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探讨时代的挑战下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复兴之路，芳草杂志社于2016年12月20日在武汉举办“文学的第一现场——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评论家20余人，围绕长篇小说如何反映现实生活这一话题交流经验，畅谈创作体会。

刘醒龙（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芳草》杂志主编）：

“第一现场”这个概念大量用于刑事侦查和交通事故勘查之中，对于真相的查证，第一现场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第一现场，就没有真相。对文学来说，如果找不到自身的第一现场，也就永远无法探寻到文学真相。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中国之丰富、生动的文学元素漫山遍野，加上不可阻挡的民族复兴气势，作家没有理由不投身讲好这些史诗故事的实践，更没有理由不去坚定创作史诗的雄心。面对这种影响深远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的史诗，也有责任重现中国文化的高贵境界和伟大传统。

不管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学一直存在。文学在成为文学之前，与普通事物的观感毫无二致。要将文学从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俗务中发掘出来，必须经过长期积累，并尽可能向事物的外部延伸观察，向事物的内部深入思索。身为小草，必须了解大树。作为江海，必须追溯溪流。

文学来自于火热的生活，但火热的生活不会自动成为文学的第一现场。特别是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所谓火爆现场，往往是经过人为改变，甚至蓄意制造的第二现场、第三现场等，还有可能是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伪现场。那些能发现真相的有效的第一现场，只要进入情怀，就有可能踏上文学的坦途。任何企图以一己之好遮蔽世间真相的第二现场、第三现场等，无论如何言说，也注定是过眼云烟。

身为作家，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现场目击到这些，或者理解不到位，甚至盲目听信那些胡编乱造，不仅会失去体察文学现场的真正意义，也将失去创造文学的惟一基础！

朱训集（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饱含着对文学的深切思考，也饱含着对文艺工作者的高度信赖，同时饱含着对现实题材作品创作的深切呼唤。总书记说，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总书记在这里用了一个词——“相匹配”，如今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么丰富多彩，但是文学作品是否与现实生活相匹配？我想总书记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要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历史、人民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这对于我们作家来讲，既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也对作家提出了挑战和认知难度，考验着作家的信念和眼光，也检验作家的水平能力。作家应以宽阔的胸襟和敏锐的眼界站在民族历史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国经验，深刻认识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方向，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和对世界的贡献，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和人类共同体的重大意义。用自己的心和笔，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就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2016年11月在湖北视察时所说的，现实题材并不一定就是宏大的，有一些现实题材也是普通人的生活，关键是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希冀、追求写出来。

文学现实题材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文学要想得到社会的关注，得到人们的认可，作为文学人一定要抓到自己的疼处，挠到自己的痒处。

水运宪（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去年我荣幸地参加了全国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得到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有幸阅读了上百部长篇小说。通过几乎是全景式的海量阅读，我最大的感触是，长篇小说创作发展到今天，变化与不变一目了然。变化的是表述形式，不变的是文学主旨。有很多来自西方的写作手法、模仿现代媒介惯用的碎片式表达、引自网红以及社会愤青常用的调侃式的东西大量充斥在长篇小说创作当中，我对此并不排斥，却很难认同。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看过的国内作家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名著，无一不是那样地荡气回肠，给人一种凝神聚气、心潮澎湃的感觉，直抵广大读者的心灵深处，引以共鸣，令人震撼。我们现在也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而我觉得更要注重创作态度，要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坚守，要张扬正气，要注重道德，要塑造民族的整体人格。在目前商品社会的形势和环境中，很多题材看上去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却被人为变形，变成围绕商业利益的需要、单纯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这样一来，任何好的题材都可以变味、变形，甚至完全变质。

通过较长时间大量阅读长篇小说，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作家的情怀问题。一位铁肩担道义的作家必须要有博大情怀，要勇于面对波澜壮阔的现实社会，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只观照和玩味内心自我。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活中并不缺少史诗，缺少的是文学家创作史诗的雄心。对这句话我深感认同，深受激励。

至于对文学本身的终极追求，任凭手法千变万化都离不开塑造深刻的文学形象与鲜活的文学人物。从这个意义上回顾，我创作的《乌龙山剿匪记》里的人物应该是成功的。20多年来，读者对作品中的“钻山豹”“东北虎”“榜爷”“四丫头”等等人物形象至今仍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作品人物的各种性格以及其中很多细节，都令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与魅力。

