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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作品:《天空晴朗》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国生  2017年01月06日16:41

起初松山路中段的大排档里只有三个人,我猜这里有两个人是出租车司机,另外两个可能是隔壁松山路小学里逃课的高年级学生。我坐在帆布大棚内,冷风裹挟着水蒸汽从入口吹来,变成我们哈在手上的湿气。没有人说话,直到挤进一帮浑身石灰的工人。我朝里挪了挪,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坐过来,父亲坐到我身边,母亲和女儿坐对面。女孩穿着红色的马靴、厚裤子,干净的蕾丝裙子裹在身上,像个滚圆的娃娃。母亲大声地报出两个菜名后,看了看女儿,又要了个鸡腿。这时,我吃完最后一口饭,侧身从父亲背后离开,将桌子留给他们。

车子停在大排档对面路边,一辆墨绿色的夏利。皋城出租车行业刚起步时,当了二十年科员的父亲把我弄进出租车公司,交掉一笔钱后,我分到这辆车。十年过去,小夏利就像一条斑秃的老狗。车前灯换过三回,两个灯的亮度不同,其中一个忽明忽暗。这让我不敢晚上送人去城郊乡下。

我钻进车里,搓了搓手,然后用手捂了捂冰凉的耳朵。从车窗看出去,远处一片白杨林枝桠交错,将原本就灰蒙蒙的天空分割得愈发黯淡。早上广播里说今天是皋城三十年来最冷的一天。

我发动车子,打上暖气,但不打算立刻走。手套箱里响了两声,我拉开,拿出手机。是吕莹的短信:算了,你别回了。吃饭前,她就发过一条:你几点回来?我没回复。我不清楚“别回了”是指别回消息,还是别回家。我犹豫了一会儿,将手机扔回手套箱,打开皋城交通电台,电台主持米米正在念一篇散文。我以前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是一年前吕莹介绍我听米米。她说,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像一块旧旧的丝绒布。

那会儿,我们过得不太开心,无话可说时,就听米米的广播。

松山路小学在我的斜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聚集在门口。大概十分钟后,门开了,学生们涌出来,打头的男生穿得单薄,红领巾松垮地系在脖子上,出大门后,一个女人迎上去,试图将棉袄套到他身上,他扭过身子走开,女人小跑着追上去。很快,他们来到我车边。女人敲敲窗户,指了一个方向。我对她摆摆手,说,等人。她看了看等在一边的儿子,又命令他穿上衣服。我能看到男孩瞪大的小眼睛和他的薄嘴唇。

其实,我只是想坐着发一会儿呆。学校里的孩子走得差不多了,我踩下油门,学校在后视镜里倒退。我再次想起吕莹的短信,几乎能想象到她打下“别回了”时的样子:穿着白色印花绒睡衣,在家里来回踱步,假装问问大头有什么看法,然后做出这个决定。我甚至觉得,她会轻松起来,因为很多问题都在拒绝中得到解决。

喝了一大口热茶后,胃里暖和起来,我开着车在空荡荡的松山路上飞驰。经过白杨林时,我想到春天起风时,树叶朝一个方向倒过去的样子。风声夹杂着树叶抖动的声音,盖过其他街道传来的杂音。很快,我就开到城南的火车站,在站前广场停了一会儿。本应到站的一班火车严重晚点,我没有等下去,打了转驶向沿河路。路边是一条叫“淠河”的河,淮南的南岸支流,像条巨大的舌头般裹着皋城的森林公园。

很多年前,淠河边还没建起堤坝和公路,岸边长满齐人高的蒿草,汛期透明的河水淹进来,枯水期露出河床上的岩石。那是我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我减速,在一个豁口边停下,然后下车,走下堤坝,找到一个稍平的位置坐下。河中央有一个人工岛,名字叫“月亮岛”。吕莹喜欢这名字,曾说等岛建好,我们搬过去。有一阵子,她总拉着我站在阳台上往月亮岛方向眺望,淠河呈弧状包裹着城市,琥珀色的月亮低悬在河流上空,静静地在云层中穿行。我答应她,好的,搬过去。那时填河工程刚刚开始。

这会儿,对岸正在建一批公寓,吊车的机械臂高高举起,插入一片黄昏中渐渐暗淡的羽毛状的白云中,它摆动起来像个巨大的钢铁怪物,移过来时,颤抖的样子像随时会砸下来。我躺下,仿佛这样身体能均匀地受力,不至于太疼,但它很快摆去另一个方向。我忽然想给吕莹打个电话,赶在她没说话前,告诉她,我们都会死的,有人八岁死,有人八十岁死。仅此。我没想好该用什么的语气。我只知道,我会回去的,立刻,或者几小时后。

