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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作品:《温室效应》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国生  2017年01月10日13:36

1

那是二零零七年的初春,在北大正门边,楚良第一次见到付平。付平身材高瘦,双手插在棉服的口袋里,阳光扑上线条锋利的侧脸,眉头被打成淡淡的金黄色。根据楚良的回忆,当时他错愕了片刻,差点错认为一个姓陈的高中同学。是楚良先打的招呼,高高地扬起手说:“这里。”付平扭过头,正面却没那么相似,眉弓更高,额头不够饱满,眼睛看上去像一个地势险要的山坳。再走近些,楚良发现付平的皮肤很白,常年不见阳光那种白,鼻翼两侧有几块小小的雀斑。

寒假时,他们在交友网站上认识,是付平主动发的站内信,只有一个“嗨”字。互加QQ后,付平却几乎不上线,楚良对他的了解,仅限第一次在站内信上来往的几次信息:同一个大学,研二,工科。开学后,付平终于出现在QQ上。楚良知道了他是湖北人,本科就读于武汉一所二类本科,毕业后边工作边考研,两年后来了北大。楚良告诉付平,自己是合肥人。付平说,小时候得肾病,在市里省里都没看好,传闻合肥的中医院有位老神医,父亲不相信,母亲却坚持带他去,果然治好了。楚良追问,是否去过琥珀山庄,离中医院只有两三公里。付平说知道,然后岔开话题,问楚良想不想出来见见。

北京街头到处都拉着“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红底横幅,沿着七拐八弯的临时通道走了好一会儿,他们终于找了一个小咖啡馆坐下。楚良记得付平点了水果茶——以后的日子里,付平也从没喝过咖啡,他则要了一杯拿铁。他们的话题已经进行到未来何去何从,付平问:“如果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你会去哪里?”

“没想过。”楚良说。“北欧挺好的,有极光。”

付平说:“我们这样的人,离开是唯一的出路。”楚良点点头,心里却不能完全认可。那会儿已经不像九十年代时那么封闭。他曾听一个结婚十年的同志谈起,互联网还未普及的时代,人们只能去公园和厕所,靠眼神识别同类;到他高中毕业,各种聊天室、交友网站已经层出不穷。他记得他曾注册过一个聊天室账号,网名叫“仓鼠男孩”,或者“仓鼠小子”。

付平转掉话题,问楚良多大。“二十一,虚岁二十二。”楚良说。付平说自己二十六,初中同学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付平说这些时,正喝着热茶,可能太烫,吸溜了一会儿嘴巴。很快,咖啡馆里又进来一些人,挤在边上的木头桌上。楚良觉得有些热,似乎刚感觉到这个咖啡馆里的暖气大得异乎寻常。他脱掉羽绒服,挂在椅背上,顺手把毛衣袖子往上撸了撸,拿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又打量了一眼付平,有种正在变老的意思,眼角的细纹像一尾尾光滑又矫健的鱼秧子,跃进光线下的尘埃里,皮肤因干燥而微微泛着油光……但这些都不重要。

楚良发现付平一直在盯着自己手里的杯子看,于是也低头看了一眼,杯壁上印着一个金色的鹿头,像是用金粉刷上去的,这会儿已经有些旧了,一道道的划痕,伤疤一般。

“怎么了”楚良问。

“没什么。”付平说。

楚良收回手,放在腿上。他摸到手腕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凸起,其中一道,边上布满了硌人的圆点。他把袖子拉下去,忽然有些尴尬,往窗外看了一会儿,又怕自己显得太没兴趣。

两人待到晚饭前,付平有事,先离开了。夜里十一点多,楚良正在寝室里看小说,接到付平的电话。

“睡了吗?”付平问。

“没,我睡觉比较晚。”楚良说。

“还是作息规律一点好。”付平说。

“嗯。”楚良沉默了下来。电话那头有呼呼的风声,也许付平正走在未名湖边。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十一岁时,干过一些蠢事。”付平说,“我从村长家的三楼跳下来,摔在了猪圈里,留下一道疤。我还一口气吃掉了家里所有能找到的感冒药,但只是发了一星期的低烧。”

“人年轻时都会做傻事。”说完,楚良意识到十一岁只能算是童年。他被寝室里的暖气弄得昏昏沉沉,恍惚想到自己的十一岁,看不到头的教辅与试卷,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每个中国孩子都有这样一个充实的童年。直到十七岁,才有所不同。十七岁的某个晚上,陈对他说,“我只是想到,人都是要死的。也许我明天就死了。”那时楚良正在念高二,成绩优异,从没有过这些想法,死亡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几天后,他告诉陈,他梦见自己死了,他编造了梦的另一部分——他和陈一起从步行街的鼓楼商厦跳下来,但梦结束在两人触底之前,因此没有血腥的场面。

2

温度升高前的几个星期,楚良常常在十一点多几分时接到电话,“自习室关门了。”那阵子,付平的开场白从来不变。有时,楚良想说,“我知道,所以呢?”但每次都换成“到寝室了吗?”他不喜欢自己每次都问这样一句废话。他慢慢摸清了付平的作息,六点半起床,十二点午休一小时,夜里十一点回寝室,凌晨十二点半准时上床——这也是从高中起,付平一直严格遵守的作息。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象:付平就像一只住在报时钟里的鸟——布谷鸟、老鹰,或者别的什么。

到四月中旬,临近期中考试,楚良问付平能不能一起自习,付平答应了。起先,两人总是坐前后排,通常付平坐在前面,楚良绕到他后面。那阵子,有一门课要交论文,楚良每天带着厚厚的教材和参考书,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有时付平仰头舒缓脖子时会碰到,于是楚良坐到付平同一排去,中间只隔一个座位。那会儿付平的主要精力放在英语上,他的英语不差,长于阅读和写作,唯一的问题是是发音。楚良曾听付平无意中说过的一两个单词,“to do”发成“土杜”,楚良纠正他的发音,付平说:“乡下的老师发音都不行。”尽管如此,他依然只做卷子,阅读、写作,一道道选择题做过去。

交完论文,楚良还是陪着付平自习,带小说去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换成换成简•奥斯汀,最后哪怕带阿加莎•克里斯蒂,也看不进去了。付平变成了一个很难克服的困扰,他呼吸的声音,低头皱眉的样子,甚至他只是动了动胳膊,都能让楚良再三从书中走神。最离奇的一回,他看见付平眉头之下的鼻子异常高耸,竟然毫无征兆地勃起了。他只穿着一条薄薄的牛仔裤,小心翼翼地把屁股往凳子里缩。

五月,付平先后考掉托福和GRE,托福口语分数不算高,整体差强人意。“应该够大部分学校基本线了,但得有全奖才去。”付平在电话里说,语气几乎轻描淡写。楚良当时在寝室里上网,听到这个,起身走到门口,一时不知往楼道还是厕所走去。

“恭喜。”楚良说。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付平说。

他们约在未名湖北岸的柳树下见,楚良到的时候,付平正靠在一辆自行车上,背着一个大大书包。他们在柳树下的椅子上坐下,付平从书包里掏出一堆书,堆在大腿上,大拇指扣在书的边缘以免滑落。楚良勉强能辨认出其中几本词汇书和考试指南。

“这些送给你。”付平说,“也没多难。”

楚良接过书,在微光下翻看一遍,书很新,有少数铅笔写下的笔记。

“你知道Fred和Ted的故事吗?”付平问。

“不知道。”

“他们也是北大的。十年前去了美国,留在那儿。”付平说,“你能想象他们留在这儿吗?”

