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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作品:《暂时》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国生  2017年01月06日16:43

检票口人很多,她一直挤在队伍前排。他给她发微信,车上见。她上车了,时间离发车还有十分钟,她觉得自己上来得有些早。她从包里取出手机,打算打个电话给他。他发来另一条消息,要咖啡吗?是几分钟之前的消息。你在哪儿?她问。现在她害怕他赶不上车。他说,不急。她看了下时间,只剩三分钟。

他从车厢前门进来,拎着咖啡纸袋和快餐店的打包袋。他笑了笑,像因为掐着点上车而得意。他在公司里不这么笑,开会时不,开玩笑时也不,哪怕同事聚餐,他的笑容也更像工作场合上司式的微笑。她挪到靠窗的座位,让他坐在过道边。车子慢慢启动,她盯着他放下桌板,打开咖啡纸袋和快餐,然后递了一杯美式给她。

吃点东西吗?他问。

不吃。她说。咖啡真苦。

你要糖吗?还有奶精。他弯下腰,捡起放在地上的纸袋。

不用了,可能只是因为烫吧,糖和奶精里全是热量。

你不胖吧。他打量了她一眼。她怀疑自己从他的角度看上去是不是有点胖。她的脸有些婴儿肥——她最痛恨的一点。以前有个男孩(也许算男朋友)说,她看上去像只出生三个月的巴哥犬。她去百度了那种狗,身体很短,脖子上的肉堆出褶子,眼神无辜。

日常习惯。她说。她每天起床脸会水肿,都要喝一杯黑咖啡,对她来说,咖啡几乎是一种药物,和阿司匹林、西瓜霜喷剂具有相同的性质。

凉点再喝。他说。

他开始吃快餐,往鸡块上抹酸甜酱。真不吃?他又问了一句。

她笑着摇摇头,我一点也不饿。

趁他的嘴巴被鸡块填满,她扭头看了一眼窗外。郊区的天空看上去比市内蓝一些,但也不是很蓝。城市里早就没有蓝天了,她试着让自己忽略这一点。外面闪过一小片池塘,围着一圈人,她隐约看见有个男人剧烈地挥手,叫喊着什么。她想叫他看,但立刻被乡间的二层小楼遮住了。这个瞬间,她想到小时候的一次旅行,可能是三四岁,或者更小,她和妈妈坐火车去外婆家。她确定她的记忆不够真实,因为她觉得现在还能回想起芦苇丛伸进窗户抚摸她的脸庞(这不可能)。

真痒啊。记忆中的她对妈妈说。记忆中的芦苇丛把阳光割碎,一团团地投在她的脸上。她记得母亲在流泪,或者只是面无表情。她也许感到困惑。哭,是她想要什么时才会做的事情。妈妈想要什么?她不知道。她沉浸在某种简单的喜悦中。经过几个长长的隧道后,她睡着了。再醒来时,母亲牵着她下车。火车出站前,她最后看了一眼列车的数字,“1”开头,绿色的庞然大物,车窗是上下两截,车顶有吊扇。

那是将近二十年前。

直到她十八岁从外婆生活的皖西去上海念书,她没再坐过火车。偶尔寒假去奶奶家,也都坐的是汽车。司机总是在开出车站后带上几个人,站在她旁边,或者挤着她坐下。不再有芦苇,不再有破碎的阳光。三一二国道边是冬天的白杨树,笔直,光秃秃地排成两列,没有尽头。她反复回忆起当初乘过的绿皮车,再也找不到那种阳光的角度,那种柔顺的、毛茸茸的触觉。高中一次无疾而终的暗恋后,她问母亲,你还记得那年从奶奶家回来我们坐的火车吗?母亲用一种探究性的眼光看着她,说,记不得了。又说,你记错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坐过火车。母亲扭过身,继续擦着厨房台面上的油渍。那会儿她已经四十岁,身材走样,不修边幅,常年的单身生活让她的动作中透着一股绝望的凶狠。她去小城水坝边坐了一下午,天黑后回家。母亲给她开门,堵在门口问她去了哪儿。母亲的眼神闪烁着狡黠的光芒。那一刻,内心升腾起来的感觉是恐惧,而不是害怕。她低声说,出去走了走。她觉得她在笑,咧着嘴角,嘴唇微微张开,表情尽可能乖驯诚恳。像她每次见到那个喜欢的男孩。

