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过年:六神牌和年画
中国人一向看重敬神拜佛,在农村,尤其重要。过年过节都要搬出神明来祭祀一番,好酒好菜端出来,让神仙吃得开心时,所有愿望也都同神说说,祈求神助,以期实现。在江南农村,普遍都拜“六神”,于是专门有了“六神牌”。
对于“六神牌”,我太熟悉了。在我的记忆里,凡过年,家里一定要请六神菩萨。年三十那天,父亲总是从里屋的搁板上,搬出包在牛皮纸里的六神牌来,小心翼翼地摊开来,然后安插到木架子上,虔诚地把六神牌供在八仙桌朝南的位置。我小的时候,家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画,最多新年里去买几张年画看看,看到六神牌就觉得很稀奇。六神牌上,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他们个个慈祥的样子,再加上画上用的都是喜气色调,让人特别欢喜。
桌子上早已放满了祭品,大盆里的猪头、全鸡、全鱼、大块肉,两边还放着装有“元宝”和“鲤鱼”的花年糕,还有各种糕饼……香烛点起来,酒倒上来,六神菩萨个个笑眯眯的样子,吃得好开心。奶奶说,蜡烛火一闪一闪,就是菩萨吃得开心在笑哩。这让我觉得十分有趣,越看越觉得这些菩萨都在笑呢。父亲给菩萨倒了三次酒了,奶奶拆开老早念好的佛元宝烧给菩萨用,一边烧一边还念念有词。这时候我在心里呆呆地希望,六神菩萨啊,你能保佑我们天天像过年吗?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有好东西吃,那多好!可惜的是,菩萨似乎总不听我的,过年的日子虽是快乐,却总是在我们踢踢毽子、吃吃长生果中很快就过去了,要再等过年还得等长长的三百六十五天。
请好了年菩萨,父亲又将六神牌收藏好了,用牛皮纸包好,放到了搁板上,等到明年再用。看父亲严肃认真地做着这一切,我总有些呆样,想着曾热切盼望的事儿,就这么轻易地就结束了。现在还是这样地想,有些东西天天在眼面前也不觉得它好,而有些东西一年难得见一面,却总是念念不忘,这人总是难缠哩,就像这六神牌,一年才用一次,可仅这一刻却带给我们多少的欢乐呢?喜庆、美食、团圆……那是一种浓缩的快乐,轰轰烈烈的爱,就是因为要等待三百六十五个平凡的日子吗?
现在农村里依然一样,过年都要请六神来吃一餐的,但也许现在的孩子已没有我们那时有那么多的盼望,也不会去在乎六神牌的好看与否,好看好玩的东西多了。但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对于六神牌的珍爱,却总是有种特别的敬意在里面。有一次,公公婆婆随我一道到乡下老家去过年,早上到桥头小街上走走,看到有卖六神牌的,特意买了一副带回到城里,说是在城里是买不到这么好看的六神牌。我一看,与老早的时候我家里那副六神牌是一种式样,让我突然有种被遗忘了的欢喜感觉。
“抬头三尺有神明”,那是一种警示,每个人心里都应该存有敬畏之心。敬神,也是一种警示教育。怕只怕人的心中没有了神明,做人行事无法无天啊。
年画
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在江南农村,人们一年四季忙到头,过年总算可以歇歇了。对于我们小孩子呢,过年是最最快乐的一个片断,而年画便是这个片断里极精彩的一笔。
大年初一早上,我们姐弟仨就急着起床,年糕也顾不上吃,穿上新衣新鞋,揣上昨夜得的压岁钱,欢欢喜喜到桥头去,那是多么开心的时刻。
“吃烧卖”这种奢侈享受我们是没有的。“上馆子”更是大人们的事。“看戏法”也不是年年稳有的,在桥头小街上有时候有做戏的,不一定撞得着,有时候只在公社礼堂里才有,只有到礼堂附近四姑姑家做客,稳定有得看戏的。但年初一一般不做客,我们习惯上就到外婆家。而从年初二开始,我们一群小孩子跟着大人到四姑姑家做客,就留在那里几天,天天可以看样板戏,礼堂里天天有放免费电影,总要到年初七八才落幕。电影散场,年也过去大半。
因此,年初一最有趣的事也只有买花纸(也即年画)。我们先是在街头转来转去看热闹。年头上的小街才像小街,吃的玩的什么都有了,与平时完全不同的是,那些摊头都摆到街路上来卖,老草纸包的酥糖、小砖头似的云片糕、状元糕……桥头附近方圆几里的人,几乎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人看人,人轧人,闹猛得来。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这样热闹的气氛,喜欢在这样的闹猛头里钻来钻去。
看了大半天,太阳也老高了,人也渐渐地散去,这时我们的手里一定收获不小了。
