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台湾政治生态出现变化，“文学台独”从针锋相对到“隐在”的暗流涌动的情势下，重新探讨台湾人的身份问题，回应日益嚣张的“文学台独”思潮，是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对台湾文学并无深入的研究，初次接触台湾现当代作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读研期间，选修了赵遐秋先生开设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题》，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陈映真先生才进入到我的视野。对陈映真先生的作品做专题研究，是2009年上半年的事，中国作协和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计划在北京举办“陈映真先生创作五十年学术研讨会”，我有幸被邀参加研讨。为准备会议发言，我才借来六卷本洪范书店版的《陈映真小说集》认真研读，并对陈映真先生小说的文化蕴含和当下意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并有论文在《海外华文文学论坛》发表。当然，会议最大的收获，还是得以了解大陆学界关于陈映真先生作品研究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的高度，可谓受益匪浅。2012年，我受江苏文艺出版社之托，编选了陈映真的小说集《忠孝公园》，这次编选的过程，使我再次对陈映真的小说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这其中，困扰学术研究的话题，就是对于台湾人身份的全面认识。一个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此前，有厦门大学的朱双一教授的《论陈映真的身份建构》专门探讨陈映真的多重身份（主要探讨了陈映真的“中国人”的国族身份、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以及台湾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身份）的学术研究，我想在此基础上，从陈映真的小说出发，再次探讨陈映真关于台湾人身份的一些特殊经验。

关于“上帝的孩子”与台湾人身份

台湾民间信仰普及与盛行，宗教门类繁多，除了源于祖国大陆的中国传统宗教，还有由外国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等。陈映真的父亲就是一位基督信徒。“上帝的孩子”表达的是基督教义的核心价值：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上帝爱我们每个人并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它所代表的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在西方有深远的影响。站在人类理想的高度看待“人人平等”，这种影响西方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无可厚非。但是，一旦他和殖民政治联系起来，一旦纳入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的价值建构时，它的“工具理性”的本质就显现出来。陈映真早年的小说有过对于宗教的思考，其中，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知所秉持的“第三世界理论”就表达了他对于西方“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的质疑。

在陈映真的小说里，常常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这固然和它早年所受到的宗教教育和他的父亲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家庭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陈映真的小说所呈现的基本思想是建立在他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索和社会探索的基础上的。宗教对于陈映真先生而言，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他对于高尚人格的形成和对于内在道德修为的价值思考；在于它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许多作品都涉及到这类宗教文化主题。陈映真小说以基督为核心的宗教文化蕴含主要体现在宗教对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建构和制约。《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先生理想主义遭遇挫败后的一篇。作者通过康雄的人生经历昭示给世人的人生真相是：严酷的现实碾碎了美丽的理想，人们只好用扭曲的方式来抗衡扭曲的社会!理想的失败，加上社会上的世俗、宗教的所谓的种种道德条文，把他送上了人生的绝路。《我的弟弟康雄》写了康雄的精神苦恼和耽于自渎的罪恶感，他终究“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康雄因为与一位跟自己妈妈一样年龄的主妇相恋失去童贞而深感罪孽，不能自拔。康雄的姐姐对康雄的死因说的十分明白：“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其、天主教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这是陈映真较早对宗教意义产生怀疑的一篇小说，小说的深刻处其实还在于对康雄姐姐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康雄的姐姐上演的是一个灵与肉冲突，即物质主义吞噬人的精神追求的悲剧。康雄的姐姐本来是一位有着精神追求的漂亮女子，恋爱着一个将要毕业的苦读的画家。受弟弟康雄的影响，她也不知不觉地跟着弟弟康雄“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然而，弟弟的自杀，使得她“毅然的卖给了财富”，突然愿意嫁给现在的那富足丈夫。她的精神彻底地向物质主义妥协了。小说从宗教的层面展开的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人生的探索无疑使得陈映真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性，同时给予读者内心巨大的审美冲击，“生之悲哀，热情冷却理想幻灭之悲哀，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无奈之悲哀，都力透纸背向着我们袭来”（陈映真：《陈映真小说集》，洪范书店2001年10月版）。

