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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水库

我与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在河南省淅川县一个叫陶岔的地方，丹江口水库差不多一半的水面也位于淅川县境内。吴元成的老家在淅川县盛湾镇分水岭村。分水岭村就在丹江边上，到淅川县城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

元成生于1961年，是家中的老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墓生子”，也叫“过得娃”，这是南阳一带对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孩子的称呼。1938年，元成的爷爷吴文魁大汗后喝了一瓢凉水，结果竟感染伤寒去世。挺着大肚子的奶奶在族人的帮助下，将爷爷安葬在老家附近的南栈沟。不久，元成的父亲降生。20年过去，1958年夏，元成父亲在全国人民吃大食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感染上了和元成爷爷当年一样的病，久卧病床，瘦骨嶙峋，眼看不久于人世。那时，元成奶奶已在解放初改嫁到埠口街赵家，而村里人人都在忙着大炼钢铁，无人照料元成生病的父亲。奶奶听说后，跑回分水岭，找人抬着儿子到埠口街求医，将养多日后，终于康复。当年9月，丹江口水库大坝在凤凰山、黄土岭开工，身体刚复原的元成父亲随着淅川民兵五师田川团，与河南邓县六师、湖北天门县七师一起，组成右翼兵团，鏖战丹江口右岸工地；均县师、郧县师、机械化师等在左岸、坝基处施工。10万大军驻草棚毡房，吃粗茶淡饭，手持简单的工具，胸怀火热的斗志，要把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倡导的南水北调的构想变成现实。

1960年麦收时分，元成父亲和他的乡亲们亲手修的大坝围起的水库将要蓄水淹掉自己的家，大批淅川库区群众要么支边青海、要么在丹江口修大坝，老家劳力不足，元成父亲和上万民工一起被抽调到尚未淹没的淅川县古镇李官桥一带割麦。奶奶操心儿子的婚事，趁此机会带着一个女孩子，从埠口街来和自己的儿子见面。这期间，因苏联撤走专家，以及大坝因赶进度出现质量问题，施工暂停，各县民工多数返乡。元成的父亲也返回分水岭，不久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元成。

元成说，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早的记忆始于1966年。那天，父亲带着四五岁的元成过丹江，小划子走到清澈的江心时，父亲给他一枚硬币，让他扔进江里，以保平安。这是元成第一次去丹江岸边香严寺下寺附近的古镇埠口街。如今，老埠口街和香严下寺早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当元成和父亲到达埠口古镇的时候，姑父和姑姑正在房坡上揭瓦，满脸满身灰土，他们在拆除自己的家园，要移民去往湖北。这年夏秋之间，元成的姑父彭德洲一家、1959年到青海省德令哈支边刚刚回来的大伯吴占定一家、大姨夫乔松山一家、六爷吴文禄一家，还有此时已离婚的奶奶，随着数万移民大军迁到了数百公里之外的湖北荆门县、沙洋县、钟祥县。

后来，因连年天灾人祸，加上家中不断添丁增口，淅川老家分水岭生活困难，元成先后三次前往荆门，跟随奶奶生活。元成说，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腊月间。天不亮，分水岭还在沉睡中，父亲就把他叫醒，母亲帮他穿上小黑棉袄，在瑟瑟寒风中离开分水岭。先步行穿过八里沟，再坐小划子，再步行，赶往张营码头买票上汽船轮渡，傍晚抵达丹江口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再步行到丹江口火车站，坐上前往荆门的火车。这是元成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新奇得很。第二天到达荆门县后，又坐汽车，最后步行前往奶奶所在的移民点。父亲停留了一天后，把元成撇在那里，整整一年。奶奶后来告诉他，父亲去接他回淅川时，几乎认不出他了。当时他正在村后的大渠里玩水，身上泥糊糊的。

回来不久，奶奶从湖北荆门回来探亲小住，临走，又把元成带往荆门。大约半年左右，因为要上学，父亲去把他接了回来。小时候，因为两省来回跑，元成很顽皮，不好好读书，常逃学，打架，学习自然不好。本家二大是民办教师，曾用课本敲打他说：脑袋瓜是砖头瓦块砌的，还用石灰灌过缝。正好大伯回淅川，大约是因为械斗要返迁，想在当时还是邓县管辖的九重公社落户。回荆门时，顺道把他带走。大伯为了省钱，从荆门火车站下火车，不愿买票坐汽车，一直哄着让他步行。这次元成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然后，父亲在送大妹爱菊去荆门小住的时候，把他接了回来，这才开始好好上学。