楚良无法想象。

再晚一些时候,他们并排站在宾馆十九楼房间的窗边,云彩挂在墨蓝色的天幕里,被风吹成丝状,只剩一点稀薄的形状。楚良关了灯,于是只能在黑暗中感受付平隐约的线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动,也没做出任何暗示,只听着付平说话,那些关于远方的幻想、异国的蓝天与绿地、陌生的语言、全新的生活……这会儿付平需要时间。最终,付平好像累坏了,坐上床高昂起头,双手撑着被月光染成象牙白的被子,像一头故意暴露柔软部位的动物。楚良走过去,握住付平的光滑而坚硬的手腕,感觉到筋脉之间澎湃的脉搏,他把手从衬衣底下探了进去,摸到一道疤,从肚脐到髋骨,一道细长的凸起,磨钝的刀锋一般。

3

楚良一直拖到七月底才回家,表哥结婚,父母开车去肥东。婚礼在县里最大的酒店举办,门边的大幅结婚照上,表哥梳着油光可鉴的大背头,表嫂的头发烫成黄色的小卷。他高中时的数学老师也是这个发型,被同学们称为方便面头。所有人落座后,表哥表嫂出现在红毯的尽头,几乎站在了没有空调的酒店门外。两人看起来比照片上自然一些,表情审慎,没有露出那种露八颗牙的假笑。音乐响起,是《婚礼进行曲》,寂静的酒店大堂充斥着慷慨又浪漫的交响乐,两个花童在后面拖着表嫂过长的头纱,另外两个撒着玫瑰花瓣。某个瞬间,他想象着会有一个司仪像电影里的老神父一样,问他们是否愿意无论贫穷、富贵,疾病、健康,都相守一生。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开学就大四了。”

“是的。”

“有什么打算?”

“先看看有什么工作机会。”他说。

“回合肥最稳妥。”母亲说。

他知道她对合肥有着近乎痴迷的信任,远胜于对他的信任。从小到大,不计其数的人说过,他是母亲最大的成就。但他总是控制不住地怀疑,自从她药材生意失败后,她只是把他当成了某种生意来经营,上什么学校,进哪个班,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他渐渐明白,只有他按照母亲的意愿生长时,他才是她的成就,其他时候,不过是另一项不受控制、可能步入衰落的生意。

他第一次违背母亲的意志,是填报大学志愿。母亲建议他填复旦、同济一类的上海学校,他却坚持自己的分数肯定够北大,要上就上最好的学校。吵到最后,他甚至不明白母亲的到底要说什么,仅仅是气候更好,离家更近?他一早交掉志愿表,密切注意母亲的动向,害怕她去找班主任。录取通知下来后,母亲操持了喜酒,却还是恹恹的。父亲偷偷问他:“你的梦想不一直是复旦么?”他告诉父亲,人就像毛毛虫,最终会变成截然不同的样子。父亲又问他,“那个姓陈的男孩也去北京吗?”他摇摇头,说不知道。父亲拍拍他的肩说,“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我是不可能回来的。”晚上,他在电话里告诉付平。

“那就证明给她看。”付平说。有一个瞬间,他觉得付平的想法有些幼稚,但他也不知道付平能说什么。

“我刚从亲戚家出来,抬头就能看见银河带。”付平说,“你那儿能看见吗?”

他抬头朝窗外看去,城市的灯光映在灰暗的天空中,微微地发着红光。“小时候见过,去山区旅游时也见过。城市里没有了。”

“星星呢?”付平问,“星星有吗?”

“没。”他说。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别担心了,她是你妈,没有坏心。”付平说。

挂掉电话后,楚良拉开书柜的玻璃门,随手翻了翻留在家里的书。几个没扔的草稿本上,全是数学和地理的演算,零星有一些字,是从语文课外阅读上摘下来的,他看到一句,“期望给人带来勇气,也带来沮丧”,作者是毕淑敏。本子里还夹着高中毕业照,他一眼就看到站在最后一排的陈,短碎发,皮肤在阳光下呈小麦色,脸上是标志性的满不在乎的笑容。

接着,他看见站在第三排中间的自己,嘴巴微微咧开,眼睛被两颊的肉挤得几乎看不见。他记忆中高三的自己要比这个瘦些。有几个星期,他只吃蔬菜,米饭两碗变成半碗。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吃多了脑胃争血,上课头晕。不久后,母亲三番两次出现在教室窗外,染黄的头发格外扎眼。他只能假装没看见。后来母亲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他忙不迭地大声否认,早恋,这种道德性的错误,怎么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晚上,他在书桌前发了很久的呆,只开着台灯。窗外传来婴儿的尖叫,他仔细听了一会儿,以为是野猫在叫。可那时已是秋天。他翻出一张干净的草稿纸,开始写信。刚写下第一句,他就一笔一笔将第一句涂掉,直至再也无法认出写了什么。第二天,他的食量恢复了正常,直到大二彻底减肥成功前,他一直都是个胖子。

也是减肥成功之后,他才渐渐不再梦见那节教室里只剩他和陈的体育课。好几年里,他坚信着一个事实,只有他见过陈伏在桌上,肩膀剧烈地耸动,却奋力忍住哭声的样子。当时楚良的脸可疑地发着烧,还是走了过去告诉陈,每个人都有不开心的事情。他记得陈诧异地看着他,停止了哭泣,一颗已经滴下的眼泪顺着鼻翼往下滚,消失在嘴唇的纹路里。

4

天气转凉时,付平为楚良制定出一整套托福复习计划,在学校电脑房下了一百多兆的资料,从口语听力到阅读写作,分门别类放进了楚良的U盘里。在这件事情上,付平有着不亚于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楚良一天至少六小时泡在自习室里学英语。

十二月,付平忙完PHD申请后,他们决定搬出寝室,在学校附近找个房间。那时他们都没有租房经验,对中介挂在论坛里的照片抱有很大幻想,看了几处不尽人意的房子后,付平有些动摇。楚良独自又看了不少房子,最终找到一间群租房里朝南的房间,由客厅改造,有个小阳台,地上铺着地板革,墙壁是木头的。搬家那天,也是楚良早早去收拾房间,付平中午才来。家具已按楚良的想法摆好了,衣柜、单人沙发椅、书柜并排靠墙,房子放到阳台上,再买一把椅子,他们其中一个就可以坐到阳台上去。下午,他们去附近的商场买椅子,等回到家拆开包裹,才发现买了太多东西:新的床上用品、炊具、餐具;买了花瓶、干花、装饰性的摆件、相框——后来才发现,很多东西根本用不着。

夜里,他们在黑暗中做爱,房间的气息依然是陌生的,但与宾馆完全不同,这种味道很快会他们的生活细节塑造成其他味道,而窗外的狗吠与车辆经过的声音不会改变,那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有一天你出国了,我却没有,我们怎么办?”事后,楚良躺在床上问。

“只要你愿意,没什么做不到的。”付平说。

“如果我就是做不到呢?”楚良问。

“我也不知道。”付平抱住他说。

付平每天准时去实验室,想在硕士毕业前,积累一批有价值的数据。楚良待在家里,每早煮一锅奶茶,先把打折时买的“正山小种”倒入清水煮几分钟,倒上小半锅牛奶,开小火煨。他喜欢用长柄木勺搅动牛奶与茶叶,没多久,锅里就结起一层淡褐色的奶衣。他喜欢等着浓郁、微苦这两种气息混合成一种,充满整个房间,然后捧着热腾腾的杯子,站在阳台上,看着雪花从苍白的天际坠落。白天的时间不难打发,弄懂一篇复杂的文章需要一小时,背一百个单词需要两小时。生活被具体的事情分割、填满之后,他发现安于此刻也不错,至少假想那些失败的未来,没有任何益处。

跨年晚上,他们去一家日料店吃饭,付平点了梅酒,楚良不喜欢那个,只要了免费提供的大麦茶。店里人很多,等位区还站着十几个人。付平把壶中的梅酒倒入酒盅,一连喝了三盅,他的酒量不算好,很快脸颊上就出现了红晕,眼神中透着热切又迷离的劲儿。

“过了年我就二十七了。”付平说。

“你看上去像二十二。”楚良说。餐厅另一头,一桌说京腔的男女大声喧哗,表情快活。

“真羡慕他们。”付平扭头看了他们一眼。

“是吗?”

