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映真

台湾作家陈映真先生的去世，在海峡两岸文化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人们常说“盖棺论定”，然而很多情况下，某一人物在“盖棺”成为历史之后，反而更激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而且似乎永远无法形成“定论”，陈映真先生或许就是其中一位。当然逝者已逝，是非功过只能任人评说。陈映真先生的去世，已成为海峡两岸的一个特定文化事件。在台湾岛内，许多人想方设法地把他“遗忘”，然而终究无法绕过他及其背后的巨大影响，无法回避他“矗立”于台湾文坛和海峡两岸文化场域这一事实。

一

我与陈先生只见过三四次面，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陈先生的小说《忠孝公园》刚发表不久，我参加《文艺报》组织的一场针对这部作品的小型研讨会，在会上恰好遇见久仰的陈先生。当时陈先生在会上做了简短的讲话，除了介绍《忠孝公园》这部小说产生的创作心得外，他谈得最多的却是这次来到祖国大陆的感受。他强调每次来到大陆，总有一种“回娘家”般的亲切和舒心，感到这里才是真正的家，而不像在台湾那样“堵心”。我相信他的这些肺腑之言颇能代表不少台湾“统派”的共同心声。

另外一次是在2004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南宁举办了一次关于台湾现代作家杨逵作品的研讨会，组织大约40多名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参加。会后主办方邀请与会代表到桂林考察，我有幸与陈先生同坐一条游船。陈先生一路专注地欣赏着漓江两岸秀美的山川风景。那相继而“来”的一座座形态各异的“仙山”，让他不时发出惊叹的赞美声。游程结束后，陈先生依然驻足船尾良久，依依不舍地说了一句：“不错，真的很美！值得再来一次。”那陶醉而留恋的神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那一刻我也深深地意识到，身为小说家和社会批判家的陈映真，对于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原来是那么敏感而着迷。而他对于这个虽千疮百孔却依旧多姿多彩，虽不乏丑陋与邪恶却美丽可爱的尘世世界，想必也是有着太多的留恋和不舍吧？

后来就听说陈先生在北京因中风住进了医院，此后长年卧床不起。虽然不时从友人和陈先生夫人丽娜女士口中得知他的一些近况，但终究只能“道听途说”，不便就近打扰他那平静的生活。据说在陈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不少台湾的故人朋友来北京试图探望他，都被丽娜女士挡驾。在我看来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某些台湾文人却偏偏借此“说事”。笔者就曾在一位台湾好友分享的微信中，读到过一篇堪称“奇文共赏之”的文字，其中提到陈先生晚年长达10年的病痛经历，竟说他“形同被共产党软禁10年”。在笔者看来这真是极富想象力的说法。或者他们在故意混淆是非，惟恐两岸之间不增加些误解和隔膜，以迎合乃至诱导部分台湾民众的“恐共”和“反中”心理？

陈映真先生如果说晚年被“软禁”或“禁锢”，那也是被他的身体所“囚禁”，被他的疾病所“禁锢”。印象中的陈先生总是那么高大伟岸，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并充满磁性。而他的神情总给人以温婉、和蔼与坚毅的感觉。然而如此生性刚强且温和柔婉的陈先生，晚年却身不由己地陷入被“囚禁”的苦难之中，我想他内心一定隐藏着无数的悲哀和伤痛吧？从这一角度讲，陈先生的离去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回归”：他终于可以回到自己那个永久的“家”了，那个“家”不论是他所深深挚爱的、心向往之的“中国”，还是遥远的天国，都敞开宽阔的怀抱接纳了他，抚慰着他那颗受伤的心灵。

