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那是二零零七年的初春，在北大正门边，楚良第一次见到付平。付平身材高瘦，双手插在棉服的口袋里，阳光扑上线条锋利的侧脸，眉头被打成淡淡的金黄色。根据楚良的回忆，当时他错愕了片刻，差点错认为一个姓陈的高中同学。是楚良先打的招呼，高高地扬起手说：“这里。”付平扭过头，正面却没那么相似，眉弓更高，额头不够饱满，眼睛看上去像一个地势险要的山坳。再走近些，楚良发现付平的皮肤很白，常年不见阳光那种白，鼻翼两侧有几块小小的雀斑。

寒假时，他们在交友网站上认识，是付平主动发的站内信，只有一个“嗨”字。互加QQ后，付平却几乎不上线，楚良对他的了解，仅限第一次在站内信上来往的几次信息：同一个大学，研二，工科。开学后，付平终于出现在QQ上。楚良知道了他是湖北人，本科就读于武汉一所二类本科，毕业后边工作边考研，两年后来了北大。楚良告诉付平，自己是合肥人。付平说，小时候得肾病，在市里省里都没看好，传闻合肥的中医院有位老神医，父亲不相信，母亲却坚持带他去，果然治好了。楚良追问，是否去过琥珀山庄，离中医院只有两三公里。付平说知道，然后岔开话题，问楚良想不想出来见见。

北京街头到处都拉着“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红底横幅，沿着七拐八弯的临时通道走了好一会儿，他们终于找了一个小咖啡馆坐下。楚良记得付平点了水果茶——以后的日子里，付平也从没喝过咖啡，他则要了一杯拿铁。他们的话题已经进行到未来何去何从，付平问：“如果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你会去哪里？”

“没想过。”楚良说。“北欧挺好的，有极光。”

付平说：“我们这样的人，离开是唯一的出路。”楚良点点头，心里却不能完全认可。那会儿已经不像九十年代时那么封闭。他曾听一个结婚十年的同志谈起，互联网还未普及的时代，人们只能去公园和厕所，靠眼神识别同类；到他高中毕业，各种聊天室、交友网站已经层出不穷。他记得他曾注册过一个聊天室账号，网名叫“仓鼠男孩”，或者“仓鼠小子”。

付平转掉话题，问楚良多大。“二十一，虚岁二十二。”楚良说。付平说自己二十六，初中同学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付平说这些时，正喝着热茶，可能太烫，吸溜了一会儿嘴巴。很快，咖啡馆里又进来一些人，挤在边上的木头桌上。楚良觉得有些热，似乎刚感觉到这个咖啡馆里的暖气大得异乎寻常。他脱掉羽绒服，挂在椅背上，顺手把毛衣袖子往上撸了撸，拿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又打量了一眼付平，有种正在变老的意思，眼角的细纹像一尾尾光滑又矫健的鱼秧子，跃进光线下的尘埃里，皮肤因干燥而微微泛着油光……但这些都不重要。

楚良发现付平一直在盯着自己手里的杯子看，于是也低头看了一眼，杯壁上印着一个金色的鹿头，像是用金粉刷上去的，这会儿已经有些旧了，一道道的划痕，伤疤一般。

“怎么了”楚良问。

“没什么。”付平说。

楚良收回手，放在腿上。他摸到手腕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凸起，其中一道，边上布满了硌人的圆点。他把袖子拉下去，忽然有些尴尬，往窗外看了一会儿，又怕自己显得太没兴趣。

两人待到晚饭前，付平有事，先离开了。夜里十一点多，楚良正在寝室里看小说，接到付平的电话。

“睡了吗？”付平问。

“没，我睡觉比较晚。”楚良说。

“还是作息规律一点好。”付平说。

“嗯。”楚良沉默了下来。电话那头有呼呼的风声，也许付平正走在未名湖边。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十一岁时，干过一些蠢事。”付平说，“我从村长家的三楼跳下来，摔在了猪圈里，留下一道疤。我还一口气吃掉了家里所有能找到的感冒药，但只是发了一星期的低烧。”

“人年轻时都会做傻事。”说完，楚良意识到十一岁只能算是童年。他被寝室里的暖气弄得昏昏沉沉，恍惚想到自己的十一岁，看不到头的教辅与试卷，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每个中国孩子都有这样一个充实的童年。直到十七岁，才有所不同。十七岁的某个晚上，陈对他说，“我只是想到，人都是要死的。也许我明天就死了。”那时楚良正在念高二，成绩优异，从没有过这些想法，死亡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几天后，他告诉陈，他梦见自己死了，他编造了梦的另一部分——他和陈一起从步行街的鼓楼商厦跳下来，但梦结束在两人触底之前，因此没有血腥的场面。

2

温度升高前的几个星期，楚良常常在十一点多几分时接到电话，“自习室关门了。”那阵子，付平的开场白从来不变。有时，楚良想说，“我知道，所以呢？”但每次都换成“到寝室了吗？”他不喜欢自己每次都问这样一句废话。他慢慢摸清了付平的作息，六点半起床，十二点午休一小时，夜里十一点回寝室，凌晨十二点半准时上床——这也是从高中起，付平一直严格遵守的作息。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象：付平就像一只住在报时钟里的鸟——布谷鸟、老鹰，或者别的什么。

到四月中旬，临近期中考试，楚良问付平能不能一起自习，付平答应了。起先，两人总是坐前后排，通常付平坐在前面，楚良绕到他后面。那阵子，有一门课要交论文，楚良每天带着厚厚的教材和参考书，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有时付平仰头舒缓脖子时会碰到，于是楚良坐到付平同一排去，中间只隔一个座位。那会儿付平的主要精力放在英语上，他的英语不差，长于阅读和写作，唯一的问题是是发音。楚良曾听付平无意中说过的一两个单词，“to do”发成“土杜”，楚良纠正他的发音，付平说：“乡下的老师发音都不行。”尽管如此，他依然只做卷子，阅读、写作，一道道选择题做过去。

交完论文，楚良还是陪着付平自习，带小说去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换成换成简•奥斯汀，最后哪怕带阿加莎•克里斯蒂，也看不进去了。付平变成了一个很难克服的困扰，他呼吸的声音，低头皱眉的样子，甚至他只是动了动胳膊，都能让楚良再三从书中走神。最离奇的一回，他看见付平眉头之下的鼻子异常高耸，竟然毫无征兆地勃起了。他只穿着一条薄薄的牛仔裤，小心翼翼地把屁股往凳子里缩。

五月，付平先后考掉托福和GRE，托福口语分数不算高，整体差强人意。“应该够大部分学校基本线了，但得有全奖才去。”付平在电话里说，语气几乎轻描淡写。楚良当时在寝室里上网，听到这个，起身走到门口，一时不知往楼道还是厕所走去。

“恭喜。”楚良说。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付平说。

他们约在未名湖北岸的柳树下见，楚良到的时候，付平正靠在一辆自行车上，背着一个大大书包。他们在柳树下的椅子上坐下，付平从书包里掏出一堆书，堆在大腿上，大拇指扣在书的边缘以免滑落。楚良勉强能辨认出其中几本词汇书和考试指南。

“这些送给你。”付平说，“也没多难。”

楚良接过书，在微光下翻看一遍，书很新，有少数铅笔写下的笔记。

“你知道Fred和Ted的故事吗？”付平问。

“不知道。”

“他们也是北大的。十年前去了美国，留在那儿。”付平说，“你能想象他们留在这儿吗？”

楚良无法想象。

再晚一些时候，他们并排站在宾馆十九楼房间的窗边，云彩挂在墨蓝色的天幕里，被风吹成丝状，只剩一点稀薄的形状。楚良关了灯，于是只能在黑暗中感受付平隐约的线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动，也没做出任何暗示，只听着付平说话，那些关于远方的幻想、异国的蓝天与绿地、陌生的语言、全新的生活……这会儿付平需要时间。最终，付平好像累坏了，坐上床高昂起头，双手撑着被月光染成象牙白的被子，像一头故意暴露柔软部位的动物。楚良走过去，握住付平的光滑而坚硬的手腕，感觉到筋脉之间澎湃的脉搏，他把手从衬衣底下探了进去，摸到一道疤，从肚脐到髋骨，一道细长的凸起，磨钝的刀锋一般。