“只有属于这里的人,才能笑成这样。”付平说。

“那你属于哪儿?”楚良问。

“不知道。”付平找服务员又要了一个酒盅,倒了一杯,递给楚良,“陪我喝一点,就一点。”楚良抿了一口,就放下杯子。

“美国呢?欧洲呢?你会觉得自己属于那儿吗?”楚良问。

“我已经不在乎那个了。”付平说。

“不在乎什么?”楚良喝掉剩下的酒,喉咙泛着苦味儿。

“哪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付平说。

付平又往楚良的酒盅里倒了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接着身体往后倾,靠着墙,看上去像没什么力气。楚良没有继续追问。尽管付平没有说,但楚良隐约知道,付平已经收到一些大学的回复,估计不好的消息居多。

吃完饭,他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往南走,人很多,看样子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走到三环上,他们进了一家商场,乘扶手电梯,一直逛到顶楼。他们进了一家专门拍大头贴的照相馆,选了背景后,钻进拍照机器。第一张照片,他和付平的脸被框在一个大大的爱心里,他们都不知道应该作出怎样的表情,因此照片里呈现出一种好笑的严肃神色。第二张,付平从背后搂住他的腰,把下巴埋在他的脖子里。付平闭上眼,沉重地喘息,呼出浓浓的酒气。他转过头,亲了亲付平的侧脸。

拍完照,他们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那几张重拍吧。”付平说的是两人拥抱的照片。

“你先出去,我来弄。”楚良说。付平犹豫了一下,掀开帘子走出去。楚良出来时,看见付平已经走到商场的另一头,站在自动扶梯边,朝一家男装店张望。

楚良低着头,不去想象店员脸上正挂着什么表情。一对情侣走进来,钻进机器,透过布帘下方,楚良看见女孩踮着脚,毛呢长裙微微晃动,男孩穿着深蓝色的牛仔裤。楚良接过店员递来的装大头贴的袋子,还是忍不住朝她看了一眼,她的目光看似不经意地掠过他的脸,最终落在桌上的裁纸刀上。他不知道她是不是像她看上去那样毫不在意。他走出去,到付平的身边,轻轻地说,“回家吧。”

快到十二点了,路上挤满跨年的人,他们挤在人群中,往北边走。过了人大,马路空旷起来。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零八年,奥运年”,接着是隐约的新年倒数和烟火在空中爆炸的声响。楚良回头看了看,却只看到马路对面迎奥运的红色横幅,一头系在栏杆上,另一头拖在地上。这个国家正在进入新的一年,那些口号却已经陈旧而破碎。他猛然陷入一阵恐慌,时间总会过去,期限总会到来。他无法把这种感受告诉付平,也怀疑付平是否能理解。他牵起付平的手,却被轻轻地甩开。“有人。”付平说。但除了远处一个背影,再也没有别人。

5

从北京下了第一场雪起,母亲每天打电话催他放假回家。一月中旬,等到付平忙了半年的实验告一段落,他才坐上了回家的列车。途经济南时,天空开始飘雪,很快,远处被烧焦的稻田和灰蒙蒙的山上都蒙了一层稀疏的白。他被漫天的白晃得眼晕,靠在车窗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目力所及一片苍茫。

那晚吃饭时,他听见新闻里说降雪范围已经扩大到华南地区,几十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华中地区已经出现大雪导致的断水断电。他给付平发了短信,但没收到回信。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朝外看去,橘黄色的灯光透过路两边的枯枝照在积雪上,像条镶满了碎钻的毯子。

第二天起床时,他迷迷糊糊地看向窗外,雪花洒在空中,像是春天的北京街头飘的沸沸扬扬的柳絮,岑寂而盛大。他看了手机,付平还是没回短信。午饭后,他从一个当地论坛上看到钟祥市出现了小面积的房屋倒塌情况,灾民们被安排前往其他的乡镇,却被大雪堵在了山路上。晚上,他终于接到付平电话。

“你没事吧?”楚良问。

“还行。”付平说,“下火车后,没有班车愿意开进山里,我坐的黑车也只开到一半,再步行了六七个小时才到家。手机一直没电。你呢,还好吗?”

“我还好。”他握紧手机说,“就是有点怕你出事儿。”

“别怕。”沉默了一会儿后,付平说,“我妈病了。发烧。”

“去医院了吗?”他问。

“路都封了,哪儿也去不了。镇上开药店的医生给她挂了盐水。”

“嗯,会没事的。”他说。

“已经好几天了。”付平说。

“会没事的。”他又说了一遍。

楚良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付平母亲的情况,依然没退烧,有几晚甚至体温高达四十度。医生只是说天冷,病菌感染而已,教付平与父亲怎么配制盐水、扎准静脉。腊月二十二,付平告诉他,母亲体温恢复正常,尽管还是非常虚弱,至少能起床,穿上衣服坐到炭盆边,小年夜还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很快,她开始了新一轮的低烧,医生建议最好能去医院检查,他猜测可能是变异的肺炎。付平到处联系愿意开到市里的车子,但没有司机愿意在大雪天出车。“被大雪压塌的山路越来越多了。”付平说。他只好继续按照之前的药方给母亲挂盐水。

一天晚上,他让母亲打电话问她做医生的朋友,对方建议最好去大医院查。他拿过母亲的手机,又将情况详细地复述了一遍,再次得到模糊的回答。挂掉电话后,母亲问,“是谁啊?”

“一个朋友。”他说。

当时他们正坐在沙发上等父亲回家吃饭,七点半的黄金档电视剧刚开始,桌上的饭菜慢慢冷却。八点钟一到,母亲说:“吃吧。”母亲掀开倒扣在菜上的碟子,水汽凝成水珠,从碟子边缘落到菜上。

他们刚吃完饭,门就被推开了。父亲走进来,掸了掸肩上的落雪,把皮鞋塞进鞋柜。

“饭菜凉了。”母亲说。“要热一下。”她没有说是她来热,还是让他自己动手。

“我吃过了。”父亲没看她,走到沙发边坐下,手机嗡嗡地震动着。他打字的速度不亚于一个反应敏捷的年轻人。这点与母亲不同,楚良很少收到她的短信,即使有,也是诸如“天冷了别忘了穿衣服”等没有标点的短句。母亲站起来收拾餐桌,麻利地把吃到一半的白灼芥兰和蒜苔炒肉并成一盘,将吐在桌上的鱼骨拢在手心后,反手扣进垃圾桶。她摞起碗碟,双手端着走进厨房,他听见瓷器与不锈钢水池碰撞的声音,水流从龙头中倾泻出来,然后他看见母亲从厨房中走出,站在门边盯看着父亲。

她的手背抵在滑道门上,沾着油污的手指朝外卷曲,避免碰到任何东西,她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好像她走出来只是为了完成一次呼吸。她轻轻地说:“算了。”她收回手,转身走进了厨房。

过年那天早上,他很早就醒了,手机上显示凌晨五点。一个小时后,他起身穿上厚厚的家居服,拉开窗帘,天空是暗淡的灰蓝色,他扭动僵硬的脖子,盯着嵌在云层中即将褪去的残月,思考着要不要再睡一会儿。他听见从客厅传来轻微的响动,他猜是热水壶被通上电,一会儿是开水被倒入瓷杯。他拉开门,走出去,母亲正握着茶杯,从阳台上往外看去。他说:“去晨练?”

“是啊。”母亲说,“雪停了。”母亲看着他,几乎有些惊讶,“我还以为雪会一直下下去。”他点点头,顺着她的目光看出去,道路与屋顶上覆盖着昨夜的雪,这会儿还没有人踩过,看上去崭新、纯净。他想象不出前一天黄昏时,那些看不出颜色、坚硬的冻雪是怎样的。

他陪母亲去附近的公园,在一个小池塘边,他突然问:“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是不是只是因为准备好了?”

“人在不同年龄就该做不同的事情。”母亲说。

“我的意思是,不是因为真的相爱,只是因为准备好接受这件事情。”他说。

母亲瞥了他一眼,没说话。

“你觉得呢?”他问。母亲没有回答,沿塘边的水泥小路继续往前走,他注意到水面上浮着夏荷的残骸,褐色的碎莲叶在稀薄的晨光下泛着冷光。他紧了紧衣领,好让冷风无法从裸露的脖子里灌进来。他继续说:“我是说,生活方式不只有一种……这世界上,有独身主义、丁克主义的人,有同性恋、双性恋……”

“你想说什么?”母亲打断他。

“我就是觉得,也许,”他犹豫了一下,“不结婚也挺好的。”

“你还不懂。”母亲说,“到了年纪你就知道婚姻的好处了。”

“那你呢?”他飞快地说。说完又感到后悔。

“如果没有我,”母亲一字一顿地说,“你怎么可能今天早上站在这个公园,这个池塘边,和我说这些?”