客观地说，现实题材的创作是相当有难度也是最见文学功力的。自我感觉，时至今日我的经历与阅历、眼力与笔力、心力与体力储存尚丰，正当其时。作家须以作品说话、人品立身，其他无以自炫。

刘益善（原《长江文艺》主编）：

2016年，我因工作关系阅读了给《芳草》投稿的一批长篇作品，印象深刻的有几部，一部是蓝博洲的《寻找祖国三千里》，一部是刘继明的《人境》，再一部是陈武的《蓝水晶》。这三部作品都发表在《芳草》上。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五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也认真阅读了。这些年来，我们每年出版几千部长篇小说，然而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没有几部。这是为什么呢？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们感到了震撼。《战争中没有女性》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将近100万的16到20岁的女孩上战场，这些高中生、大学生在战争结束后，留下了深深的心灵伤害。阿列克谢耶维奇花了4年多的时间，采访了100多位幸存者，用口述方式记下了她们的故事和感受，极具现场感和震撼力！她的第二部写二战的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写了100个在战争时6到12岁的孩子，口述他们在战争中看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如何被德国人杀死的惨景，也是震撼人心！《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和《锌皮娃娃兵》，也是写战争与灾难，《二手时间》写苏联解体20年间各种人物找不到方向的恐惧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用生命进行，全心投入，每本书写作都要用5到10年的时间，所以她的书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阅读蓝博洲的《寻找祖国三千里》，一个台湾青年为了爱国，而下场凄惨，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长篇小说应该向非虚构学习。学习非虚构花长时间储备资料，学习它的现场感，学习它生发的震撼力，有文学性，有史料性，能引起人们的反思，使得长篇小说的内蕴更加深厚。

朱小如（原《文学报》评论部主任）：

在我的新书《和小说家过招》里，我谈到中国作家在叙述经验中，叙事策略是和生存际遇有关系的。就现实题材而言，八九十年代时，叙事是有时代背景的，恰恰是90年代，很多非常好的作品都遭到了批评。其中，最有冲突、作家最愿意表达的那部分，往往会受到批评和抵制。于是，这样一种书写现实的热情被打击后，作家便转为诙谐等各种叙事。

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给现实主义传统，哪怕是有争议的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这已经都过去了。现如今，又开始提倡现实主义题材。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我认为，题材是决定不了什么的，现实是很简单的，比如刘益善的中短篇小说，他用到了第一人称“我”，这让我感觉作者是在场的。这中间有些技术问题是必须要处理的，也必须给作家更宽容的空间去设计冲突。如今，我们处在大时代当中，一味去唱赞歌并不是好事情。如何去看待现实？每个作家自有尺度，有时候会有偏差，有时候也容易犯错误，但是作家恰恰是一份最容易发现美，最容易发现痛苦，最敏感的职业。

我们应该有反思，我们要如何去面对现实？现在“80后”、“90后”的写作现实是什么状况？是否还延续着我们的历史去走纯文学的路？他们是怎么样看待纯文学的？这是个问题。文学是五代同堂，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场域登场。非一致性和作家的个人性是天生结合在一起的，恐怕很难归一。因此，多样化、多元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陈应松（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

对于文学的第一现场，我的理解是作家的在场。一是参与长篇小说的建设，二是参与社会变革的建设。直接反映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变化。在这个野马脱缰的时代，作家该如何去寻找一条缰绳，或者说这条缰绳在哪里，怎么勒住这匹野马。这就要求作家得站在文学的前沿，即文学的第一现场。而长篇小说就像一场残酷的战役，不同于游击战之类的小战斗，长篇小说是刺刀见红的。作家的使命，就是在最前线的堑壕里，直接向社会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被流弹击中，有可能以身殉职，作家这种职业要为自己增添风险，而不是规避风险。

谈到长篇小说，我这两年写了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还魂记》，引起了一些好的反响，入选了腾讯评选的“2016年文学类十大好书”。所以对于长篇小说的内部建设问题，我感触颇深。