3

楚良一直拖到七月底才回家，表哥结婚，父母开车去肥东。婚礼在县里最大的酒店举办，门边的大幅结婚照上，表哥梳着油光可鉴的大背头，表嫂的头发烫成黄色的小卷。他高中时的数学老师也是这个发型，被同学们称为方便面头。所有人落座后，表哥表嫂出现在红毯的尽头，几乎站在了没有空调的酒店门外。两人看起来比照片上自然一些，表情审慎，没有露出那种露八颗牙的假笑。音乐响起，是《婚礼进行曲》，寂静的酒店大堂充斥着慷慨又浪漫的交响乐，两个花童在后面拖着表嫂过长的头纱，另外两个撒着玫瑰花瓣。某个瞬间，他想象着会有一个司仪像电影里的老神父一样，问他们是否愿意无论贫穷、富贵，疾病、健康，都相守一生。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开学就大四了。”

“是的。”

“有什么打算？”

“先看看有什么工作机会。”他说。

“回合肥最稳妥。”母亲说。

他知道她对合肥有着近乎痴迷的信任，远胜于对他的信任。从小到大，不计其数的人说过，他是母亲最大的成就。但他总是控制不住地怀疑，自从她药材生意失败后，她只是把他当成了某种生意来经营，上什么学校，进哪个班，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他渐渐明白，只有他按照母亲的意愿生长时，他才是她的成就，其他时候，不过是另一项不受控制、可能步入衰落的生意。

他第一次违背母亲的意志，是填报大学志愿。母亲建议他填复旦、同济一类的上海学校，他却坚持自己的分数肯定够北大，要上就上最好的学校。吵到最后，他甚至不明白母亲的到底要说什么，仅仅是气候更好，离家更近？他一早交掉志愿表，密切注意母亲的动向，害怕她去找班主任。录取通知下来后，母亲操持了喜酒，却还是恹恹的。父亲偷偷问他：“你的梦想不一直是复旦么？”他告诉父亲，人就像毛毛虫，最终会变成截然不同的样子。父亲又问他，“那个姓陈的男孩也去北京吗？”他摇摇头，说不知道。父亲拍拍他的肩说，“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我是不可能回来的。”晚上，他在电话里告诉付平。

“那就证明给她看。”付平说。有一个瞬间，他觉得付平的想法有些幼稚，但他也不知道付平能说什么。

“我刚从亲戚家出来，抬头就能看见银河带。”付平说，“你那儿能看见吗？”

他抬头朝窗外看去，城市的灯光映在灰暗的天空中，微微地发着红光。“小时候见过，去山区旅游时也见过。城市里没有了。”

“星星呢？”付平问，“星星有吗？”

“没。”他说。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别担心了，她是你妈，没有坏心。”付平说。

挂掉电话后，楚良拉开书柜的玻璃门，随手翻了翻留在家里的书。几个没扔的草稿本上，全是数学和地理的演算，零星有一些字，是从语文课外阅读上摘下来的，他看到一句，“期望给人带来勇气，也带来沮丧”，作者是毕淑敏。本子里还夹着高中毕业照，他一眼就看到站在最后一排的陈，短碎发，皮肤在阳光下呈小麦色，脸上是标志性的满不在乎的笑容。

接着，他看见站在第三排中间的自己，嘴巴微微咧开，眼睛被两颊的肉挤得几乎看不见。他记忆中高三的自己要比这个瘦些。有几个星期，他只吃蔬菜，米饭两碗变成半碗。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吃多了脑胃争血，上课头晕。不久后，母亲三番两次出现在教室窗外，染黄的头发格外扎眼。他只能假装没看见。后来母亲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他忙不迭地大声否认，早恋，这种道德性的错误，怎么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晚上，他在书桌前发了很久的呆，只开着台灯。窗外传来婴儿的尖叫，他仔细听了一会儿，以为是野猫在叫。可那时已是秋天。他翻出一张干净的草稿纸，开始写信。刚写下第一句，他就一笔一笔将第一句涂掉，直至再也无法认出写了什么。第二天，他的食量恢复了正常，直到大二彻底减肥成功前，他一直都是个胖子。

也是减肥成功之后，他才渐渐不再梦见那节教室里只剩他和陈的体育课。好几年里，他坚信着一个事实，只有他见过陈伏在桌上，肩膀剧烈地耸动，却奋力忍住哭声的样子。当时楚良的脸可疑地发着烧，还是走了过去告诉陈，每个人都有不开心的事情。他记得陈诧异地看着他，停止了哭泣，一颗已经滴下的眼泪顺着鼻翼往下滚，消失在嘴唇的纹路里。

4

天气转凉时，付平为楚良制定出一整套托福复习计划，在学校电脑房下了一百多兆的资料，从口语听力到阅读写作，分门别类放进了楚良的U盘里。在这件事情上，付平有着不亚于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楚良一天至少六小时泡在自习室里学英语。

十二月，付平忙完PHD申请后，他们决定搬出寝室，在学校附近找个房间。那时他们都没有租房经验，对中介挂在论坛里的照片抱有很大幻想，看了几处不尽人意的房子后，付平有些动摇。楚良独自又看了不少房子，最终找到一间群租房里朝南的房间，由客厅改造，有个小阳台，地上铺着地板革，墙壁是木头的。搬家那天，也是楚良早早去收拾房间，付平中午才来。家具已按楚良的想法摆好了，衣柜、单人沙发椅、书柜并排靠墙，房子放到阳台上，再买一把椅子，他们其中一个就可以坐到阳台上去。下午，他们去附近的商场买椅子，等回到家拆开包裹，才发现买了太多东西：新的床上用品、炊具、餐具；买了花瓶、干花、装饰性的摆件、相框——后来才发现，很多东西根本用不着。

夜里，他们在黑暗中做爱，房间的气息依然是陌生的，但与宾馆完全不同，这种味道很快会他们的生活细节塑造成其他味道，而窗外的狗吠与车辆经过的声音不会改变，那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有一天你出国了，我却没有，我们怎么办？”事后，楚良躺在床上问。

“只要你愿意，没什么做不到的。”付平说。

“如果我就是做不到呢？”楚良问。

“我也不知道。”付平抱住他说。

付平每天准时去实验室，想在硕士毕业前，积累一批有价值的数据。楚良待在家里，每早煮一锅奶茶，先把打折时买的“正山小种”倒入清水煮几分钟，倒上小半锅牛奶，开小火煨。他喜欢用长柄木勺搅动牛奶与茶叶，没多久，锅里就结起一层淡褐色的奶衣。他喜欢等着浓郁、微苦这两种气息混合成一种，充满整个房间，然后捧着热腾腾的杯子，站在阳台上，看着雪花从苍白的天际坠落。白天的时间不难打发，弄懂一篇复杂的文章需要一小时，背一百个单词需要两小时。生活被具体的事情分割、填满之后，他发现安于此刻也不错，至少假想那些失败的未来，没有任何益处。

跨年晚上，他们去一家日料店吃饭，付平点了梅酒，楚良不喜欢那个，只要了免费提供的大麦茶。店里人很多，等位区还站着十几个人。付平把壶中的梅酒倒入酒盅，一连喝了三盅，他的酒量不算好，很快脸颊上就出现了红晕，眼神中透着热切又迷离的劲儿。

“过了年我就二十七了。”付平说。

“你看上去像二十二。”楚良说。餐厅另一头，一桌说京腔的男女大声喧哗，表情快活。

“真羡慕他们。”付平扭头看了他们一眼。

“是吗？”

“只有属于这里的人，才能笑成这样。”付平说。

“那你属于哪儿？”楚良问。

“不知道。”付平找服务员又要了一个酒盅，倒了一杯，递给楚良，“陪我喝一点，就一点。”楚良抿了一口，就放下杯子。

“美国呢？欧洲呢？你会觉得自己属于那儿吗？”楚良问。

“我已经不在乎那个了。”付平说。

“不在乎什么？”楚良喝掉剩下的酒，喉咙泛着苦味儿。

“哪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付平说。

付平又往楚良的酒盅里倒了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接着身体往后倾，靠着墙，看上去像没什么力气。楚良没有继续追问。尽管付平没有说，但楚良隐约知道，付平已经收到一些大学的回复，估计不好的消息居多。