二

呈现于世人眼前的陈映真，可以说有两个截然相反却内在统一的自我形象：一个伟岸高大、倔强不屈；另一个则不无脆弱、倔强和孤独，很像一名年轻气盛、敏感倔强，甚至因负气而离家出走，执著远行却又找不到方向而迷惘、踟蹰的少年。这两种自我形象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分别有着鲜明生动的呈现：读他的那些杂文和政论文，你会强烈感受到文字背后的锐利、深邃、冷峻与坚定，以及敏锐中蕴含的高强度的批判力，你常常惊叹于那个高大伟岸且深邃犀利的陈映真；而读他的小说，却总让人管窥到他内心深处的孤独、敏感、倔强乃至徘徊游离。或许陈映真先生这两个自我形象（或者说双重人格）之间的反差太过强烈，由此造成了不少人对他的误解或偏见？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伟大的旗帜，坚强的斗士和不屈的勇士，但他们常常忽略在斗士和勇士之外的陈映真，一定还有作为普通人的脆弱的一面。在他身上集结了太多混杂的矛盾，也有着太多的“不解之谜”。海峡两岸的研究者们常常引用他在《关于陈映真》一文中提到的，父亲在他“初出远门作客的那一年”对他的告诫：“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许南村：《关于陈映真》，《陈映真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页）他自称这是让他奉为“据以为人，据以处事”的座右铭。然而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他是如何将“上帝的孩子”、“中国的孩子”和“父亲的孩子”这三者统一在一起的？他由父亲“赠与”的鲁迅著作那里，认识并接受了左翼的文化理论和阶级立场。然而在左翼思想与基督教神学理论之间，他又是如何协调融汇并取舍的？他对因“反抗和批判罗马殖民体制，以及与这殖民体制相勾结的犹太圣殿统制体制”而成为“政治犯”的耶稣的热爱和敬仰，与他对“已经把耶稣的教训完全遗忘”，（陈映真：《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陈映真文选》，第214-215页）并沦落为帝国主义殖民帮凶的台湾长老教会的批判，形成了何其强烈的反差和对比！

陈映真先生与他父亲的心理情感关系，或许是解开他那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心理人格的一把“钥匙”。从其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所承继的鲁迅、巴金、艾青等五四作家共同的“审父”传统。与鲁迅等文化先驱相比，他显得更加爱父、（珍）惜父、怜父而又知父。当然与他们相比，陈映真的童年实在谈不上有多少“不幸”。

但两岁左右他与生身父母的离别，却绝对是一个无法言说的刻骨铭心的哀伤和创痛。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生父与养父共同的疼爱。如果说养父给予他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悉心照料和物质上的帮助，生父则给他以更多精神上的导引：无论是“上帝”、“中国”还是“鲁迅”等精神食粮，都离不开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通过《父亲》等散文作品，我们依然可管窥到这种哀痛是多么强烈：有一次父亲（生父）来到养父母家中看望他，并请他“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食堂”吃了一顿普通的米粉，却一直让他记忆犹新：“直到今日，我一直认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曾吃过炒得那么香的米粉了。”可见年少的他是何其珍惜与生父在一起的时光了。父亲的到来和“生家对我的召唤”，曾唤起陈映真那强烈的“骨肉的血潮”；父亲的离去又曾一度引发他内心“刻骨的寂寞”，“而我怀着那寂寞，凝望着父亲在料峭的春寒中隐去”（陈映真：《父亲》，《陈映真文选》第61页）。在《父亲》一文中，陈先生细腻真切地表达了对于父亲的热爱，以及潜意识里与父亲相似的“宿命”。连他们那习惯于“拖着脚后跟走路”，以至于把两只脚的鞋跟磨破的情形，都是如此相像！但他在小说中却屡屡塑造着一个人生失意或失败的中年父亲形象，甚至在《我的弟弟康雄》等小说里经常出现“可怜的父亲”一类字眼儿。

套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或许从“永善”被“过继”到养父（实际上是伯父）家中，他与他的小哥“映真”难分彼此的那一刻起，就为他那自我认同的纠葛埋下了伏笔？在“永善”与“映真”之间，他苦苦追寻并孜孜以求着那个真正的自我，却始终找不到答案。我们发现永善从小就是那样懂事，那样的乖巧。小哥“映真”的夭折不仅让他过早体验到了死亡的悲哀，更让他从父亲不可抑止的悲痛中，萌生出“替代”小哥的天真愿望。他是如此的想父亲所想，悲父亲所悲，爱父亲所爱！然而那样的懂事和乖巧，又是如此的令人心痛：或许小小的他竟因小哥“映真”的离去而感到“愧疚”，从而在他那稚嫩的肩膀上扛起了自己无法承受的心理与情感的重担？他要“替父解忧”却又深感无力，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那样“承受父命”却难以完成？而他在“永善”与“映真”之间的自我追寻或探索过程，何尝不成为作家陈映真先生在肉体与精神，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与抗争的某种折射？