第一，中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可以不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它的骨子里是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你先锋也好，魔幻也好，它只是一种技巧，而不是写作的信仰。归根结底，一个作家的写作信仰还是现实主义的。就像马尔克斯宣称的，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我所有的故事都是我听来的，我从未进行过加工，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作家。即使是先锋文学，本质上也是如此。如今，我们看到很多先锋作家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今年我在俄罗斯参加中俄文学论坛，我了解到，在俄罗斯，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盛行之后，文学开始大量地回归现实主义，这种趋势是必然的。因为，文学要反映当下时代，就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第二，中篇小说是为别人写的，长篇小说是为自己写的。还可以换一个说法，60岁之前是为别人写作，60岁之后是为自己写作。所以，写作者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而长篇小说是一种虚构文学的顶尖的表现方式，它虚构几十万字、几百万字，当虚构成为一种手段的时候，就不要依靠虚构，我们依靠的应是现实生活的赐予。

蓝博洲（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

我1982年开始写作，主要进行的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当时的台湾主要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所以我就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写作手法都操练了一遍。

1987年时，为了写好小说，我进入《人间》杂志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同时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我在跟台湾的台独派做斗争的时候，碰到了一段原先不知道的台湾的历史，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干脆就做了一个自由写作者。

1988年，我写了第一个长篇，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第一件案子中一个钟姓高中校长的故事。这个校长是作家钟理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在一年多的采访中，我反复去阅读钟理和的作品，重新认识与理解了他们的那个时代。初稿完成时，我因为它的报道模式很不满意。后来，在与主人公的夫人聊天的过程中我偶然得知，钟校长被枪毙前是唱着《幌马车之歌》走出牢房的。这首歌是当时的一首流行曲目。我灵感突现，随即以《幌马车之歌》为题，并以此歌展开叙事，文章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此文引起文学评论家很大的争论。有评论家认为，这是非虚构的作品，怎么能够称之为小说？支持者则认为，小说一般是虚构的，但没有人规定非虚构的不能小说，只要具备了小说的元素，它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文学的第一现场”的争论。

我的第二个长篇，是以台湾客家山歌《藤缠树，树缠藤》为题目为意象，描写了1950年那段历史和历史中真实存在的那些满腔热血的人物。我明白，对于台湾的现实，我写的历史，是引不起读者共鸣的，故而塑造了一个像我一样的人物，写他如何去追查、如何去挖掘历史的真实。由此，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学、虚构与非虚构，各种辩证的关系凭借这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台湾两大报的年度好书奖都收录了它。

我的第三个长篇，是前几年写的《台北恋人》。它的诞生是我用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广泛的、对那些遗老的采访之后，对历史挖掘的结果。它是一个高昂的理想主义者在两三个世代之间蒸发且退化的故事，是一个乃孙不肖乃祖的故事。它的现实的批判性是很强烈的。这种对题材的开拓、审美的表现，也呈现了我对历史的主观的看法。

我认为，文学终是要回到现实的。虽然我是从现代的西方的最前卫的入门，但是年纪越大，我越关注现实主义，越想回到现实主义。它使很尖锐的问题、很复杂的现实，通过简单的文学手法得以展现。这是很可贵的。现实主义的路还很长，把现实主义等同于写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的方向就是落伍的，就是不会写作的，这是一个误区，也是值得反思的。

熊育群（广东省文学院院长）：

现实是无比精彩的，但是现实也是非常难以把握的，现实甚至成为作家创作中很焦虑的问题。对现实的认识我谈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化、工业化、科技化、市场化，我们的现实就像原子裂变，更新换代在急骤加速，人类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那么，如何把握现实？这也牵涉到当今世界的历史定位，想把握，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没有历史的回顾，没有对人类文明与发展清晰的思考，就很难做到。不能准确判断，大作品很难出来。现在小说创作早已不是以前讲故事的时代，从事简单的道德劝善，它需要提供对于现实的认识与批判、对于人类危机的警示。譬如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某些方面它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出现“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连时间都变成了金钱，还有什么不金钱至上？又还有什么底线不能突破？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轻商，就是看到了它的惟利是图对于社会道德的破坏。金钱成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甚至是惟一的标准，社会不乱才怪。这种境况之下，站在内部感受到的便是痛苦，站在外部来看，却是繁华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界对作家既是福音，又是挑战。现实的精彩超过作家的想象力。