他突然陷入一个认知上的僵局——过去的他肥胖,五官被肥肉淹没,显得扁平、累赘,毫无生气;现在,镜子里的他眉弓高、嘴唇薄,脸型锋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与这世界上的某个人存在推脱不掉的联系——包括过去的他。

“我不知道。”他说。

6

年夜饭是在市中心的大酒店吃的,超大的豪华包间被分成就餐区和娱乐区。他们到时,娱乐区几乎站满了人。他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一打了招呼,坐到角落里去,不再说话。饭后合影,他躲到最后一排,把自己藏在夏天结婚的表哥身后。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抗拒这种团圆、温暖的假象。拍完照,牌局继续,父亲把他拉到一张没人的沙发上,告诉他,“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以为自己会去北京,去上海,去美国……”话没说完,父亲掏出手机接电话。

他站起来,去门边的立柜上泡茶,回来时,父亲已经打完电话,把手机扔在茶几上。“你醉了。”他说。

“你的人生刚刚开始。”父亲看着他说,“你还年轻,不太懂人生这回事。不过没关系,很快就会懂了。”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希望父亲不要再说下去。父亲把头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重重地喘息。接着,父亲像从梦中惊醒一般,弹坐起来,起身往厕所方向走去。他顺着父亲的背影看去,轻轻地喘出一口气,然后听到茶几上的手机发出尖锐的低鸣。他看到一条短信进来,写着:我也想你。很想很想。

他条件反射一般靠回到椅背上,尽可能地远离手机,仿佛有人在注视着他。包间里的空气糟糕透了,食物残存的味道和烟味混杂在空调的暖风里,如同某种黏糊糊的、可见的毒气,钻进他的呼吸道。他环视一圈,房间另一边大吵大闹的人群像是一幅漂浮着的幻象,他抬起手撑住额头,好像手臂投下能遮住别人投来的视线,阴影之下,他看向茶几上的手机,暗着的屏幕在水晶灯下反射着油腻的指纹。

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径自穿上外套、系上围巾,推门离开。穿过长长的酒店走廊时,两边包间里传出阖家团圆的声响,他只想走得快些,仿佛一放慢脚步,父亲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长廊尽头,然后叫住他,和他说话。

他回到家,拧开大灯,一眼看到客厅沙发上方悬挂着的大幅全家照,他们三个簇在照片中心,看似快乐地笑着,那时他大概八岁,最多十岁,父母也比现在年轻多了。他坐到沙发上,几乎下意识地拨通了父亲的号码,握紧手机听《荷塘月色》的彩铃响到第二遍。他一点也不喜欢这首歌,厌恶它做作的歌词和甜腻的唱腔,以往给父亲打电话,他都是盯着屏幕,等开始计时后,直接说话。父亲接起电话后,他才发现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父亲说,听上去只是在重重地呼气。

他没说话。

“你去哪儿了?”父亲问。听筒里有嘈杂的背景声,但父亲的声音很近,几乎有些刺耳。

“有些头疼,先回家了。”他说。

“喝多了吧。”父亲说,“小伙子,不要喝那么多。”他听见背景音渐淡,随着一声轻微的碰撞声,彻底消失。

“我没喝酒。”他说。

“我快被空调闷死了,出来透透气。”父亲说。他听见皮鞋踏在地板上发出的哒哒声。“为什么合肥不供暖呢?”他的声音像是一头结束了冬眠的棕熊,终于将别扭了一冬的四肢在阳光下舒展开。“你在北京应该晓得,南方的冬天还不如北方呢。”父亲顿了顿,回过神似的问他,“你怎么走了?”

“没什么。”他说。挂电话前,他突然大叫道:“我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他浑身发抖,听着电话那头父亲慌乱的询问声,挂掉了电话。

他脱掉外套,坐在沙发里。窗外又飘起细雪,枯萎的绿化带在橙黄色的街灯下只剩一团幽暗的轮廓。他拿出手机,字斟句酌地编了一条短信,告诉付平他越来越不喜欢冬天,合肥的雪一点都不大气,颗粒很小,速度极快,从窗外望出去,像一张凌乱的网兜住了天空。发完后,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他梦见七岁以前的合肥,那时他们还住在老城区的平房里,每回下雪,父母都会反锁大门,禁止他出去玩雪。有一天,他无师自通地打开窗户,踩着高凳翻了出去。他从没打过雪仗,只堆过一两次雪人,其他时候,他近乎孤僻地远离人群,选一块尚未被毁坏的干净雪地,小心翼翼地踩上一脚、再踩上一脚。他满足于幻想他的足迹嵌在雪里时,那种称得上甜蜜、温暖的隐蔽感。

7

他知道出事的时候,已经是初三。

他前一晚没有睡好,晚饭时喝的一杯红酒,直到凌晨五点还在起作用。他听到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却没有力气起身查看。等早上九点钟醒来后,他才看到那条短信。

“今天我妈出殡。”付平。凌晨五点零三分发出。

他陷入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对着地板干呕了一下。他回到床边坐下,手指扣在床沿上,太阳穴上突突地跳跃着,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知道肯定没办法再睡着。他进卫生间洗了个澡,直到再次穿上衣服前,还是有东西在嗓子眼蠢蠢欲动,他对准马桶,张开嘴使劲压迫喉咙,却什么也吐不出。

他笼统地问,怎么样?除外之外,他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随即,他开始担心这三个字在另一个手机屏幕上没有语气,显得漠不关心。他打了电话过去。无人接听。初七时,他又打过一次电话,还是没打通。

他们正月十四回到北京,楚良下午三点多到,付平下午五点多到。楚良没有立刻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问:“累吗?”付平摇摇头,走到阳台上,朝外看了一会儿。楚良跟过去,街上声音嘈杂,大功率的音响中唱着还没被换掉的春节歌曲,汽车声、人声却和去年一样陈旧。楚良试图从后面抱住付平,却被挣脱,“别。”付平看着他说,表情既愧疚又冷漠。天正慢慢黑下来,但还有最后一丝夕阳照在楚良的头顶。

第二天早上,付平很早就醒了。楚良看了一眼手机,才六点半。他躺在床上,听见开门的声音,不知道付平要去哪里。不一会儿,卫生间传来水流的声音。他半躺起来,稍微清醒了一些。晨光在帘子上跳跃,他仿佛听到鸟啼,疑惑于这个天气是否真的有鸟。付平走进来,盯着书架,手指漫无目的地摩挲过最上一排他送给楚良的英语书。他转过身,面对着楚良,这时楚良才看清,他已经哭了一次。

“过来。”楚良半坐起来说。付平顺从地走过去,钻进被窝躺下。楚良从上面搂住他的头,能感觉到他正在微微发抖。“别怕。”楚良说,“有我呢。”过了很久,付平也半坐起来,与楚良并排靠着床头。

“那年坐火车去合肥,夜班车,我和她共一个座位。她抱着我,估计整夜都没睡。”付平说,“我醒来时,见她在哭,我说,‘妈,想回家。’她说,‘我们现在不能回头。’”

楚良看见一颗眼泪悬在付平的下巴上,迟迟没有滴落。

“其实初一就出了太阳,雪也化得差不多了。”付平说,“可是她回头了。”

“你也没办法的。”楚良说。

“是啊。这是命。”付平说。

楚良把手臂环在付平的肩膀上,使劲捏了两下。他诧异于付平的削瘦,肩膀上好像只覆着一层薄薄的皮,骨头宽阔而坚硬。他脑中浮现出死亡的场景,大雪中的房间格外明亮,那些奋力挣扎、不愿离去的意识,在最后一刻,变成失去生命的细胞、组织、器官,变成宽阔而坚硬的悲伤。他死的时候,他想,他情愿死于一场车祸、一次坠机,或者从楼顶纵身跃下。他不想漫长地死去。

“我都懂的。”楚良说。他不由自主朝付平靠去,把头深深地埋进付平的脖颈里,试图摆脱那种撕心裂肺的孤独。

“你不明白的,”付平说,“我也不明白。”