吃完饭，他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往南走，人很多，看样子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走到三环上，他们进了一家商场，乘扶手电梯，一直逛到顶楼。他们进了一家专门拍大头贴的照相馆，选了背景后，钻进拍照机器。第一张照片，他和付平的脸被框在一个大大的爱心里，他们都不知道应该作出怎样的表情，因此照片里呈现出一种好笑的严肃神色。第二张，付平从背后搂住他的腰，把下巴埋在他的脖子里。付平闭上眼，沉重地喘息，呼出浓浓的酒气。他转过头，亲了亲付平的侧脸。

拍完照，他们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那几张重拍吧。”付平说的是两人拥抱的照片。

“你先出去，我来弄。”楚良说。付平犹豫了一下，掀开帘子走出去。楚良出来时，看见付平已经走到商场的另一头，站在自动扶梯边，朝一家男装店张望。

楚良低着头，不去想象店员脸上正挂着什么表情。一对情侣走进来，钻进机器，透过布帘下方，楚良看见女孩踮着脚，毛呢长裙微微晃动，男孩穿着深蓝色的牛仔裤。楚良接过店员递来的装大头贴的袋子，还是忍不住朝她看了一眼，她的目光看似不经意地掠过他的脸，最终落在桌上的裁纸刀上。他不知道她是不是像她看上去那样毫不在意。他走出去，到付平的身边，轻轻地说，“回家吧。”

快到十二点了，路上挤满跨年的人，他们挤在人群中，往北边走。过了人大，马路空旷起来。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零八年，奥运年”，接着是隐约的新年倒数和烟火在空中爆炸的声响。楚良回头看了看，却只看到马路对面迎奥运的红色横幅，一头系在栏杆上，另一头拖在地上。这个国家正在进入新的一年，那些口号却已经陈旧而破碎。他猛然陷入一阵恐慌，时间总会过去，期限总会到来。他无法把这种感受告诉付平，也怀疑付平是否能理解。他牵起付平的手，却被轻轻地甩开。“有人。”付平说。但除了远处一个背影，再也没有别人。

5

从北京下了第一场雪起，母亲每天打电话催他放假回家。一月中旬，等到付平忙了半年的实验告一段落，他才坐上了回家的列车。途经济南时，天空开始飘雪，很快，远处被烧焦的稻田和灰蒙蒙的山上都蒙了一层稀疏的白。他被漫天的白晃得眼晕，靠在车窗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目力所及一片苍茫。

那晚吃饭时，他听见新闻里说降雪范围已经扩大到华南地区，几十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华中地区已经出现大雪导致的断水断电。他给付平发了短信，但没收到回信。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朝外看去，橘黄色的灯光透过路两边的枯枝照在积雪上，像条镶满了碎钻的毯子。

第二天起床时，他迷迷糊糊地看向窗外，雪花洒在空中，像是春天的北京街头飘的沸沸扬扬的柳絮，岑寂而盛大。他看了手机，付平还是没回短信。午饭后，他从一个当地论坛上看到钟祥市出现了小面积的房屋倒塌情况，灾民们被安排前往其他的乡镇，却被大雪堵在了山路上。晚上，他终于接到付平电话。

“你没事吧？”楚良问。

“还行。”付平说，“下火车后，没有班车愿意开进山里，我坐的黑车也只开到一半，再步行了六七个小时才到家。手机一直没电。你呢，还好吗？”

“我还好。”他握紧手机说，“就是有点怕你出事儿。”

“别怕。”沉默了一会儿后，付平说，“我妈病了。发烧。”

“去医院了吗？”他问。

“路都封了，哪儿也去不了。镇上开药店的医生给她挂了盐水。”

“嗯，会没事的。”他说。

“已经好几天了。”付平说。

“会没事的。”他又说了一遍。

楚良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付平母亲的情况，依然没退烧，有几晚甚至体温高达四十度。医生只是说天冷，病菌感染而已，教付平与父亲怎么配制盐水、扎准静脉。腊月二十二，付平告诉他，母亲体温恢复正常，尽管还是非常虚弱，至少能起床，穿上衣服坐到炭盆边，小年夜还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很快，她开始了新一轮的低烧，医生建议最好能去医院检查，他猜测可能是变异的肺炎。付平到处联系愿意开到市里的车子，但没有司机愿意在大雪天出车。“被大雪压塌的山路越来越多了。”付平说。他只好继续按照之前的药方给母亲挂盐水。

一天晚上，他让母亲打电话问她做医生的朋友，对方建议最好去大医院查。他拿过母亲的手机，又将情况详细地复述了一遍，再次得到模糊的回答。挂掉电话后，母亲问，“是谁啊？”

“一个朋友。”他说。

当时他们正坐在沙发上等父亲回家吃饭，七点半的黄金档电视剧刚开始，桌上的饭菜慢慢冷却。八点钟一到，母亲说：“吃吧。”母亲掀开倒扣在菜上的碟子，水汽凝成水珠，从碟子边缘落到菜上。

他们刚吃完饭，门就被推开了。父亲走进来，掸了掸肩上的落雪，把皮鞋塞进鞋柜。

“饭菜凉了。”母亲说。“要热一下。”她没有说是她来热，还是让他自己动手。

“我吃过了。”父亲没看她，走到沙发边坐下，手机嗡嗡地震动着。他打字的速度不亚于一个反应敏捷的年轻人。这点与母亲不同，楚良很少收到她的短信，即使有，也是诸如“天冷了别忘了穿衣服”等没有标点的短句。母亲站起来收拾餐桌，麻利地把吃到一半的白灼芥兰和蒜苔炒肉并成一盘，将吐在桌上的鱼骨拢在手心后，反手扣进垃圾桶。她摞起碗碟，双手端着走进厨房，他听见瓷器与不锈钢水池碰撞的声音，水流从龙头中倾泻出来，然后他看见母亲从厨房中走出，站在门边盯看着父亲。

她的手背抵在滑道门上，沾着油污的手指朝外卷曲，避免碰到任何东西，她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好像她走出来只是为了完成一次呼吸。她轻轻地说：“算了。”她收回手，转身走进了厨房。

过年那天早上，他很早就醒了，手机上显示凌晨五点。一个小时后，他起身穿上厚厚的家居服，拉开窗帘，天空是暗淡的灰蓝色，他扭动僵硬的脖子，盯着嵌在云层中即将褪去的残月，思考着要不要再睡一会儿。他听见从客厅传来轻微的响动，他猜是热水壶被通上电，一会儿是开水被倒入瓷杯。他拉开门，走出去，母亲正握着茶杯，从阳台上往外看去。他说：“去晨练？”

“是啊。”母亲说，“雪停了。”母亲看着他，几乎有些惊讶，“我还以为雪会一直下下去。”他点点头，顺着她的目光看出去，道路与屋顶上覆盖着昨夜的雪，这会儿还没有人踩过，看上去崭新、纯净。他想象不出前一天黄昏时，那些看不出颜色、坚硬的冻雪是怎样的。

他陪母亲去附近的公园，在一个小池塘边，他突然问：“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是不是只是因为准备好了？”

“人在不同年龄就该做不同的事情。”母亲说。

“我的意思是，不是因为真的相爱，只是因为准备好接受这件事情。”他说。

母亲瞥了他一眼，没说话。

“你觉得呢？”他问。母亲没有回答，沿塘边的水泥小路继续往前走，他注意到水面上浮着夏荷的残骸，褐色的碎莲叶在稀薄的晨光下泛着冷光。他紧了紧衣领，好让冷风无法从裸露的脖子里灌进来。他继续说：“我是说，生活方式不只有一种……这世界上，有独身主义、丁克主义的人，有同性恋、双性恋……”

“你想说什么？”母亲打断他。

“我就是觉得，也许，”他犹豫了一下，“不结婚也挺好的。”

“你还不懂。”母亲说，“到了年纪你就知道婚姻的好处了。”