去上海念大学时,她坐的是动车。几年后开通了高铁。那些现代、低矮、精致的白色列车。她按部就班地读完新闻系,寒暑假两次乘坐动车往返于皖西小城和上海之间,毕业后进入本土广告公司,职位是策划文案。在上海的几年,她几乎不再想起那辆绿皮车,更没对任何人提过。

现在都没什么绿皮车了。她说。

只是你不坐而已。他说。最老的那些火车淘汰成运货的了。

你坐过吗?我是说绿皮车,有吊扇,窗子只能开下面一半。她问。

当然。他把塑料袋交给一位收垃圾的乘务员。我比你大多了。他扭过头,有点困惑地朝窗外看了一眼,又看着她笑了一下。他看上去真算年轻,她想,至少相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多大?三十六?三十七?听上去像她记忆中的长辈的年龄。但事实上,在她小时候,他同期出生的孩子,被称为自私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那种令人失望的,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孩。他的办公桌在她斜对面,有一个相框——她第一天来就看到了,照片里的他戴着墨镜,头发几乎盖住耳朵,身材精瘦,微微昂起的脸上表情桀骜。背景是蓝天下的雪山,但他看上去不怎么高兴。熟一点后,她调侃他,那时候的年轻人是不是都喜欢扮酷。他说,是吗?也就是二〇〇一年的时候。

他喜欢旅游,说得上痴迷。第一次跟他去制作公司看片子,是一个九月的下午,他们在中山公园的星巴克坐了会儿,他告诉她,除了南极和北极,他几乎跑遍了全世界。她疑心他在炫耀。很快她意识到他只是没话找话。他说,印象最深的是肯尼亚马赛马拉草原上的角马,也许有一万头,甚至更多,低着头静静吃草,忽然狂奔起来,棕色的洪流一般。为了拍照,他靠得太近,差点被一头角马撞到。还有阿根廷南部的大冰川——他停下来问她知不知道,她摇摇头——他接着说,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在阳光下呈一种用几十万年筑起的蓝色。他顿了片刻说,人类真是渺小。她说,就像宇宙纪录片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吗?收音机里的噪音里有宇宙大爆炸留下的声波。一百三十八亿年前。他说,对,就是这样。

她没再说下去。她不想告诉他,她只去过老家的一些地方,黄山,九华山,天堂寨。顺着石阶往上走,的确有景色不错的地方。更多时候,她一不留神就挡住了留影的游客。他们耐心地等着她,等着她走开,然后投来抱歉的微笑。她常常觉得那种微笑更像是某种原谅。

愚蠢。愚蠢的人,愚蠢的景点。

她的问题——她自己意识到的,太容易觉得别人愚蠢。她常常在交谈中觉得那个人很傻,大学时政治倾向过于明确的老师,喜欢在微博上转发心灵鸡汤的室友,工作中整天谈论八卦和杂志美容版的同事……这一切都容易让她失去耐心。肤浅,从不自省。这是她对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

他也许有些不同。

那些下午,他问她周末做什么,她说读书。他问读什么,她说波拉尼奥的小说。他说他知道。她不确定,他看上有有点像那种只读时间管理、广告营销类书籍的人。话题在这儿停了一会儿,她感激他至少没有为了打破沉默而调侃她。她突然说,我有时候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她身上的另一个问题。他说,没有意义也是意义的一种。

是吗?

她不知道,似乎也有一点道理。但她还是时常觉得没有意义。一个女孩,女同事说,工作几年,遇到一个好人,嫁掉。什么是好人?同事也说不清楚。大概是那种会对她好,也有能力对她好的人。这又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一个很傻的女人。男同事看上去过于具有侵略性,永远在头脑风暴上打断她的话——你这个想法成本太高,你的思路不符合消费者心理——仿佛她的知识和判断是个不值一提的笑话。一次关于护肤品的讨论会上,她提到广告语可以是“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一位男同事打断她的解释,他们要Highlight的是科技含量和功效承诺。那位男同事说Highlight时,音被吞了一半,因此听上去像嗨啦。