之后的几天,付平不再提起母亲,渐渐演化为拒绝大部分的交谈。所有的对话,似乎仅限于吃饭睡觉时蜻蜓点水的几句。有几次,楚良对上付平还没来得及收回的眼神,意外地发现那种目光中含着某种愤怒。他想告诉付平,他们一样,都没有谁可以真正依靠了。但他没办法说出口,只好让自己变得更加隐形一些,然后在晚上睡觉时,小心翼翼地朝付平移动几厘米,隔着睡衣贴住付平,感受来自他身体的温度。

一晚睡觉前,楚良突然说:“我们明天出去走走吧。”他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付平却同意了。他想了片刻,说:“去八达岭长城吧?我来北京几年,还没去过。”付平不置可否,第二天早上,却早早起来收拾了东西,还主动下楼买了面包和饼干。他们在西北旗桥站换了一次公交,抵达长城时,将近中午。

浅褐色的石阶上还覆着没化干净的残雪,被游客踩过,几乎与石阶融为一体,这让往上走的过程变得困难。两人都没说话,一直注意着脚下,从第一个墩台下来,楚良才注意到连绵不绝的山岭延宕到天际,向阳的一面雪已化完,山岭呈现出一种晕染开的灰白色,而背阴面,还是白雪皑皑,在微弱的冬末阳光里反射着一种淡淡的金黄色。他拍了拍付平,指着近处几颗直插天空的枯树,说:“你看,像不像卫生间瓷砖上的裂纹。”

付平昂起头,看了一会儿,说:“像。”付平低下头,看了看他,又抬头看着树枝,然后说:“要不我们还是分开一阵子吧。”

“什么?”楚良问。风很大,从城墙的凹槽里吹进来,淹没了他的尾音。付平没有回答,继续朝前走去,楚良也跟上去,但没有追问。他们从一个墩台走向另一个,离开出发点越远,人也越少,走到后来,台阶上只剩下他们低着头,小心翼翼地上上下下,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

8

一个星期后,楚良去学校注册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出系楼后,他本想直接回家,走到西门,又折回朝相反方向走去。当时已经立春,可北京还是那么死气沉沉。楚良在光学实验楼前停下,往昏暗的前厅看去,保安警惕地盯了他一眼,又移开目光。他看到一个高瘦的身影从前厅正中的楼梯往下走,又马上折了回去。楚良不确定那是不是付平。

不久后的一个清早,楚良陷在一个断断续续的梦中,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他惊醒过来,还没弄清那声响来自梦中哪一个支离破碎的情节,门开了。付平走进来,摘下黑色的线帽,头发驯顺地低伏着,比起上次在长城看到的,好像长了一些。

“醒啦。”付平淡淡地说,仿佛他只是出去了一趟。

楚良点点头,满脑子却都是梦中老虎的模样——装了木头假肢,狭长的脊背在泥淖里耸起又落下。

付平走到书架前蹲下,从最下一排抽出两本厚厚的专业书。“最近要看。”

“嗯。”楚良应了一声,喉咙被卡住般,声音只发出一半。

“有袋子吗?”付平问。

“鞋盒里有。”他清了清嗓子说。

付平撩开帘子,走到阳台上,影子映在米黄色的帘子上,窸窸窣窣地翻了一阵。他补充说:“就是以前放杂物的黑盒子。”付平很快找到了袋子,塞进书后,走进来环视房间,好像在考虑还有什么遗漏。最后付平的目光落到他身上——楚良慢慢坐起来,倚在床头,也看着付平。一瞬间,他见付平翕动嘴唇,还以为要说些什么。付平只是轻轻摆摆手,说声再见,又戴上线帽,走了出去。目送付平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楚良忽然想不起他带走的到底是哪个袋子,沃尔玛超市的塑料袋,还是被折得小小的优衣库纸袋?

付平又来了两次,第一次带了几个纸箱,把书整整齐齐地码进去,用宽胶带封好。楚良问是否需要帮忙搬下去,付平摇摇头,打了一个电话。“我叫了一个三轮车师傅。”付平说。不一会儿,师傅上楼,与付平各搬两个箱子,一前一后出门。第二次来,是带走其他遗落在出租房的杂物。楚良坐在阳台上的桌边,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小说,余光瞥见付平将那些东西装进随身带来的塑料袋中。付平走到他身后,从钱包里掏出一把钥匙,放到桌上。

“我走了。”付平说。

楚良站起来,默不作声地走到门口,拉开门,随即又猛地关上。“就这样?”他问。付平没有说话,头微微低着,两只手分别拎着塑料袋,里面装了台灯、钢笔、保温杯、上次没带完的书……“就这样?”他又问了一次,付平依然沉默着,没有看他。寂静中,他听到了塑料袋被越绷越紧时发出的吱吱声,接着,左边的袋子提手断掉,一盒订书钉滚落出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走过去,捡起四散的钉子,装进纸盒里,塞到另外一个没破的塑料袋中。他看见付平的手正在微微发抖。他站直了身体,尽可能站直,离得这么近,他才发现,付平也没比他高多少,最多五厘米。

9

楚良是五月中旬遇到马克的,起先是马克在QQ群里问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吃饭,他没当回事,过了半小时再看,竟给他发了私聊信息。他当时被无休止的毕业论文修改搅得心烦,就答应了。他们约在西门见面,一起走去“西门鸡翅”吃饭。马克非常健谈,几乎有些饶舌地说起世界上的冷门导演,从安哲罗普洛斯到库斯图里卡,从今村昌平到法斯宾德……楚良企图转移掉话题,说,“我唯一有过的男友是个工科生,完全不懂这个。你呢,谈过几个?” 马克睁大本就圆而深邃的眼睛,几乎有些讶异地说,“我从不谈恋爱的。”

与马克走回学校时,他惊觉北京一夜之间就热了起来,前一刻远观银杏树,还只是一片稀稀拉拉的绿,不几日,短枝上就挤满了三五簇生的扇形叶片。他们绕着未名湖走,到了之前与付平坐过的石墩,楚良总是从外圈绕过。几圈下来,马克嚷道,“到底还要走多久啊!”接着拿出某家宾馆的金卡,说,“去这儿吧,我有折扣。”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马克还在睡觉,楚良蹑手蹑脚地起身,进了淋浴间。淋浴器像是坏了,热水烫得他浑身发红,出来时,却感到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马克已经醒了,坐在床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他拉开窗子,反过身问,“抽烟有什么意思呢?”马克不说话,只是笑笑。他也笑,赤脚站在地板上穿衣服,漫不经心地问马克昨晚睡得怎样。直到临走,他也没问起马克的本名、年级、专业,只知道对方是在北京长大的吉林人。马克对他的了解,也不超过这些。

几天后,楚良看见母亲的未接来电,他回拨过去,母亲接起电话时,他才想起五月的某一天是她的生日,但不记得具体是哪天。他祝母亲生日快乐,解释自己这段时间在忙毕业论文与工作的事情。

“还好吗?”母亲问。

“还不错。”楚良故意说得简洁轻快,“我要去上海工作了,在一家广告公司里做文案策划。”他是在付平走后的几天海投的简历,主要是上海的几家广告公司,没多久,他就收到其中三家的面试通知。他去上海面试,从出火车站起,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春天明亮而温润,天空像一片倒悬着的蔚蓝色海洋,空气中漂浮着香樟树叶呼出的淡淡辛辣。

“哦。”母亲沉默了一会儿,“那你要照顾好自己。”

“嗯,我知道。”他顿了片刻,说,“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啊,早上晨锻,晚上跳广场舞,还报了一个周末中老年书法班。”母亲说。

母亲还告诉他,年龄上去后,精力明显不如从前,完全不能熬夜,不能受凉,睡前有一点不舒服,就会惊梦、盗汗。他耐心听完,却无法说出任何建议或者安慰。最后,母亲好像失去倾诉的兴致,“算了,不说了。你照顾好自己就行。”然后挂掉了电话。

毕业前,楚良又见了马克几次,每次都平摊饭钱与房费。彼此的了解的确深了些——马克知道他最喜欢的姿势是面对面,耳垂十分敏感;他也清楚马克不喜欢接吻,每次接吻都像是在尽义务。一天晚上,楚良告诉马克他独住在校外,不必再花钱开房。没多久,马克就敲了门,还带着一瓶“绝对”伏特加。

“我酒量不太好。”楚良说。

“醉了好。”马克说。

“会发疯的。”楚良说。

马克伸手去够放在书架上的杯子,转过来时,手里拿着的却是那个贴满了大头贴的相框。“你认识他?”马克问。

“谁?”楚良问。

“杜康。”马克说,“世界真小啊。”马克把相框放回去,拿过杯子,倒了半杯伏特加。

“就是一普通朋友。”他接过相框,打开衣柜扔了进去。

“不说说?”