“那你呢？”他飞快地说。说完又感到后悔。

“如果没有我，”母亲一字一顿地说，“你怎么可能今天早上站在这个公园，这个池塘边，和我说这些？”

他突然陷入一个认知上的僵局——过去的他肥胖，五官被肥肉淹没，显得扁平、累赘，毫无生气；现在，镜子里的他眉弓高、嘴唇薄，脸型锋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与这世界上的某个人存在推脱不掉的联系——包括过去的他。

“我不知道。”他说。

6

年夜饭是在市中心的大酒店吃的，超大的豪华包间被分成就餐区和娱乐区。他们到时，娱乐区几乎站满了人。他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一打了招呼，坐到角落里去，不再说话。饭后合影，他躲到最后一排，把自己藏在夏天结婚的表哥身后。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抗拒这种团圆、温暖的假象。拍完照，牌局继续，父亲把他拉到一张没人的沙发上，告诉他，“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以为自己会去北京，去上海，去美国……”话没说完，父亲掏出手机接电话。

他站起来，去门边的立柜上泡茶，回来时，父亲已经打完电话，把手机扔在茶几上。“你醉了。”他说。

“你的人生刚刚开始。”父亲看着他说，“你还年轻，不太懂人生这回事。不过没关系，很快就会懂了。”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希望父亲不要再说下去。父亲把头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重重地喘息。接着，父亲像从梦中惊醒一般，弹坐起来，起身往厕所方向走去。他顺着父亲的背影看去，轻轻地喘出一口气，然后听到茶几上的手机发出尖锐的低鸣。他看到一条短信进来，写着：我也想你。很想很想。

他条件反射一般靠回到椅背上，尽可能地远离手机，仿佛有人在注视着他。包间里的空气糟糕透了，食物残存的味道和烟味混杂在空调的暖风里，如同某种黏糊糊的、可见的毒气，钻进他的呼吸道。他环视一圈，房间另一边大吵大闹的人群像是一幅漂浮着的幻象，他抬起手撑住额头，好像手臂投下能遮住别人投来的视线，阴影之下，他看向茶几上的手机，暗着的屏幕在水晶灯下反射着油腻的指纹。

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径自穿上外套、系上围巾，推门离开。穿过长长的酒店走廊时，两边包间里传出阖家团圆的声响，他只想走得快些，仿佛一放慢脚步，父亲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长廊尽头，然后叫住他，和他说话。

他回到家，拧开大灯，一眼看到客厅沙发上方悬挂着的大幅全家照，他们三个簇在照片中心，看似快乐地笑着，那时他大概八岁，最多十岁，父母也比现在年轻多了。他坐到沙发上，几乎下意识地拨通了父亲的号码，握紧手机听《荷塘月色》的彩铃响到第二遍。他一点也不喜欢这首歌，厌恶它做作的歌词和甜腻的唱腔，以往给父亲打电话，他都是盯着屏幕，等开始计时后，直接说话。父亲接起电话后，他才发现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父亲说，听上去只是在重重地呼气。

他没说话。

“你去哪儿了？”父亲问。听筒里有嘈杂的背景声，但父亲的声音很近，几乎有些刺耳。

“有些头疼，先回家了。”他说。

“喝多了吧。”父亲说，“小伙子，不要喝那么多。”他听见背景音渐淡，随着一声轻微的碰撞声，彻底消失。

“我没喝酒。”他说。

“我快被空调闷死了，出来透透气。”父亲说。他听见皮鞋踏在地板上发出的哒哒声。“为什么合肥不供暖呢？”他的声音像是一头结束了冬眠的棕熊，终于将别扭了一冬的四肢在阳光下舒展开。“你在北京应该晓得，南方的冬天还不如北方呢。”父亲顿了顿，回过神似的问他，“你怎么走了？”

“没什么。”他说。挂电话前，他突然大叫道：“我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他浑身发抖，听着电话那头父亲慌乱的询问声，挂掉了电话。

他脱掉外套，坐在沙发里。窗外又飘起细雪，枯萎的绿化带在橙黄色的街灯下只剩一团幽暗的轮廓。他拿出手机，字斟句酌地编了一条短信，告诉付平他越来越不喜欢冬天，合肥的雪一点都不大气，颗粒很小，速度极快，从窗外望出去，像一张凌乱的网兜住了天空。发完后，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梦见七岁以前的合肥，那时他们还住在老城区的平房里，每回下雪，父母都会反锁大门，禁止他出去玩雪。有一天，他无师自通地打开窗户，踩着高凳翻了出去。他从没打过雪仗，只堆过一两次雪人，其他时候，他近乎孤僻地远离人群，选一块尚未被毁坏的干净雪地，小心翼翼地踩上一脚、再踩上一脚。他满足于幻想他的足迹嵌在雪里时，那种称得上甜蜜、温暖的隐蔽感。

7

他知道出事的时候，已经是初三。

他前一晚没有睡好，晚饭时喝的一杯红酒，直到凌晨五点还在起作用。他听到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却没有力气起身查看。等早上九点钟醒来后，他才看到那条短信。

“今天我妈出殡。”付平。凌晨五点零三分发出。

他陷入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对着地板干呕了一下。他回到床边坐下，手指扣在床沿上，太阳穴上突突地跳跃着，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知道肯定没办法再睡着。他进卫生间洗了个澡，直到再次穿上衣服前，还是有东西在嗓子眼蠢蠢欲动，他对准马桶，张开嘴使劲压迫喉咙，却什么也吐不出。

他笼统地问，怎么样？除外之外，他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随即，他开始担心这三个字在另一个手机屏幕上没有语气，显得漠不关心。他打了电话过去。无人接听。初七时，他又打过一次电话，还是没打通。

他们正月十四回到北京，楚良下午三点多到，付平下午五点多到。楚良没有立刻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问：“累吗？”付平摇摇头，走到阳台上，朝外看了一会儿。楚良跟过去，街上声音嘈杂，大功率的音响中唱着还没被换掉的春节歌曲，汽车声、人声却和去年一样陈旧。楚良试图从后面抱住付平，却被挣脱，“别。”付平看着他说，表情既愧疚又冷漠。天正慢慢黑下来，但还有最后一丝夕阳照在楚良的头顶。

第二天早上，付平很早就醒了。楚良看了一眼手机，才六点半。他躺在床上，听见开门的声音，不知道付平要去哪里。不一会儿，卫生间传来水流的声音。他半躺起来，稍微清醒了一些。晨光在帘子上跳跃，他仿佛听到鸟啼，疑惑于这个天气是否真的有鸟。付平走进来，盯着书架，手指漫无目的地摩挲过最上一排他送给楚良的英语书。他转过身，面对着楚良，这时楚良才看清，他已经哭了一次。

“过来。”楚良半坐起来说。付平顺从地走过去，钻进被窝躺下。楚良从上面搂住他的头，能感觉到他正在微微发抖。“别怕。”楚良说，“有我呢。”过了很久，付平也半坐起来，与楚良并排靠着床头。

“那年坐火车去合肥，夜班车，我和她共一个座位。她抱着我，估计整夜都没睡。”付平说，“我醒来时，见她在哭，我说，‘妈，想回家。’她说，‘我们现在不能回头。’”

楚良看见一颗眼泪悬在付平的下巴上，迟迟没有滴落。

“其实初一就出了太阳，雪也化得差不多了。”付平说，“可是她回头了。”

“你也没办法的。”楚良说。

“是啊。这是命。”付平说。

楚良把手臂环在付平的肩膀上，使劲捏了两下。他诧异于付平的削瘦，肩膀上好像只覆着一层薄薄的皮，骨头宽阔而坚硬。他脑中浮现出死亡的场景，大雪中的房间格外明亮，那些奋力挣扎、不愿离去的意识，在最后一刻，变成失去生命的细胞、组织、器官，变成宽阔而坚硬的悲伤。他死的时候，他想，他情愿死于一场车祸、一次坠机，或者从楼顶纵身跃下。他不想漫长地死去。

“我都懂的。”楚良说。他不由自主朝付平靠去，把头深深地埋进付平的脖颈里，试图摆脱那种撕心裂肺的孤独。

“你不明白的，”付平说，“我也不明白。”

