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边界处展翅飞翔
和陈集益的联系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当时我还是编辑。作为阅读者我读到了陈集益的小说，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种触动的存在，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我把小说读完天就黑了，我走到一棵树下真想冲着街上的人流大喊几声。那种感觉我记得相当清楚，它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我甚至都没有和陈集益谈起过。后来我向许多朋友推荐，后来我充当了他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又一起在鲁院高研班学习。在我和集益之间，心理上的共通在着，亲切在着，某种的相惜在着，但必须承认，我们真正的交集很少，能想起的趣事逸事实在寥寥。
我想这份寥寥也应算是印象：在日常中的陈集益不张扬，不好事，不愿意扎在群体之中，平时话少，甚至会有些羞涩。同学期间他也曾约我喝酒，但因为我之前答应了人家而未能前往，否则我的这个印象记里似可多出一笔。我相信陈集益就是在酒桌上也应是话少的人，即使酒局是他张罗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属于讷于言的人，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会在某个场合滔滔不绝。
可在小说中的陈集益却是一个话多的、滔滔不绝的人，这与日常中的陈集益看上去很不相称，在小说中，他是那么善于言说，善于建造让我们感动和唏嘘的故事，那个隐藏着的陈集益终于绕到了前面，他的口里仿佛含有一条悬着的河……日常中的陈集益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男人，负责任的好编辑，然而在小说中，他则是另一副样子，滔滔不绝只是其中的不同之一。在小说中，我看到了陈集益的释放，他的这一释放既有力量感又有某种的炫目。因而我深信，不阅读陈集益的作品，对陈集益的了解永远是不完整的。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延展了更深更广的根须。如果没有小说呈现出的“根须”，我们能见的不过是一株树的样子，它孤立在角落里。
这条根须延接着记忆。在他的《洪水，跳蚤》《野猪场》《吴村野人》《往事与投影》中，及至《驯牛记》，我和我们都可以看出某种记忆的、自然的属性，他仿佛是一个“对本地掌故了如指掌”的百事通，向我们讲述发生在他身上、他父亲和爷爷身上、村里人身上的那些故事，在这样的讲述之中，他甚至带出了来自于土地和旧生活里的泥巴、木桩，被水泡着的根须，被牛或猪踩过的粪便的气味或者干草垛的气味……作为一个同样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的写作者，我熟悉它们了解它们，很容易让自己沉浸进去，仿佛他讲述的也是“我的生活”。我说他讲述的也是“我的生活”还有另一层意思：它能够非常轻易地把我拉入到它的叙述中，让我身临其境，让我跟着其中的人物或悲或喜，或怒或哀。当然不止于此，陈集益对小说自然性的强化让我想起阿贝尔·加缪在一篇谈论卡夫卡的文字时所谈到的：“在许多作品中，读者发现既有情节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在另一些作品中（它们当然很稀缺），主人公发现他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值得注意但也显而易见的佯谬是：主人公的遭遇越是不寻常，故事便越显得自然而然。”——我觉得这一判断也可用在陈集益的小说上，陈集益一方面强化了故事发生的真实感、亲历感，让它自然而然，一方面又让故事里的主人公走向艰险与奇岖，让他拥有非同寻常的遭遇。在这里，至少在某些故事的前半段，陈集益故意按压住奇思妙想的念头，而让它努力“仿生”，如同“我”真实经历过一样。像《野猪场》，在阅读中它竟然能让我坚信故事的叙述者是真的养过野猪的，他也曾像故事中的“我”那样经历过一次次可笑可怜的挫败……但我想我们不能忘记，故事的“自然而然”的用意在于，要使主人公的遭遇变得不那么寻常。