三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被肉体所困，乃至被疾病所累和禁锢？“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向往天国，却每每被污浊的尘世所羁绊——所有这些岂不是每一个人的共同悲哀？诚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然而陈映真先生与我们大多数安于“枷锁”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相比，他将自己童年那痛苦而哀伤的人生体验化为珍贵的创作源泉，并实现了堪称“伟大”的超越。如同年少的巴金以“反封建”的时代强音，超越了他在封建大家庭中所遭遇的不公与不平，超越了他对父祖之辈的不满情绪一样。

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晚年，陈映真跨越国民党威权统治和台湾本土化思潮高涨等不同时代，总能在喧嚣纷争中洞见每个时代的病态偏向，扼住其咽喉，却又每每与时代“主流”脱节；他常常奏响时代的先声，成为当之无愧的“先知”，却又显得那样不合时宜，甚至因“落伍”而被诟病和耻笑；他是台湾社会的反抗者，同时又被很多人视为真正意义的“台湾之子”；然而在当今一些台湾文人眼中，他却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异数。即使在大陆社会，他也相当的“边缘化”。尤其是在不少时尚前卫的年轻人那里，他简直就成为偏执、落后乃至“守旧”的象征。

他被很多人贴上了“左统（左翼统派）”的标签，他的铁骨铮铮、以笔为旗抑或“褊狭”守旧，都与这一标签息息相关。然而我更愿意将他看成一个深邃锐利却不无“尖刻”和“偏见”的社会批评家。在泛滥成灾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横扫一切、吞没一切的当今时代，他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般的勇气和“迂腐”，尖锐批判着台湾社会严重的心灵失落和精神失落。他不仅敏锐地看到台湾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在西方新旧殖民主义文化浸染下，已经丧失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识与自信”，甚至成为西方片面现代化理论的传声筒，成为西方宗主国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进行新的殖民控制的“代理者和共犯者”，更痛切地反省着知识分子因为接受殖民者的“现代”教育而开启了智慧之后，又“拼命地使用殖民者的语言，穿着殖民者的服饰，模仿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文化”，从而“鄙视着自己的同胞”，陷入民族自我认同的迷茫和分裂之中。（陈映真：《原乡的失落——评〈夹竹桃〉》, 《陈映真文选》第207页）而他同样敏锐地洞察到战后台湾数代年轻人在长期过于安逸和舒适的生活中，已被异化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消费工具”。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精神生活的极大匮乏，已导致他们的生活失去了目标和意义，“我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庸俗、肤浅；我们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废、枯索”。（陈映真：《〈人间〉杂志发刊词》《陈映真文选》第392页）这样的批判对于消费主义同样盛行的香港及大陆社会，不是一样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吗！

值得一提的还有陈映真先生对于生死的态度。如果说年轻时的他在《我的弟弟康雄》《将军族》等小说中，不惜以“嗜死”的冲动表达着对社会的抗议，那么晚年的陈映真长期卧病在床，一次又一次与死神顽强抗争的经历，不也同样可视为一种不屈不挠的坚强？陈先生在为尉天骢所著的《民族与乡土》一书而作的序言中，曾强调“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陈映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见《陈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这难道不也是他无惧死也无惧生的一种真实写照？既然真正的灵魂和精神无惧于任何强权和暴力，那么为了践行人间大爱，为了完成他心中最为神圣崇高的夙愿——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又何惧那些形形色色的非议、误解和偏见呢？

无论对于自己的亲人还是祖国，陈映真都爱得那样深沉。他无比留恋并热爱着这个尘世世界，同时更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他的性格中当然有耽于幻想的一厢情愿的成分在内，在他身上也体现着理想与现实、预想（目的）与实践（手段）之间的矛盾。但他对海峡两岸在日益步入“中国历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饱食的社会”的同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日益加重的“陌生与隔膜”，失去了彼此间“血肉相连的热情与关怀”（陈映真：《〈人间〉杂志发刊词》，《陈映真文选》第392页）的体察，相信终究会得到两岸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共鸣；他践行人间大爱又嫉恶如仇的个性，虽然被一些台湾文人所厌弃，但总有一天，他们或许会感激于他所奏响的“时代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