之后的几天，付平不再提起母亲，渐渐演化为拒绝大部分的交谈。所有的对话，似乎仅限于吃饭睡觉时蜻蜓点水的几句。有几次，楚良对上付平还没来得及收回的眼神，意外地发现那种目光中含着某种愤怒。他想告诉付平，他们一样，都没有谁可以真正依靠了。但他没办法说出口，只好让自己变得更加隐形一些，然后在晚上睡觉时，小心翼翼地朝付平移动几厘米，隔着睡衣贴住付平，感受来自他身体的温度。

一晚睡觉前，楚良突然说：“我们明天出去走走吧。”他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付平却同意了。他想了片刻，说：“去八达岭长城吧？我来北京几年，还没去过。”付平不置可否，第二天早上，却早早起来收拾了东西，还主动下楼买了面包和饼干。他们在西北旗桥站换了一次公交，抵达长城时，将近中午。

浅褐色的石阶上还覆着没化干净的残雪，被游客踩过，几乎与石阶融为一体，这让往上走的过程变得困难。两人都没说话，一直注意着脚下，从第一个墩台下来，楚良才注意到连绵不绝的山岭延宕到天际，向阳的一面雪已化完，山岭呈现出一种晕染开的灰白色，而背阴面，还是白雪皑皑，在微弱的冬末阳光里反射着一种淡淡的金黄色。他拍了拍付平，指着近处几颗直插天空的枯树，说：“你看，像不像卫生间瓷砖上的裂纹。”

付平昂起头，看了一会儿，说：“像。”付平低下头，看了看他，又抬头看着树枝，然后说：“要不我们还是分开一阵子吧。”

“什么？”楚良问。风很大，从城墙的凹槽里吹进来，淹没了他的尾音。付平没有回答，继续朝前走去，楚良也跟上去，但没有追问。他们从一个墩台走向另一个，离开出发点越远，人也越少，走到后来，台阶上只剩下他们低着头，小心翼翼地上上下下，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

8

一个星期后，楚良去学校注册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出系楼后，他本想直接回家，走到西门，又折回朝相反方向走去。当时已经立春，可北京还是那么死气沉沉。楚良在光学实验楼前停下，往昏暗的前厅看去，保安警惕地盯了他一眼，又移开目光。他看到一个高瘦的身影从前厅正中的楼梯往下走，又马上折了回去。楚良不确定那是不是付平。

不久后的一个清早，楚良陷在一个断断续续的梦中，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他惊醒过来，还没弄清那声响来自梦中哪一个支离破碎的情节，门开了。付平走进来，摘下黑色的线帽，头发驯顺地低伏着，比起上次在长城看到的，好像长了一些。

“醒啦。”付平淡淡地说，仿佛他只是出去了一趟。

楚良点点头，满脑子却都是梦中老虎的模样——装了木头假肢，狭长的脊背在泥淖里耸起又落下。

付平走到书架前蹲下，从最下一排抽出两本厚厚的专业书。“最近要看。”

“嗯。”楚良应了一声，喉咙被卡住般，声音只发出一半。

“有袋子吗？”付平问。

“鞋盒里有。”他清了清嗓子说。

付平撩开帘子，走到阳台上，影子映在米黄色的帘子上，窸窸窣窣地翻了一阵。他补充说：“就是以前放杂物的黑盒子。”付平很快找到了袋子，塞进书后，走进来环视房间，好像在考虑还有什么遗漏。最后付平的目光落到他身上——楚良慢慢坐起来，倚在床头，也看着付平。一瞬间，他见付平翕动嘴唇，还以为要说些什么。付平只是轻轻摆摆手，说声再见，又戴上线帽，走了出去。目送付平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楚良忽然想不起他带走的到底是哪个袋子，沃尔玛超市的塑料袋，还是被折得小小的优衣库纸袋？

付平又来了两次，第一次带了几个纸箱，把书整整齐齐地码进去，用宽胶带封好。楚良问是否需要帮忙搬下去，付平摇摇头，打了一个电话。“我叫了一个三轮车师傅。”付平说。不一会儿，师傅上楼，与付平各搬两个箱子，一前一后出门。第二次来，是带走其他遗落在出租房的杂物。楚良坐在阳台上的桌边，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小说，余光瞥见付平将那些东西装进随身带来的塑料袋中。付平走到他身后，从钱包里掏出一把钥匙，放到桌上。

“我走了。”付平说。

楚良站起来，默不作声地走到门口，拉开门，随即又猛地关上。“就这样？”他问。付平没有说话，头微微低着，两只手分别拎着塑料袋，里面装了台灯、钢笔、保温杯、上次没带完的书……“就这样？”他又问了一次，付平依然沉默着，没有看他。寂静中，他听到了塑料袋被越绷越紧时发出的吱吱声，接着，左边的袋子提手断掉，一盒订书钉滚落出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走过去，捡起四散的钉子，装进纸盒里，塞到另外一个没破的塑料袋中。他看见付平的手正在微微发抖。他站直了身体，尽可能站直，离得这么近，他才发现，付平也没比他高多少，最多五厘米。

9

楚良是五月中旬遇到马克的，起先是马克在QQ群里问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吃饭，他没当回事，过了半小时再看，竟给他发了私聊信息。他当时被无休止的毕业论文修改搅得心烦，就答应了。他们约在西门见面，一起走去“西门鸡翅”吃饭。马克非常健谈，几乎有些饶舌地说起世界上的冷门导演，从安哲罗普洛斯到库斯图里卡，从今村昌平到法斯宾德……楚良企图转移掉话题，说，“我唯一有过的男友是个工科生，完全不懂这个。你呢，谈过几个？” 马克睁大本就圆而深邃的眼睛，几乎有些讶异地说，“我从不谈恋爱的。”

与马克走回学校时，他惊觉北京一夜之间就热了起来，前一刻远观银杏树，还只是一片稀稀拉拉的绿，不几日，短枝上就挤满了三五簇生的扇形叶片。他们绕着未名湖走，到了之前与付平坐过的石墩，楚良总是从外圈绕过。几圈下来，马克嚷道，“到底还要走多久啊！”接着拿出某家宾馆的金卡，说，“去这儿吧，我有折扣。”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马克还在睡觉，楚良蹑手蹑脚地起身，进了淋浴间。淋浴器像是坏了，热水烫得他浑身发红，出来时，却感到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马克已经醒了，坐在床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他拉开窗子，反过身问，“抽烟有什么意思呢？”马克不说话，只是笑笑。他也笑，赤脚站在地板上穿衣服，漫不经心地问马克昨晚睡得怎样。直到临走，他也没问起马克的本名、年级、专业，只知道对方是在北京长大的吉林人。马克对他的了解，也不超过这些。

几天后，楚良看见母亲的未接来电，他回拨过去，母亲接起电话时，他才想起五月的某一天是她的生日，但不记得具体是哪天。他祝母亲生日快乐，解释自己这段时间在忙毕业论文与工作的事情。

“还好吗？”母亲问。

“还不错。”楚良故意说得简洁轻快，“我要去上海工作了，在一家广告公司里做文案策划。”他是在付平走后的几天海投的简历，主要是上海的几家广告公司，没多久，他就收到其中三家的面试通知。他去上海面试，从出火车站起，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春天明亮而温润，天空像一片倒悬着的蔚蓝色海洋，空气中漂浮着香樟树叶呼出的淡淡辛辣。

“哦。”母亲沉默了一会儿，“那你要照顾好自己。”

“嗯，我知道。”他顿了片刻，说，“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啊，早上晨锻，晚上跳广场舞，还报了一个周末中老年书法班。”母亲说。

母亲还告诉他，年龄上去后，精力明显不如从前，完全不能熬夜，不能受凉，睡前有一点不舒服，就会惊梦、盗汗。他耐心听完，却无法说出任何建议或者安慰。最后，母亲好像失去倾诉的兴致，“算了，不说了。你照顾好自己就行。”然后挂掉了电话。

