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与人才培养
《诗刊》60岁了。不提醒则已，一经提醒，使我大吃了一惊。《诗刊》能这样长寿，正反映着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高度重视，对心灵创造事业的无比关怀。
《诗刊》创办时我还只是一个22岁、正在大学四年级读书的学生。当第一眼看到这本毛边纸的杂志时，我和爱诗歌的同学都有点欣喜若狂。就在那期创刊号中，不仅有诗境壮阔而又颇具文采的18首毛泽东旧体诗词，也有一批为我们这些中文系学生所仰慕的诗坛大家的近作。那时我正在写毕业论文《艾青论》，由于在那期创刊号上读到了艾青的抒情长诗《在智利的海岬上》，从中发现这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新的艺术思路，隐隐约约感受到他早期受象征派、超现实派影响的诗风有所复苏，所以便把已处在定稿阶段的《艾青论》停了下来，大调整了一番理论体系，从而加强了一些学术分量。在接下去的几期《诗刊》里，我还陆续读到穆旦的《葬歌》，杜运燮的《解冻》，以及南星、吕亮耕、唐湜、陈梦家等的作品。一时间我深深感受到这块园地“双百”方针的暖风阵阵吹来。一个刊物的起点十分重要，起点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将会形成怎样一种传统格局。惟其如此，才使我的心里铭刻下一个印象：《诗刊》是一本海纳百川式的刊物。几十年来，《诗刊》怀着海纳百川式的胸襟，兼容各种风格流派，来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雍容姿态。
我也注意到《诗刊》还有一个高瞻远瞩培养人才的传统。创办不久，作为副主编的徐迟就注意到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亲自去北京大学找了几个中文系的学生，一起讨论、耐心引导并督促他们撰写新诗发展史并在《诗刊》上连载。正由于设置了这个平台，新中国诗评界第一支年轻队伍拉出来了，以致几十年来因他们的努力而对新诗的发展方向起到了相当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支队伍中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刘登翰等，今天已成了新诗评论界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把新诗创作引向既继承传统又借鉴西方相结合之路，《诗刊》又团结了一批有较深理论修养、视野开阔的中青年理论批评家李元洛、袁忠岳、叶橹、吕进、章亚昕等，为新诗艺术格局的中国化付出了他们的智慧。至于创作人才的培养，“青春诗会”培养出了一批诗人，至今已汇成了一股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主要势力。这种种实例所体现的《诗刊》人才培养传统，使它充分地显示出作为国刊的风度。
希望《诗刊》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传统进一步落实在新诗自身的实际建设上，既鼓励创作的先锋性，也提倡为时代而讴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让诗歌仅仅只关注内心的奥秘而淡化了对今日世界的真实感受；既发表自由体诗，也提倡现代格律体诗；既支持新诗语言的口语化，也提倡“诗家语”应具有的诗性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