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的特质和价值
1937年生于台湾竹南（莺歌）的陈映真，素有“台湾的鲁迅”之称。作为台湾当代最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早年曾亲历国民党“白色恐怖”，后又因思想左倾入狱7年（1968-1975），但仍始终坚定不移于人道主义、民主自由、民族统一，并以创作和社会实践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层面的一切压迫性和异化性力量作斗争。不过，在他“斗士”的表面下，却有着远为复杂的精神构成，他的集理性与悲悯、刚毅与真挚于一身的文化性格，有太多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的话题。尤其是对于今天社会转型期大陆的文学和社会发展来说，作为复杂而独特的精神体的陈映真，其意义和价值尤为显著。因为他文学与思想的一个最重要背景（或面向），就是台湾社会转型（上世纪50至70年代进行并完成），更确切地说是“转型”带来的人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而大陆近20年同样也步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所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等，与彼时的台湾有极大的相似性。在这种情形下，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却表现出了许多和大陆作家及知识分子不同的精神质素。
这些精神质素概括来看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是一种坚定而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第二，是以社会历史分析为主的理性批判能力。而就陈映真来说，他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对这二者的完美结合：“人道主义”是根基，“理性分析能力”是确保此根基不至于变形和异化的途径与方式。
能将这二者完美结合的作家是极少见的。以大陆近20年的文学发展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浮表化的人道主义激愤是我们最常见的——无论上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新世纪的“底层文学”都遭受过这方面的批评。新世纪已近20年，此间创作虽有经典，但整体上缺乏那种社会历史分析式的有批判力的作品，即便《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广受好评之作，也多是感性强于理性，普遍缺少对社会、历史的扎扎实实的分析。而在陈映真身上，这种扎扎实实的分析品质却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在他著名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中，他撷取自己在台北跨国公司任职的经历，详细解析了资本主义跨国企业在冠冕堂皇的“现代化经营理念”和“国际化经营模式”口号下的剥削本质；而他历史题材的《归乡》系列，则更直接得益于他对战后台湾历史长时期的关注与探索，小说对太平洋战争、国共战争的描写，既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又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当然，陈映真这种偏“理性”的创作方式很容易受到非议——事实上，不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指责陈映真“理念先行”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但其实，排除了那些未细读作品而人云亦云的声音之外我们会发现，那些指责大多不是就事论事地针对作品，而是针对陈映真本人，更准确地说，是针对他对“理念先行”的固执（当然还有他的左翼立场）——陈映真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文学工具论者”，他认为文学应“侍奉于人的自由，以及以这自由的人为基础而建设起来的合理、幸福的世界”。这其实没有任何问题，文学是人学，是一项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为职志的事业，而只要以文学为“工具”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时，文学创作的规律得到遵循、文学的品质得到保证即可。而事实上，很多人在批评陈映真时并没有心平气和地考虑这一点。一旦我们抛弃偏见、平心静气地阅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小说其实是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的，即便是被认作“理念”色彩较重的一些作品（如“华盛顿大楼系列”），其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也都能见出作者深具和独具的匠心，更不用说那些思想、情感和艺术技巧融合得极为完美的作品（如《贺大哥》《山路》）了，后者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那种所谓的“实用主义文学”最完美的形态：丰富的内涵、深邃的思想、真挚的情感、自然而恰切的结构和语言……
这种完美的“实用主义文学”实际上是我们“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尤其是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一直致力于追求的。在现代文学时期，以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作品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其实也一度曾展示出了这方面的素质和潜力，但可惜的是，这一注重社会历史分析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后来却因为文学政治化的干扰而逐渐断绝了。到了“文革”之后的新时期，出于对极左文学的反拨，人们对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整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都避之不及，至今还有作家认为“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不过随着近20年社会转型加速，呼吁文学关注社会现实的呼声高涨，现实主义文学又呈上升发展之势，只是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还未达到人们的预期，特别是那种以扎扎实实的社会历史分析为主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非常少见。
其实，陈映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走上这种风格的创作道路的。他早期（1959-1967）的创作也多是那种感性大于理性之作，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即透着“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忧悒和无力感”。直到60年代末理性色彩才逐渐增强，至出狱之后的《贺大哥》开始方臻于成熟，这当然也是与他作为一个左翼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日臻成熟相同步的。不过令人惊诧的是，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却并没有一般左翼人士的那种“战士”或“斗士”式的金刚怒目，反而每于深切的焦虑中透出一种难言的温蔼与深情，这一点即使与鲁迅相比，也是有明显差异的。这可能与他的基督教信仰、温蔼的性情等有关，当然也与这种信仰和性情影响下的他特有的“人道主义+理性”的思想结构有关，这结构决定了他整个的文学与人生，使他既作为一个有文学家情怀的思想家，又作为一个有思想家和战士品格的文学家，为我们所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