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检票口人很多，她一直挤在队伍前排。他给她发微信，车上见。她上车了，时间离发车还有十分钟，她觉得自己上来得有些早。她从包里取出手机，打算打个电话给他。他发来另一条消息，要咖啡吗？是几分钟之前的消息。你在哪儿？她问。现在她害怕他赶不上车。他说，不急。她看了下时间，只剩三分钟。

他从车厢前门进来，拎着咖啡纸袋和快餐店的打包袋。他笑了笑，像因为掐着点上车而得意。他在公司里不这么笑，开会时不，开玩笑时也不，哪怕同事聚餐，他的笑容也更像工作场合上司式的微笑。她挪到靠窗的座位，让他坐在过道边。车子慢慢启动，她盯着他放下桌板，打开咖啡纸袋和快餐，然后递了一杯美式给她。

吃点东西吗？他问。

不吃。她说。咖啡真苦。

你要糖吗？还有奶精。他弯下腰，捡起放在地上的纸袋。

不用了，可能只是因为烫吧，糖和奶精里全是热量。

你不胖吧。他打量了她一眼。她怀疑自己从他的角度看上去是不是有点胖。她的脸有些婴儿肥——她最痛恨的一点。以前有个男孩（也许算男朋友）说，她看上去像只出生三个月的巴哥犬。她去百度了那种狗，身体很短，脖子上的肉堆出褶子，眼神无辜。

日常习惯。她说。她每天起床脸会水肿，都要喝一杯黑咖啡，对她来说，咖啡几乎是一种药物，和阿司匹林、西瓜霜喷剂具有相同的性质。

凉点再喝。他说。

他开始吃快餐，往鸡块上抹酸甜酱。真不吃？他又问了一句。

她笑着摇摇头，我一点也不饿。

趁他的嘴巴被鸡块填满，她扭头看了一眼窗外。郊区的天空看上去比市内蓝一些，但也不是很蓝。城市里早就没有蓝天了，她试着让自己忽略这一点。外面闪过一小片池塘，围着一圈人，她隐约看见有个男人剧烈地挥手，叫喊着什么。她想叫他看，但立刻被乡间的二层小楼遮住了。这个瞬间，她想到小时候的一次旅行，可能是三四岁，或者更小，她和妈妈坐火车去外婆家。她确定她的记忆不够真实，因为她觉得现在还能回想起芦苇丛伸进窗户抚摸她的脸庞（这不可能）。

真痒啊。记忆中的她对妈妈说。记忆中的芦苇丛把阳光割碎，一团团地投在她的脸上。她记得母亲在流泪，或者只是面无表情。她也许感到困惑。哭，是她想要什么时才会做的事情。妈妈想要什么？她不知道。她沉浸在某种简单的喜悦中。经过几个长长的隧道后，她睡着了。再醒来时，母亲牵着她下车。火车出站前，她最后看了一眼列车的数字，“1”开头，绿色的庞然大物，车窗是上下两截，车顶有吊扇。

那是将近二十年前。

直到她十八岁从外婆生活的皖西去上海念书，她没再坐过火车。偶尔寒假去奶奶家，也都坐的是汽车。司机总是在开出车站后带上几个人，站在她旁边，或者挤着她坐下。不再有芦苇，不再有破碎的阳光。三一二国道边是冬天的白杨树，笔直，光秃秃地排成两列，没有尽头。她反复回忆起当初乘过的绿皮车，再也找不到那种阳光的角度，那种柔顺的、毛茸茸的触觉。高中一次无疾而终的暗恋后，她问母亲，你还记得那年从奶奶家回来我们坐的火车吗？母亲用一种探究性的眼光看着她，说，记不得了。又说，你记错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坐过火车。母亲扭过身，继续擦着厨房台面上的油渍。那会儿她已经四十岁，身材走样，不修边幅，常年的单身生活让她的动作中透着一股绝望的凶狠。她去小城水坝边坐了一下午，天黑后回家。母亲给她开门，堵在门口问她去了哪儿。母亲的眼神闪烁着狡黠的光芒。那一刻，内心升腾起来的感觉是恐惧，而不是害怕。她低声说，出去走了走。她觉得她在笑，咧着嘴角，嘴唇微微张开，表情尽可能乖驯诚恳。像她每次见到那个喜欢的男孩。

