正式进入公众时代。那时我曾预测，中国纪录片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在年轻人群中流行的文化时尚。这几年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推测，中国纪录片的受众年龄结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而其带动的网络效应也愈发普遍。

问：有学者指出，目前不少纪录片的火爆，是因为将平凡的个体推到了台前，用一种贴心的“生活流”的白描手法展现了平凡生命的不平凡。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关注平凡甚至是边缘个体就是中国纪录片的一大特色。您认为同样是关注小人物，现在的纪录片与过往这些纪录片的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当下的“生活流”表达能够成为爆款？

答：早年一批关注小人物的纪录片作品，习惯于用个人化的书写方式与时代的流变共鸣。这些纪录片为了突出尖锐性与残酷性，往往会选择一些边缘的人群，并且刻意去强调其承载的社会身份。其中当然不乏充满人文关怀，切中时代脉搏的优秀作品，但也有一些并没有用平等的视角去关注小人物，为了残酷而残酷，甚至将片中人作为猎奇对象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虽然关注的是最平常的生活，却不能让观众对镜中人产生认同感。当下的作品，关注角度是平视的，甚至在一些作品中，你会忘记人物的社会身份，被自然地带入到他们的生活场域与情感纠结中去。这与纪录片导演的表现方式有关，同时也与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如今社会价值更加多元，对成功的定义也不再单一。

中国被称为“纪录片题材的富矿”，而这个概念也宠坏了不少纪录片人，以为只要找一些曲折的故事就一定有人看。而当下的纪录片明显更会讲故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中，一个从事文物修复的女孩，骑着自行车穿越太和殿广场，而此时旁白响起———上一个这么做的是100多年前的溥仪———里面有鲜活的个体，也有厚重的历史。

问：不光是内容的升级，在网络时代，不少纪录片人也开始以各种方式“触网”。前不久，央视纪录片《自然的力量》就在B站开启直播，主创人员围坐在一起，边看片边与观众互动，解答观众对纪录片拍摄的疑惑。每集的在线观看人数都超过10万。您觉得这类直播的意义在哪里？ 互联网时代为纪录片人的营销理念带来了哪些升级？

答：直播手段的运用是值得鼓励的。在青少年喜爱的网站上直播纪录片作品，测出了年轻人群对纪录片的参与度，让传统纪录片人知道了青年人的“兴奋点”，让幕后主创与幕后故事走到台前，也拉近了纪录片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容易激发“围观效应”，大家更愿意分享与讨论一样东西，甚至还能根据不同的喜好对同一内容进行“分组讨论”，这又为内容的二次传播打开了通道。再说开去，青少年间流行的弹幕文化，除了娱乐性与情感宣泄之外，同样有利于知识传播。观众们边看边交流，将自己对内容的理解、外延知识的储备甚至是相关作品的推荐，以弹幕的形式即时发布，彼此间获得的知识增值是呈倍数级放大的。

事实上，互联网为中国纪录片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倒逼着纪录片人进行相应的营销创新。几乎每一部“网红”纪录片作品，背后都有网络营销的轨迹。早年的 《舌尖上的中国》 就运用了“大咖推送+口碑营销+网台互动”的方式。除了前面说到的“直播”外，当下流行的“众筹”模式也是不少纪录片的爆点，前不久播放的 《我在故宫修文物》 大电影以及现在正在院线上映的 《我的诗篇》，便都采取了众筹的模式。众筹是影片的资本来源，同样也是一种宣传的方式。

问：数据显示，目前纪实节目整体在全网占比17%左右，但是点击量不到1%，这说明纪录片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空间巨大，仍有巨大的潜力等待被挖。您觉得在网红纪录片辈出的当下，中国纪录片在互联网环境中还有哪些有待突破的地方？

答：对“互联网+”的运用，其实在美国纪录片界早就存在。举一个例子，2004年我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那年纪录片 《华氏911》 刚刚推出。我的邮箱里便收到了来自摄制组的推广消息，他们通过邮件收集影评文章，甚至向社会征集素材。美国同行对网络手段的运用让我感触颇深。

其实当下中国纪录片与互联网结合、开发与整合还是小范围、浅层面的。我们更多只是将网络作为一个播放或者宣传的平台，而好多视频网站上纪录片并不会被放到显著位置，需要不断搜索；纪录片如何通过互联网打通全产业链，完成盈利，目前业界还是没有公认的模式出现。如何让一部纪录片从前期题材选择、镜头语言表达思维、后期制作、宣发都能够与网络相互关照，这是有待中国纪录片人去研究的。

在这一点上，海外纪录片 《浮生一日》 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在纪录片导演的征集下，某视频网站邀请了各地的网民，拍摄下2010年7月24日这一天的生活，并且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最终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网友们提供了4500多小时的生活素材，导演将其剪辑成了90分钟的电影版本，并在院线上映。纪录片中有发出爽朗笑声的醉汉、有给母亲上香的儿子、有浑身插满吸管的病人、有贫民窟里玩耍的儿童、有啃着巨大西瓜的大叔……互联网将世界各地、各民族、各种身份的普通人充满温度的日常集结起来，这是传统拍摄手法所不能企及的，而片中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也适应了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特点。这种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的创新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