二是面对纷繁现实，文学的力量何在？我们的文学从80年代到现在，从国家主义到集体主义，再到个人主义，一直到身体消费，关注点越来越小。作家基本上不愿意关注哪怕稍微宏观一些的事物，他们失去了兴趣，甚至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思考，自甘边缘化，久而久之也失去了能力。对现实观察与思考的缺失，必定影响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流于对故事的讲述，显得虚假、肤浅。

2016年5月，在中东欧——中国文学论坛上，我作“文学的力量何在”的主旨发言，讲到面对繁纷复杂的世界，作家的责任与良知，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我的创作也一直在努力地介入现实，哪怕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面对抗战这么大的历史事件，侵略者的残暴行为我绝不虚构，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真实再现。只有这样才有力量。我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写，当年的日本兵与他们的亲属看到书后，专程来到湖南湘阴，与营田惨案幸存者、抗战老兵恳谈，一起到事发地祭祀、反思。

三是历史感的问题。中国作家历史感不强，缺少时间的厚度，在面对现实时，我们的眼界可以放远一些。从文化源头来讲，西方文明追寻的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起源，我们寻求的是对世界的解释。两个不同的路数，西方对应的是世界本性的理论，这种走向是有逻辑有历史感的，天然地适合于长篇小说。而中国的文化，是从日常生活到伦理学说再到政治学说，更合适于诗歌散文。我们写现实问题，比如环保、医疗、教育等等问题，这些往往不完全是小说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文学的问题，文学的问题一定是超越了这些问题之上的。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往往还是局部的表面的，怎么介入现实，有一种文化问题在里面。文学那条缰绳怎样套住时代这匹烈马，需要在一个大的时空中展开。

李修文（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

现实主义创作对于我来讲，在漫长的时光当中，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福克纳曾说，即使要描写一千年前的事件，可能也要在当代生活里获得最可靠的情感源泉。于我，是不是走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的问题，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我是坚决地要走这条道路的。但是，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如此崭新的时代，一个认真的或者说对这个时代有真正考量的写作者，可能要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即我们面临的现实究竟是怎样的现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巨大的困难，也导致了我这么多年来小说写作的停滞。我从来不觉得反映大量现实素材的小说是真正的现实，反而在我写作之初，我阅读了卡夫卡的作品，这种随着现代的科技和文明的进步，物质的高度勃兴导致物欲对人的种种压迫、扭曲，以及人在这种压迫和扭曲中所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现实，是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的现实。我是需要从现实生活当中获得极大的热情，找到有力的证据才能够继续写作的人。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我干脆退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根据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个体命运的狭隘的遭际，写了一些散文，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能由此靠近我心目中的有含量有向度的现实主义写作。

次仁罗布（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西藏文学》杂志主编）：

“文学的第一现场”——我认为就是指当下的现实生活。作为一名小说创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群众中，这是获取文学素材和创作养料的惟一途径。这样写就的作品，是有根基，富有生命力的。福克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扎根大地的人永世长存。”他在邮票大小的故乡上挖掘素材，为我们人类构筑出一个奇崛而瑰丽的世界。正是这种与故土的亲近，与人民的贴心，使他的作品成为传世之作。如果一个作者脱离现实生活，闭门造车的话，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能是那种无病呻吟、格局低下之作，这种作品即使著作等身，也经不起时间的大浪淘沙。我们要带着眼睛和思想，脚踏实地地到现实生活中去，做一名善于发现美、发现高贵品质的人。

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的现代派等，这是一种对叙事可能性的不断探索，是对文学叙事视域的有益尝试和突破，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也要不断寻求叙事的多样性，惟有这样文学才能向前不断发展，不断寻找到最切合的表述方式。我们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在汲取前人好的叙事经验的同时，也要探索新的叙事可能性，这样才能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

