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12月1日八宝山送别陈映真先生那天，清冽的寒风一扫帝都素日的阴霾，仿佛要让先生在蓝天白云灿烂阳光中上路。络绎不绝的人群从四方赶来，台湾的、大陆的；作家、学者、学生、工友；白发苍苍的老人，天真可爱的孩童……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动员，人们遵从的是自己内心的律令，要赶来在这位不得不停止了思考的思考者，停止了行动的行动者，放下了笔的文学家，然而却影响长存的精神领袖之灵柩前，献上一朵祭奠的花……

我从未见过映真先生，虽然不时听朋友说起他的病情，并且允诺什么时候去探望一下，却一直不能如愿。作为他的作品的爱好者，他的思想的景仰者，最终一见，竟是瞻仰遗容，心中哀痛，无以言表。走出灵堂，被告知可以留下来唱歌；这是跟通常的告别式不同的最后一项：跟随映真先生的友人再度走进灵堂，肃穆地站成几排，没有伴奏音乐，我的周围响起人们婉转深沉而有力的歌声：“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歌声如此贴切、如此动人地传达出此时此刻的情感，我却发现自己以前从来没听过这首歌曲，甚至也没听说过这首歌，它是一首台湾左翼的歌吗？身边的台湾朋友在唱，伴随着轻轻的啜泣……逐渐地，我也能够跟随大家的节奏一起歌唱；英雄与烈士，牺牲与继承，追悼与哀思……

这歌的旋律一直萦绕心头，难以忘怀，一回到家我便开始寻找与之相关的资料，方才发现这首《安息歌》原来诞生于1940年代的大陆，最初是上海学生为1945年12月1日发生在昆明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死难者而作；后来伴随着“反内战”运动的迅猛发展而传唱全国；在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这首歌又成为狱中的政治受难人为即将死别之同志所唱的告别歌；直至今天，为纪念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死难烈士，每年在马场町举办的“秋祭”上，仍继续唱着这首歌……（邱士杰：《内在于台湾的中国革命：〈安息歌〉的故事》）虽然歌词已从最早的“死难的同学”改换为“死难的同志”，从“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令人惋惜悲伤”改换为“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但整首歌的内涵并没有改变，它属于在惊心动魄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贡献给了革命的所有的英灵。

然而我怎么对这首歌一无所知？对“一二·一”惨案一无所知？……在深深的自责中，又不禁继续追问：历史上更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如今又有多少年轻人还记得？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又有多少大陆人还略知一二？类似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不胜枚举，而在逐渐被淡忘的一系列事件背后，实际上是与之相连的“革命”、“理想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这些曾经光芒耀眼的语词在历史的天幕上逐渐变得黯淡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陈映真不可忽视的存在，才显示出如此重要的意义。他的庞大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某些历史断裂的关头。1950年代的台湾与大陆，就如被冷战铁幕分割的世界两大阵营的缩影，关于左翼的一切在岛内都成为禁忌，在陈映真的个人阅读史上，是鲁迅的小说成为他触摸另一种历史的媒介，而他又以自己的小说创作，接续了当局者意图赶尽杀绝的左翼文化的传统；在从“戒严”到“解严”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也正是像陈映真这样阅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批人，虽身陷囹圄而保留了左翼抵抗的星火；在所谓台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仍然是由陈映真领军的《人间》杂志，关注资本主义繁荣表象下的社会危机，为刺破神话提供了一个从左翼切入的视角……

不仅对于台湾，陈映真意味着左翼文化的一种接续，对于大陆而言，陈映真也几乎具有同样的意义。有些大陆的知识分子感慨，陈映真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全都是“错位”的：在台湾的大环境中，他是属于“不合时宜的思想”；等他来到他理想的彼岸——大陆时，他发现自己社会主义信仰的来源在这个环境中却又已经过时。这种感慨的背后，可能包含了对陈映真的“同情的理解”，然而，更应该让我们感慨的，其实是大陆在1980年代同样经历了某种“历史的断裂”——我们一度将左翼的传统弃之如敝履，避之唯恐不及，而这个时候，陈映真强韧的坚持，也就再次成为断裂中的一种接续，并逐渐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资源。这个过程也许有点迟缓、曲折而漫长，1980年代他受到不少大陆新锐作家的嘲讽，只有王安忆对他的乌托邦理想表示了有距离的尊重；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近陈映真，但是，仍然也还有那么多两岸知名批评家指责他的作品、尤其是他后期的文学和文论“僵硬”、“单一”……

这样的诟病听起来非常耳熟，因为同样是在1980年代以后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听到过大量对于后期鲁迅的批评，关于他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左翼的组织，为什么要赞同阶级论，为什么要对社会主义苏联表示好感，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而专写杂文，为什么后期作品越来越“僵硬”、“单一”……鲁迅后期的选择被视为他的污点和错误，与其说这是其本身的缺陷，不如说这是在全面抹杀了左翼革命的合理性之后，日益绅士化、精英化的智识阶级自以为是的妄评和偏见。陈映真常常被称作“台湾的鲁迅”，除了精神气质上深刻的契合之外，二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总是要身体力行自己所坚持的主张,然而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因此，在话语的层面上做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似乎是要容易得多的，一旦与组织和行动发生什么关联，就会动辄得咎。鲁迅在1927年革命被镇压以后站在了左翼的一边并加入“左联”，陈映真在1980年代乃至于1990年代大陆“告别革命”成为潮流之际返回大陆，这些选择也许并不是他们一定要做的，而且选择了之后也会导致种种误读和诟病，但是他们仍旧作出了自觉的选择。相对来说，陈映真的选择可能是更加艰难的，因为毕竟鲁迅所处的是“红色的30年代”，而陈映真要面对的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衰落的情形。

有人说，陈映真给大陆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镜像”，或者说，台湾左翼吻合了大陆知识分子对于“干净的左翼”的想象，然而，如果是为了“完美”，或者是为了“干净”，陈映真就不会最终选择返回大陆，与更为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更深地纠缠在一起……这也有点类似于晚年鲁迅面临的困境和对困境的克服：置身于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共同体内，不但要应对来自敌对阵营的明箭，还要提防来自同一阵营的暗伤，所以，怎么办呢？只好“横站”，以如此不舒服的姿势，继续着自己的战斗。从鲁迅到陈映真，这伟大的左翼传统的创立者和接续者，以他们的文学和思想，以他们的行动与选择，展现了从来不曾中断的左翼精神，战斗的马克思主义。

在送别陈映真先生的追悼仪式上，一位朋友沉浸在巨大的伤怀之中：“映真先生最后10年，困囿于自己的病痛，他的心里一定什么都清楚，但是却什么都做不了。”是啊，因为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能继续写作和行动，这是怎样的无奈和悲痛！然而，正如那首被遗忘而又重新被记起的《安息歌》所唱：“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指引我们向前走”，英灵的存在，定会“让遗忘之川，变成记忆的滔滔大河”。映真先生多年以前在好友吴耀忠的葬礼上的悼词，也许是最好的结尾：“但愿……他把所有他的颓废、沉沦，在我们心中深深的颓废和沉沦都带走，把他最光明的、向上的、激越的部分留给我们，让他所留下来的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让我们帮他活下去，走完他没有走完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