去上海念大学时，她坐的是动车。几年后开通了高铁。那些现代、低矮、精致的白色列车。她按部就班地读完新闻系，寒暑假两次乘坐动车往返于皖西小城和上海之间，毕业后进入本土广告公司，职位是策划文案。在上海的几年，她几乎不再想起那辆绿皮车，更没对任何人提过。

现在都没什么绿皮车了。她说。

只是你不坐而已。他说。最老的那些火车淘汰成运货的了。

你坐过吗？我是说绿皮车，有吊扇，窗子只能开下面一半。她问。

当然。他把塑料袋交给一位收垃圾的乘务员。我比你大多了。他扭过头，有点困惑地朝窗外看了一眼，又看着她笑了一下。他看上去真算年轻，她想，至少相对于他的年龄来说。他多大？三十六？三十七？听上去像她记忆中的长辈的年龄。但事实上，在她小时候，他同期出生的孩子，被称为自私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那种令人失望的，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孩。他的办公桌在她斜对面，有一个相框——她第一天来就看到了，照片里的他戴着墨镜，头发几乎盖住耳朵，身材精瘦，微微昂起的脸上表情桀骜。背景是蓝天下的雪山，但他看上去不怎么高兴。熟一点后，她调侃他，那时候的年轻人是不是都喜欢扮酷。他说，是吗？也就是二〇〇一年的时候。

他喜欢旅游，说得上痴迷。第一次跟他去制作公司看片子，是一个九月的下午，他们在中山公园的星巴克坐了会儿，他告诉她，除了南极和北极，他几乎跑遍了全世界。她疑心他在炫耀。很快她意识到他只是没话找话。他说，印象最深的是肯尼亚马赛马拉草原上的角马，也许有一万头，甚至更多，低着头静静吃草，忽然狂奔起来，棕色的洪流一般。为了拍照，他靠得太近，差点被一头角马撞到。还有阿根廷南部的大冰川——他停下来问她知不知道，她摇摇头——他接着说，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在阳光下呈一种用几十万年筑起的蓝色。他顿了片刻说，人类真是渺小。她说，就像宇宙纪录片给我的感觉。你知道吗？收音机里的噪音里有宇宙大爆炸留下的声波。一百三十八亿年前。他说，对，就是这样。

她没再说下去。她不想告诉他，她只去过老家的一些地方，黄山，九华山，天堂寨。顺着石阶往上走，的确有景色不错的地方。更多时候，她一不留神就挡住了留影的游客。他们耐心地等着她，等着她走开，然后投来抱歉的微笑。她常常觉得那种微笑更像是某种原谅。

愚蠢。愚蠢的人，愚蠢的景点。

她的问题——她自己意识到的，太容易觉得别人愚蠢。她常常在交谈中觉得那个人很傻，大学时政治倾向过于明确的老师，喜欢在微博上转发心灵鸡汤的室友，工作中整天谈论八卦和杂志美容版的同事……这一切都容易让她失去耐心。肤浅，从不自省。这是她对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

他也许有些不同。

那些下午，他问她周末做什么，她说读书。他问读什么，她说波拉尼奥的小说。他说他知道。她不确定，他看上有有点像那种只读时间管理、广告营销类书籍的人。话题在这儿停了一会儿，她感激他至少没有为了打破沉默而调侃她。她突然说，我有时候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她身上的另一个问题。他说，没有意义也是意义的一种。

是吗？

她不知道，似乎也有一点道理。但她还是时常觉得没有意义。一个女孩，女同事说，工作几年，遇到一个好人，嫁掉。什么是好人？同事也说不清楚。大概是那种会对她好，也有能力对她好的人。这又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一个很傻的女人。男同事看上去过于具有侵略性，永远在头脑风暴上打断她的话——你这个想法成本太高，你的思路不符合消费者心理——仿佛她的知识和判断是个不值一提的笑话。一次关于护肤品的讨论会上，她提到广告语可以是“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一位男同事打断她的解释，他们要Highlight的是科技含量和功效承诺。那位男同事说Highlight时，音被吞了一半，因此听上去像嗨啦。