陈映真集中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当数《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随着政治思想倾向的左倾化，陈映真对耶稣具有主宰宇宙万物一切的“神”的地位，对其曾经信奉过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疑惑。陈映真发挥他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这部小说里对《圣经》故事做了带有颠覆性的改编。陈映真这种颠覆性的翻改，主要在于赋予了犹大形象正面的描述。在陈映真的笔下，犹大不仅是一位为以色列被压迫民族的幸福而战斗的青年，他还是主张包括罗马在内的异邦受苦受难的人联合起来的战士，“陈映真深深地爱着这样一位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的耶稣，而这个耶稣，就已经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耶稣的形象了”（陈映真：《陈映真小说集》，洪范书店2001年10月版）。将宗教里的反面形象犹大塑造成一位富有光彩的积极意义的形象，为小说涂抹上一层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色彩，一方面体现了陈映真对基督教的大胆怀疑和他思想的转变，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陈映真对宗教的认识，与他的社会人生理想关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宗教文化的层面来看，陈映真从“上帝的孩子”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的宗教文化观带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色彩，这也使得他的小说中总是弥漫着一种宗教的情怀，这种宗教意识也使得读者常常从他的小说文本中隐隐约约感觉到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还与中国广泛流传的佛家文化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暗合，成为陈映真与宗教文化说不尽的话题。

应该说，在陈映真的小说里，当宗教成为人的一种信仰，一种人的高贵精神的代名词的时候，陈映真是认同这种人的精神价值的，因此，在小说《万商帝君》中，借助小说的人物陈家齐与刘福金的对话，陈映真表达了他对现代宗教的看法，即在现代社会，当一个人“不惜以任何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宗教，去换取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意识、兴趣、需要，以及……掏出钱来，完成购买的行动”的时候，人就沦落为了物质和消费的奴隶了，这是陈映真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映真先生又觉得人是应该有自己的信仰或宗教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是陈映真先生随着政治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后创作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并存着作者对耶稣的尊敬和质疑，对耶稣具有主宰宇宙万物一切的"神"的地位产生了疑惑，于是翻改了犹大出卖耶稣故事的内涵，表现了陈映真开始具有社会革命的思想。

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在大陆产生过影响。但是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对于东亚、中亚、北非实施的颜色革命，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殖民主义霸权的清醒认识，还有文学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新殖民主义理论在文本分析中的广泛运用，使得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认清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遭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的台湾，尽管在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重回祖国怀抱，但在国民党政府的苛酷统治下以及国际冷战思维背景下，在美国新殖民政策下，台湾人民并没有感受到“人人平等”的“上帝的孩子”的待遇，这是陈映真小说所传达的台湾人身份的真实感受之一。

关于“中国的孩子”与台湾人身份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先住民系古越人的一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台湾文学史是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为“政治台独”张目的“文学台独”试图否定这一常识。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隋、宋、元时期都有对台湾的管理，明万历年间公文开始正式使用“台湾”称谓。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661年南明延平王郑成功率部进军台湾，次年驱逐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文学台独忽略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他们把台湾的历史全都描述成殖民的历史，他们把郑成功、清朝以及国民党在台湾的辖治和西班牙、荷兰、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历史混为一谈，全都纳入殖民统治的范畴，以此混淆视听，用心十分险恶。陈映真的小说作为当代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为我们描绘了民族分裂、国土分裂的时代下动荡不安的台湾社会,反映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各样人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文化心态,表现出了台湾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被国民党和民进党边缘化的（国民党时期的“左派”与民进党时期的“统派”）陈映真，在这一问题上和 “文化台独”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映真对于台湾的中国属性一直秉持坚定的立场。

作为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陈映真一直关注着“大陆人在台湾”的命运以及台湾人和大陆人的关系。陈映真小说关于这种人际关系的描写主要涉及的核心命题，是台湾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文化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因此，它理所当然也包含了对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的反思。中华文化、台湾地域文化和具体时代的政治文化构成他小说文化蕴含的重要内容。陈映真的小说一贯辩证看待国家民族背景之下台湾的社会矛盾。面对“台独”分子炒作的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陈映真早在他的处女作《面摊》中就有所呈现，作品所描述的潜隐在痛苦的人生中的那“一份温馨的、深沉的人间爱”别具魅力。读《面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笔下的那个警官形象。比起前辈作家赖和笔下的“查大人”和“补大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对日本警察称“查大人”，后来，日本殖民者采用以台治台政策，吸收台籍走狗充当“巡查补”，台胞蔑称之为“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来，陈映真笔下的这个警官形象，显得温柔，对百姓保有一份人间的真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可以理解的是，陈映真先生生活的时代，不再是赖和生活的时代。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覆灭，陈映真先生殷切地期望回归祖国后的台湾当局来代替那些在台湾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的“补大人”、“查大人”，小说十分真挚地记录下了当年陈映真的挚爱的胸怀。《将军族》择取的是“大陆人在台湾”这个小说题材，这在当代文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开拓。陈映真先生对“大陆人在台湾”这一特指的问题，不仅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当时当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作了历史的分析，而且陈映真先生开始运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去表现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与不幸，以及他们的真善美的精神面貌。