毕业前，楚良又见了马克几次，每次都平摊饭钱与房费。彼此的了解的确深了些——马克知道他最喜欢的姿势是面对面，耳垂十分敏感；他也清楚马克不喜欢接吻，每次接吻都像是在尽义务。一天晚上，楚良告诉马克他独住在校外，不必再花钱开房。没多久，马克就敲了门，还带着一瓶“绝对”伏特加。

“我酒量不太好。”楚良说。

“醉了好。”马克说。

“会发疯的。”楚良说。

马克伸手去够放在书架上的杯子，转过来时，手里拿着的却是那个贴满了大头贴的相框。“你认识他？”马克问。

“谁？”楚良问。

“杜康。”马克说，“世界真小啊。”马克把相框放回去，拿过杯子，倒了半杯伏特加。

“就是一普通朋友。”他接过相框，打开衣柜扔了进去。

“不说说？”

“不说了。”

楚良很快就喝多了，身体发烫，好像有一股热气要从身体里钻出来，尽管这样，他却觉得更冷了，紧紧捂着衣服。马克扳过他的头，重重地将嘴唇贴上去，呼出的酒气被他吸进气管，刺得难受，楚良突然喜欢上这种气味。

马克让他脱掉衣服躺好，戴上套子，从前面进去。

“你们做过吗？”他突然问。

“别问这个。”马克哼了两声，含糊地说。

“打我。”楚良说。马克诧异了一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脸。

“用力。”楚良喘着气说。这次马克没有犹豫，使劲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10

刚来上海时，楚良经常迷路，有时出去办事，迷失在纵横交叉的小巷里，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方向感不怎么强。那时他在一间位于虹口区的群租房落脚，房间没有窗户，潮湿、一股霉味。他试着长时间地敞着门，还开过取暖器，起先好一些，没过几天，屋子又变回原样。工作三个月后，他存下一些钱，换了个房间。新住处与一个常出差的室友合租，九十年代的房子，楼道里弥漫着铁锈与灰尘的气味。房间里倒不错，面积大得近乎空荡，朝南，铺着新地板，封闭式的阳台上摆着上任租客留下的三层木架子。搬家那天下午，他在花鸟市场买了一些绿植，有观音莲、绿萝、芦荟和养在石子里的仙人球。接下来几天，他在二手交易网站上找到了一张边角磨损的沙发、一张长长的原木书桌、一个书架，又买了软木板贴在墙上，贴了几张明信片上去。

楚良已经很少想起付平——大概搬家时想起过付平检查每件物品的表情，大概在路上看到两个举止亲密的男生时，想起当时的北京。他有时会疑惑，付平过上想要的生活了吗？有一次，楚良半夜睡醒，差点就抓起电话，问问付平到底想要什么。他突然意识到，这才是问题所在。

上海的秋天比北京来得迟，九月下了几场小雨，暑气稍降，过后最高温又窜到三十度，只是早晚凉了些。国庆后，道路两旁的梧桐树，从长枝最上的叶尖开始，先是边缘一小圈的绿慢慢褪色，没几日，太阳一照，半个树冠都染成了明黄。十一月，北方来的锋面雨把树叶打得稀稀落落，天才真正凉了下来。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楚良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先问了他工作如何，是否适应上海的气候、饮食，然后沉默了好一阵。就在他以为差不多要挂掉时，母亲说：“我半年前和你爸离婚了。”

“早上经过上回那个荷塘，就想着该说了。”母亲说。

楚良他起身开窗，冷空气涌进来，带着雨后的新鲜与清冽。他朝街上看去，落叶被扫成了一堆一堆，隔着三米，或者五米，疾行的轿车经过，溅起污水，又泼到本就潮湿的落叶堆上。

“就咱俩了。”他似乎听到一声哽咽，很快又觉得那是别的什么声音。“你懂吗？”

“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有……”楚良说。但他一下子想不起那生活到底是什么。他盯着远处雾气中的东方明珠，蓝色的射灯徐徐旋转着，转到朝他的方向时，光线在水汽中陡然明亮了起来。“书法班还去吗？”他问。

“早没去了。”母亲说。

那时已是夜里十一点，母亲大概累了，没有细说。“明天再告诉你。”挂掉电话前，她说。等第二天，母亲却没有打来电话解释。到元旦前，母亲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来，次数比一整年加起来还要多，却再没提及离婚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告诉他，父亲再婚了，女方小他十五岁。其他时候，母亲只问他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他再反过来问同样的问题。母亲也偶尔谈起他小时候的事情，甚至还能说起一个三年级同桌的名字。“不对，你肯定记错了。”他说。母亲又念了两遍那名字，喃喃地说，“没错啊，我记得是这个，马尾，大圆脸，眼睛细长，总叫我阿姨。”他也不再啰嗦，只说，“那就是我记错了。”

春节前，楚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合肥又下起了雪，他叮嘱母亲多穿衣服，她说：“也许是温室效应吧。听别人说，温室效应就是二氧化碳增多，怪不得我老觉得困，整天睡不醒。”说着他听见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朝窗外看了一眼，上海阳光明媚，天空呈一种接近透明的蓝色。他说，“春天到了就好了，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他问母亲想不想来上海过年，她顿了顿，答应了。

楚良在出站口看到母亲，她穿着紫色大衣，衣领里露出高领毛衣，下面是起了毛球的棉裤袜和褐色中筒靴，正茫然地四处张望。一瞬间，母亲出现在眼前，熟悉、真实，之前电话里的声音倒像一个错觉。他能看出母亲不喜欢他的住处。上一次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还是八岁到十二岁之间，母亲与奶奶吵架，全家搬去合肥大通路上的一处老房子。室友已经回老家，母亲到处看了看，然后告诉他，老公房，不安全；卧室太大，冬天会很冷；小厅和厨房没有窗户，通风不好。他盯着阳台上一盆多肉，其中一棵歪向右边，像在奋力挣脱花盆的绑缚。母亲不再说话，坐到沙发上。

“我是怕你住得不好。”母亲补充了一句。

他本打算带母亲去吃一家泰国菜，但母亲坚持在家里做饭。买完菜回家，他才想起家里没有米与调料，又折回菜市场去买。再上楼时，母亲已经把肉、菜洗好切好，摆在干净的盘子里。楚良泡了两杯茶，自己握着一杯，倚在厨房门边。母亲将一篮生菜沥干水，倒进正冒着蒜香的滚油中。

“别老在外面吃，不健康。”母亲说。

“以前做过几次，前前后后两小时，只吃了十分钟，又得花半小时洗碗收拾。”他说的其实是去年冬天的事情，他们在小房间里架起电磁炉，小心翼翼地闪转腾挪。

吃饭时，母亲没什么胃口，一个劲劝他吃菜。她说用不惯电磁炉，红烧肉和小排汤又讲究火候，不知味道怎么样。他说跟以前一样好。吃到一半，母亲忽然不做声了，默默地看着他。他问怎么了，母亲说：“我是个好人吗？”

楚良诧异地看着母亲。

母亲用筷子挑着碗中的一块肉，说，“我去年冬天算命，说今年家里有灾星。我以为会是我的身体，或者他的身体。”母亲顿了顿，“算了，你也不信这些。”

“我现在相信了。”楚良想了想，不知还能说什么。付平以前常说“我们这样的人……”仿佛真有一种特定的人类、一种特定的命运。他从前是不相信的。

母亲转掉话题，说起以前听过的新闻，病猪肉做的香肠、地沟油、方便面里的防腐剂让一个女孩得了胃穿孔……这次他没有反驳，只是沉默地听着。要是往常，母亲顶多就是最后一句——这年头，什么也不能相信。他终于知道，原来母亲并不是对一切事物有一个预判，而是积累的那么多的经验——至少说服了她自己。

11

母亲不想去人多的地方，过年前的一两天，楚良先是带她去了多伦路看文化建筑，在青石路上走了两个来回，要离开时，看到路口的一栋二层小楼的窗户上，贴着历代户主的身份证明，边上印着大大的“保护家园”的字样。他们又去了杨树浦路，看机器织布局和造船厂的遗址。快到杨浦大桥的位置，有一大片低矮的棚户区，母亲告诉他，这片房子和他小时候住过的差不多。他惊讶地又看了看，记忆中的童年比这空旷、整饬得多。过年后，上海像是走空了，他才带着母亲去外滩、田子坊等热闹的景点。到了田子坊，却还是人头攒动。他向母亲介绍巷中的建筑，“原先叫石箍门，后来由于方言原因，被念成了石库门。”母亲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目光随意地掠过道路两边的创意饰品店。他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认定母亲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顿了顿，还是继续说，“你看，这些门都是被石头箍住的。”

