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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新京报年度好书致敬礼:爱文学,为文学

2017年01月11日15:33 来源:新京报 

年度致敬·书籍设计师

孙晓曦:让纸质书回归单纯的状态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书籍设计的概念还停留在封面设计,我听很多人说,这个书好不好,就说这个书封面好不好看。前两天我跟朋友说,我在做书籍设计,他还挺惊讶地问我,书籍有什么好设计的,把它印出来不就完了吗?我感觉国内无论对读者还是出版方,书籍的概念还不是特别的清晰。

其实书是个立体的东西,和建筑一样,所以它有很多面,很多细节,这些都是设计师需要考虑的。一个书的结构,它的阅读结构、内容信息的整理,整个书籍结构的设计,封面与内容的关系,纸张、材料的选择,用什么样的印刷技术,最后要怎么样呈现出理想的效果,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书籍设计是个综合体,需要从很多角度来考虑。

新媒体时代,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对于纸质书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我不认为是个消极的影响。这就好比摄影术发明时,它把绘画拯救出来以后,这种新的信息传递方式,让纸质书回归它单纯的状态,很多其实不需要被印刷出来的内容,现在都可以在互联网和手机上传播了,真正需要被印刷出来的内容其实都很有价值,再回去买这些书的人是喜欢这个书的读者,让它变得更纯粹。这时候设计师的价值就会变得更大,他工作发展的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今后要做好书的话,不光是设计师的责任,也希望出版方、后期的印刷制作相互支持和配合,因为它是协力的过程。现在的读者市场是非常好的市场,很多人买书也会很在意装帧设计。

“评价一本书好不好,不能只看它美不美,要看它的设计能不能更有效地传递内容或作者的想法,到读者手中它是不是能激发灵感,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理解作者和(书的)内容,甚至这个设计能不能提出新观点。”

 

年度致敬·青年作家

郝景芳:科幻小说是人性的实验室

小说写作一直是我的爱好,我从事物理系工作时就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没有界限,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发现这个世界的一些原理,一些日常生活中可能直觉上感觉到的东西,但并没有用更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我一直觉得科幻小说是有关人性的小说,并不是技术的小说。其实科幻小说是人性的实验室,自然界中我们可以做实验,有任何争论和想法都可以用一个实验实现,让大家看到更多新奇的结果,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没办法做社会实验,有很多问题会停留在比较抽象的理论阶段,而我自己写一些科幻小说就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地球上其他的人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会怎样?如果现在地球突然出现了多长时间的白昼或者黑夜会怎样?对于我们今天的阅读,我想到的问题是:假如现在突然出现了宇宙环境的改变,对人脑造成了某些反应,以至于我们现在所有人都不能识别文字了,那么人类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假如有一天,我们有一种技术像手枪一样,把所有知识注入到脑子里,不需要阅读就可以阅读1000本的内容会怎么样?我自己认为,所有这些思想实验是我在研究中兴趣的来源,也是我在写作中兴趣的来源,我就喜欢不断地去想这种可能性的问题,我希望能把这个习惯坚持到我死的那一天。

哪怕有一天我们有机器写作、机器阅读、人工智能替我们完成所有写作和阅读的工作,然而真正喜爱写作和阅读的人,还是会自己写下去,自己去读,因为一本书自己阅读的过程和你只是记住了知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影响是在你的心灵。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阅读,我们其实已经有了最基本的内心的共同点——当我们阅读这些文字时,它们带给我们感动。

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人和动物、猿猴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想象力、推导能力以及一定的抽象能力,人这个物种才从其他动物物种中脱颖而出,进化出我们所有的文明。我们的文字就是文明的基础,不管到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发展,有这样的想象力和文字能力,我们的文明就会始终向前运行。

“我对于写小说,做研究,科幻小说、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学习都不是太有分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人世间的热爱与好奇,对人性我想要理解得更多。”

 

年度致敬·阅读推广人

梁文道:读书人的生活充满乐趣

从初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从来都排在班上倒数三名的范围,但是我喜欢读书,只是不喜欢上学,于是我当时面对很严重的问题,可能上不了大学,但我并不担心上大学,因为我当时见识太浅薄,认为上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时间看书。

有一年我高中的暑假去香港的写字楼打工,在办公室负责贴信封,贴邮票,传送文件去别的公司或工厂。那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之中最底层的工作,但我当时干得很愉快,因为那个工作让我有大量时间看书。当时我想,如果有这样一份工作让我继续做下去就好了。

我曾经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主办方请了四个人来跟作者对谈新书,邀请记者过来,在香港书展旁边一个小房间。结果那天来了六个人,就是作者、编辑加上我共四个,还有那个记者,台下就一张椅子。这种场面我们都太习惯了,我们印制1000本诗集之后,有500本送出去,诗人之间彼此交换名片用的,另外500本放在床底下。我见过一些老人去世之后满家的书,儿子都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把他爸爸一辈子写的东西全部丢了垃圾堆。我也见过香港那些老托派革命者,他们晚年因为眼睛不好,用斗大的毛笔字写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带着当年托派的热情,认为怎么样走下去才是解放人类最佳的光明大道,写写写,写到稿子堆到那么高,一页页堆起来。当时他死了,也是没人要,我们就帮忙去收。

到后来我们出版杂志已经不再用一本一本印出来,干脆看有谁要新出版的诗刊,在自己家里影印出来,自己钉,最新一本诗刊30元,都这么做。我完全以为图书推广阅读就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忽然之间发现读书居然还能够有奖,有记者采访,有闪光灯给你拍照,有电视台给你做节目。

我上世纪80年代写书评,但没想到做读书节目上亿人看,这对我来说是没有概念的。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很成功,这叫成功吗?我心目中所谓的读书,读书给我的快乐,是几十年前那个六个人在场的小说发布会,印1000本诗集500本床下500本送人,把老前辈那些所有被淹没的底稿收藏回来放到家里,使得家里像垃圾一样,这是读书人的生活,但它充满乐趣。将来有一天我的节目《一千零一夜》办不下去,没有人想看我的东西,我完全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回到那个状态,因为能阅读就是最大的奖赏,我想不到更好的奖赏。

“读书最大的乐趣是,总能够和平常离我们那么遥远的人成为真诚的朋友,而真诚的朋友总是不会忌讳向你说出一些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