元成的奶奶有先见之明。1985年寒假，奶奶思乡情切，要正在河大读书的元成接她回河南。她说，我跑了一辈子了，不想死在外面。元成接到她，老人家要去北京看毛主席纪念堂。她说，毛主席活着，我没见过，我现在要去见见。从纪念堂出来的时候，元成看到她掉泪了。除夕晚上，元成和奶奶坐火车返回河南，又转汽车回到淅川分水岭。之后几年间，奶奶身体开始变差，经常卧床不起。她指着屋后的一棵楸树说：娃子，给我看好了，我百年了，用这个给我做枋子。枋子是南阳的方言，就是棺材。在奶奶还能跑得动的时候，自己仄歪着小脚登上门前的山坡，在最高处选了一个能安放一口棺材的石窝子，对元成父亲说：把我埋到这儿，娘可不想回头叫丹江水淹住了。那时候，老人已经知道，丹江口大坝还要加高，要南水北调，还要搬迁。1994年，漂泊了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的奶奶撒手人寰，就安葬在她自己生前选定的墓穴里。三年后，元成的父亲因患胃癌去世，埋在同一座山的半山腰里，那是他自己生前在石缝之间开垦的一小片荒地，离元成奶奶的坟墓相距不过数百米。

元成虽然有移民的生活经历，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元成的家在分水岭村的山坡上，房子位置较高，在搬迁高程以上，因此可以留在当地。但1968年秋，元成的父亲决意要把全家迁往荆门。家里粮食都卖了，家具也大多送人。就在这个时候，奶奶的弟弟，也就是元成的舅爷，从荆门探亲回来，到家就臭骂元成的父亲：“人家蛮子都在拿铡刀砍咱河南人，你还去？！”元成的舅爷会有这样的责骂，是因为随着1967、1968年大批移民进入江汉平原，淅川移民与当地群众不断发生土地纠纷，生产生活矛盾不断升级，并在1968年8月1日集中爆发械斗。在荆门十里铺公社及其周边，当地人率先袭击各个移民点，淅川移民随与之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以土枪、铡刀、桑叉等为武器，血战数日，均有伤亡。械斗事件很快引起湖北、河南两省以及武汉军区和中央的重视，最终经过解放军进驻和两省及荆州、荆门干部做工作，将伤人性命者法办，移民情绪才得以平复。但事件余波不断，直接造成大批淅川移民返迁，或投亲靠友，或散居于丹江沿岸，以垦荒、打渔为生，并逐步形成了无户口、无土地、无房产的“沿江村”。元成父亲选在这时移民，当然会遭到亲人的反对，这使他家最终还是生活在淅川。

元成从出生到当民办教师时候住的老房子，现在早已倒塌，只有四周的根基还在。元成说，他想把房子整整，退休了可以回去住。话虽如此，住在这座在丹江边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方便。也许没人会想得到，住在这里最大的不便其实是用水。为保护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水质，库区沿岸3公里范围内不能住人。元成的家离江边有5公里。前些年，政府曾资助村民建水窖，收集雨水储存起来供平时生活所用，否则就要往返十来公里去江里挑水，这就是丹江岸边村民的生活用水方式。不知道在家里打开龙头就能哗哗流出丹江水的北中国城市居民看到这些心里会做何感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难点在移民。从根本上说，丹江口水库淹没的不只是一些房产田舍，而是这里的人民千百年生生不息绵延生存的家园，但库区水位的不断升高将把他们从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连根拔起。没有移民的牺牲，就没有南水北调中线建设的成功。对丹江口水库的建设，河南、湖北两省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2012年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很多资料都有描述——当然，各有不同的角度。但作为切身经历者，元成和我一起在反映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仅宏观描述移民的过程远远不够，我们决意要一个个走近这些移民，听听他们对自身经历的描述，听听他们的心声，并把这些内容真实地传递出来，以真实地还原一段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做的其实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半个世纪移民生活的实录、口述史。

民工师长

丹江口大坝建设开工前夕，各师师长、政委们从河南、湖北各县先期到丹江口报到。淅川县第五师师长杨富才就是其中一位。

2016年5月29日，我们在丹江口市均县镇采访大坝建设者周宏喜老人的时候，获悉了一条线索，已故第五师师长杨富才的后代大多在丹江口生活。当天下午，我们费尽周折才在丹江口市工商银行大楼下“堵住”了杨富才的二儿子杨建全。已过花甲之年的杨建全，身体硬朗。他虽然身在丹江口半个世纪，言谈间，还是地道的河南话、新野话。他深情地讲述了自己的父亲和淅川民工与丹江口大坝建设的不解之缘：

1958年3月份，俺老爹他一个人先来丹江口的。大批民工来，那都到9月份了。我老爹是先期来对接的。来的时候，他是中共淅川县委委员、农工部部长。那个时候，县委没有常委，县委委员就跟常委一样。