嗨啦。

要嗨啦的不是她认为的那些没用的东西。

隔着长条形桌子的对角线,男同事盯着她,几乎严厉地。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事情(她觉得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她知道他是一起进公司的应届生,这会儿穿着白衬衫,头发被啫喱水紧紧地困在头上,表情中透着一股无畏的自信。有一个片刻,她疑心其他人是不是都是这样,从大学到社会之间,转换得毫不费力。事后,她又觉得自己幼稚。为什么要在这种事情上产生情绪?她问自己。她强迫自己用抹布把房间里所有角落都擦了一遍,又在瑜伽垫上做了半小时腹部动作。等汗水浸湿背心时,她终于能把发生在办公室里的事情抛在脑后。

提案时,他却出乎意料地说出这句话,提出可以作为线上传播的口号。起先客户犹豫不定,他说服了他们。她在微信上说,谢谢你帮我,也许我只是不适合做这个。他说,我喜欢那句话。她问,你觉得我幼稚吗?或者是不是太敏感了?他说,这没什么不好。她忽然有些愧疚。刚进公司时,她告诉朋友,主管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年男人。她记得夏末他常穿的一件CK Jeans的T恤,肩膀窄,胸腔薄,有一点点小肚子。千万中年男人之一,三十岁以前像只瘦猴,三十岁之后慢慢变成猩猩。

她又和他出去过几次,见客户和各种供应商。轮到她说话时,她学着他的样子,“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她以此开头,尽量一次性条理清晰地说清楚所涉项目。某些片刻,她的确感受到一种把控话题(至少某个片段)走向的愉悦,尽管事后她会对自己否认。他还是带她去中山公园的星巴克(他看上去格外钟情那个巨大的商场)坐一会儿。你今天表现不错。你应该换一种更体谅对方的语气,不过已经非常好了。他会这样说。表情中带着一种奇怪的赞许——一种半强迫半客套、她不得不接受的赞许。她警惕地看着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夜晚降临后,在那些辗转的睡梦里,她甜蜜又沮丧地意识到,她只是暂时性地继承里他身上的某些东西,那种稳定的生活带给他的品质。

有时候半夜做噩梦醒来,她会想到溺水这件事情。她没有过溺水的经验,从小到大,母亲严禁她走近水边。她不会。这是男孩子的事情。只有一次。她坐在河坝的斜坡上,把脚伸进水里,河坝长年浸在水里的部分长了苔藓,日落时格外温暖。她试图站起来,却滑了一跤,淹了半个身子进去。

但这也不算溺水,不是吗?这和从睡梦中醒来浑身湿漉漉的感觉不一样。

然后她会想起他。整个秋天的深夜都会。有时候想得心痛,幻想他在身边,胳膊环住她的脖子,那是一种有力的安慰。她枕着这种心痛入睡。早晨起床时,那些感觉随着第一杯喝下去的盐水消失。咕咚,咕咚。她幻想是她吞了下去。她环视房间,刚工作的女孩的房间,狭小。陈旧与破损被竭力遮掩住——纯色的壁纸,米色的化纤地毯,但一出门就是肮脏混乱的老公房楼道。他住过这种房间吗?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了。有时经过气派的小区,她会想,他住在这里吗?明亮的大厅,干净的电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装修,选择墙面漆的颜色和地板品牌。她接着幻想——也许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意愿。然后是生活。稳定的生活。闻起来像康乃馨的味道。

但每次走进办公室,她想到的都是,噢,我一点也不想要那种生活。

她知道他结婚了,但这不重要。这在婚外情的故事中才重要,但她不是。她对整件事情性质的判断与此完全不同,她甚至否认他们之间可能会产生爱情(也许只是她对爱情的定义与期待过高)。她觉得他是一根一半系在岸上、一半垂在水中的绳子。有时她需要抓住,有时她又会放开。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全因机缘的相遇。在连续一周梦醒后想到他(或者因为想到他才梦醒)之后,她意识到,比起他本身,这种充满象征意味的形象才是她真正需要的。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形象。她告诉自己。于是再想起他时,她终于不必再担忧什么。她把他微信备注名改成“绳子”,每次他发来信息,都像是一条绳子在对她说话。

明天把改后的文案发我。辛苦。绳子说。

很不错了,但还要改一点点。加油。绳子说。

今天雾霾爆表。绳子说。

周末去看电影吗?绳子说。

朋友送的票。绳子补充。

好,去看电影。她沿着底楼商场绕了几圈,才找到能上十楼电影院的电梯。是货梯,她还是找错了。电梯出来,是灯光昏暗的楼道。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缩在墙角抽烟。她问怎么走,男人潦草地指了方向。终于进到电影院后,她一眼就看见了他,坐在咖啡馆的沙发卡座中,桌面上空空荡荡。她犹豫了片刻,拐进了洗手间。没错,头发,脸,衣服。出卫生间前,她又回头看了一次。