嗨啦。

要嗨啦的不是她认为的那些没用的东西。

隔着长条形桌子的对角线，男同事盯着她，几乎严厉地。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事情（她觉得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她知道他是一起进公司的应届生，这会儿穿着白衬衫，头发被啫喱水紧紧地困在头上，表情中透着一股无畏的自信。有一个片刻，她疑心其他人是不是都是这样，从大学到社会之间，转换得毫不费力。事后，她又觉得自己幼稚。为什么要在这种事情上产生情绪？她问自己。她强迫自己用抹布把房间里所有角落都擦了一遍，又在瑜伽垫上做了半小时腹部动作。等汗水浸湿背心时，她终于能把发生在办公室里的事情抛在脑后。

提案时，他却出乎意料地说出这句话，提出可以作为线上传播的口号。起先客户犹豫不定，他说服了他们。她在微信上说，谢谢你帮我，也许我只是不适合做这个。他说，我喜欢那句话。她问，你觉得我幼稚吗？或者是不是太敏感了？他说，这没什么不好。她忽然有些愧疚。刚进公司时，她告诉朋友，主管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年男人。她记得夏末他常穿的一件CK Jeans的T恤，肩膀窄，胸腔薄，有一点点小肚子。千万中年男人之一，三十岁以前像只瘦猴，三十岁之后慢慢变成猩猩。

她又和他出去过几次，见客户和各种供应商。轮到她说话时，她学着他的样子，“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她以此开头，尽量一次性条理清晰地说清楚所涉项目。某些片刻，她的确感受到一种把控话题（至少某个片段）走向的愉悦，尽管事后她会对自己否认。他还是带她去中山公园的星巴克（他看上去格外钟情那个巨大的商场）坐一会儿。你今天表现不错。你应该换一种更体谅对方的语气，不过已经非常好了。他会这样说。表情中带着一种奇怪的赞许——一种半强迫半客套、她不得不接受的赞许。她警惕地看着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夜晚降临后，在那些辗转的睡梦里，她甜蜜又沮丧地意识到，她只是暂时性地继承里他身上的某些东西，那种稳定的生活带给他的品质。

有时候半夜做噩梦醒来，她会想到溺水这件事情。她没有过溺水的经验，从小到大，母亲严禁她走近水边。她不会。这是男孩子的事情。只有一次。她坐在河坝的斜坡上，把脚伸进水里，河坝长年浸在水里的部分长了苔藓，日落时格外温暖。她试图站起来，却滑了一跤，淹了半个身子进去。

但这也不算溺水，不是吗？这和从睡梦中醒来浑身湿漉漉的感觉不一样。

然后她会想起他。整个秋天的深夜都会。有时候想得心痛，幻想他在身边，胳膊环住她的脖子，那是一种有力的安慰。她枕着这种心痛入睡。早晨起床时，那些感觉随着第一杯喝下去的盐水消失。咕咚，咕咚。她幻想是她吞了下去。她环视房间，刚工作的女孩的房间，狭小。陈旧与破损被竭力遮掩住——纯色的壁纸，米色的化纤地毯，但一出门就是肮脏混乱的老公房楼道。他住过这种房间吗？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了。有时经过气派的小区，她会想，他住在这里吗？明亮的大厅，干净的电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装修，选择墙面漆的颜色和地板品牌。她接着幻想——也许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意愿。然后是生活。稳定的生活。闻起来像康乃馨的味道。

但每次走进办公室，她想到的都是，噢，我一点也不想要那种生活。

她知道他结婚了，但这不重要。这在婚外情的故事中才重要，但她不是。她对整件事情性质的判断与此完全不同，她甚至否认他们之间可能会产生爱情（也许只是她对爱情的定义与期待过高）。她觉得他是一根一半系在岸上、一半垂在水中的绳子。有时她需要抓住，有时她又会放开。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全因机缘的相遇。在连续一周梦醒后想到他（或者因为想到他才梦醒）之后，她意识到，比起他本身，这种充满象征意味的形象才是她真正需要的。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形象。她告诉自己。于是再想起他时，她终于不必再担忧什么。她把他微信备注名改成“绳子”，每次他发来信息，都像是一条绳子在对她说话。

明天把改后的文案发我。辛苦。绳子说。

很不错了，但还要改一点点。加油。绳子说。

今天雾霾爆表。绳子说。

周末去看电影吗？绳子说。

朋友送的票。绳子补充。

好，去看电影。她沿着底楼商场绕了几圈，才找到能上十楼电影院的电梯。是货梯，她还是找错了。电梯出来，是灯光昏暗的楼道。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缩在墙角抽烟。她问怎么走，男人潦草地指了方向。终于进到电影院后，她一眼就看见了他，坐在咖啡馆的沙发卡座中，桌面上空空荡荡。她犹豫了片刻，拐进了洗手间。没错，头发，脸，衣服。出卫生间前，她又回头看了一次。