罗布次仁（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秘书长）：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完成了从农奴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变迁。作为文艺创作者，我们只有深入到文学的第一现场，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通过对第一现场真实的体验，细心的观察，精心的提炼，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浩瀚的故事和无数的经典作品，每当面对那些不朽的作品，总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而我们从未停下手中的笔，还在不停地书写，为什么呢？因为生活还在继续，文学的第一现场里还有太多未被解开的谜。文学的第一现场并不等同于生活的第一现场，应该说，文学的第一现场大于生活的第一现场。我们直面的生活大都是表象的，人们太过关注于真相，以及对与错、好与坏的评判，而往往忽视真相背后那些隐藏的秘密，那些善和恶、美与丑。文学的第一现场，我们不仅看到了生活本身，还窥探到了那些看不见的真相背后的逻辑。文学的第一现场里其实没有确凿无误的真相，绝大多数时候，善的背后掩藏着恶，美的背后包含着丑，而我们只是在提炼其中的真善美，使我们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

何存中（黄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认为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要遵从两点原则：一是深下去，二是升起来。深下去就是深入现实生活，了解底层不同群体的命运和精神状态。所写的才有时代温度和现实情感。升起来就是让作品具有与我们民族精神相近的精神高度，使我们的长篇小说，在历史长河中闪烁这个时代的光芒，聚焦起来，照亮时代前行的方向。总之，我们要在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汲取生活中的原汁、原性，使它成为不辱使命的原动力。所以说文学第一现场的提出，是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正确方向。

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要出现“高峰”式作品，不能仅仅反映平面的当下社会生活，要关系到写作者的精神高度。也就是说，写作者的精神含量有多高，作品的精神含量就有多高。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是基层作者，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养，仰望“高峰”，心中有“高峰”，脚下有方向，才能向“高峰”攀登。

韩永明（湖北省作家协会理论室主任）：

现实主义在我看来，不仅仅是题材和创作方法问题，更是一个创作精神问题和创作态度问题。譬如说，它要求作家关注公众的现实，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现实；关注普罗大众的生存和情怀，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存体验。它要求作家对现实发言，而不只是个人小情趣的把玩。现在有一种“纯文学”的提法，什么是“纯文学”？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是不是那些书写个人雅趣的东西，那些与别人的生活不相干的东西才是纯文学？而那些书写了时代，书写了国家、民族的东西就不是纯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章合为时而著”，如果作家不关注他人，只躲在书斋里书写个人的小情趣，那样的文学也不会受到他人的关注。都说当下缺乏书写大情怀的作品，我们是否要从创作态度和创作精神上寻找原因？

张启雄（鹤山市文联主席）：

信息时代对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所带来的冲击前所未有。以前的时间窗口是很长的。面对一个想触摸的现实题材，我们可以慢慢地观察它，靠近它，自从有了快捷信息沟通发布渠道，情况变化太快了。往往一件事情刚刚看透了，但在你开始创作的时候，事情却又发生了变化。信息爆炸时代给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带来了创作上把握的难度。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将不断推动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小说家更需要深入生活，真实体验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及对未来的思考。正如文艺创作深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一样，信息时代需要一批善于探索的小说家通过传承和创新开辟新的通道，需要有所建树者成为这方面的弄潮儿。

桫 椤（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现实题材作品贴近和融入现实、反映现实生活、呈现生活真相这个角度上，或许可以从网络小说那里得到某种启发。在网络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欢乐颂》《莫负寒夏》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这些小说缩小了审美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把日常经验审美化，写当下，写身边，写自己；写司空见惯的情节，写熟悉的人和事，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愿望情怀。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网络现实题材非常善于书写没有显著身份特征的普通人、小人物，写“废材”的逆袭与成功。在叙事中，作者和叙述者都不是站在局外、不是站在一个生活和道德的制高点上发声，而是放低身段，成为作品中的角色。网络作家是草根阶层，他们写作前的准备不是体验生活，他们的写作以及里面的人物、情节就是生活本身，而他们对生活的批判不是抽象的，而是更形象、更直接。网络作家笔下的城市书写触及到了城市生活的基础和细节，呈现了当下城市生活的真相。网络作家偏低龄化，“80后”、“90后”作家居多，他们大部分没有乡村生活经验，天然就是城市的孩子，是“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因此他们的写作不需要处理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矛盾和隔膜，尽管他们的眼光和手法是稚嫩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面对生活时的态度和立场。

