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作为后解严时代台湾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重要集结，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致致力于以西方左翼理论来介入和批判当代台湾社会，然而他们作为“新左”与“洋左”，却与本土左翼运动中生长起来的“老左”或“土左”一脉在过去的30年间几无来往。直到近年来，以“台社”引入韩国学者白乐晴的“超克分断体制”理论为契机，“台社”的核心成员赵刚与陈光兴开始反思自身的知识结构，克服内战-冷战格局造成的两岸分断的思维局限，试图接续起在地的左翼思想资源，而这个工作的核心，就是重新解读陈映真。作为社会学者的赵刚，在2011年和2013年分别出版了两本陈映真小说的研究专著——《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与《橙红的早星：随着陈映真重返台湾1960年代》。其中，《橙红的早星》一书尤为详细地考察了陈映真作为“战后台湾左翼男性主体”的精神变迁，而赵刚的解读，也因其作为新左派的自身经验与工作目标而具有极为明显的自我带入与自我反思的特征。

赵刚曾在《求索》一书序言中自我剖白，过去只有在读理论时才是“正襟危坐”，一方面因为文字隔膜抽象浓缩，另一方面在态度上就把理论看作最纯正的学术精华，因此当他看到夏志清的《正襟危坐读小说》一文标题时便觉得难以理解。然而，在他重读陈映真小说的时候，终于也用了“正襟危坐”的态度，将每一篇都细读剖析，功夫之深令人赞叹。对他而言，“每一篇小说都是有机体，又如何能以概念之刀把这些小说剁碎，做成一盘大拌菜？”赵刚在《橙红的早星》一书中采取的阅读策略，大致可以从如下四个维度来考察。

一是索隐式阅读。吕正惠在给赵刚这本书的序言里也谈到这点，比如《苹果树》里面“三个穿海军大衣的人”这个细节，既是阶级象征，也是反共亲美秩序后面的“美国因素”。赵刚还特别询问了自己在海军供职的父亲，证明当时并没有这种款式的大衣，所以推断是在市场上购买的美军装备，这当然是说明当时台湾社会上崇美的风气。赵刚认为陈映真通过描写这个细节试图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台湾岛上的极右反共政权背后是美国，这似乎就有些过度解读的嫌疑。他与陈光兴常常把陈映真小说的细节拔得非常高，总是认为青年陈映真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对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分析，总是提升到“反共政权”、“美国霸权”、“殖民遗留”、“全球冷战”、“两岸分断”等等关键词，但这实际上是赵刚他们做当代台湾社会批判的词汇，陈映真如果说形成类似观点的话，普遍也认为是在70年代以后。不过早期作品里面，“橙红的早星”或是“红腰带”之类隐喻红色中国应无异议。然而，这样阅读的前提是陈映真的小说本身充满着政治隐喻。就如同杰姆逊把第三世界文学都读作国族寓言，赵刚把陈映真的小说也读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寓言。

二是作家中心论。赵刚尤其关注陈映真作为作家主体的精神史，他的文本细读把作者摆在了绝对的核心。他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读法，读的是陈映真的精神世界，读的是从陈映真的眼睛里看到的台湾当代社会的思想变迁。赵刚自己也说，对陈映真小说的读法是“知人论世”。正是这种溢出文学研究惯例的写作方式，使赵刚的解读带有强烈的个体抒情性质，如下这段：“在1961年的某天，青年陈映真手执硬笔，在《苹果树》这篇小说的结尾处连点了15个点——‘……………’。相对于常规的6点，这15点，下得是多么有意思，败而不溃、气息深长、‘我’将再起。‘未完！’——或许陈映真在点完这些点的同时，他曾如此抬头独语。”若是做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应该不太可能以如此文学性的想象来描写作家的主体，因此，赵刚并不采取客观的研究读法，而是特别重视陈映真作为一个“左翼男性主体”的精神状态，并努力以自身的理性与情感去接近这个主体。