放映厅里有一股臭袜子的味道。她问他闻到没?他说没有。她开始想这种味道需要多久消散。她担心要在这种味道中坐上两个半小时。半小时后,他把两个座位中间的扶手扳了上去——他的身体向她倾斜了一点——她悄悄地把手放在大腿上。然而他只是调整了一下姿势。她不自觉地扭动了两下屁股。怎么了?他问。味道。她说。她觉得自己现在闻起来一定也是那样。

跟着他往外走时,她才发现客梯在完全相反的方向。

我觉得电影就不应该这样拍。她说。

我觉得还好。他说。他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她忽然意识到,他喜欢这部电影,甚至这会儿还沉浸其中。

可能……放映厅的味道太大了。她说。

这电影院非常老。

看上去像有二十年了。

差不多。

他站在马路边陪她打车。他裹着围巾,她没有。他问,冷吗?她摇摇头。那天回暖,吹来的风竟然是温热的,让她想起每年三月,最后一次寒流离开后的那几天,一切都充沛得恰到好处。最好的日子。她喜欢这样形容那几天。秋天里也有几个这样的日子,桂花开的那段时间。

你住哪里?他问。

南丹路附近。她说。

要送你吗?他问。

不用了。她说。车子来了,停在她身边。

再见。她坐进后座。

他忽然拉开车门,俯身打算钻进来。她迟疑了两秒,往里挪了一点。他说,我送你回去。她有些惊讶,更确切地说是受宠若惊。这种感觉突如其来,未经过滤,等缓过神时,它立刻被微弱的羞耻感替代。她报出一个地址。一个路口,离她住的地方还有两百米。计价器被揿下去,发出轻微的咔嚓声。车子很快上了高架,一栋栋写字楼飞速后退。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角度最“上海”?他问。他坐在另一扇车窗边,与她隔着一个座位。

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城市。她说。

就是……最符合人们对上海的想象。他说。

是吗?她问。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在脑海中盘旋,始终没有进展。她觉得大脑被一些浆糊状的东西填满了。

我是说,那些刚来上海的人,或者从没来过上海的人。他说。

我不觉得。她说。她意识到,他不是在说她。只是随便聊聊,一种普遍的、普通的看法。不是在说她。也有可能,她含糊地加了一句。她盯着窗外,高架上路灯闪过。比起写字楼,她更容易注意到路灯和护栏。千篇一律,不会令人困惑。因此,直到现在,她还是只能认出一两栋标志性建筑,以此推断建筑两边的路名。大部分的路,她还是完全陌生。

车子在路口停下。等他下去后,她挪了出来。她脑子里闪过一种预感,他会吻她,至少抱一下她。

再见。她说。

晚安了。他看着她的眼睛说。他什么也没有做,朝她挥挥手,转身钻进车子。又挥了挥手。车子调了头,沿原路返回,穿过十字路口后,消失在车流之中。

又一个晚上结束了。

她弄丢了单门元的钥匙,密码摁了两次都不对。摁第三次时,门突然开了,一张黑乎乎的脸从门里露出来。她吓得吸了一口冷气。随即她认出是住在她隔壁的黑人女孩。女孩拄着拐杖,侧身等她经过。

晚上好。她跨上台阶时,女孩突然说。

晚上好。她说。她们偶尔打照面,互相点点头。你的腿怎么了?她又问。

摔跤了。女孩把“摔跤”两个字都发成了第四声。

早日康复。她往楼梯上走。

我快要离开中国了。女孩在她身后说。她转过头,疑惑地看着女孩。这会儿声控灯已经亮起,她看见女孩的头上包着一块红蓝相间的头巾,头巾下露着一点医用纱布。

你去哪儿?她问。

回家。女孩说。

嗯。这儿没什么好的。她觉得自己站在楼梯上说话很奇怪。我是说,空气,堵车什么的。

是啊。可我还是喜欢这儿。女孩冲她笑了笑。我,羡慕你。

女孩挥挥手,走了出去。单元门合拢时,她想起偶尔看见的女孩的男友,另一个黑人,高壮、塌鼻梁,看上去很老实。但有时候她能听到隔着墙壁传来的争吵声,不算清晰,能分辨出不是英语。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有一两次,她好奇地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女孩的声音尖利,几乎在尖叫;男人的声音听上去轰隆隆的,像她每次经过三号线的轨道时听到的那样。

