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度致敬·书籍设计师

孙晓曦：让纸质书回归单纯的状态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书籍设计的概念还停留在封面设计，我听很多人说，这个书好不好，就说这个书封面好不好看。前两天我跟朋友说，我在做书籍设计，他还挺惊讶地问我，书籍有什么好设计的，把它印出来不就完了吗？我感觉国内无论对读者还是出版方，书籍的概念还不是特别的清晰。

其实书是个立体的东西，和建筑一样，所以它有很多面，很多细节，这些都是设计师需要考虑的。一个书的结构，它的阅读结构、内容信息的整理，整个书籍结构的设计，封面与内容的关系，纸张、材料的选择，用什么样的印刷技术，最后要怎么样呈现出理想的效果，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书籍设计是个综合体，需要从很多角度来考虑。

新媒体时代，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对于纸质书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我不认为是个消极的影响。这就好比摄影术发明时，它把绘画拯救出来以后，这种新的信息传递方式，让纸质书回归它单纯的状态，很多其实不需要被印刷出来的内容，现在都可以在互联网和手机上传播了，真正需要被印刷出来的内容其实都很有价值，再回去买这些书的人是喜欢这个书的读者，让它变得更纯粹。这时候设计师的价值就会变得更大，他工作发展的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今后要做好书的话，不光是设计师的责任，也希望出版方、后期的印刷制作相互支持和配合，因为它是协力的过程。现在的读者市场是非常好的市场，很多人买书也会很在意装帧设计。

“评价一本书好不好，不能只看它美不美，要看它的设计能不能更有效地传递内容或作者的想法，到读者手中它是不是能激发灵感，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理解作者和（书的）内容，甚至这个设计能不能提出新观点。”

 

年度致敬·青年作家

郝景芳：科幻小说是人性的实验室

小说写作一直是我的爱好，我从事物理系工作时就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没有界限，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发现这个世界的一些原理，一些日常生活中可能直觉上感觉到的东西，但并没有用更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我一直觉得科幻小说是有关人性的小说，并不是技术的小说。其实科幻小说是人性的实验室，自然界中我们可以做实验，有任何争论和想法都可以用一个实验实现，让大家看到更多新奇的结果，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没办法做社会实验，有很多问题会停留在比较抽象的理论阶段，而我自己写一些科幻小说就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地球上其他的人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会怎样？如果现在地球突然出现了多长时间的白昼或者黑夜会怎样？对于我们今天的阅读，我想到的问题是：假如现在突然出现了宇宙环境的改变，对人脑造成了某些反应，以至于我们现在所有人都不能识别文字了，那么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假如有一天，我们有一种技术像手枪一样，把所有知识注入到脑子里，不需要阅读就可以阅读1000本的内容会怎么样？我自己认为，所有这些思想实验是我在研究中兴趣的来源，也是我在写作中兴趣的来源，我就喜欢不断地去想这种可能性的问题，我希望能把这个习惯坚持到我死的那一天。

哪怕有一天我们有机器写作、机器阅读、人工智能替我们完成所有写作和阅读的工作，然而真正喜爱写作和阅读的人，还是会自己写下去，自己去读，因为一本书自己阅读的过程和你只是记住了知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影响是在你的心灵。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阅读，我们其实已经有了最基本的内心的共同点——当我们阅读这些文字时，它们带给我们感动。

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人和动物、猿猴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想象力、推导能力以及一定的抽象能力，人这个物种才从其他动物物种中脱颖而出，进化出我们所有的文明。我们的文字就是文明的基础，不管到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发展，有这样的想象力和文字能力，我们的文明就会始终向前运行。

“我对于写小说，做研究，科幻小说、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学习都不是太有分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人世间的热爱与好奇，对人性我想要理解得更多。”

 

年度致敬·阅读推广人

梁文道：读书人的生活充满乐趣

从初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从来都排在班上倒数三名的范围，但是我喜欢读书，只是不喜欢上学，于是我当时面对很严重的问题，可能上不了大学，但我并不担心上大学，因为我当时见识太浅薄，认为上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时间看书。

有一年我高中的暑假去香港的写字楼打工，在办公室负责贴信封，贴邮票，传送文件去别的公司或工厂。那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之中最底层的工作，但我当时干得很愉快，因为那个工作让我有大量时间看书。当时我想，如果有这样一份工作让我继续做下去就好了。

我曾经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主办方请了四个人来跟作者对谈新书，邀请记者过来，在香港书展旁边一个小房间。结果那天来了六个人，就是作者、编辑加上我共四个，还有那个记者，台下就一张椅子。这种场面我们都太习惯了，我们印制1000本诗集之后，有500本送出去，诗人之间彼此交换名片用的，另外500本放在床底下。我见过一些老人去世之后满家的书，儿子都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把他爸爸一辈子写的东西全部丢了垃圾堆。我也见过香港那些老托派革命者，他们晚年因为眼睛不好，用斗大的毛笔字写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带着当年托派的热情，认为怎么样走下去才是解放人类最佳的光明大道，写写写，写到稿子堆到那么高，一页页堆起来。当时他死了，也是没人要，我们就帮忙去收。

到后来我们出版杂志已经不再用一本一本印出来，干脆看有谁要新出版的诗刊，在自己家里影印出来，自己钉，最新一本诗刊30元，都这么做。我完全以为图书推广阅读就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忽然之间发现读书居然还能够有奖，有记者采访，有闪光灯给你拍照，有电视台给你做节目。

我上世纪80年代写书评，但没想到做读书节目上亿人看，这对我来说是没有概念的。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很成功，这叫成功吗？我心目中所谓的读书，读书给我的快乐，是几十年前那个六个人在场的小说发布会，印1000本诗集500本床下500本送人，把老前辈那些所有被淹没的底稿收藏回来放到家里，使得家里像垃圾一样，这是读书人的生活，但它充满乐趣。将来有一天我的节目《一千零一夜》办不下去，没有人想看我的东西，我完全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回到那个状态，因为能阅读就是最大的奖赏，我想不到更好的奖赏。

“读书最大的乐趣是，总能够和平常离我们那么遥远的人成为真诚的朋友，而真诚的朋友总是不会忌讳向你说出一些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