三是“不是现代主义，是现实主义”。赵刚在很多篇解里都强调陈映真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例如在解读《面摊》这一篇，他说：“陈映真从来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因为他要说的永远是一个特定时代下的人与历史，而其中有着被镇压与被压抑的理想与信念，也有着难以启齿的欲望和罪感。”理想与信念指的是“革命”，而欲望和罪感指的是“性”。后者其实也是现代主义常见的命题，但为什么一定要指出陈映真不是现代主义者呢？在过去的台湾文学史里面，陈映真确实常常被放在60年代的现代主义浪潮里，他的作品很多也发表在《现代文学》那本刊物上，他自己的《试论陈映真》这篇自我剖析的文章里也不否认有一个“现代主义时期”，但赵刚为什么如此强调他的现实主义面向呢？笔者认为这就需要跟乡土文学论战联系在一起来看。现代主义正是60年代在台湾风行，而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中被极力否定的一种文学风格，但支持“乡土文学”的一方阵营很复杂，有强调本土特色的，有支持现实主义的，有认同底层或者说阶级叙事的，有陈映真这样根本是要偷渡一些社会主义观念的，所以陈映真那时候跟“本土派”的叶石涛他们就已经有了分歧，而且敏锐地预感到了文学领域的台独倾向。但他们当时的共识大于异议，就是反对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的那种无根的、个人的、亲美的、不伤害国民党统治利益的文学形式。这一脉络具体而言，在诗歌方面是纪弦、余光中，在小说方面是台大外文系以及环绕在《现代文学》杂志周围的那些作家，包括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在海外的聂华苓、於梨华、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文学批评也可以算入这个谱系。很微妙的地方在于，乡土文学论战并没有真的挫伤现代主义，反而是陈映真受到了伤害，在乡土文学的内涵慢慢被转移为本土文学的同时，乡土文学去除了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含义，当初共同批判的现代主义也变回了一种无涉政治的美学风格，乡土文学，或者说在目前已经被替换为“本土文学”甚至“台湾文学”，也不强调现实主义了，反而觉得作为美学、作为文学艺术来说，现代主义就是比较高级的文学形态，所以本土派学者陈芳明在写完《台湾新文学史》以后，相继出了一本《现代主义及其不满》（2013），重新评价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上认可现代主义的美学。回过头来看，当时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本土派并不具备陈映真的那种阶级视角和对现代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真正反思，他们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打倒国民党，一旦本土派掌握了话语权，就如同民进党掌握了政权以后，马上就露出了同样的亲美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底色，这就是赵刚所说的台湾目前超越蓝绿的最高文化共识，这种共识在文学上的一个表现就是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推崇，所以说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其实是偏离了阶级话语，按陈映真的目标来看是失败的，与之结构性的相似的就是党外运动以及之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陈映真或者后来的赵刚看来，“左眼失明”的台湾民主化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亲美反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映真与现代主义的距离是最远的，因为他最反对亲美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反对文学的“个人性”、“价值无涉”、“去政治化”，这就能看到为什么80年代以后他跟大陆作家接触的时候会感到失望。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就写文章对高行健的获奖感言“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表示反对，对他的作品评价也不高。在本土派的意识形态所构造的“台湾文学史”框架里面，陈映真很难安放，通常只会把他放在60年代的现代主义那一章里讨论，但赵刚认为这不符合陈映真的真貌，说他不是现代主义者，主要是说陈映真从来不是一个“文学与政治无关的、纯然个人”的作家。赵刚的直觉很敏锐，他感受到文学史把陈映真定位到现代主义里是有问题的，等于是以美学上的接纳而抹消了陈映真的政治性。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收编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其实是乡土文学论战的整体失败，是本土派对乡土文学论战的背叛，以致于亲美反共意识形态与本土意识形态成功对接了，从而排除掉了在论战中可能产生的左翼思潮。无论如何，赵刚说陈映真不是现代主义者，是反对在一个割断左翼历史的、割断与中国联系的台湾文学史观里安放陈映真，很明显，在这个框架里陈映真是安放不下的，赵刚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作为思想家的陈映真和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是不可分割的。