曹军庆（安陆市作家协会主席）：

我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坚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是一个作家的文学精神和写作立场。但是现在的现实主义和巴尔扎克时期的现实主义已经完全不一样。文学在发展，在变化。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方式、叙事伦理和叙事技巧出现了，现实主义固有的传统血脉事实上也在悄然被改变。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排斥、不是对新鲜的文学营养视而不见，恰恰相反，更应该广为接受和吸纳新的文学元素、新的文学技术。新表现形式可以激发现实主义的新活力。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以及新写实现实主义在其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因此长篇小说创作也应提倡多样化。《白鹿原》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标本意义的优秀长篇小说，但是没有必要每个作家都去写《白鹿原》那样的作品。因为长篇小说一定还有另外的样式，也一定还有另外的可能性。长篇小说的创作繁荣，才是一个时代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

荒 湖（黄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学的第一现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伪现场？为什么写作者不能客观描摹和呈现对象？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人心出了问题。人心变得虚伪、浮躁和圆滑，这才是导致文学伪现场的根由所在。虚假和伪善，蒙蔽了写作者的眼睛，写出的作品难免轻浮。所以我认为，文学的第一现场——岂止是文学，一切言说的第一现场，并不在远方，也不在别处，不在深山老林里，不在田园阡陌间，而是在写作者的内心里。一个人，一个写作者，一个言说者，只要心存善良、真诚、正直，他就能客观地描摹和表达对象，他就会谨慎处理要表达的事物，他会因为说假话而脸红，他会因为制造一个虚伪的现场而不安。《凤凰琴》《松鸦为什么鸣叫》等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给人以在场的感觉，并非只是因为作家在大山里待过，根本原因还是写作者的内心里葆有激情，葆有对底层对民间对弱小事物深沉的爱。一个有大情怀的写作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写作的第一现场。

马 拉（中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当我们谈起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何谓“现实题材”？世界纷繁复杂，在我的理解中“人心才是最大的现实”，通过心灵抵达的文学场域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些年，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相信回到基本的，甚至以前觉得无聊、无趣的问题具有非凡的意义。真理往往是赤裸裸的，经历了时间的浸染，它抵达的是现实的本质，具有简单通透的智慧。

柳长青（中共黄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学的第一现场，肯定是社会生活，并且是当下的现实生活。作家要到文学的第一现场，自然是要深入到当下的现实生活之中。就个人创作体会而言，我觉得作家的创作与家庭主妇做菜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为了给家人做出可口的菜肴，她首先要到一个大的菜市场去，因为这里蔬菜品种丰富，应有尽有，挑选的余地大。所以，家庭主妇做菜的第一现场不是在灶台，不是在摘拣、分类、清洗的现场，而是在菜市场。当然最好的蔬菜可能还不在菜市场，而是在田间地头。但有一点很明确，做菜是要有现场的，但这个第一现场却不是厨房，不是灶台。

一个作家要能端出几个像样的菜，不仅要有做菜的热情，要有精益求精的态度，还要有必要的厨艺水平。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原材料。这就要求我们作家要像家庭主妇那样，赶着蔬菜还在保鲜的第一时间就去菜市场精挑细选。与家庭主妇不同的是，作家不仅要深入到菜市场，他更要深入到出产各种蔬菜的田间地头。

欧 曼（武汉开发区党政办）：

谈到文学的第一现场，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参加的一个论坛，那个论坛叫作“长风论坛”，是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和武汉开发区合办的，主讲的是工业4.0概念，重点讲的是机器人在未来的使用和发展。

在那个现场，各路中外专家和权威人士不断进行信息轰炸，我并没有听懂那些具体的概念和各种专业数据和学术用语。我只是在茫然中感受到一种毛骨悚然的气氛。可以预知的是，在不久的未来，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我们需要了解的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还将会有人与机器之间的协作。那意味着，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不久的将来工作的机会将会被机器人所代替。我们创造了机器人，机器人却取代了我们。

事实也正在发生，我所在区域的工厂正在逐步使用机器人代替人工劳力。在某工厂内，一台机器人可以替代三四个人工。每台机器人配一个操作工，全部人工劳动力成本降低2.4倍。与人工相比，机器人还有一个好处是生产质量稳定。某间工厂2015年度投入114台机器人，顶替了300人的岗位，按该厂目前熟练工人10万年薪计算，全年人工工资可减少3000万元。一台机器人的投入三年就可收回。

