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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译者主体性主要表现在翻译前的深入阅读与研究，高度尊重原著的艺术风格与诗歌韵律，灵活运用中国古代诗歌与白话新诗最大程度地再现原作丰富多彩的诗艺与内含，践行译者独特的诗歌翻译美学原则。

众所周知，歌德不仅是德语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横跨18世纪、19世纪的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历时60多年创作的长篇诗剧《浮士德》，分上下两部，共12111行，自诞生之日起就被陆续翻译成世界上几十种文字。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翻译文献数据库不完全统计，在1932年-2014年间，该数据库共收录各语种的《浮士德》译本达377种。其中西班牙语《浮士德》译本81种，英语32种，俄语31种，法语22种， 韩语16种，日语11种。而实际上《浮士德》各语种译本，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例如据英国学者Derek Glass的统计，截至2005年，《浮士德》各种英译版本达181种之多。《浮士德》的重译与复译是文学翻译史上常说常新的话题，是外国诗歌翻译的无尽宝藏。

从郭沫若1919年正式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片段开始，在过去近百年间，中国出现了40多种不同译者汉译的《浮士德》，代表性译本也有十几种之多。在《浮士德》近百年的翻译与接受史上，民国时期的郭沫若、周学普、张荫麟、杨丙辰、冯至、刘盛亚、梁宗岱等译者，在《浮士德》汉译上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

《浮士德》把诗歌与戏剧完美地融于一体。《浮士德》中的诗歌仅以体裁分，既有古希腊的无韵自由颂歌和哀歌，又有古希腊悲剧的三音格诗；既有北欧古典长短格无韵诗，又有浪漫主义的短行诗乃至德国民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翻译《浮士德》是有一定门槛的，译者不但要熟练地掌握德语，系统地学习过日耳曼学，熟悉歌德时代以及古希腊、罗马到欧洲近代数千年的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也应对《浮士德》做过深入研究与阐释，熟悉欧洲诗歌的创作规律；译者本人最好热爱诗歌创作，做过大量诗歌翻译实践，对诗歌翻译美学具有独特的认知。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如何把握一定的翻译标准，在诗歌翻译中如何实现译者的翻译诉求等诸多因素，对该译本的流传、接受和生命力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梁宗岱先生的求学轨迹与翻译实践，充分说明他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在外国诗歌翻译的诸多层面做出了独特尝试。

译者主体性是我国翻译界眼下研究与讨论的热点之一。许钧认为：“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杨武能对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做了更详细的界定：“总而言之，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必须以不损害原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特别是艺术风格为前提。”孙瑜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如下：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个体在翻译这一动态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它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并使译者区别于其他译者。其基本特征是译者主体的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

梁宗岱1918年就读于私立的广州培正中学，由于中学部除了国文一科以外，其他各科都用英文教授，他很快熟练掌握了英语，他在全国性刊物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中文新诗，而是从英文翻译的泰戈尔《他为什么不回来呢？》。梁宗岱1924年至1931年间在法国和德国游学，与法国作家瓦莱里、罗曼·罗兰等交往密切，在两位法国文学大师影响下，开始研读与翻译德语经典作家作品。翻阅七卷本《梁宗岱译集》就会发现，译自德语文学的作品不在少数。梁宗岱在翻译对象和作品选择上具有极为深邃的眼力与天然自觉，他主要翻译当代文学大师和经典作家的作品，也就是学者董强所说的“圣书”。例如瓦莱里的《水仙辞》、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等等。在德语作家中，除了歌德《浮士德》及其抒情诗外，他还翻译了德语诗人里尔克，诗人哲学家尼采等人的诗歌。

法国作家瓦莱里和罗曼·罗兰对歌德的研究与喜爱，激发了梁宗岱阅读、研究和翻译歌德的浓厚兴趣。瓦莱里本身就是歌德研究专家，1935年2月12日梁宗岱从法文翻译了梵乐希（瓦莱里）193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歌德逝世100周年国际纪念大会的演讲词《哥德论》，文中多处提及《浮士德》，在文章的结尾还引用了《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的一段话：“时刻啊，你这么美丽……情愿死了”。他根据自己对歌德的研究与认识，撰写《哥德与梵乐希——跋梵乐希〈哥德论〉》，梁宗岱在此文中比较了歌德与瓦莱里的异同，准确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歌德形象及其对歌德诗歌的评论：“在艺术上呢，哥德底诗不是这形相世界在他心灵内时时刻刻所唤起的反应底记录（“我的抒情诗都是即兴诗”，他说），便是他的灵魂在这形象世界的热量的感受，憧憬，探讨和塑造底升华（《浮士德》）。”

罗曼·罗兰也热爱与研究歌德，梁宗岱同样从法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梁宗岱认识歌德与研究歌德是从法国起步，到德国切身感受到歌德文学作品的强大影响力。这种身临其境，完全有别于郭沫若、周学普在日本，张荫麟留学美国对歌德及《浮士德》的了解。