逛了一会儿，天慢慢黑下来，路灯亮起，显得巷子更加窄了。母亲不想逛了，跟着他走进一家餐厅，点好食物后，母亲说，“其实我们可以回去做饭的。”

“菜场肯定关门了，这外面也只有大排档。”楚良说。

“算了，就这里吧。”母亲说。她扭过头，朝窗外看了两眼，又转回来盯着桌上放盐与胡椒的小瓶子。

“我出去一下。”楚良站起来，径自走了出去。经过两个路口，他找到之前与母亲逛过的一家小店，买了一条配着心形吊坠的银链子，然后返回餐厅。

“给你的。”他将首饰盒递过去。

母亲打开盒子，拿出链子，揽在手里看了看，又放到胸口比了比。“适合我那件高领黑毛衣，可惜没带来。”这时服务员端着他们的食物走过来，母亲将项链收进包里。

“你打算回合肥吗？”母亲突然问。

“再说吧。”他说，“先看在这儿的发展。”

“上海的房子太贵了。什么都贵。”母亲说。

“不一定非得有房子。”

“结婚了呢？”母亲诧异地看着他。

楚良没说话，低头扒了两口意大利面。母亲捏着勺子，不停地搅着盘中的海鲜烩饭，却一口不动。“或者我应该卖掉家里的房子，到这儿来。”她重重地放下勺子，撞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他抬起头，看了看母亲。她一脸不高兴地拿起勺子，搭在盘沿上。她说：“合肥有什么好呢？到处都是工地和工厂，一年四季都灰扑扑的。”

“你来上海能干嘛呢？”楚良说。

“不知道。”母亲说，“给你带孩子？人老了，就是这些事儿。”

“你还不老。”他说。

“你根本不知道老是怎么回事。”母亲的目光经过他，望向店外。母亲又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出什么，他就猛地被撞倒在地，椅子磕在脚踝上，一阵锐疼。一个肥硕的男人压在他身上，哼唧了两声，又慢吞吞地翻了一个身，滚到地上去。母亲尖叫着站起来，大声地冲他身后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忍着痛，爬了起来，地上的男人也挣扎着站起来，抄起一把椅子，却被同来的朋友拦住。

母亲站在原地，生气地看着他，好像这一切都是因为楚良做错了什么事情。“吃完就走。”楚良说。母亲走过来坐下，却一口没动盘子里的食物。他们坐地铁回去，在南京东路站换乘时，走过一段长长的通道。他的注意力还停留在脚踝的疼痛上。站内只有几个穿着制服的乘务员，百无聊赖地守在岗位上，目光逡巡于墙壁上不停变幻着的广告牌上。母亲的粗跟靴子踩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哒哒声，在空旷的通道中闷闷地回响着。上台阶时，母亲突然崴了脚，跌坐在地上。

“鬼地方。”她低声咒骂。

母亲回合肥时，他去火车站送她。他站在安检外，看着母亲将箱子和挎包放上安检X光机，又从另一边排着队取回。她隔着安检门，冲他招招手，“我走了。”她说。接着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上了手扶电梯，把箱子立在前面一阶。他这才注意到母亲来时带的箱子太大了，此刻看上去几乎比母亲还高。他忽然担忧起来，不知道母亲要怎样才能将它塞进座位上的行李架，又要怎样才能走下合肥出站口的楼梯。他脑中浮现出她寻求帮助的样子，脸上带着笑容，那种别扭、生硬的笑容，然后轻声细语地说话。她从不会这样笑，从不会这样说话。

衰老。他想到了这个词语。那种笑容，是她衰老的开始。

12

过完年，楚良跳槽到一家更大的外企广告公司，任职于策略部门。公司在九号线肇嘉浜路站旁边，因此他搬家去了九亭，每天在九号线上挤两个三十分钟。新住处是一个位于十八楼的青年公寓，一居室，家具齐全，除了几件厨房用品，不需要添购的东西。

没多久，他在论坛里认识一个叫孟孟的人，住得不远，于是约出来见面。只喝了一杯酒，就结账往孟孟家走。孟孟高瘦，脱掉衣服后，胸肌和腹肌却清晰可见。拥抱时，楚良发现自己的头只到孟孟的鼻尖。在淋浴间，水汽越来越重，楚良有些呼吸困难，于是更加用力地喘息，浑身毛孔却仿佛因湿热的环境而强烈地张大。之后一个春天的下午，阳光从窗外泼到地板上，溅起一屋子破碎的光斑。做到第二次，孟孟突然说：“我叫李昊。”他躺在床上，孟孟像潮水一般涌来，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孟孟”。事后，孟孟问他为什么不叫自己李昊，他的右手正放在孟孟身上，食指和中指穿过沙漠般的小腹，攀上微微耸起的胸膛。他说，“孟孟好听。”

没多久，一次做爱后，孟孟问能不能和他住在一起。楚良委婉地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他顿了顿，又补充说，“我也不了解你。”孟孟愣了愣，勉强地笑着说，“当然。”孟孟穿起衣服，走到门口换鞋，回头和他告别。楚良突然说：“还能见你吧？”孟孟笑着点头，表情讥讽。他后悔问出了那个蠢问题。

春天结束之前，他们又见了几次。六月的一个傍晚，楚良从公司里走出来，猛地想起，他和孟孟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他站在台阶上，看着对面广告牌上的最后一点斜阳沉下去，犹豫着是不是直接回家。最后，他决定走去长乐路上的一家餐厅吃饭。这时楚良已经很少迷路，市中心常去的地方不多，南起复兴路，北到南京路，夹着延安路，中间交叉着陕西路、茂名路等小道，其实也非常规整。吃完饭，他打车回家，司机走的是延安高架，他的视线被高架桥挡住，看不见车流与沿街商店，两边的高楼像是漂浮在半空中，齐齐地亮着灯，延宕到远方的黑夜里去。他忽然意识到，这个视角里的上海，才像传说里那样摩登。

端午节，楚良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起先他不知道是谁，对方“喂”了几声后，他听出是父亲。他已经一年多没听到这个声音了。父亲又喝醉了，喘着气告诉他，他现在有了一个妹妹，眼睛很大，鼻子嘴巴和他生下来时一模一样。他没说话，想象父亲正站在某个走廊里，或者某个酒店的门口，喜气洋洋地说这些。

“喜欢上海吗？”父亲问。

“还行。”他说。

“要不是你妈怀了你，那年我也去了。”父亲说。

“你可以让……你的女儿，长大了来。”他说。

“是啊。”父亲顿了片刻，“你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去了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情，这很好。”父亲说，“千万别怕。”

“我不怕。”他说。

父亲又打过几次电话，楚良却不接了，于是父亲改发短信，问他什么时候有假期，回家看看。一个周六，他在人民公园里散步，又收到了父亲的短信。父亲告诉他，妹妹今天满月，拍了留念照片。他只瞥了一眼，飞快地删掉。他正经过一群啄食的鸽子，忽然传来哨声，鸽群扑腾着翅膀，一齐飞了起来，却也不朝远处飞去，只在他身边盘旋，他几乎能感觉到有只鸽子从他的脸颊边刺过。他感到一阵心悸，停下脚步，等鸽子落地后，他又觉得自己可笑。

他还是写了一条短信给父亲：祝你新生活愉快，但不要再打扰我。父亲很快回了消息，让他不要因为母亲而恨自己。父亲说，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谁对谁错。楚良说，问题不是出在这儿，接着把父亲的号码加入黑名单。他从两排大樟树中走到没有树木遮挡的草坪上，阳光猝不及防地撒在脸上，他感到一阵没有来由的轻松。他告诉自己，没什么可担忧的，一切都好极了。往回走时，他却产生一种生活到头了的感觉。下一刻，他又觉得这念头过于造作。他记得谁曾讽刺地说过：对于年轻人来说，两三年就是一生一世。