“不说了。”

楚良很快就喝多了,身体发烫,好像有一股热气要从身体里钻出来,尽管这样,他却觉得更冷了,紧紧捂着衣服。马克扳过他的头,重重地将嘴唇贴上去,呼出的酒气被他吸进气管,刺得难受,楚良突然喜欢上这种气味。

马克让他脱掉衣服躺好,戴上套子,从前面进去。

“你们做过吗?”他突然问。

“别问这个。”马克哼了两声,含糊地说。

“打我。”楚良说。马克诧异了一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脸。

“用力。”楚良喘着气说。这次马克没有犹豫,使劲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10

刚来上海时,楚良经常迷路,有时出去办事,迷失在纵横交叉的小巷里,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方向感不怎么强。那时他在一间位于虹口区的群租房落脚,房间没有窗户,潮湿、一股霉味。他试着长时间地敞着门,还开过取暖器,起先好一些,没过几天,屋子又变回原样。工作三个月后,他存下一些钱,换了个房间。新住处与一个常出差的室友合租,九十年代的房子,楼道里弥漫着铁锈与灰尘的气味。房间里倒不错,面积大得近乎空荡,朝南,铺着新地板,封闭式的阳台上摆着上任租客留下的三层木架子。搬家那天下午,他在花鸟市场买了一些绿植,有观音莲、绿萝、芦荟和养在石子里的仙人球。接下来几天,他在二手交易网站上找到了一张边角磨损的沙发、一张长长的原木书桌、一个书架,又买了软木板贴在墙上,贴了几张明信片上去。

楚良已经很少想起付平——大概搬家时想起过付平检查每件物品的表情,大概在路上看到两个举止亲密的男生时,想起当时的北京。他有时会疑惑,付平过上想要的生活了吗?有一次,楚良半夜睡醒,差点就抓起电话,问问付平到底想要什么。他突然意识到,这才是问题所在。

上海的秋天比北京来得迟,九月下了几场小雨,暑气稍降,过后最高温又窜到三十度,只是早晚凉了些。国庆后,道路两旁的梧桐树,从长枝最上的叶尖开始,先是边缘一小圈的绿慢慢褪色,没几日,太阳一照,半个树冠都染成了明黄。十一月,北方来的锋面雨把树叶打得稀稀落落,天才真正凉了下来。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楚良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先问了他工作如何,是否适应上海的气候、饮食,然后沉默了好一阵。就在他以为差不多要挂掉时,母亲说:“我半年前和你爸离婚了。”

“早上经过上回那个荷塘,就想着该说了。”母亲说。

楚良他起身开窗,冷空气涌进来,带着雨后的新鲜与清冽。他朝街上看去,落叶被扫成了一堆一堆,隔着三米,或者五米,疾行的轿车经过,溅起污水,又泼到本就潮湿的落叶堆上。

“就咱俩了。”他似乎听到一声哽咽,很快又觉得那是别的什么声音。“你懂吗?”

“你有自己的生活,你有……”楚良说。但他一下子想不起那生活到底是什么。他盯着远处雾气中的东方明珠,蓝色的射灯徐徐旋转着,转到朝他的方向时,光线在水汽中陡然明亮了起来。“书法班还去吗?”他问。

“早没去了。”母亲说。

那时已是夜里十一点,母亲大概累了,没有细说。“明天再告诉你。”挂掉电话前,她说。等第二天,母亲却没有打来电话解释。到元旦前,母亲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来,次数比一整年加起来还要多,却再没提及离婚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告诉他,父亲再婚了,女方小他十五岁。其他时候,母亲只问他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他再反过来问同样的问题。母亲也偶尔谈起他小时候的事情,甚至还能说起一个三年级同桌的名字。“不对,你肯定记错了。”他说。母亲又念了两遍那名字,喃喃地说,“没错啊,我记得是这个,马尾,大圆脸,眼睛细长,总叫我阿姨。”他也不再啰嗦,只说,“那就是我记错了。”

春节前,楚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合肥又下起了雪,他叮嘱母亲多穿衣服,她说:“也许是温室效应吧。听别人说,温室效应就是二氧化碳增多,怪不得我老觉得困,整天睡不醒。”说着他听见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朝窗外看了一眼,上海阳光明媚,天空呈一种接近透明的蓝色。他说,“春天到了就好了,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他问母亲想不想来上海过年,她顿了顿,答应了。

楚良在出站口看到母亲,她穿着紫色大衣,衣领里露出高领毛衣,下面是起了毛球的棉裤袜和褐色中筒靴,正茫然地四处张望。一瞬间,母亲出现在眼前,熟悉、真实,之前电话里的声音倒像一个错觉。他能看出母亲不喜欢他的住处。上一次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还是八岁到十二岁之间,母亲与奶奶吵架,全家搬去合肥大通路上的一处老房子。室友已经回老家,母亲到处看了看,然后告诉他,老公房,不安全;卧室太大,冬天会很冷;小厅和厨房没有窗户,通风不好。他盯着阳台上一盆多肉,其中一棵歪向右边,像在奋力挣脱花盆的绑缚。母亲不再说话,坐到沙发上。

“我是怕你住得不好。”母亲补充了一句。

他本打算带母亲去吃一家泰国菜,但母亲坚持在家里做饭。买完菜回家,他才想起家里没有米与调料,又折回菜市场去买。再上楼时,母亲已经把肉、菜洗好切好,摆在干净的盘子里。楚良泡了两杯茶,自己握着一杯,倚在厨房门边。母亲将一篮生菜沥干水,倒进正冒着蒜香的滚油中。

“别老在外面吃,不健康。”母亲说。

“以前做过几次,前前后后两小时,只吃了十分钟,又得花半小时洗碗收拾。”他说的其实是去年冬天的事情,他们在小房间里架起电磁炉,小心翼翼地闪转腾挪。

吃饭时,母亲没什么胃口,一个劲劝他吃菜。她说用不惯电磁炉,红烧肉和小排汤又讲究火候,不知味道怎么样。他说跟以前一样好。吃到一半,母亲忽然不做声了,默默地看着他。他问怎么了,母亲说:“我是个好人吗?”

楚良诧异地看着母亲。

母亲用筷子挑着碗中的一块肉,说,“我去年冬天算命,说今年家里有灾星。我以为会是我的身体,或者他的身体。”母亲顿了顿,“算了,你也不信这些。”

“我现在相信了。”楚良想了想,不知还能说什么。付平以前常说“我们这样的人……”仿佛真有一种特定的人类、一种特定的命运。他从前是不相信的。

母亲转掉话题,说起以前听过的新闻,病猪肉做的香肠、地沟油、方便面里的防腐剂让一个女孩得了胃穿孔……这次他没有反驳,只是沉默地听着。要是往常,母亲顶多就是最后一句——这年头,什么也不能相信。他终于知道,原来母亲并不是对一切事物有一个预判,而是积累的那么多的经验——至少说服了她自己。

11

母亲不想去人多的地方,过年前的一两天,楚良先是带她去了多伦路看文化建筑,在青石路上走了两个来回,要离开时,看到路口的一栋二层小楼的窗户上,贴着历代户主的身份证明,边上印着大大的“保护家园”的字样。他们又去了杨树浦路,看机器织布局和造船厂的遗址。快到杨浦大桥的位置,有一大片低矮的棚户区,母亲告诉他,这片房子和他小时候住过的差不多。他惊讶地又看了看,记忆中的童年比这空旷、整饬得多。过年后,上海像是走空了,他才带着母亲去外滩、田子坊等热闹的景点。到了田子坊,却还是人头攒动。他向母亲介绍巷中的建筑,“原先叫石箍门,后来由于方言原因,被念成了石库门。”母亲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目光随意地掠过道路两边的创意饰品店。他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认定母亲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顿了顿,还是继续说,“你看,这些门都是被石头箍住的。”