这种不寻常，还不全然是“魔幻”或者“超现实”，而是某种……用作家池上的话来说吧，她说：“在集益的笔下，乡村不是舒缓的，温情脉脉的，而是生猛的、血淋淋的，恰似在你身上直捅一刀。”生猛，血淋淋，是陈集益小说的某种底色，故事中主人公经历的不寻常多数是在这里，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到刀刃上去。《城门洞开》里的父亲如此，没考上大学的二哥也是如此；《青蛙》中，变成了青蛙的“表哥”也是如此。《野猪场》，“我”、祝小乌、陈德芳和他的女人何尝不是如此……在他的小说中有一条汹涌的涡流。这条涡流磨砺着我渐渐厚重起来的麻木神经，它的力量是那么强烈以至我有几次不得不停下我的阅读。必须声明，在这里我言及我的感受是真切的，没有半点儿的谎言和伪饰的存在。这不是广告语。真的不是。有人说过类似的感觉，他说阅读陈集益的小说“就好像一条活体动物被剥皮后沾着泥沙跳进你的视野”。
是的，陈集益的小说时有“超现实”的存在，他往往在故事的后半段让故事从“现实感”中脱离出来，推向具有飞翔感的幻境。譬如《洪水、跳蚤》中，父亲竟然与扣在容器中的跳蚤比赛起忍饥挨饿的能力，这一比赛最终使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青蛙》中，作为农民的表哥被逼吞下青蛙之后慢慢地变成了青蛙，这一变化当然改变了生活；《城门洞开》中，父亲的举动越来越有荒谬的成分，最终他迎见了城门却再也无法进入，他成为了疯子；而到《长翅膀的人》，“我”作为长翅膀家族的“后裔”，则必须背负生有翅膀这一“事实”和它的“必然后果”……从某种意味上说，陈集益的“魔幻性”是卡夫卡式的而非马尔克斯式的，他的魔幻性功用不在于陌生化而是着力于强化隐喻，从而让它完成对生活和生活真面的内在揭示。当然我也注意到，像《洪水、跳蚤》《城门洞开》等小说，小说完全落实、不掺杂一丝的魔幻性也丝毫不影响小说的成立和力度，那魔幻性我猜度一是出于陈集益的习性，他喜欢如此，愿意如此；另一或许是他有意不“真实”，让自己也部分地从那种生猛和血淋淋中“暂时摆脱”。他有意给自己和小说“留一口气”，而不是让它像石头一样在水流中直直地下沉。第三点，是设计上的有意，他试图对夹在纸页中的翅膀唤醒，让它升向高处。
我还注意到，陈集益的小说叙述中充满着“喜剧性”，你看他的每个故事，无论是《特命公使》《吴村野人》，还是《野猪场》《杀死它吧》《离开牛栏的日子》等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总有些许的夸张感，故事的起伏走向也是如此，它埋伏着荒诞和可笑——它大约是允许笑几声的，可我也相信多数时候根本笑不出来，在它的荒诞、可笑和夸张里混杂了粗粝和尖锐，尽管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笔下的“父亲”“哥哥”“爷爷”和“我”的行为，他们有时暴虐可憎，有时孤立怪僻，有时蛮不讲理，有时非要走向那条有刀刃的路，他们走得跌跌撞撞、笨拙滑稽，但是我们依然笑不出来。他能让我在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中发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样态，甚至发现我们的影子。于是，那些可笑、可怜、可憎的人物竟然引发着悲悯。引发悲悯，也是陈集益小说的另一力量之源。
在一则访谈中陈集益谈及想象力，他说：“我个人的经验是将一个你书写的故事借助想象力推向极致，随着想象力的持续推进，故事情节不断向现实的边界扩延，在即将跨越写实的那个临界点上，现实好像要展翅飞翔起来，这时就自然而然产生隐喻、象征等等效果。不论是你提及的隐喻、象征或思考，都会伴随着想象的推进而产生。”阅读这段话让我想起去年他为《青年文学》“想象力”栏目约稿时的情景。在电话里，陈集益谈到这个栏目，一改往常的羞涩、吞吐，而显得坚毅果断，他几乎可以像在小说里做的那样，确然而滔滔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