放映厅里有一股臭袜子的味道。她问他闻到没？他说没有。她开始想这种味道需要多久消散。她担心要在这种味道中坐上两个半小时。半小时后，他把两个座位中间的扶手扳了上去——他的身体向她倾斜了一点——她悄悄地把手放在大腿上。然而他只是调整了一下姿势。她不自觉地扭动了两下屁股。怎么了？他问。味道。她说。她觉得自己现在闻起来一定也是那样。

跟着他往外走时，她才发现客梯在完全相反的方向。

我觉得电影就不应该这样拍。她说。

我觉得还好。他说。他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她忽然意识到，他喜欢这部电影，甚至这会儿还沉浸其中。

可能……放映厅的味道太大了。她说。

这电影院非常老。

看上去像有二十年了。

差不多。

他站在马路边陪她打车。他裹着围巾，她没有。他问，冷吗？她摇摇头。那天回暖，吹来的风竟然是温热的，让她想起每年三月，最后一次寒流离开后的那几天，一切都充沛得恰到好处。最好的日子。她喜欢这样形容那几天。秋天里也有几个这样的日子，桂花开的那段时间。

你住哪里？他问。

南丹路附近。她说。

要送你吗？他问。

不用了。她说。车子来了，停在她身边。

再见。她坐进后座。

他忽然拉开车门，俯身打算钻进来。她迟疑了两秒，往里挪了一点。他说，我送你回去。她有些惊讶，更确切地说是受宠若惊。这种感觉突如其来，未经过滤，等缓过神时，它立刻被微弱的羞耻感替代。她报出一个地址。一个路口，离她住的地方还有两百米。计价器被揿下去，发出轻微的咔嚓声。车子很快上了高架，一栋栋写字楼飞速后退。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角度最“上海”？他问。他坐在另一扇车窗边，与她隔着一个座位。

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城市。她说。

就是……最符合人们对上海的想象。他说。

是吗？她问。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在脑海中盘旋，始终没有进展。她觉得大脑被一些浆糊状的东西填满了。

我是说，那些刚来上海的人，或者从没来过上海的人。他说。

我不觉得。她说。她意识到，他不是在说她。只是随便聊聊，一种普遍的、普通的看法。不是在说她。也有可能，她含糊地加了一句。她盯着窗外，高架上路灯闪过。比起写字楼，她更容易注意到路灯和护栏。千篇一律，不会令人困惑。因此，直到现在，她还是只能认出一两栋标志性建筑，以此推断建筑两边的路名。大部分的路，她还是完全陌生。

车子在路口停下。等他下去后，她挪了出来。她脑子里闪过一种预感，他会吻她，至少抱一下她。

再见。她说。

晚安了。他看着她的眼睛说。他什么也没有做，朝她挥挥手，转身钻进车子。又挥了挥手。车子调了头，沿原路返回，穿过十字路口后，消失在车流之中。

又一个晚上结束了。

她弄丢了单门元的钥匙，密码摁了两次都不对。摁第三次时，门突然开了，一张黑乎乎的脸从门里露出来。她吓得吸了一口冷气。随即她认出是住在她隔壁的黑人女孩。女孩拄着拐杖，侧身等她经过。

晚上好。她跨上台阶时，女孩突然说。

晚上好。她说。她们偶尔打照面，互相点点头。你的腿怎么了？她又问。

摔跤了。女孩把“摔跤”两个字都发成了第四声。

早日康复。她往楼梯上走。

我快要离开中国了。女孩在她身后说。她转过头，疑惑地看着女孩。这会儿声控灯已经亮起，她看见女孩的头上包着一块红蓝相间的头巾，头巾下露着一点医用纱布。

你去哪儿？她问。

回家。女孩说。

嗯。这儿没什么好的。她觉得自己站在楼梯上说话很奇怪。我是说，空气，堵车什么的。

是啊。可我还是喜欢这儿。女孩冲她笑了笑。我，羡慕你。

女孩挥挥手，走了出去。单元门合拢时，她想起偶尔看见的女孩的男友，另一个黑人，高壮、塌鼻梁，看上去很老实。但有时候她能听到隔着墙壁传来的争吵声，不算清晰，能分辨出不是英语。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有一两次，她好奇地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女孩的声音尖利，几乎在尖叫；男人的声音听上去轰隆隆的，像她每次经过三号线的轨道时听到的那样。

