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中的红百合
田间同志是中国抗战诗歌第一人，诗人的桂冠是火煅的光环，血染的风采。“文革”十年，一颗诗心又经过生死考验，进一步升华。
1966年倒春寒，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田间首当其冲，被打成文艺界头号“走资派”，很快又升级为叛徒、特务。为了及早定性，造反派开着大卡车三下北京，把田间的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抄走了各种资料和当时所有值钱的东西，布置了两间房子诬称“白宫”。审讯室光线暗淡，像舞台上“夜审潘洪”。电视机、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等，都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最后又神秘兮兮地抖搂开一个包袱，说是铁证，有阎锡山的布告，日本人的宣传品，平阳惨案的照片。田间说那是他当县委宣传部长时，经组织批准，搜集的创作素材，解放前后出版的《牛棚传》《拍碗图》用过的。
造反派又拿出他多次出国访问、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后写的作品，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为“修正主义”、“三和一少”，文武带打，逼他承认。田间坚守一个共产党员的底线，寸步不让，一个名词一个定语地争辩，招致愈来愈烈的拳打脚踢。不只是为了诗人的尊严，更是为了维护党的尊严，心中的信仰。他不低头，造反派就强按，无数个回合，批斗会变成了摔跤场，最后还是田间赢了，笔直地站在那里，高昂着诗人的头颅。有一次劳动，我凑近他小声说，又定不了性，含糊一点，免受皮肉之苦。田间说，反党的话我说不出口。稍一动摇，你退他进，叛徒就是这样形成的。这让我想起他的一句诗：“我从枪林弹雨中走来，一点不留媚颜奴色”。
“四人帮”自上而下挑动群众斗群众，田间被抢来抢去，谁掌握走资派谁“革命”。天津也掺和进来，与保定造反派串通，抢劫田间、梁斌、李满天到天津批斗。在走到火车站时田间乘机脱逃，被扣在铁路食堂大锅中，才躲过追查。1968年江青在天津发表“2·21”讲话，刮十二级台风镇压文艺界，王亢之迫害致死，方纪关进监狱，田间、梁斌、李满天被抓进省直造反派手中，轮番批斗，远千里自杀。后来转移到石家庄办学习班，囚禁在原日本西兵营。批斗地委书记康修民，真刀真枪，让田间他们陪绑，当场表演“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后来转押唐庄劳改农场，住进铁丝网，一边批斗，一边监督劳动。大家吃不饱，你哄我肚皮，我哄你地皮。只有田间不惜力，一丝不苟，双膝跪地，手忙脚乱，还总落在后面，时不时被人背后踢一脚。我劝他不必太认真，保存体力。田间面带难色，说不会作假。
常年累月，田间总是造反派和军工宣队的出气筒。批刘邓他姓刘，批周扬他姓周，王关戚倒了他姓王，杨余傅倒了他姓杨，抓“五一六”他姓五。批陈伯达他姓陈，永远是头号打倒的对象，一次又一次去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铭投降书》。到1972年干部都落实政策走了，只剩下田间、梁斌，直到学习班清场，又被转交芦台农场，继续审查。一个风雪夜，田间在监管人员押送下，敲开北京后海北岩38号家门，葛文出来，面前站着一个乞丐样的人，帽檐压着眉毛，围巾裹着半个脸，只有一双修长的眼睛说明，是她苦苦等了八年的丈夫。八年没回过一次家，孩子们都不认识他这个爸爸了。
1973年田间恢复工作，任省革委会文艺组组长，分给七八平米一间小平房，与我们编辑部诗歌组为邻。八年不被当人，话不会说了，步幅小了，饱受摧残，精神还没垮。记得在河北唐庄干校检查卫生，别人铺下是饼干、烧饼，他铺下掖着许多纸片，都是零星诗句。虽然他人身解放了，但行动没有自由，头上悬着一把剑：“走资派还在走”。
写诗还要偷偷的，投稿不敢用真名。1974年秋，《光明日报》一首诗，署名红柳，一看就是田间体，果然很快追查下来。后来出了两本诗集，《离宫及其它》《青春中国》，有不少是“文革”中写的，表白心迹，骂“四人帮”，赞张志新。诗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红百合”，“啊，红百合，你是受难者之魂”“即使山毁石崩，你还留下那根”“在我胸中，理想与你共存”。
有时我们会看到，田间还是那个战斗者，不怕风吹浪打。1974年江青在天津蹲点，搞小靳庄民歌，评法批儒，影射周总理。编辑部收到一组香河县张庄大队社员民歌，一派正气。至今还记得一首：“张庄社员真是棒，个个都是红高粱。粒粒都是实心眼儿，还有一身绿军装。”田间看出它的意义，可以与小靳庄对着干。9月22日，河北省在香河县张庄召开了民歌创作现场会，热火朝天，大长士气。宝坻县与香河一河之隔，原来同属廊坊地区，也邀请了几个宝坻作者。其中一个说：“那边压得喘不气来，真想弃暗投明，东边阴雨西边晴，一条河旁两样诗。”
为追回宝贵光阴，田间同志又迈开两条腿，上山下乡，生活创作，只争朝夕。1976年大地震时，他以花甲之年率先飞到唐山，奔走在废墟余震中。他写下了许多激情洋溢的诗歌，鼓舞士气。可惜正当诗人重振雄风，奋力登攀时，因多种原因过早病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