两个月后，楚良把父亲的号码从黑名单中放了出来，却再也没有接到电话。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失望。父亲正在养育一个新的生命，半夜起床换尿布，轻晃着怀里的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满怀期待地和新的妻子讨论孩子的未来。每次想到这点，他都毫无来由地觉得父亲偷走了一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13

再次收到付平的消息时，已经是楚良在上海的第二个秋天。一个晚上，他点进邮箱，看到一封标题为“是我，付平”的未读邮件。他没有立刻点开，疑惑地盯着这封邮件，发送时间是一分钟以前，发件人显示的是“付平”的拼音字母。他几乎有些震惊，很难相信在这个普通无奇的夜晚，再次和一个渐渐陌生的名字产生联系。他点进去，只有寥寥几行字。

楚良：

很抱歉我要在这样的处境中联系你。

我感染了HIV。一个星期前确诊。可能在北京时就感染了。希望你去查查。

祝你一切安好。

付平

楚良马上重读一遍，无法相信看到的内容。他返回之前的页面，又看了一遍标题和发件人。这时，收件箱又进来一封付平发来的邮件，他点进去，只有三个字：对不起。楚良这才确信了这个事实，付平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携带着一种无法被现代医学彻底清除的病毒。他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见面时付平的表情，只能想起他低着头，看上去像个犯错的学生。稍后，他又想到，毕业典礼结束后，他远远地看到付平站在人群中拍照，穿着学士服，对着镜头微笑。

他在百度上找了一些HIV的资料看，然后故作镇静地给付平回邮件：没事的，只要坚持吃药，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想了想，把最后一句改成“不会有太大影响”。他又看了一会儿网页，没有收到付平的回信。他开始回想以前所有的性经历，确认每一次做爱都做了保护措施。最后，他想起付平以前总说，戴套会让做爱显得不真实，是一种快感上的巨大损失。

那个周六，楚良去皮肤病医院做血液检查，人很多，挂号之后，他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护士叫他。墙壁上贴着防艾宣传资料，他看到预防措施的第一项，“坚持洁身自好，避免婚前、婚外性行为。”他扭过头，朝另一边看去，窗外是一片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花园，这会儿一个人也没。他又瞟了瞟，没看到任何一个通向花园的门开着。

护士走进来，叫了他的号码。

楚良卷起袖子，隔着半堵玻璃墙，把手臂伸进开在玻璃上的小门洞。医生戴着口罩，用酒精棉球擦他的肘窝下侧，青蓝色的静脉在皮肤下若隐若现。针头扎进去，血液透过一根卷曲的透明导管，流进试管内。他开始觉得疼，疼痛一点点从相反的方向钻进体内，先是一条胳膊，接着仿佛整个身体都被这种细小却难以忍受的疼痛占据。医生把针头拔掉，隔着玻璃，他看见伤口上的小红点溢成了一颗小血珠，将要滚落时，一团棉球盖了上来。

他把沾了血的棉球扔进黄色垃圾桶里，知道它马上就会和其他的医疗废物混在一起，他的血液会和其他的液体混在一块，干涸、被焚烧。走出医院，楚良第一次担心起来，甚至想到他会像付平那样，发邮件给每一个曾和他上过床的人。一周后，他来取化验结果，在上周待过的房间里等护士时，他又看到那句“洁身自好”的劝导，隔着十几厘米，是一张溃烂的身体的照片。楚良觉得自己正等着某个审判的降临。护士递过他的化验单，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没人的地方拆开看。阴性。他抬起头，松了一口气。窗外的花园里，一个身体佝成儿童般身高的老人，正拄着拐杖，慢慢往前走。

他给付平写了一封邮件，说自己已经检查过，没有感染，又问付平现在感觉如何。付平晚上回了邮件，问他现在的手机号码是多少。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付平。付平很快就打来了电话，轻轻地“喂”了一声。时隔这么久，他又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只觉得不可思议。

“嗨，付平，还好吗。”楚良说。

“还不错。我刚起床。”付平说。

“睡到现在？”他听见打火机被摁下，付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记得付平以前不抽烟。

“现在早上十点，外面又在下雨。”电话里传来走动的声音，楚良听见窗帘被拉开。“我在英国。”

“英国多雨。在那边怎么样？”他联想到他们从前说起过的种种计划，美国、欧洲、马萨诸塞州……他把付平的背影放进从前看过的英伦小镇的图片里，想象付平在欧亚大陆另一头的生活。

“还不错。”付平说

“打算一直在英国待着？”楚良问。

“我只是来出差。”付平顿了顿，“很快我就要回上海。”

“我也在上海，住在九亭，”楚良说，“以前住虹口区。”

“我也住虹口区，长春路溧阳路，一年多了。”付平说。

“真巧。”楚良说。他知道那个道路狭窄的路口，夏天时，两边的梧桐树交叉在半空中，只在地上留下一些碎掉的光斑；朝东一百米，是一家咖啡馆，他去过很多次，带着书和MP3坐一下午。

付平轻轻地笑了一声，没接话。沉默中，他似乎听到了呲呲的噪音，每隔一秒，就有或或长或短的一声。信号不好，他想。

“所以，你现在怎么样？”楚良问。

“我不知道。”付平说，“有一个周六醒来，我满脑子都是莎士比亚说的‘to be or not to be”。真奇怪，我从来没看过他的书。我坐上车，去了斯特拉特福，他出生的地方。莎士比亚故居的出口有个留言本，我就写了这句话。”

“生存还是毁灭。”楚良说。

14

付平是十二月初回国的，那阵子两人都忙，一直拖到圣诞节才得空见面。他们约在人民广场，打算去大食代吃饭。下地铁时，两人却理解错了对方的位置，付平往大世界站走去，楚良找到二号线站内，折腾了半小时，才在人民公园门口遇上。付平胖了一些，两颊比以前有肉，看上去倒更健康了，可付平说自己的体重一直没变过。他有些恍惚，只记得付平瘦，具体是怎样的瘦——看上去匀称结实，还是像根杵着的竹竿，却记不真切了。两人并排穿马路，正是下班时间，车水马龙，于是两人不得不挨得很近才能听清对方说的话。

这之后，他们又常有了联系，有时下班时间碰上，就约在市区里吃顿晚饭；周内要是没碰上，就周末找个地方逛逛。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各去过一次，共青森林公园去过三次。他们都喜欢在阳光下草坪上铺一块野餐布，从背包里拿出食物吃。有一次，他们坐在一块向阳的小坡上，付平突然说：“我小时候生病前，是村里的孩子王，夏天时，我每天从荷塘里摘一片荷叶，戴在头上当皇冠。”

元宵节是一个周六，付平早早来了他家，带着一瓶价格不菲的勃艮第红酒。他们一起去了菜场，回去路上，付平说打算做一道红焖排骨、一道黑椒牛柳，再炒两个素菜，炖一锅乌骨鸡汤。厨房不大，没多久，温度升了上来，付平嫌热，脱掉毛衣，只剩一件衬衫。他找出围裙，从后面帮付平系上。吃完饭，他们开了红酒，并排坐在阳台上喝。下午的阳光照进来，在他们的胸口形成一道明暗交界线，不一会儿，楚良的脸就火辣辣得发烧。他觉得自己有些醉了。他忽然产生一个可笑的念头，再多晒一会儿，他也许会灰飞烟灭，像炖汤时的水蒸汽，先是变成往上涌的白色雾气，紧接着变成凝在玻璃窗上的水珠，屏不住了，就扑簌簌地往下滚，最后消失。这念头吓到了他，一把握住了付平的手。他觉得付平犹疑了一下，至少有两秒钟，然后才捏了捏他的手。他像得到了某种许可，转过身，紧紧搂住付平的脖子。窗外盘旋着两只白色的鸟，他还没看清，就往下俯冲。他站起来，往楼下看，两只鸟扑腾了几下翅膀，栖在人工河边的栏杆上。他不知道那是什么鸟。像鸽子，也像海鸥。

“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结婚。”付平突然说，“我是说形婚。”

“别说这个，现在别说。”楚良说。

2015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