列车压在铁轨上。轰隆隆。

房间里似乎比外面还冷。她换了鞋子，从架子上取下空调遥控器，对着严重泛黄的空调摁了一下。咔咔咔几声后，空调开始工作，发出重重的喘息。也是那种轰隆隆的声音。她把包丢在椅子上，等着那段长长的启动声过去。她倒了一杯热水，端着杯子走到窗边。她站了好一会儿，房间里终于暖和起来。开水也到了合适的温度。她抿了一口，水流经过喉咙时，她突然注意到从窗外是另一栋老公房，距离大约十米，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小区外的街道。

这样安静。搬进来时，房东说。

从她的角度，能看到从一楼到六楼所有的窗户——新装修的铝合金窗、八十年代（也许九十年代）留下的铁栅栏。磨砂玻璃里，只有隐约的身影；被帘子遮住的普通玻璃中，什么也看不到。还有几扇大喇喇的透明窗户，她能看见肮脏狭小的厨房和卫生间。男人和女人在狭窄的过道上错过身子，走进两个房间。

他们是室友还是一家人？她愣了一会儿。

她收到他的消息。

一起去杭州吧？绳子说。

她不想回复得那么快，打算先洗个澡。等浴霸和水汽让淋浴间热起来后，水流拍打在皮肤上，一个微弱的声音告诉她，拒绝他，拒绝。这个念头让她轻松起来，她仔细地往身上抹沐浴露，尽可能延长这种轻松。她想起一首旋律，轻轻地哼了出来，但她始终想不起这是哪首歌。她停了动作，任花洒中的水流击打在脊背上，她盯着一块裂开了缝的瓷砖。怎么也想不起来。

动车只在嘉兴南站停靠两分钟。之前经过嘉善南站时，她注意到一闪而过的站牌。已经不在上海了。她是这个时候真正紧张起来的。趁他去上厕所，她飞快地打开包看了一眼。洗漱包，一本小说，手机充电器，换洗内衣。睡裙。过了嘉兴后，窗外开始出现那种奇怪的乡下楼房，楼顶有一个或几个不锈钢球，上面连着一根长长的天线，也许是避雷针。外墙上的瓷砖五彩斑斓，蓝色和红色居多。

快到杭州时，座位前面传来婴儿的哭声，间或夹杂几声剧烈的咳嗽。她能听见母亲轻拍孩子的声音，嘴巴里发出“哦哦哦”的安抚声。

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要孩子。她说。婴儿的哭声没有弱下来的意思。周围有人侧目。她的视线被座位挡住，始终看不见婴儿。

以后也许你的想法会变。他说。

我现在不觉得会变。她说。

我不是说你会突然认同另外一种价值观。而是说，你渐渐会觉得那种价值观也没什么，然后突然有一天，脑子抽了一下，你就那么做了。

听上去一场车祸。她用一种轻松的口气说。她忽然好奇，他有孩子吗？他会带孩子旅行吗？他们从没谈过这个话题。当然没有。事实上他们的谈话非常少，好像都在蓄意隐瞒什么。事实就是这样。

对，就像你的人生撞车了。但发生之后，也不见得就毁了你的人生。他说。婴儿的声音终于弱下来。没多久，广播里说，马上要进站了。

她跟在他后面，站在下车的队伍中。之前哭泣的婴儿被母亲抱着，排在他们前面。他（也许是她）的眼睛很大，好奇地看着她。她做了一个鬼脸，逗得婴儿笑出了声。母亲回头看了她一眼，转过去往前走。年轻的母亲，看上去和她差不多大。

火车站不好打车，排了半小时队，才轮上他们。市区内很堵，但上了沿江路后，几乎没什么车。左手边是钱塘江，对岸的新区在阳光下像一片竖立的火柴盒。右手边的山灰蒙蒙的。冬天的山。一些树还绿着，被密密麻麻的枯枝映出一副疲惫的神色。副驾驶后座上有一块电子屏，正播着一支广告片。女演员演得真假。他突然说。