一人买一个小气球来吹,一定是不可少的。这是一种最普通的小气球,下面装一个小竹管,用来吹气球的。气球吹大了,再放掉,发出一种声音,那时觉得特别好玩。气球不小心被吹破了,还可再装一个上去。或者对气球不感兴趣了,就干脆把小竹管当作竹哨吹,玩集体游戏的时候,常常带有“集结号”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时候的游戏人生,才是真正的快乐人生。
那时男孩子最喜欢买火药纸来放,我弟弟也是。三个人挑完了小气球,就帮他挑火药纸。红色的火药纸,一粒一粒排得整齐,几分钱一板,省省的可以玩上一个新年,“啪啪”地响亮很多时光。男孩子常常以此来吓胆小的女孩子,或者比自己更小的孩子。但这是真正的有惊无险,只偶尔会惹来一点小小的波澜,小孩子哭了,大人来凶了,放火药纸的始作俑者逃之夭夭。新年里多的是这样的小插曲。但空气里的火药味,让人感觉到也是一种新年气氛。
有了小气球,有了火药纸,接下来就要开始精心地挑选年画了。
年初一的集市上,就花花绿绿的年画最多,摊满了整个一条小街,当时各家店里几乎都有卖毛主席画像的,各式各样,有毛主席穿中山装的画像,有毛主席夹着油纸伞穿着长衫去安源的画像……父亲说,家里的毛主席像年年要换新的,因此也少不了要买的。母亲喜欢老寿星,我们也一定要挑一幅。那些老寿星的画总差不多一种模式,笑容可掬的脸,矮胖的身子,长长的白胡子,拄着一根拐杖,下面有些小寿星在祝寿,很喜气的样子。红春联差不多一种调子,配着老寿星年画的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还要挑一幅挂在房间里的年画,弟弟特别喜欢杨子荣,我们也喜欢,就买杨子荣的去挂在房间里。其实我也喜欢李铁梅、小常宝的画,但手里没钱了,只好作罢。想到明天又可以到四姑姑家去做客,然后看样板戏,姐姐说肯定有《智取威虎山》,还有《红灯记》的,我们就欢欣鼓舞地回家去,并热切地盼望着明天快些到来。当然之前还不忘买几个图钉回家钉年画呢。
年画买回了家,就叫父亲帮助一起挂年画,姐姐也搬个凳子来帮忙,我和弟弟在下面看挂得正不正。有时候我看起来是歪到左边的,但弟弟又说是歪到右边了,父亲只好自己从凳子上下来看准后再把图钉钉结实。年画挂好后,这屋子里显得喜气洋洋,满屋子都是吉祥和乐的气氛。父亲也赞我们买得好。这时母亲就搬出烧好的年糕来给我们吃。我们一边吃,一边还要谈论着那画上的人物。母亲说老寿星最好看;奶奶觉得毛主席最慈祥,总是在对我们笑;弟弟最喜欢杨子荣,总盼望自己什么时候也有这样一个虎皮帽戴戴,连母亲给他买的新帽子也不要戴了,说没有威风。
在这样的时候,姐姐最有办法了,拿出一小包长生果来哄弟弟,并说:“我们到隔壁娟芬家去看他们买了什么年画。”弟弟一听,高兴地跟我们一道走出门去,早已忘记了杨子荣的虎皮帽子。
娟芬家比我们家的房子大多了,两个大门间也打扫得干净极了,亮亮的八仙桌旁朝南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老寿星年画,是很大的一幅。最让我们羡慕的是,房子东西两面墙壁上挂着小常宝和李铁梅画。娟芬从里屋跑出来,拉着给我看新衣服。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宝蓝色底子,缀满了紫色的小花。她的发上还系了一根花蝴蝶结,越发地比平时好看了。娟芬说是她长安镇上姑姑送的花衣服和花蝴蝶结。娟芬从衣袋里摸出一刀花洋片,都是各式人物工笔画,非常精致。我们几个先是一道看这些画,然后就玩起拍洋片的游戏来。临走时娟芬还特意给了我几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洋片,竟比年画还要有趣味。
这一年的新年里,我们更多时间是泡在玩洋片里了,竟然没有顾得上去看年画了。但年画依然是我们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的最好见证。年过之后,进入平常日子,每天读书回家的时候,我们第一眼看见的还是新年里贴上去的年画,那种平常的欢喜无限地长,长到一年后又一个新年会来到。那时我们再去买新的年画。
年画画年,一年一换,新陈代谢,岁月轮回。
作者简介:徐玲芬,女,笔名唐吟,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曾任桐乡报社副总编辑、桐乡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桐乡市文联副主席。为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儒学会常务理事,桐乡市女作家协会主席、吕留良研究会会长、太虚研究会副会长、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著有散文集《江南物事》、《小镇模样》、《桐乡史话》、《行走江南》、《乌镇人物》、《江南情调》、《百年太虚》等十部,主编《桐乡味道》、《桐乡百景》等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