逛了一会儿,天慢慢黑下来,路灯亮起,显得巷子更加窄了。母亲不想逛了,跟着他走进一家餐厅,点好食物后,母亲说,“其实我们可以回去做饭的。”

“菜场肯定关门了,这外面也只有大排档。”楚良说。

“算了,就这里吧。”母亲说。她扭过头,朝窗外看了两眼,又转回来盯着桌上放盐与胡椒的小瓶子。

“我出去一下。”楚良站起来,径自走了出去。经过两个路口,他找到之前与母亲逛过的一家小店,买了一条配着心形吊坠的银链子,然后返回餐厅。

“给你的。”他将首饰盒递过去。

母亲打开盒子,拿出链子,揽在手里看了看,又放到胸口比了比。“适合我那件高领黑毛衣,可惜没带来。”这时服务员端着他们的食物走过来,母亲将项链收进包里。

“你打算回合肥吗?”母亲突然问。

“再说吧。”他说,“先看在这儿的发展。”

“上海的房子太贵了。什么都贵。”母亲说。

“不一定非得有房子。”

“结婚了呢?”母亲诧异地看着他。

楚良没说话,低头扒了两口意大利面。母亲捏着勺子,不停地搅着盘中的海鲜烩饭,却一口不动。“或者我应该卖掉家里的房子,到这儿来。”她重重地放下勺子,撞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他抬起头,看了看母亲。她一脸不高兴地拿起勺子,搭在盘沿上。她说:“合肥有什么好呢?到处都是工地和工厂,一年四季都灰扑扑的。”

“你来上海能干嘛呢?”楚良说。

“不知道。”母亲说,“给你带孩子?人老了,就是这些事儿。”

“你还不老。”他说。

“你根本不知道老是怎么回事。”母亲的目光经过他,望向店外。母亲又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出什么,他就猛地被撞倒在地,椅子磕在脚踝上,一阵锐疼。一个肥硕的男人压在他身上,哼唧了两声,又慢吞吞地翻了一个身,滚到地上去。母亲尖叫着站起来,大声地冲他身后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忍着痛,爬了起来,地上的男人也挣扎着站起来,抄起一把椅子,却被同来的朋友拦住。

母亲站在原地,生气地看着他,好像这一切都是因为楚良做错了什么事情。“吃完就走。”楚良说。母亲走过来坐下,却一口没动盘子里的食物。他们坐地铁回去,在南京东路站换乘时,走过一段长长的通道。他的注意力还停留在脚踝的疼痛上。站内只有几个穿着制服的乘务员,百无聊赖地守在岗位上,目光逡巡于墙壁上不停变幻着的广告牌上。母亲的粗跟靴子踩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哒哒声,在空旷的通道中闷闷地回响着。上台阶时,母亲突然崴了脚,跌坐在地上。

“鬼地方。”她低声咒骂。

母亲回合肥时,他去火车站送她。他站在安检外,看着母亲将箱子和挎包放上安检X光机,又从另一边排着队取回。她隔着安检门,冲他招招手,“我走了。”她说。接着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上了手扶电梯,把箱子立在前面一阶。他这才注意到母亲来时带的箱子太大了,此刻看上去几乎比母亲还高。他忽然担忧起来,不知道母亲要怎样才能将它塞进座位上的行李架,又要怎样才能走下合肥出站口的楼梯。他脑中浮现出她寻求帮助的样子,脸上带着笑容,那种别扭、生硬的笑容,然后轻声细语地说话。她从不会这样笑,从不会这样说话。

衰老。他想到了这个词语。那种笑容,是她衰老的开始。

12

过完年,楚良跳槽到一家更大的外企广告公司,任职于策略部门。公司在九号线肇嘉浜路站旁边,因此他搬家去了九亭,每天在九号线上挤两个三十分钟。新住处是一个位于十八楼的青年公寓,一居室,家具齐全,除了几件厨房用品,不需要添购的东西。

没多久,他在论坛里认识一个叫孟孟的人,住得不远,于是约出来见面。只喝了一杯酒,就结账往孟孟家走。孟孟高瘦,脱掉衣服后,胸肌和腹肌却清晰可见。拥抱时,楚良发现自己的头只到孟孟的鼻尖。在淋浴间,水汽越来越重,楚良有些呼吸困难,于是更加用力地喘息,浑身毛孔却仿佛因湿热的环境而强烈地张大。之后一个春天的下午,阳光从窗外泼到地板上,溅起一屋子破碎的光斑。做到第二次,孟孟突然说:“我叫李昊。”他躺在床上,孟孟像潮水一般涌来,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孟孟”。事后,孟孟问他为什么不叫自己李昊,他的右手正放在孟孟身上,食指和中指穿过沙漠般的小腹,攀上微微耸起的胸膛。他说,“孟孟好听。”

没多久,一次做爱后,孟孟问能不能和他住在一起。楚良委婉地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他顿了顿,又补充说,“我也不了解你。”孟孟愣了愣,勉强地笑着说,“当然。”孟孟穿起衣服,走到门口换鞋,回头和他告别。楚良突然说:“还能见你吧?”孟孟笑着点头,表情讥讽。他后悔问出了那个蠢问题。

春天结束之前,他们又见了几次。六月的一个傍晚,楚良从公司里走出来,猛地想起,他和孟孟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他站在台阶上,看着对面广告牌上的最后一点斜阳沉下去,犹豫着是不是直接回家。最后,他决定走去长乐路上的一家餐厅吃饭。这时楚良已经很少迷路,市中心常去的地方不多,南起复兴路,北到南京路,夹着延安路,中间交叉着陕西路、茂名路等小道,其实也非常规整。吃完饭,他打车回家,司机走的是延安高架,他的视线被高架桥挡住,看不见车流与沿街商店,两边的高楼像是漂浮在半空中,齐齐地亮着灯,延宕到远方的黑夜里去。他忽然意识到,这个视角里的上海,才像传说里那样摩登。

端午节,楚良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起先他不知道是谁,对方“喂”了几声后,他听出是父亲。他已经一年多没听到这个声音了。父亲又喝醉了,喘着气告诉他,他现在有了一个妹妹,眼睛很大,鼻子嘴巴和他生下来时一模一样。他没说话,想象父亲正站在某个走廊里,或者某个酒店的门口,喜气洋洋地说这些。

“喜欢上海吗?”父亲问。

“还行。”他说。

“要不是你妈怀了你,那年我也去了。”父亲说。

“你可以让……你的女儿,长大了来。”他说。

“是啊。”父亲顿了片刻,“你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去了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情,这很好。”父亲说,“千万别怕。”

“我不怕。”他说。

父亲又打过几次电话,楚良却不接了,于是父亲改发短信,问他什么时候有假期,回家看看。一个周六,他在人民公园里散步,又收到了父亲的短信。父亲告诉他,妹妹今天满月,拍了留念照片。他只瞥了一眼,飞快地删掉。他正经过一群啄食的鸽子,忽然传来哨声,鸽群扑腾着翅膀,一齐飞了起来,却也不朝远处飞去,只在他身边盘旋,他几乎能感觉到有只鸽子从他的脸颊边刺过。他感到一阵心悸,停下脚步,等鸽子落地后,他又觉得自己可笑。

他还是写了一条短信给父亲:祝你新生活愉快,但不要再打扰我。父亲很快回了消息,让他不要因为母亲而恨自己。父亲说,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谁对谁错。楚良说,问题不是出在这儿,接着把父亲的号码加入黑名单。他从两排大樟树中走到没有树木遮挡的草坪上,阳光猝不及防地撒在脸上,他感到一阵没有来由的轻松。他告诉自己,没什么可担忧的,一切都好极了。往回走时,他却产生一种生活到头了的感觉。下一刻,他又觉得这念头过于造作。他记得谁曾讽刺地说过:对于年轻人来说,两三年就是一生一世。