我大概待了半小时,冷风从河上吹来,裸露在外的皮肤交替感受着寒冷与几乎发热的麻木。往堤坝上爬时,沿河路上的街灯渐次亮起,有如一长串多米诺骨牌在我面前倒下。我抬头看看天,星星在城市灯光的辉映下微弱地闪烁着,天空还算晴朗。我钻进车子,打开手套箱看手机,没有新的短信进来。

我发动车子,往回家方向慢慢开着,经过森林公园时,差点撞到一个伸手拦车的女人。我距离她一米时猛踩刹车,她后退几步,摔倒了。我第一反应是从旁边绕过去,但我没那么做,而是熄火停车。她好像在看我,脸藏在头发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没有站起来。我下车,对她说:“你还好吗?”

她缓慢地爬起来,动作吃力,但不像受伤。她摇摇头,裹紧衣服。她穿得很少,领口敞开着,打底衫外面套着一件不算厚的灰色羽绒服。她看了看车子,问:“走吗?”我考虑了一下,点点头。她拉开副驾驶的门,走路时不像有什么问题。

“去哪儿?”我问。

“随便转转吧。”她又裹了裹衣服,“能开一下空调吗?”

“具体去哪儿呢?”我打开空调,靠近她时,闻到一股淡淡的洗发水味儿。我注意到她的头发还没全干。

“星期一吧。”她说。

“哪里?”我发动车子,往前开。

“百合路和梅山路的路口。”她说,“一个酒吧。你没去过吗?”

“没。”我想起那是什么地方,皋城唯一一个酒吧,我常在深夜接送一些年轻人。如果她说“酒吧”,我会立刻知道她指什么。

“你一般几点到几点开车?”她问。

“七点到晚上十二点。”事实上,这个冬天,我终于厌倦了开出租车,把闹钟调到八点,早高峰后出门。如果不是周末,往往要到下午四五点生意才会好起来。我拧开广播,交通台正在放一个房产广告,字正腔圆的男声。我问:“怎么了?”

她没有立刻接话,顿了一下说:“做这行累吗?”

“还行吧。”我说。“你做什么的?”

她没说话。

这时,我们转进百合路,开进了市中心。正是高峰期,我们被堵在一大排车子的中间,前方是一个红灯,得等下个红灯过后才能穿过这个路口。

“我还以为你受伤了。”我说。

“是么?”她从反光镜中看着我,目光随后移开,看向窗外。“今天很冷。”

我没接话。路口红灯跳成绿灯,车子缓缓往前移,排在我前面的一辆车很久都没动,它的后车窗贴着“新手上路”的字样。我摁了几声喇叭,引得排在后面的车子也连着摁喇叭。直到绿灯再次变成红灯,那辆新手车才慢吞吞地朝前挪。我又摁了几声喇叭。

“不着急。”她说。

房产广告已经结束。米米的声音再次出现,介绍皋城名胜。这是一档很久前就录制好的节目,我听过很多次。

“这节目好多年了。”她说,“你们司机总听一档节目会疯吗?”

“习惯了就不会。”我说。赶在绿灯的最后五秒钟,我开过路口,又被红灯拦在下一个路口,窗外是市中心的绿色,被一个叫“镜湖”的人工湖围绕。

“那只能说明习惯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她说。

我在心里计算着还要穿过几个路口才能到酒吧。我会在路边放下她,看着她的背影穿过车流,消失在对面的小门中。酒吧在二楼,我会在她出现在窗口前离开。在四条路上拐五次弯,沿着一条两边种满樟树的小路开进去,进门右手边第三栋楼,那里是我的家。

“你知道镜湖有多深吗?”她突然问。

“三米,顶多四米。”我说。

“我有个朋友,和他女朋友闹别扭,想不开,要跳镜湖。他在湖边的电话亭呼了另一个朋友的BP机,说自己要跳湖了。”绿灯亮了,我们穿过十字路口时她停了一会儿。等下一个红灯时,她继续说:“他在镜湖边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直到这消息透过好几个BP机,传到他女朋友的耳朵里。最终他得到的消息是:跳吧。”她看着我,“你猜后面怎么着?”

“他没跳。”我说。

“跳了。但是镜湖以前很浅,脏得发臭。他跳下去,脚踝陷在淤泥里,下不去也上不来。当时是一个七月正午,他在太阳下,流着汗,大哭了一场。”

“十六七岁的小孩吧?”