最后一点是“自我投射和当代意识”。赵刚在阅读陈映真的过程中，整体上“主体”意识都非常强，一方面是追溯作家陈映真的精神史，一方面也是以此印证甚至疗愈“我”自己，也就是赵刚的精神困境。赵刚在阅读的时候，他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他的焦虑也非常真切，他一直试图在借助陈映真来反思自身，也反思当代台湾的思想困局。这本书里他流露出的当代意识，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台湾当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二是以“超克两岸分断”的思考方式来代替狭隘的统独政治。例如《苹果树》这篇：“就此而言，林武治君（或青年陈映真与吴耀忠）的困局，不也是大多数不能免于口耳之学的当代左翼（如你如我）的困局吗？想传‘福音’给他人，但总是马耳东风，于是免不得抱怨‘民众’的‘反动’与‘必有可恨之处’。”后面这句话相当重要：“但如果推销‘苹果’的人自己也没吃过‘苹果’，从而也不曾有因真正吃过‘苹果’而生的真实信念与力量，那么‘民众’不接受你以及你的福音，不也是极其自然的吗？‘民众’上过的当还不够吗？”推销苹果的人自己也没吃过苹果，可以说是对台湾当代左派的一个很恰当的叙述，他们很大程度活在理论里，并没有实践的机会。而在《加略大犹大的故事》里面赵刚思考的是整个1968年以后全球新左派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历史终结”以后的困境。他认为在左翼面临溃败的今日，需要重新检讨主体的精神、感觉与道德状况，并思考是否以及如何将宗教的重要的价值与理想重新纳入他们的思想活动，使它们在改造世界，以及同等重要的改造自我的路途中，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其实核心就是在讲左派不要只会批判不会爱人。犹大的激进左翼形象，既反映现代左翼男性主体的“真正爱人的无能”；也是整个现代性情境的体现，即丢弃宗教的爱世人的精神，丢弃弥赛亚的终极救赎，左派对一切进行批判，包括爱。与之相反，右翼民粹主义则是用妒恨政治来形成动员——好比，“爱台湾”。另一个就是他的解读外省人系列的小说，基本是按照“两岸分断”与“超克分断体制”的命题来读的。他说，“一个本省人陈映真，以其广大的胸怀，要求大家一起对国难家变下的外省流离者要有同情、要有理解。”台湾在近10年一直在讨论民主化以后要继续实现“转型正义”，但外省人中的政治犯亲属及其后代，还有国民党下层老兵的痛，并没有得到如同“二二八”那样的指认或命名，赵刚也提到这些老兵变成了一种“挺国民党”、“不认同台湾”的荒诞且不可理解的存在，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实现“转型正义”。对于那些所谓高级文化人——“失败者光荣的后代”，认为台湾政权更合乎“现代化”的文明准则，以及更是继承着优秀的中国传统云云这类价值观，赵刚更是嗤之以鼻。所以关于横跨两岸的分断体制的讨论和关于统独的狭隘政治讨论，他说两者有关但也不同，“讨论分断体制，是为了直面两岸人民在这个体制下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例如蓝绿恶斗、认同的党派化、政治正确凌驾公共讨论、以及对‘陆配’、‘外配’、‘外劳’的结构性歧视。”还包括李登辉、陈水扁时代打造的那种台湾国族主义，新的国族政治截断历史意识的问题，即省籍裂痕和分断政治的危害。

《橙红的早星》里面，赵刚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陈映真的小说是‘经’，那么，我的随笔就可以是‘传’，甚或‘释辞’。传可以是解经，但又不必本乎经，那自是‘古以有之’。”赵刚读陈映真，几乎就是捧着一本“左翼圣经”，细致程度犹如古人解经作注，承统传道，用他们的话说，是“接地气”与“续香火”。赵刚阅读陈映真，意图在岛内接续断裂的左翼历史、在两岸架起批判知识分子沟通的桥梁，打通分断体制对两岸知识分子理论视野的局限，陈映真对他们而言，就是少有的克服了自身局限的前辈，虽然这已是后知后觉的，迟来的理解。吕正惠在《橙红的早星》序文中谈到，“我曾跟赵刚说，如果陈映真现在能读你的文章，那该多好。如果赵刚这些评论写在90年代，我相信陈映真会受到很大的感染，也许他的作为会是另一个样子。但历史就只能是目前这个样子，这才是真正的历史。”陈映真已逝，但“洋左”与“土左”终于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