她点点头，但这才注意到了女演员。音乐被关掉了，女孩逆着光，在一块草坪上蹦蹦跳跳，看上去傻透了。她说，我现在看到广告就头皮发麻，职业病一般想到整个制作过程，前期调研、概念提出、客户沟通、制作执行……我是说，广告这件事本身就有些蠢，不就是卖东西嘛。现在没有人真正相信广告吧。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广告，把想法卖出去。比如你现在试图说服我，广告很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广告。他说。

她觉得他这么说也有些蠢。

到酒店后，他要了一个双人间。她了解那种房间，两张一米二的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张床头柜，上面摆着电话、留言板、服务价目表。抽屉里会有一支笔，通常没什么用处。她注意到前台女孩打量的眼光。她好奇在他们离开后，女孩会不会和同事讨论他们。她悄悄问他，我需要拿身份证吗？他摇摇头。往房间里走的时候，她想，也许他会想睡靠近阳台的那张床——离空调远，把暖和的位置留给她；如果阳台上出现了小偷，他能及时发现。

房间保养得不好。地板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声响，听上去像老鼠叫。他果然选了靠窗的床，坐了一小会儿后，他从书包里拿出水杯和钱包。他问她是否需要休息一下。她说不用。他拉开窗帘，阳光洒进来，在地板上形成一个斜四边形，鲜亮的色彩把其余地板映得更加老旧。阳光比之前明亮了很多。他走到阳台上，她跟上去。楼下是一个大泳池，现在没有水，池底有一些枯叶。水池旁边的草坪枯黄着，不远处的假山挡住了一处小小的园林。她往左手边看去，几栋没有装修的公寓靠酒店围墙立着，一楼没有外墙，只有几根粗壮的水泥柱子支撑着。她忽然想到旅游区酒店那一类的鬼故事。

这酒店真是阴森。她说。

你害怕吗？他说。

我不怕。你呢？她问。

我当然不怕。他笑着说。

弄清路线后，他们走去酒店外的车站等去景点的车。他戴着墨镜，看上去有些像办公桌上照片里的他。之前在房间里，她说他看上去像个瞎子，这会儿她开始觉得阳光太大了。车上只有两个迎着阳光的座位，她不得不眯着眼睛朝外看，这路一面靠山，一面紧邻茶田，茶田的尽头有几栋小楼，白墙，灰瓦，那种普普通通的楼。车子到站后，她终于适应了下午的光线。

买了票进去，是一条长长的竹径。她喜欢阳光被分割成细碎的斑点，投在青石板上的样子。风吹过时，竹林里传出沙沙的声音。她怀疑自己听到了鸟叫，但是他没有听到。他们经过一个亭子，边上有个水池。“洗心池”。他走近亭上牌匾，奋力昂起头，把手机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拍了好几张。他回头看了看她——她当时垂手站在池边，盯着水面上的竹叶和池底的硬币。他说，帮你拍张照。她笑着摇摇头。但他还是拍了。他的脸再次从手机后露出来时，她忽然感到一阵心悸。他是谁？这是个荒唐的念头。

她将和他共度一晚。

经过一个墓碑时，她产生了另一个念头。现在后悔来得及。等回到酒店，她应该去前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要另一间房间。也许在另一栋公寓，也许只是另一个楼层。她摁下这念头，跟他走上墓碑边的石阶。石碑上的地图显示，石阶通往山顶的寺庙。他告诉她，可能要走四十分钟。她说没问题。刚走十分钟，她的大腿就戴了镣铐一般酸疼。等走到一半，双腿却麻木了。他走在前面，领先五六级台阶。

经过一个拐弯时，她一脚踩空。那个瞬间，她以为她会滚下去。她甚至想到身边是不是有个悬崖。但她踩住了下一级台阶，身体本能地往前倾斜，最终用手控制住了下滑的趋势。他听见声响，赶紧转身下来。

你没事吧？他扶着她坐下。

没事。她说。没有竹林的遮挡，太阳直射在她大汗淋漓的脸上。她觉得汗水已经浸湿了内衣。

要不我们下去吧？他问。

我没事。她说。她挣扎着站起来，试探性地往上走了两步。没有扭伤。

这次他走在她身边，那种几十级台阶连缀的陡坡仿佛变成了一个极好的借口，让他牵住了她的手。事情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失控的。当她感受到他手心传来的温度，以及那种奇特的汗水的粘滑感时。她开始难以控制地想要了解他。她问他是否知道溺水是什么感觉？