“是啊,那时十七岁。”

这时,我们已经穿过到酒吧前的最后一个红灯。再往前开五十米,就是酒吧所在的路口。我问她:“现金还是交通卡?”

“我只有信用卡。”她说。她甚至都没有检查一下她的小包。“要不我请你喝一杯吧。”

我停下车,对面酒吧的窗口发出暖黄色的灯光。“算了。”我说。其实我什么也不想说。她拉开车门下车,发梢扬起来。外面风一定很大。她俯下腰,冲我摆摆手,走到一边等着过马路。我看见她使劲地裹了裹衣服,整个人缩在一起,看上去冷极了,这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手套箱里传来一串尖利的铃声。吕莹一直说这铃声得换掉,她很心疼被吓得手足无措的大头。

大头是一只杂种犬,据说祖母是一只纯种柯基。一年前吕莹花了两百块抱回了它,狗贩子说它是没落的贵族。它和吕莹亲,每天早上摇着尾巴钻进吕莹的怀里,湿漉漉的舌头像把油漆刷,讨好地舔着她的手指。吕莹喜欢沿着脊背抚摸它,表情堪称慈爱。我曾试图亲近它,买狗粮,帮它洗澡,亲昵地叫它大头,始终没有成功。它看我时,永远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摁了一下喇叭,她朝我看过来,我挥挥手,她走到窗边。我摇下窗户,说:“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她笑笑,钻进车里。

酒吧边停车场里空荡荡的,我将车开进了最靠里的位置。我们没有马上下车,待在车里感受空调的余温。她没有催我,坐在一旁看着哈出的水汽在车窗上结成水蒸汽。远处忽然传来放烟火的声音,紧接着,红色的光芒映在挡风玻璃上。

我们开门下车,快步穿过停车场,拐进通往酒吧的小门。这的确是我第一次来这儿,以前去过的娱乐场所仅限KTV。我尾随她上楼,站在门外的侍应生冲她点点头。她带我去了一个卡座,侍应生拿着酒水单过来,放下后回到吧台。

酒吧里人不多,墙上、天花板上都用喷枪写上字,多数是英文,只有一句中文。吧台上摆着一排空酒瓶,像客人喝光的,也像只为装饰。桌上的燃着的小蜡烛,整个酒吧里只有这一点点光源,我不怎么适应这里昏暗的光线。她告诉我,晚上十点以后人会多起来,几个在皋城教英语的外教几乎每晚都来。他们大多来自菲律宾、印尼,只有一个来自英国,似乎是参加一个联合国的支教项目。她说话时,带着一副主人般的放松表情,四肢舒展开后,我发现她并没有我之前看到的那样瘦小。她把酒水单递给我,推荐了“螺丝刀”和“玛格丽特”。

“开车,不能喝酒。”我说。

“喝一点吧?”

“我喝个矿泉水吧。”我摇摇头。

她轻笑了一声,拿过酒水单,叫来服务员,点了可乐和“玛格丽特”,又要了一份炸薯条。随后,她看向窗外。我随着她的目光看出去,城市的灯光从百合路上往外蔓延,被道路两旁的住房、商城的屋顶边沿阻隔,另一边投着天幕中的微弱的光芒。她扭回头,朝酒吧内部看去,带着微微寥落的神情。

“你什么时候生的?”她问。

“什么?”

“生日。”

“为什么问这个?”

“随便聊聊呗。”

“哦。”我看向她,她正饶有兴致地盯着我。“五月十三日。”

“金牛座。土象星座。”她说。

“有什么说法吗?”

“不喜欢变动,缺乏安全感,重视尊严。”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掏出一支递给我,我摆摆手,她收回点上。我低头盯着木桌子上的一条裂缝。

“太含糊了。”我说。

“具体的出生时间呢?”

“晚上八点多,九点多。”我说,“反正是八点到十点之间。”

“上升星座是水瓶座。”服务员将我们的饮料端过来,她喝了一大口,然后长吁一口气。“你肯定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我打开可乐时有几滴液体溅到我手臂上。我对她笑笑,没说话。

“你孩子多大了?”她问。

“七岁。”我握着可乐,无法分辨它是常温的还是冰冻的。“今年八岁了。”

“叫什么?”

“强强。”我用指甲抠了抠那条裂缝,它比我看到的更深。“你问题真多。”

“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她问。

“不知道。”

“处女座。”她说。这时,门被推开,涌进一帮男人。她朝他们看了一眼,接着说,“你知道处女座是怎样的吗?”