两个月后,楚良把父亲的号码从黑名单中放了出来,却再也没有接到电话。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失望。父亲正在养育一个新的生命,半夜起床换尿布,轻晃着怀里的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满怀期待地和新的妻子讨论孩子的未来。每次想到这点,他都毫无来由地觉得父亲偷走了一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13

再次收到付平的消息时,已经是楚良在上海的第二个秋天。一个晚上,他点进邮箱,看到一封标题为“是我,付平”的未读邮件。他没有立刻点开,疑惑地盯着这封邮件,发送时间是一分钟以前,发件人显示的是“付平”的拼音字母。他几乎有些震惊,很难相信在这个普通无奇的夜晚,再次和一个渐渐陌生的名字产生联系。他点进去,只有寥寥几行字。

楚良:

很抱歉我要在这样的处境中联系你。

我感染了HIV。一个星期前确诊。可能在北京时就感染了。希望你去查查。

祝你一切安好。

付平

楚良马上重读一遍,无法相信看到的内容。他返回之前的页面,又看了一遍标题和发件人。这时,收件箱又进来一封付平发来的邮件,他点进去,只有三个字:对不起。楚良这才确信了这个事实,付平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携带着一种无法被现代医学彻底清除的病毒。他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见面时付平的表情,只能想起他低着头,看上去像个犯错的学生。稍后,他又想到,毕业典礼结束后,他远远地看到付平站在人群中拍照,穿着学士服,对着镜头微笑。

他在百度上找了一些HIV的资料看,然后故作镇静地给付平回邮件:没事的,只要坚持吃药,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想了想,把最后一句改成“不会有太大影响”。他又看了一会儿网页,没有收到付平的回信。他开始回想以前所有的性经历,确认每一次做爱都做了保护措施。最后,他想起付平以前总说,戴套会让做爱显得不真实,是一种快感上的巨大损失。

那个周六,楚良去皮肤病医院做血液检查,人很多,挂号之后,他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护士叫他。墙壁上贴着防艾宣传资料,他看到预防措施的第一项,“坚持洁身自好,避免婚前、婚外性行为。”他扭过头,朝另一边看去,窗外是一片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花园,这会儿一个人也没。他又瞟了瞟,没看到任何一个通向花园的门开着。

护士走进来,叫了他的号码。

楚良卷起袖子,隔着半堵玻璃墙,把手臂伸进开在玻璃上的小门洞。医生戴着口罩,用酒精棉球擦他的肘窝下侧,青蓝色的静脉在皮肤下若隐若现。针头扎进去,血液透过一根卷曲的透明导管,流进试管内。他开始觉得疼,疼痛一点点从相反的方向钻进体内,先是一条胳膊,接着仿佛整个身体都被这种细小却难以忍受的疼痛占据。医生把针头拔掉,隔着玻璃,他看见伤口上的小红点溢成了一颗小血珠,将要滚落时,一团棉球盖了上来。

他把沾了血的棉球扔进黄色垃圾桶里,知道它马上就会和其他的医疗废物混在一起,他的血液会和其他的液体混在一块,干涸、被焚烧。走出医院,楚良第一次担心起来,甚至想到他会像付平那样,发邮件给每一个曾和他上过床的人。一周后,他来取化验结果,在上周待过的房间里等护士时,他又看到那句“洁身自好”的劝导,隔着十几厘米,是一张溃烂的身体的照片。楚良觉得自己正等着某个审判的降临。护士递过他的化验单,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没人的地方拆开看。阴性。他抬起头,松了一口气。窗外的花园里,一个身体佝成儿童般身高的老人,正拄着拐杖,慢慢往前走。

他给付平写了一封邮件,说自己已经检查过,没有感染,又问付平现在感觉如何。付平晚上回了邮件,问他现在的手机号码是多少。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付平。付平很快就打来了电话,轻轻地“喂”了一声。时隔这么久,他又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只觉得不可思议。

“嗨,付平,还好吗。”楚良说。

“还不错。我刚起床。”付平说。

“睡到现在?”他听见打火机被摁下,付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记得付平以前不抽烟。

“现在早上十点,外面又在下雨。”电话里传来走动的声音,楚良听见窗帘被拉开。“我在英国。”

“英国多雨。在那边怎么样?”他联想到他们从前说起过的种种计划,美国、欧洲、马萨诸塞州……他把付平的背影放进从前看过的英伦小镇的图片里,想象付平在欧亚大陆另一头的生活。

“还不错。”付平说

“打算一直在英国待着?”楚良问。

“我只是来出差。”付平顿了顿,“很快我就要回上海。”

“我也在上海,住在九亭,”楚良说,“以前住虹口区。”

“我也住虹口区,长春路溧阳路,一年多了。”付平说。

“真巧。”楚良说。他知道那个道路狭窄的路口,夏天时,两边的梧桐树交叉在半空中,只在地上留下一些碎掉的光斑;朝东一百米,是一家咖啡馆,他去过很多次,带着书和MP3坐一下午。

付平轻轻地笑了一声,没接话。沉默中,他似乎听到了呲呲的噪音,每隔一秒,就有或或长或短的一声。信号不好,他想。

“所以,你现在怎么样?”楚良问。

“我不知道。”付平说,“有一个周六醒来,我满脑子都是莎士比亚说的‘to be or not to be”。真奇怪,我从来没看过他的书。我坐上车,去了斯特拉特福,他出生的地方。莎士比亚故居的出口有个留言本,我就写了这句话。”

“生存还是毁灭。”楚良说。

14

付平是十二月初回国的,那阵子两人都忙,一直拖到圣诞节才得空见面。他们约在人民广场,打算去大食代吃饭。下地铁时,两人却理解错了对方的位置,付平往大世界站走去,楚良找到二号线站内,折腾了半小时,才在人民公园门口遇上。付平胖了一些,两颊比以前有肉,看上去倒更健康了,可付平说自己的体重一直没变过。他有些恍惚,只记得付平瘦,具体是怎样的瘦——看上去匀称结实,还是像根杵着的竹竿,却记不真切了。两人并排穿马路,正是下班时间,车水马龙,于是两人不得不挨得很近才能听清对方说的话。

这之后,他们又常有了联系,有时下班时间碰上,就约在市区里吃顿晚饭;周内要是没碰上,就周末找个地方逛逛。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各去过一次,共青森林公园去过三次。他们都喜欢在阳光下草坪上铺一块野餐布,从背包里拿出食物吃。有一次,他们坐在一块向阳的小坡上,付平突然说:“我小时候生病前,是村里的孩子王,夏天时,我每天从荷塘里摘一片荷叶,戴在头上当皇冠。”

元宵节是一个周六,付平早早来了他家,带着一瓶价格不菲的勃艮第红酒。他们一起去了菜场,回去路上,付平说打算做一道红焖排骨、一道黑椒牛柳,再炒两个素菜,炖一锅乌骨鸡汤。厨房不大,没多久,温度升了上来,付平嫌热,脱掉毛衣,只剩一件衬衫。他找出围裙,从后面帮付平系上。吃完饭,他们开了红酒,并排坐在阳台上喝。下午的阳光照进来,在他们的胸口形成一道明暗交界线,不一会儿,楚良的脸就火辣辣得发烧。他觉得自己有些醉了。他忽然产生一个可笑的念头,再多晒一会儿,他也许会灰飞烟灭,像炖汤时的水蒸汽,先是变成往上涌的白色雾气,紧接着变成凝在玻璃窗上的水珠,屏不住了,就扑簌簌地往下滚,最后消失。这念头吓到了他,一把握住了付平的手。他觉得付平犹疑了一下,至少有两秒钟,然后才捏了捏他的手。他像得到了某种许可,转过身,紧紧搂住付平的脖子。窗外盘旋着两只白色的鸟,他还没看清,就往下俯冲。他站起来,往楼下看,两只鸟扑腾了几下翅膀,栖在人工河边的栏杆上。他不知道那是什么鸟。像鸽子,也像海鸥。

“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结婚。”付平突然说,“我是说形婚。”

“别说这个,现在别说。”楚良说。

2015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