列车压在铁轨上。轰隆隆。

房间里似乎比外面还冷。她换了鞋子,从架子上取下空调遥控器,对着严重泛黄的空调摁了一下。咔咔咔几声后,空调开始工作,发出重重的喘息。也是那种轰隆隆的声音。她把包丢在椅子上,等着那段长长的启动声过去。她倒了一杯热水,端着杯子走到窗边。她站了好一会儿,房间里终于暖和起来。开水也到了合适的温度。她抿了一口,水流经过喉咙时,她突然注意到从窗外是另一栋老公房,距离大约十米,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小区外的街道。

这样安静。搬进来时,房东说。

从她的角度,能看到从一楼到六楼所有的窗户——新装修的铝合金窗、八十年代(也许九十年代)留下的铁栅栏。磨砂玻璃里,只有隐约的身影;被帘子遮住的普通玻璃中,什么也看不到。还有几扇大喇喇的透明窗户,她能看见肮脏狭小的厨房和卫生间。男人和女人在狭窄的过道上错过身子,走进两个房间。

他们是室友还是一家人?她愣了一会儿。

她收到他的消息。

一起去杭州吧?绳子说。

她不想回复得那么快,打算先洗个澡。等浴霸和水汽让淋浴间热起来后,水流拍打在皮肤上,一个微弱的声音告诉她,拒绝他,拒绝。这个念头让她轻松起来,她仔细地往身上抹沐浴露,尽可能延长这种轻松。她想起一首旋律,轻轻地哼了出来,但她始终想不起这是哪首歌。她停了动作,任花洒中的水流击打在脊背上,她盯着一块裂开了缝的瓷砖。怎么也想不起来。

动车只在嘉兴南站停靠两分钟。之前经过嘉善南站时,她注意到一闪而过的站牌。已经不在上海了。她是这个时候真正紧张起来的。趁他去上厕所,她飞快地打开包看了一眼。洗漱包,一本小说,手机充电器,换洗内衣。睡裙。过了嘉兴后,窗外开始出现那种奇怪的乡下楼房,楼顶有一个或几个不锈钢球,上面连着一根长长的天线,也许是避雷针。外墙上的瓷砖五彩斑斓,蓝色和红色居多。

快到杭州时,座位前面传来婴儿的哭声,间或夹杂几声剧烈的咳嗽。她能听见母亲轻拍孩子的声音,嘴巴里发出“哦哦哦”的安抚声。

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要孩子。她说。婴儿的哭声没有弱下来的意思。周围有人侧目。她的视线被座位挡住,始终看不见婴儿。

以后也许你的想法会变。他说。

我现在不觉得会变。她说。

我不是说你会突然认同另外一种价值观。而是说,你渐渐会觉得那种价值观也没什么,然后突然有一天,脑子抽了一下,你就那么做了。

听上去一场车祸。她用一种轻松的口气说。她忽然好奇,他有孩子吗?他会带孩子旅行吗?他们从没谈过这个话题。当然没有。事实上他们的谈话非常少,好像都在蓄意隐瞒什么。事实就是这样。

对,就像你的人生撞车了。但发生之后,也不见得就毁了你的人生。他说。婴儿的声音终于弱下来。没多久,广播里说,马上要进站了。

她跟在他后面,站在下车的队伍中。之前哭泣的婴儿被母亲抱着,排在他们前面。他(也许是她)的眼睛很大,好奇地看着她。她做了一个鬼脸,逗得婴儿笑出了声。母亲回头看了她一眼,转过去往前走。年轻的母亲,看上去和她差不多大。

火车站不好打车,排了半小时队,才轮上他们。市区内很堵,但上了沿江路后,几乎没什么车。左手边是钱塘江,对岸的新区在阳光下像一片竖立的火柴盒。右手边的山灰蒙蒙的。冬天的山。一些树还绿着,被密密麻麻的枯枝映出一副疲惫的神色。副驾驶后座上有一块电子屏,正播着一支广告片。女演员演得真假。他突然说。