“纯洁?”那帮人坐在离我们最远的角落,最矮的那个牵着一个女孩,两人看着都有些腼腆。个子最高的男人染了金发,正起哄让矮个子和女孩表演接吻。

“挑剔,斤斤计较,追求完美。”她喝完最后一口酒,招来侍应生,要了三支啤酒。“你看我。”她将头发拢到耳朵后面,将整张脸露出来,大眼睛里像镶着两颗漆黑的煤珠子。我注意到她脸上的雀斑,也注意到她的头发全干了。“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她盯着我,这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摇摇头,没说不知道,也没说不是。她继续说:“我的生日是八月二十三日,再早一天就是狮子座了。”说完,她靠在沙发上。

我想起每晚八点多,交通台会放一档叫“星座运程”的节目,主持人依然是米米。她常用她嘶哑的声音说,某某星座本月将解除之前的沉重和紧张,回归平顺的生活和运势。米米一定是个温柔的女人,她从不在节目中说某个星座本月凶险。

“都是糊弄人的。”我说。她没做声,喝起啤酒。很快,三瓶就剩一瓶。酒吧响起音乐,渐渐热起来,她脱掉外套,穿着黑色长袖T恤靠着墙,把脚缩在沙发上,头随着音乐缓缓晃动。

她突然举起了啤酒瓶,像在对谁示意。我扭过头,看到那桌上的金毛正对她举杯。她微笑,喝了一口后将啤酒放下。她扭过头,一副要说话的表情,但她只是又喝了一口啤酒。我几乎能听见她用喉咙喝酒时咕咚咕咚的声音。

金毛走过来,说:“小姐,坐会儿”他没等她答应就坐下。她朝边上挪了挪。他看了看我,问:“你男朋友?”她摇摇头。于是他挥手招来侍应生,要了六支啤酒,两支推给她,说:“喝酒的女孩,好。”两支推给我,煞有介事地说:“初次见面。”他瞥了一眼我的可乐,转过去对她说:“请你喝酒。”说罢他仰起头,一口气将一瓶啤酒喝光。“以前没在这儿见过你。”他说。

“也许见过呢。”她端起酒,喝了一大口,咧开嘴笑了会儿。

“肯定没。”他说,又喝半瓶下去。“我肯定没见过你。”他的眼窝很深,在这种光线下,看上去像是两条狭长的黑缝。“你这样的女孩,我见过肯定能记住。”

“为什么?”她嘿嘿笑着。我握住啤酒瓶,冰得像针扎。我猜这酒是直接从冰凉的库房中取来的。

“请你喝酒了。”他没回答,往后靠在沙发上,两条手臂抻直了放在沙发背上,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像是搂住了她。他看着我说:“喝酒吧兄弟,来这儿喝什么可乐。”

“我们走吧?”我问她。

她没理我,转身嬉笑着打掉他的手。

“喝过酒就是朋友。兄弟,你说是不?”他再次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侍应生在吧台里低头做着什么,没朝这边看。另外一桌,他的同伴,正盯着这里。“留个号码呗?”

“如果你能把台面上的酒都喝完。”她说。

“那得亲一个。”他说。

“要求真多。”她笑着说,“看你喝得有多快了。”

他抄起我面前的啤酒灌了起来,接着又喝光了她面前的一瓶半。他喝酒时,高高地昂起头,喉结上下翻动,喝完后,他将瓶子在桌上码成整齐的一排。

她笑得更厉害了,喘着气说:“你真逗。”平复下来后,她抬起脸,闭上眼睛,稀薄的光线打在她脸上。她说:“来吧。”她抿着嘴唇,鼻翼微微翕动。他搂住她的肩膀,接着歪过头慢慢靠近,嘴唇在她的嘴唇上待了好一会儿。她昂着头的样子让我想起和吕莹在淠河边的第一个吻,夕阳洒在她的长发上,我用手指轻轻拂过她的脸,鬓角绒毛在阳光下呈一种淡淡的金色,接着我占领了她的嘴唇与舌头。最后,一个钓鱼的老头让我们别做“有伤风化”的事情,他还威胁要告诉吕莹的爸妈,他说他认识吕莹的爸爸。

那已是十二年前。

酒吧那头突然传来一阵掌声,是他的朋友们。矮个子叫道:“滚回来吧。”他放开她,站起来,端正地鞠了个躬,说:“打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脖子里伸出一截文身,看着像一条蛇,或者一条龙。那头凶猛的动物让他礼貌的样子看上去可笑极了。

他走后,她继续傻笑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停下来,抄起一个瓶子往嘴里倒,却一滴酒也没倒出来。她说:“真没意思,走吧。”

我们离开了酒吧,再次回到车上。我要开空调,她制止了我,裹紧衣服打开窗子。她大口喘息着,好像很累。过了一会儿,她摇起窗子,问我:“去哪儿?”