梁宗岱1924年留法期间，除学习法文之外，还开始接触德文。据邵洵美1937年撰写的《儒林新史》记载，1925年“他住在巴黎近乡的一位工人家里，天天读着歌德的《浮士德》，他说他是用法文译本对照了德文原文读，德文原文里有几行他可以响亮地读出来”。1929年8月23日，时年26岁的梁宗岱在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船堡顶楼完成歌德两首名诗《流浪者之夜歌》的翻译，梁宗岱推崇其中的第二首《给我们心灵的震荡却不减于悲多汶（贝多芬）一曲交响乐》。1930年夏，梁宗岱离开巴黎，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德文。1931年2月离开柏林，梁宗岱先到位于瑞士德语区的苏黎世，再到德国海德堡大学住了三个月。据当时接待他的冯至回忆：“他从德语文学里翻译歌德、尼采、里尔克简短的抒情短诗，都很成功”。梁宗岱在海德堡完成了他给徐志摩的长信《论诗》，冯至认为“是一篇全面论诗的散文，它涉及到诗的各方面的问题，显示出作者对古今中外的诗歌有较深的修养，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梁宗岱在德国不到一年的游学经历，提升了德语文学的认知水平，对他回国后翻译与研究歌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宗岱对德语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体现在多方面，例如在他1936年出版的诗歌翻译集《一切的峰顶》中就收录了他译的歌德《流浪者之夜歌》《对月吟》《幸福的憧憬》等诗歌；之后他又翻译了歌德的《再会》《谟罕默德礼赞歌》等抒情诗。

梁宗岱对歌德作品的喜爱，亦体现在对歌德的研究与接受上。例如文艺评论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的名称采自歌德自传《诗与真》，其中收录的论文《歌德与李白》开创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象征主义》一文被誉为中国比较诗学力作，文章开篇就引用了《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结尾《神秘的和歌》。可见梁宗岱在诗歌创作与研究上的独特见解，以及对《浮士德》的热爱与理解，为他成功翻译《浮士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宗岱从1930年代开始翻译《浮士德》部分片段，最先发表的译作是《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两首短诗《守望者之歌》和《神秘的和歌》；1937年至1948年间，他先后在《新诗》《时与潮文艺》《宇宙风》和《文学杂志》发表了《浮士德》第一部、第二部的部分译文，其中《宇宙风》第147-151期杂志上刊载了他翻译的《浮士德》第一部若干场景。《浮士德》上部的翻译在1957年完成，经友人罗念生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未能出版。延至“文革”，手稿被焚。70年代末梁宗岱重译《浮士德》，后由于健康急剧恶化，被迫中断。前后40多年，历经坎坷，最终未能如愿。《梁宗岱译集》第三卷《浮士德》收录了最全的梁译《浮士德》，包括《浮士德》第一部共计4612行，《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共计114行，第五幕《守望者之歌》16行，《神秘的和歌》8行，共计4750行，占了整部《浮士德》诗剧将近一半左右。

梁宗岱对歌德的厚爱亦体现在他的私人藏书上，据林笳考证，梁宗岱光是《浮士德》版本就有：1930年代出版由豪普特曼作“序”的德文版《歌德选集》；柏林和莱比锡出版的10卷本《歌德全集》；两个不同版本的法译《浮士德》，译者分别是利希滕贝格（Henri Lichtenberg） 和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英译《浮士德》第一部，译者是李凤苞《使德日记》中提到的美国驻德公使贝阿德·泰勒（Bayard Taylor）；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学普中译本《浮士德》上、下集。另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档案馆《梁宗岱藏书目录》显示，梁宗岱还藏有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威廉·迈斯特》法文版，Karel Capek的法文书《论歌德》，André Gide翻译的法文版《歌德戏剧全集》等等。上述两个《浮士德》法译本均是权威译本，利希滕贝格的专著《浮士德研究》曾由李辰东在民国时代翻译成中文出版。内瓦尔的《浮士德》第一部法译本曾经得到过歌德的高度赞赏。梁宗岱的中文藏书中还有郭沫若译的《浮士德》和刘思慕翻译的《歌德自传》（《诗与真》）。梁宗岱不同于民国时代的其他几位译者，他除了从原文翻译《浮士德》之外，更多地阅读与利用了相关的法文材料，他在翻译《浮士德》时所做的前期准备是所有民国时代译者之中最丰富、最全面的，作为翻译主体，梁宗岱的目的性与能动性显然更为明确。

梁宗岱在诗歌翻译集《一切的峰顶》序中谈到了他的翻译原则：“至于译笔，大体以直译为主，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候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大抵越近依傍原作越甚。”

例如《浮士德》诗剧上部《献辞》（Zueignung）在民国时代就出现过多种译文，除了郭沫若、周学普之外，还有德语文学专家杨丙辰、史学家张荫麟的译文，拿梁译与这些民国时代的其他译者比较，能够明显看出梁译《浮士德》的诗歌结构和形式遵循了他自己坚持的翻译原则：在依照原诗所采用的意大利诗歌的诗节形式——八行诗（Stanza）的基础上，力图在形式与内容上取得与原诗的高度一致。

以下是《献辞》第一节：

Zueignung(V.1—V.8)

Ihr naht euch wieder, schwankende Gestalten,

Die früh sich einst dem trüben Blick gezeigt.