湖北是中国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重镇。我记得刘醒龙老师讲过一句话，文学是块硬骨头，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必须正面搏击。但在那一时刻，站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感觉深深无力，又措手不及。

蔡家园（《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

纵观当下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一是宏大叙事能力的丧失。大量小说热衷于小叙事、微叙事，聚焦杯水风波、鸡零狗碎、小情小调，缺少表现时代大变革的气势磅礴、纵横开阖的史诗之作。关键是作家缺乏介入生活、介入时代的热情和使命感，也缺乏一种总体性把握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卢卡奇说过，小说就是现代生活史诗，它可以表达作家对于生活总体性的渴望，当代作家不应丧失这样的渴望。二是思想表达能力的弱化。一方面是思想阙如，大量的小说只热衷于讲一个传奇故事，表达一些流行观念，缺乏独立思考和深刻批判；另一方面是不会表现思想，甚至不敢直接描写思想的交锋，在当下几乎看不到像列夫·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想表达。三是细致描写能力的退化。作家都市化、职业化之后，丧失了对自然界变化的敏感性和精细观察能力，现在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细致入微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描写，尤其缺少对后工业文明时代具有“速度”特性的风景栩栩如生的描写，很少看到直接描写经济生活、金融资本运作的作品，而这恰恰是当下人类最重要的活动，最能揭示人性和时代本质，主要原因是作家缺乏相应生活经验和社会科学知识。

熊唤军（《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主编）：

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何种题材风格的文学作品总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或明显或隐晦地指向现实。现实如地心引力一样，令创作中的作家无所逃遁。虽然如此，提倡作家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深入生活，面向、亲临生活的“第一现场”依然无比重要，尤其是对于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来说。

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由于需要有丰富、复杂的生活含量，需要对现实进行意义、价值的发现挖掘，也由于需要在作品中呈现鲜活逼真的生活质感等等，这样一些要求，没有扎实深厚的生活储备，仅凭虚构、想象，就难以为作品构建坚实的现实基础。

“想象花园里有真蟾蜍”，这句话也可以说成“真实花园里有想象的蟾蜍”。在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坚实的现实基础就是这个句子中的“真实的花园”，如果没有“真实的花园”，“想象的蟾蜍”也将无所附丽。仅就这一点来说，提倡深入生活，深入生活的“第一现场”，对于那些缺乏生活积累，过分依赖想象、虚构的创作者来说，不无针对性。

夏元明（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小说应该关注现实，特别是长篇小说，这毋庸置疑。而我所要说的是，作为第一现场的小说，还必须创造出一种富于个性的文体，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一种鲜明的语言风格。古往今来，凡是叙述独特，有着鲜明文体风格的小说，都是能够传之于世，且影响深远的小说。比如《世说新语》式的简洁，构成了晋人独特的风采和神韵。《聊斋志异》式的传奇，甚至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孙犁和汪曾祺等人。而作为文体实验家的废名，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可以作为文体范例来加以分析和借鉴的。所以我们要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作品，除了人物、主题等等之外，文体、语言也是不能忽视的。而这方面的自觉似乎远远不够，仅将目光放在所谓的时代精神之上，而轻视时代精神的美学意蕴，显然是褊狭的。

汤天勇（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真实”，但我们不能将“真实”仅仅局限于生活的本相，符合人类演进历程的历史也是真实，出自写作者本心的照样是真实。所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并非一个狭隘的范畴，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都是在现实主义的集合之内，它们互有交集，也有区别。当然，这就产生了作家面对写作领域的抉择与切入问题，作家的才、胆、学、识在此时得到充分的展示，更预示着作家作品之间深度、厚度之别。相对于专业读者而言，大多数读者面对文学是被动的，他们需要借着文学提供的平台和发出的声音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和认识自我。我们提倡的“中国经验”也好，“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罢，回到文学的现场，就是回到作家与读者现实或心理共谋的场域。