那时候这儿还不叫丹江口市，大坝坝址附近只有沙陀营、朱家湾几个小村子。

大坝早期施工建设是按军事化编制。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总指挥部下设8个民工师、1个机械师，分成左翼兵团、右翼兵团，那厉害得很！俺老爹是淅川民工师五师的师长。

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工程指挥部在丹江口右岸的火星庙岗上举行了隆重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典礼。会议由任仕舜主持，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河南省副省长邢肇棠分别讲话，号召全体施工人员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自然挑战，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征服汉江造福人类，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一伟大工程。随着张体学的一声令下，漫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在10万民工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丹江口大坝开工的第一炮在右岸的凤凰山轰然引爆。

1958年刚来的时候，还是蛮吃力的。因为俺老爹是农村来的，一个农民出来的。来了以后，修这个坝啊，没有经验。

当时，汉江丹江口工程建设总指挥部那个副总指挥叫周发田，是个少将。修大坝时候，他下来当副总指挥。他就说：“老杨，我看你也不是个内行。我给你说，你也不明白。你明天跟我一起，到那山头上坐三天看看！”

俺老爹说，行！第二天一早起来，俺老爹就到总指挥部找周发田。

那个时候，挖基坑嘛，就是人挑，人上，设备少得很。俺老爹就坐那个山头上看，看人家七师、八师，就是天门、沔阳的是咋干的。

俺老爹看了半晌午，就说：“周总，周司令，我走了啊！”周发田说：“哎，你看出门道没？”俺老爹说：“看出没看出，你看效果！”他回到师部，把淅川11个团的团长叫过来，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大家都没搞过这么大的工程啊。到那儿一看，俺老爹问他们：“你们看出毛病来没有？”他们都不吭气儿。“我现在给你们说啊，免得耽误时间！”俺老爹那个性子急，喝水都想喝凉白开。他说：“你们看看人家，修的是循环路，路虽然窄，修的是一尺多宽，但人家是循环路，有重挑子路，有空挑子路，一趟去，一趟回，那圆圈儿转着走，那个担子不打架，那吼吼地转圈儿跑！”

俺老爹就对团长们说了：“我们修那路，虽然有一两米宽，但那是单向的，那个担子一个就是一两米，两个人加起来就是三四米，你来回哐哐地磨不开脚。咱们啥也甭说了，赶紧修路！也修循环路！”这是人家周司令支的高招。

移民就是移爹，迁坟就是迁爷

南阳市区，一个不大的院落。与其他地方不同，南阳移民搬迁、安置的指挥中枢——南阳市移民局是一个常设机构。半个多世纪的水利工程移民历程，也锻造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南阳市移民局纪检组长吴家宝就是其中的一个见证者，他谈了自己对移民工作的切身感受：

现在写南水北调的书不少，但是感觉不过瘾。因为这个工程，这个大移民是重大历史事件，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等，都能在移民搬迁中找到依据。

丹江、汉江流域自古以来生存条件优越，老百姓说是风水好、地气好，子孙得以繁衍，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楚文化、汉文化、根文化。更因为在搬迁中人性矛盾突出，打上了浓重的历史烙印。1958年开始修建丹江口水库，南阳1959年就开始组织实施支边性移民。更多人的命运因为搬迁和返迁而改变。这其中，又分两个阶段：从1959年开始的支边性移民，从1961年开始的早期丹江口水库移民，到1980年基本结束，河南、湖北两省总共动迁48万人；从2009年开始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到2011年基本结束，湖北、河南两省总动迁人口40多万人，均由两省在省内安置。56年中，两省总共动迁安置移民88万人之多。

以河南淅川为例，移民搬迁可分五个大的批次：

一是1959到1960年，淅川青年和家属共计2.2万多人支边青海省。采取军事化管理的这批人，因为当地气候恶劣，劳动强度大，难以生存，多数偷跑回来或被遣返，其中病死、饿死、被狼咬死等竟有四五千人；

二是1961年，因为丹江口水库围堰蓄水，124米高程以下搬迁2.6万人，除4000多人安置在当时的邓县外，其余均内安淅川；

三是1966到1968年，外迁湖北6万多人，主要安置地是湖北的荆门、钟祥两县。期间，荆门县拾回桥区十里铺公社曾发生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大规模械斗，造成双方人员伤亡；

四是1971到1978年，淅川县内安置近10万人，邓县接收1万多人；

五是2009到2011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淅川县16.6万人，主要在南阳市内和省内干渠沿线市县安置。其中有6.2万人为1978年前的各种老移民。这16.6万人中，按年龄分，三分之一是“40后”、“50后”、“60后”人，三分之一是“70后”、“80后”、“90后”人，三分之一是小孩。