Versuch ich wohl, euch diesmal festzuhalten?

Fühl ich mein Herz noch jenem Wahn geneigt?

Ihr drängt euch zu! nun gut, so mögt ihr walten,

Wie ihr aus Dunst und Nebel um mich steigt;

Mein Busen fühlt sich jugendlich erschüttert

Vom Zauberhauch, der euren Zug umwittert.

原诗是abababcc（六交韵+两对韵）五音步抑扬格，梁宗岱深谙德语诗歌的音律特征，不同于其他译者散文式或者自由诗体翻译，他严格遵循了《献辞》八行诗节的格律。因此他译的《献辞》不但保留了原诗形式与格律上的完美、诗行字数的齐整，而且以白话文准确表达了原诗的内容：

你们又来临了么？飘忽的幻影！

早年曾显现于我蒙眬的眼前。

今番，我可要努力把你们凝定？

难道我还不忘情于那些梦幻？

你们蜂拥前来！好！随你们高兴。

尽管在烟雾间从我四周涌现，

给那簇拥你们的灵氛所鼓荡，

我的胸怀又闪着青春的怅望。

梁宗岱的诗歌翻译原则在他的《诗论》中有明确表述：“以为原作底字句和次序，就是说，经过大诗人选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如果译者能够找到适当对照的字眼和成语，除了少数文法上地道的构造，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我用西文译中诗是这样，用中文译西诗也是这样。”梁宗岱的译诗是在竭力保留原诗艺术形式基础上的再创造，他的诗歌翻译标准定得更高，而且更能表现原作的意蕴。梁译《浮士德》并非所有译诗全都按照原文亦步亦趋，其中不少经典诗歌，他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诗歌形式，不仅传递了原诗特有的韵律与节奏，同时也让读者体验到原作的庄重与内涵。比如《天上序曲》拉斐尔出场，译成五言诗：

曜灵寻古道，步武挟雷霆，列宿奏太和，渊韵涵虚清。灵光励天使， 深奥莫能明。大哉造化工，万古常如新。

《浮士德》第一部地灵的一段表白，梁宗岱翻译成了一首活灵活现的白话诗：

在生命的波中，在行为的浪上，我上升又飘往！诞生与死亡，永恒的海洋，无常的漂荡，热烈的生长，就这样在时光唧唧的机杼上，我织就那活泼的衣裳。

其中“时光唧唧的机杼”，简直是神来之笔，德文“sausend” 意为“呼啸的，嗖嗖的”，樊修章译为“我在时间轧轧的织机上，织出神性盎然的衣裳”，钱春绮译为“我就在轰轰的时间织机之旁，制造神的有生命的衣裳”，郭沫若译为“我架起时辰的机杼，替神性制造生动的衣裳”。四种不同译法传递的诗意，显然梁译更高一筹。

例如表达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图勒王》，民国时代就有多种译文，除了郭沫若和周学普外，还有陈铨、张传普（威廉）的翻译，而梁宗岱译诗别具一格，翻译成了七言古诗：

古时有个屠勒王，

贞洁至死也不改，

当年爱妃临终时，

赠他一个黄金杯。

爱杯胜于爱性命，

每餐不忘杯在手；

每逢举杯自倾饮，

双泪不觉相和流。

及到死期临近时，

举国珍宝与城池，

一一分赠众世子，

独留金杯在手里。

巍巍古堡临海滨，

赫赫祖堂宴群臣，

国王坐在高堂上，

两旁武士何纷纷！

龙钟老王忽起立，

一口饮尽生命火，

即把圣洁黄金杯，

投向茫茫碧海波。

目送杯翻杯自饮，

杯沉海底深又深，

两眼也随杯影沉，

从此一滴不再饮。

梁宗岱翻译的《浮士德》第二部结尾最后八行诗，即《神秘的和歌》，更加体现了译者诗歌翻译的独特追求，依照原诗的韵律，翻译成五言体，但是晓畅易懂，把《浮士德》诗剧的隆重与崇高完美地表现出来：

一切消逝的

不过是象征;

那不美满的

在这里完成;

不可言喻的

在这里实行;

永恒的女性

引我们上升。

《浮士德》诗剧多姿多彩的诗歌体裁，促使梁宗岱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古代诗歌和白话新诗的丰富表现形式多方面展现。梁译《浮士德》是梁宗岱译者主体性最全面的体现，也是梁宗岱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一座高峰，因此梁译《浮士德》在诸多《浮士德》汉译本中被誉为佳译之一，自不是虚言。

诗人梁宗岱最终没有完成整部《浮士德》诗剧的翻译，但是回顾他几十年翻译《浮士德》的历程，可见梁宗岱译者主体性主要表现在翻译前的深入阅读与研究，高度尊重原著的艺术风格与诗歌韵律，灵活运用中国古代诗歌与白话新诗最大程度地再现原作丰富多彩的诗艺与内含，践行译者独特的诗歌翻译美学原则。所以梁译《浮士德》为外国经典诗歌的汉译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