她点点头,但这才注意到了女演员。音乐被关掉了,女孩逆着光,在一块草坪上蹦蹦跳跳,看上去傻透了。她说,我现在看到广告就头皮发麻,职业病一般想到整个制作过程,前期调研、概念提出、客户沟通、制作执行……我是说,广告这件事本身就有些蠢,不就是卖东西嘛。现在没有人真正相信广告吧。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广告,把想法卖出去。比如你现在试图说服我,广告很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广告。他说。

她觉得他这么说也有些蠢。

到酒店后,他要了一个双人间。她了解那种房间,两张一米二的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张床头柜,上面摆着电话、留言板、服务价目表。抽屉里会有一支笔,通常没什么用处。她注意到前台女孩打量的眼光。她好奇在他们离开后,女孩会不会和同事讨论他们。她悄悄问他,我需要拿身份证吗?他摇摇头。往房间里走的时候,她想,也许他会想睡靠近阳台的那张床——离空调远,把暖和的位置留给她;如果阳台上出现了小偷,他能及时发现。

房间保养得不好。地板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声响,听上去像老鼠叫。他果然选了靠窗的床,坐了一小会儿后,他从书包里拿出水杯和钱包。他问她是否需要休息一下。她说不用。他拉开窗帘,阳光洒进来,在地板上形成一个斜四边形,鲜亮的色彩把其余地板映得更加老旧。阳光比之前明亮了很多。他走到阳台上,她跟上去。楼下是一个大泳池,现在没有水,池底有一些枯叶。水池旁边的草坪枯黄着,不远处的假山挡住了一处小小的园林。她往左手边看去,几栋没有装修的公寓靠酒店围墙立着,一楼没有外墙,只有几根粗壮的水泥柱子支撑着。她忽然想到旅游区酒店那一类的鬼故事。

这酒店真是阴森。她说。

你害怕吗?他说。

我不怕。你呢?她问。

我当然不怕。他笑着说。

弄清路线后,他们走去酒店外的车站等去景点的车。他戴着墨镜,看上去有些像办公桌上照片里的他。之前在房间里,她说他看上去像个瞎子,这会儿她开始觉得阳光太大了。车上只有两个迎着阳光的座位,她不得不眯着眼睛朝外看,这路一面靠山,一面紧邻茶田,茶田的尽头有几栋小楼,白墙,灰瓦,那种普普通通的楼。车子到站后,她终于适应了下午的光线。

买了票进去,是一条长长的竹径。她喜欢阳光被分割成细碎的斑点,投在青石板上的样子。风吹过时,竹林里传出沙沙的声音。她怀疑自己听到了鸟叫,但是他没有听到。他们经过一个亭子,边上有个水池。“洗心池”。他走近亭上牌匾,奋力昂起头,把手机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拍了好几张。他回头看了看她——她当时垂手站在池边,盯着水面上的竹叶和池底的硬币。他说,帮你拍张照。她笑着摇摇头。但他还是拍了。他的脸再次从手机后露出来时,她忽然感到一阵心悸。他是谁?这是个荒唐的念头。

她将和他共度一晚。

经过一个墓碑时,她产生了另一个念头。现在后悔来得及。等回到酒店,她应该去前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要另一间房间。也许在另一栋公寓,也许只是另一个楼层。她摁下这念头,跟他走上墓碑边的石阶。石碑上的地图显示,石阶通往山顶的寺庙。他告诉她,可能要走四十分钟。她说没问题。刚走十分钟,她的大腿就戴了镣铐一般酸疼。等走到一半,双腿却麻木了。他走在前面,领先五六级台阶。

经过一个拐弯时,她一脚踩空。那个瞬间,她以为她会滚下去。她甚至想到身边是不是有个悬崖。但她踩住了下一级台阶,身体本能地往前倾斜,最终用手控制住了下滑的趋势。他听见声响,赶紧转身下来。

你没事吧?他扶着她坐下。

没事。她说。没有竹林的遮挡,太阳直射在她大汗淋漓的脸上。她觉得汗水已经浸湿了内衣。

要不我们下去吧?他问。

我没事。她说。她挣扎着站起来,试探性地往上走了两步。没有扭伤。

这次他走在她身边,那种几十级台阶连缀的陡坡仿佛变成了一个极好的借口,让他牵住了她的手。事情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失控的。当她感受到他手心传来的温度,以及那种奇特的汗水的粘滑感时。她开始难以控制地想要了解他。她问他是否知道溺水是什么感觉?