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的身份证。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在陈映真小说所描述的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中，我们能够十分亲切地感受到台湾乡土文化身后中国文化的有力支撑，随时都能感受到渗透在日常中的台湾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陈映真曾说:“两岸在民俗方面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习俗两岸因同根而相承，生命礼俗两岸因同种而相近，民风民俗两岸因同文而相习，祭祖风俗两岸因同祖而相袭。”可见，世易时移，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共同的文化家园的认同是难以改变的。

关于殖民主义与台湾人身份

伴随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人员交往频繁。跨国移民身份越来越普遍。因此，如何看待民族国家身份在当代遇到的这种现实，也是陈映真思考台湾人身份的一个重要内容。收入《忠孝公园》小说集中的《夜行货车》是陈映真先生在出狱后发表的小说，描写的是马拉穆国际公司下设的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里的故事。小说以两男一女的三角恋爱为外衣，着重描写了林荣平、詹奕宏这两个台湾南部农家子弟，步入跨国公司后，对生活道路不同的选择。作品突出地描写了林荣平被资本主义异化后丧失民族气节，沦为外国老板奴才的社会悲剧。在小说中，陈映真先生提出了对于扭曲台湾社会和人性的帝国主义跨国经济的批判问题。《万商帝君》把目光聚集到了深刻反省台湾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制度与人性的冲突。陈映真先生以此塑造的“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自有它启蒙的意义。陈映真的这些小说主要不在于对企业和它的行为作出分析和批判，他最关注的是台湾资本主义化和半殖民地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人性矛盾和人性异化的问题。对帝国主义的思索，使得陈映真对于早年他所信奉的西方的普世价值产生了怀疑。

《忠孝公园》意在启蒙，主要表现的是经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所面临的一系列身份认同问题。《忠孝公园》写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台湾籍的林标，一个是东北籍的马正涛。他们出身经历、教养、身份、社会角色，以及性格、命运都不一样，但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林标身上，这种心理负担的外化，就是“我是谁”的疑惑和随之而来的孤独，就是“祖国丧失”现象。林标这个人物形象，陈映真先生从两个层面去描写他的内心冲突。一个层面，是对国家的认同；另一个层面，是人性化的心灵。林标始终生活在浑沌中，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困惑，终于，最后，在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无奈地然而又是愤怒地发出了质疑:“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80年代之后李登辉执政，随后民进党掌权，又继续并且发展了这种关系，终于致使台湾岛上的分离主义势力掀起一股美化日据时代、美化“皇民化运动”的逆流。在这种情况下，陈映真笔下写出一种“林标现象”，并真实地表现了这段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生活，并能深刻地领悟它所蕴含的意义。

陈映真小说源于殖民文化的反思所形成的台湾人身份的经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日据时代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生长出的恶果常常在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背景下萌发，经过改头换面或畸变，不时出现在当代文化研究的话语当中。殖民文化已被世界历史证明为强权文化和侵略文化。从台湾的文化生态考察，日据时代所形成的殖民文化并没有因为台湾的光复而死灭。这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的为“皇民运动”张目的文化逆流可见一斑。所谓“皇民运动”，“即日本殖民者因战争需要对殖民地台湾人民实行全方位的殖民规训，包括强制实施国语(日语)普及、参拜神社、家庭奉‘祖神宫大麻'、废汉姓改为日本姓名、禁止学校教学汉语、废除私垫教育、废止报纸汉文栏目、禁止台湾传统音乐戏剧、寺庙整理等内容，企图消解和祛除台湾人民的祖国(中国)意识和民族(中华民族)尊严，彻底拔除台湾人民的中华文化血脉根系，使其效命日本”（朱立立：《殖民体制下的“台湾民族主义”——从藤井省三的〈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及相关论争谈起》）的一场文化殖民运动。这种殖民意识的再次死灰复燃，在于其鼓吹者作为一种学术的“新见”，企图美化殖民统治，十分荒唐地认为“皇民文学”形成了“台湾的民族主义”的台湾的主体，成为“台独论”的文化理论纲领。陈映真对日据下的台湾人没有尊严的殖民统治有切身感受，批判了在西方视野下殖民地知识分子拜倒在“万商帝君”脚下的价值认同的现实悲剧。

总的来看，陈映真小说对不同时期的台湾文化状况以及台湾的政治文化身份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价值在于:他的思考总是和现实社会问题有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他的小说成为台湾社会、历史、现实的真实记录，而且对于当代社会气势汹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漠视所作出的批评，也富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