他说他知道。他长大的地方的没有大河，甚至连大一些的池塘都没。因此在他最早的旅行中，去了很多海滩，美国西海岸，新西兰海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东南亚的热带海滩。多年前在太平洋上的帕劳岛，沙子细腻温暖，他往海里走，以为海浪很小，但走到某个深度，海浪的力量忽然大了起来。一个从岸上退回去的浪把他卷进海里，他使劲扑腾，把头伸出海面，喉咙里却呛了更多苦涩的海水。有一刻，他以为他再也没办法回到岸边。

他告诉她，他不会游泳。

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

你结婚了吗？她突然问。

结了。他错愕了片刻说。

有孩子吗？

有。他说。

刚才我在想，你会不会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她说。

他没有回答，也没有放开她的手。但她觉得有几秒钟他在思考要不要放开，只是最终没有这么做。她很快感到后悔，自责于问题的愚蠢。她偷偷观察他的表情，却没有找到蛛丝马迹。他可能恰好说完了话，也可能刻意沉默。经过半山腰的观景亭时，她说，你看。他瞥了一眼。从亭子外侧看出去，是山脚下长条形的茶田，沿着小路，整饬地排成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她说，像春天里还青着的麦子。你见过那种麦子吗？他点点头，对她敷衍地笑笑，看上去好像只是随便扯了一下嘴角。到山顶后，他坐在庙外的石凳上歇脚。她站在一棵树下朝庙里看，几只家鸡绕着香炉走来走去，其中一只助跑几米，扑腾着翅膀飞上了香炉，正要跌入烟雾缭绕的炉子里时，被一个穿灰袍的沙弥打了下来。他说，脚快烧起来了。她回过头看了一眼，他脱掉有着厚厚的毛绒里衬的鞋子，鞋口正往上冒着热气。她噗嗤笑了出来。他也笑了笑。她松了一口气。我到后面去看看，她说。尽管在山顶，寺庙周围却没有任何一个远眺的缺口。纵横交错的枯枝完全遮住了山脚。她爬上一块石头，能隐约看见远处的几座黛色的山峰。她站了一会儿，又走回了前门。

后面好看吗？他问。

没什么可看的。她说。

你进庙里吗？她问。

不进了。坐会儿就走。他说。来。他拍拍凳子，坐会儿吧。

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坐过去。

走到山脚，他们遇到几个正打算上山的人，额头上挂满汗珠，大口喘气时五官几乎拧在一起。她说没人告诉他们山上有什么，只能白跑一趟。他问，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她说，也没人告诉我们。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说了就没意思了。他没明白这句话，但她不愿意再说一遍。他们路过茶园，沿着田埂往里走。走到田埂尽头，他转身走进两排茶树间的缝隙。她走进与他相邻的缝隙。他说他以前在某个做茶包的公司工作过，去过不少茶园。他还告诉她，杭州最好的不是西湖龙井，而是狮峰龙井。他不喜欢绿茶，味寡而淡。他偏爱乌龙和普洱。好茶叶要几千块一两。甚至更贵。

她说她老家产绿茶，她只喝过那种。她不了解茶。

以前我特别想找个山区，租块地种茶。他说。然后和喜欢的人住在一起。他顿了顿。爱情是在正确的时间遇见正确的人。这是谁说的？他停下来，低头观察一片长在梢上的茶叶。

爱情。有一瞬间这个词令她困惑。但我觉得。她说。爱是一件暂时性的事情。她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意义。她只觉得心跳加速，几乎恐慌，然后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他身体歪了一下，几乎倾倒在茶树上。她吻了上去。有几秒钟，舌头陷入一种温暖的湿润。她瞥见他的眼神中透着惊讶，接着变成一种与她相似的慌乱。他推开了她，站直。别。他说。他往前走了几步，背朝她说，茶叶一般有两季，但这儿的茶农只采一季，秋茶卖不上价……顺着他的方向，她看见茶田尽头的灰色小楼，灰瓦在夕阳下变成黯淡的金色——错觉。屋檐下站在两个男人，正朝这儿看过来。她忽然想起海边的渔民，船搁浅在淤泥中，合力将渔网拖上岸边。一网活蹦乱跳的海鱼。她绷紧了神经，沿着与他相反的方向快步朝外走，坚硬的茶树戳在她的背上、屁股和大腿上。肚子。

她得从网中挣脱出来。

本文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