他说他知道。他长大的地方的没有大河,甚至连大一些的池塘都没。因此在他最早的旅行中,去了很多海滩,美国西海岸,新西兰海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东南亚的热带海滩。多年前在太平洋上的帕劳岛,沙子细腻温暖,他往海里走,以为海浪很小,但走到某个深度,海浪的力量忽然大了起来。一个从岸上退回去的浪把他卷进海里,他使劲扑腾,把头伸出海面,喉咙里却呛了更多苦涩的海水。有一刻,他以为他再也没办法回到岸边。

他告诉她,他不会游泳。

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

你结婚了吗?她突然问。

结了。他错愕了片刻说。

有孩子吗?

有。他说。

刚才我在想,你会不会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她说。

他没有回答,也没有放开她的手。但她觉得有几秒钟他在思考要不要放开,只是最终没有这么做。她很快感到后悔,自责于问题的愚蠢。她偷偷观察他的表情,却没有找到蛛丝马迹。他可能恰好说完了话,也可能刻意沉默。经过半山腰的观景亭时,她说,你看。他瞥了一眼。从亭子外侧看出去,是山脚下长条形的茶田,沿着小路,整饬地排成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她说,像春天里还青着的麦子。你见过那种麦子吗?他点点头,对她敷衍地笑笑,看上去好像只是随便扯了一下嘴角。到山顶后,他坐在庙外的石凳上歇脚。她站在一棵树下朝庙里看,几只家鸡绕着香炉走来走去,其中一只助跑几米,扑腾着翅膀飞上了香炉,正要跌入烟雾缭绕的炉子里时,被一个穿灰袍的沙弥打了下来。他说,脚快烧起来了。她回过头看了一眼,他脱掉有着厚厚的毛绒里衬的鞋子,鞋口正往上冒着热气。她噗嗤笑了出来。他也笑了笑。她松了一口气。我到后面去看看,她说。尽管在山顶,寺庙周围却没有任何一个远眺的缺口。纵横交错的枯枝完全遮住了山脚。她爬上一块石头,能隐约看见远处的几座黛色的山峰。她站了一会儿,又走回了前门。

后面好看吗?他问。

没什么可看的。她说。

你进庙里吗?她问。

不进了。坐会儿就走。他说。来。他拍拍凳子,坐会儿吧。

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坐过去。

走到山脚,他们遇到几个正打算上山的人,额头上挂满汗珠,大口喘气时五官几乎拧在一起。她说没人告诉他们山上有什么,只能白跑一趟。他问,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她说,也没人告诉我们。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说了就没意思了。他没明白这句话,但她不愿意再说一遍。他们路过茶园,沿着田埂往里走。走到田埂尽头,他转身走进两排茶树间的缝隙。她走进与他相邻的缝隙。他说他以前在某个做茶包的公司工作过,去过不少茶园。他还告诉她,杭州最好的不是西湖龙井,而是狮峰龙井。他不喜欢绿茶,味寡而淡。他偏爱乌龙和普洱。好茶叶要几千块一两。甚至更贵。

她说她老家产绿茶,她只喝过那种。她不了解茶。

以前我特别想找个山区,租块地种茶。他说。然后和喜欢的人住在一起。他顿了顿。爱情是在正确的时间遇见正确的人。这是谁说的?他停下来,低头观察一片长在梢上的茶叶。

爱情。有一瞬间这个词令她困惑。但我觉得。她说。爱是一件暂时性的事情。她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意义。她只觉得心跳加速,几乎恐慌,然后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他身体歪了一下,几乎倾倒在茶树上。她吻了上去。有几秒钟,舌头陷入一种温暖的湿润。她瞥见他的眼神中透着惊讶,接着变成一种与她相似的慌乱。他推开了她,站直。别。他说。他往前走了几步,背朝她说,茶叶一般有两季,但这儿的茶农只采一季,秋茶卖不上价……顺着他的方向,她看见茶田尽头的灰色小楼,灰瓦在夕阳下变成黯淡的金色——错觉。屋檐下站在两个男人,正朝这儿看过来。她忽然想起海边的渔民,船搁浅在淤泥中,合力将渔网拖上岸边。一网活蹦乱跳的海鱼。她绷紧了神经,沿着与他相反的方向快步朝外走,坚硬的茶树戳在她的背上、屁股和大腿上。肚子。

她得从网中挣脱出来。

本文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