韩春燕（《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首先关涉的是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来讲，鼓励作家积极对现实做出反应，即要求作家有社会担当，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当下生活，与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作家如何对现实做出反应，文本上的社会现实以什么面目出现，这些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对现实的艺术处理和艺术呈现。每个人眼中的现实不尽相同，每个人笔下的现实更是异彩纷呈，这都涉及创作主体对现实的再创造。我这里要讲的是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与现实的距离感问题，离现实太近、太逼真是很难产生美学魅力的。照相式的创作很难出艺术精品，当然，一部表现现实的作品，如果离现实太远，看不到一点现实的影子，那也谈不上好的作品。一定有一个最佳的距离，如果我们正好停留在那里，那么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文学的，而且是最具审美意义的文学现实。当下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作家的思想能力的问题，我们的作家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往往无法贡献给读者自己的思考，一部作品，剥开层层果肉，我们找不到那个硬硬的果核。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摆在每一个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现实并不等于现场。当我们在思考“现实”和“现场”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可能容易犯错误。似乎只有面对当下的时候，我们才能进行书写。其实现实中也融汇了很多历史的元素，而历史与文化是时时刻刻渗透于现实之中的。正因为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人为制造的伪现场和纸现场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提倡文学的第一现场，提倡文学的真现场！提倡文学的第一现场并不意味着鼓励作家停留在写现象和表象的层次上，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让作家们能更深刻地沉入现实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中，做到在写小人物小题材的同时，有大视野、大思考、大胸怀。做到与现实不隔不离，血肉相依，从而生长出鲜活而独特的精神艺术之花。当下的中国长篇小说如何面对现实和书写现实，还必须要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学传统资源，在这方面，我以为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蟠虺》、付秀莹的《陌上》等优秀长篇小说都做出了成功的艺术尝试。

杨 彬（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教授）：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如何反映现实的方法和角度是不同的。浪漫主义文学是现实过滤的反映，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现实变形的反映，而现实主义文学则是现实在场的反映。因此回到文学第一现场，是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立场。所谓回到文学的第一现场，就是真正贴近现实，用独立的、真实的眼光看待现实，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拾人牙慧。只有回到文学的第一现场，小说才能真正贴近现实和反映现实，作品才会有现实的质感。

回到文学的第一现场以后，要想让作品具有高远的情怀和永恒的魅力，其最重要的是具有人道主义情怀。具体说就是用人道主义关怀各类人物的灵魂，因此，人道主义情怀是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灵魂。其中心内涵则是善良情怀，善良情怀是作家成为伟大作家的基石。用人道主义对邪恶进行谴责和痛恨，用善良情怀对弱者实施怜悯和关怀，对迷失者用高贵情怀进行拯救，对人类未来用美好情怀去引领。在座的作家都具有这样的情怀。刘醒龙的小说不仅关怀伟大人物的灵魂，也关怀平常人物的灵魂。陈应松的小说不仅关怀底层人物的灵魂，也关怀迷失者的灵魂。水运宪的小说不仅关怀东北虎的灵魂，也关怀钻山豹和田大榜的灵魂。这种关怀使得他们的小说超出一般小说的水平，成为新时期小说的优秀之作。

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关于“文学现场”，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文学现场”？“文学现场”只能是“文学”的现场，不应成为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新闻学的、历史学的现场，也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现场。回到和强调文学的现场，这涉及对“文学”本体功能的当代理解：文学，是以“非公共性经验”对人及其存在的“发现性书写”，而不是依靠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学的、新闻的、历史的“公共知识”，去表达文学现场。

二、怎样做到对于“文学现场”的“非公共性经验”的“发现性书写”？这就要求作家建立、拥有自己的有关人与存在、人与历史、人与自我、人与文学的独特的知识谱系及其经验系统。基于此，才能避免进入和表现“文学现场”时的“公共经验”与“常识认知”，才能具有对“文学现场”的“发现性呈现”。

三、如何理解“文学现场”？一是文学书写的“在场”；二是“现场”的多义性及其遮蔽性。“文学现场”当然是人与存在的真实性敞开。但“现场”并不意味着“真”，而且并不仅仅只有一种“真”，可能它还遮蔽了“真”。在此，韩少功提出的“临时建筑”概念是有意义的。作家抵达文学现场，抛弃一切有关“现场”的“共名式写作”，呈现“现场”的新质与新义。并且这种“新质”“新义”，又只是文学在“发现”之旅中的“临时建筑”。面对“现场”，不断解构，不断发现，乃“文学现场”的深层旨意。

（整理人：张 睿 王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