移民搬迁对于有的老移民户来说无疑于一场梦魇。有一个老太太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80多了，5个儿女这次要搬迁到不同的地方，分散在大河南北的新乡、许昌、漯河几个市的多个县区。第二天就要装车走了，头天晚上她去老伴的坟上告别，碰死在老伴的墓碑上。淅川县盛湾镇姚营村的一个老头，第二天就要搬迁走了，突发脑溢血去世了。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实在是被不断的搬迁折磨坏了。

搬迁难，最难是迁坟。穷家难舍，富村更难舍，祖坟更难舍。香花镇有个村子，原本很富裕，村里盖了很多小洋楼。老百姓不愿意走啊。当时的镇党委书记徐虎，反反复复去做工作。不久他调任九重镇当书记，光渠首陶岔附近就有3000多座坟要拆迁。不论哪一家迁坟，他都和镇人大主席掂着火纸、鞭炮去祭拜，甚至跪下磕头、烧纸。

移民就是移爹，迁坟就是迁爷啊！仓房镇一个靠着丹江的村子要搬迁，天还蒙蒙亮，全村人都齐刷刷地跪倒在地，祭拜养育他们的丹江。盛湾镇毛坪村、陈营村三面临水，临走时候，人们弄个瓶子装上丹江水，弄块红布包上自家地里的土，说是带到移民新村能够治拉肚子。有的还把小树苗、韭菜根起出来，带上。

好不容易搬走了，搬到外地了，还有个融入、融合、发展的问题。

历史上淅川的几次移民，是边缘化的搬迁，搬迁到外地一些人受到欺负，得不到尊重和理解。这次不同了，国家重视，地方重视，安置地更重视。目前全省已经有2000多对移民青年与安置地的当地人结婚，其中搬迁第一年就有500多对，而且都是当地的女青年嫁给移民男青年。据南阳市移民安置指挥部办公室不完全统计，在南阳市内安置的试点和第一批移民4.32 万人中，已有 396 名移民与安置地村民通婚，且绝大多数是“本地姑娘嫁给移民郎”。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据说，当年搬迁到湖北钟祥县大柴湖的移民，40多年间，当地人不与之通婚。那里生活条件很多年没改善。香花镇有个黄胜发，他小时候过继给他舅舅，搬迁到大柴湖，后来返迁，又赶上这次移民。他曾经对我说，当时搬迁到那里，一人一间半机瓦房，墙是芦苇、岗柴泥巴糊的，猪一拱就能进屋吃东西。床底下十天半月不用镰刀割，岗柴就拱起来，床上没法睡人。

初期移民的苦难，一直是淅川人心里的阴影。在这次搬迁中，“40后”、“50后”、“60后”人阻力最大，相对来说，年轻人还是愿意走的。但搬迁到新家园后，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孤岛效应”仍然横亘在移民工作中，需要破除。

是与非

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儒家的，主张以积极有为的态度面对自然和社会，使一切都进入人为设定的有序轨道；一种是道家的，主张顺应自然，认为服从自然规律就会有良好的秩序。这两种观念反映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儒家、道家学说形成之前，这种观念其实早已存在。比如大禹以疏为主和鲧以堵为主的治水理念，其实就是两种观念的体现。

中国儒道两种观念在今天关于水文明方面的反映，就是秉持儒家观念的主张以积极的姿态改变自然，通过各种水利工程，变害为利，使水资源按自己的意愿得到有效管理；秉持道家观念的主张顺应自然，不要盲目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使自然生态以大自然内在的规律运行。

因此，当三门峡工程建成时，我们听到了很多赞美，也逐渐听到了很多批评；三峡工程竣工后，赞美者有之，批评的也大有人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喝到甘甜丹江水的数千万人内心自然由衷高兴，但批评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其中甚至包括很多在北方喝着丹江水的人。

我觉得，有不同的观念存在，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绝对是一件好事，可以让决策者从不同的侧面考虑问题，完全有利无弊的事是没有的，重要的是，要各方面的利弊得到有效的平衡。

南水北调的直接目的是解决我国北方资源性缺水的问题，其重要意义在于形成“三纵四横”的中华大水网，实现水资源的南北互济和东西调配，因而是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战略性工程，对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意义深远。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继续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加强运行管理，深化水质保护，强抓节约用水，保障移民发展，做好后续工程筹划，使之不断造福民族、造福人民。”

南水北调，负面影响不能说不存在，但从全局和长远考虑，肯定是一项利大于弊的世纪工程，体现出了中国人民的胸襟、气魄和意志、能力。南水北调从移民搬迁到工程建设的整个过程，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南水北调精神，简单说就是牺牲精神、奉献精神、担当精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和协作精神。南水北调精神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