我摇摇头。停车场里的光线更暗,我知道她正看着窗外,时不时扭动一下身子。我有些累,我想问她住在哪里,然后送她回去。

某一个瞬间,我觉得旁边坐的是吕莹,正因为某件事闷闷不乐,不愿说出来,也完全不想大吵大闹,就那么坐着,不看我,也不说话。一两年前,我们也是这样,冷战了一两个星期。十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早上,我终于忍不住,在她起床前做了一份简单的早餐,然后对她说,你想去哪里旅游吗?

那时是夏天,皋城阳光猛烈,出发的那天却下起了雷雨,我们打车去火车站,上车下车时弄湿了全身。强强拎着一个旅行包,我问了几次,累吗?他摇摇头,严肃地回望我。我们坐火车到南京,在车站边的麦当劳等待转车。

我们在车上待了两天,逼仄的空间让人难受,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从未一起旅行。强强不停呕吐,火车从兰州拐进青藏高原后,他终于好起来,趴在窗子上看远处白皑皑的雪山和草原上闪过的藏原羚。那天早上醒来,窗外正飘着大雪,我看看吕莹,她正看着强强,我们像是三个心不在焉的人,穿行在空无一人的白色山谷中。强强指着窗外问,爸爸,你知道那座山多少岁了吗?我说,一千岁,也许一万岁,然后捧起他胖乎乎的小脸,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你去过西藏吗?”我在黑暗中问她。

“没。”她隔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你去过?”

“去过。火车硬座去的,两天两夜才到。”我说,“那儿的云朵像悬在头顶的大棉花糖。你能想象吗?”

“嗯。”

“强强很喜欢吃棉花糖。”我看了看天空,云彩稀薄,星星掩映其中。我问,“那你看过银河吗?”

“小时候看过。”

“想看吗?”

“嗯。”

我发动车子,开上百合路。这会儿车子少了些,出市区前,还是被几个红灯拦住。快到火车站时,我左转上省道,后视镜中的皋城渐渐变成昏黄的一片,接着缩小成一个难以确认的点。我们经过几家开在省道边的小饭店,门口有霓虹灯勾出的“停车吃饭”。几辆装满砂石的卡车停在一边。

“去哪儿。”她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我说,“我来过几次。” 我们经过收费站,出了皋城的地界。我记得再开过一家小旅店就到了。

她点上一支烟,眼睛朝外瞟。路边的白杨光秃秃的立在黑暗中,月亮挂在枝桠之间。

“能给支烟吗?”我问。她递过来一支点燃的烟。“有一回,也是这儿,有个人说要去县里,急事儿。我说不去,他说加两百,我就同意了。”我摇下车窗,朝外抖了抖烟灰。冷风窜进来。“大概也是开到这儿吧,他让我停车。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撒尿。停车后,一个尖尖的东西抵着我的腰,很疼。”

我习惯性地了打了方向灯,拐进一条水泥小路。灌木从两边伸出来,我听到车子被刮的声音。

“他是个新手,肯定是,手一直抖着呢。其实我座位边上就有一把刀。他说,哥,我孩子正躺在医院里呢,才八岁,医生说,耗着也没用,何必呢。他问我,哥,你有孩子不?”我扔掉烟头,摇上车窗。我能听见她的喘息声。“我说我有。他又问我孩子多大。我还和他聊了会儿天。”

“然后呢?”她的声音低沉下来,像早晨没有开嗓时的沙哑。

“你怕吗?”我问。

“嗯?”她没有看我,抓着车门把手盯着前方。

“给钱。”我拐进土路,能看见不远处的河滩。“我把钱和手机都给了他。”

“你是个好人。”她说。

“他钻进树林,那天我第一次来了这里。”我开到土路尽头,前方是一个通往河滩的小坡。我停车,关掉车前灯。银河猛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像一条无比厚重而狭窄的毯子,在宽大的天幕中散发着温和、迷离的光晕,车内的空气似乎因此变得稠密、难以呼吸,几乎不再透明,这让我们缓了好一会儿。

“你看那边。”她指向天空的某一点,“你看到那三颗星星了吗?那是猎户座。再往西北看。”她的手指也指向西北边,“那儿是金牛座。北半球冬季夜空最大的星座之一。你的星座。”

“不怎么像。”

“你得先把那些星星连成一条条线段。”

“你的星座呢?我记得你是……处女座?”

“在天空里,她叫室女座。”她说,“冬天看不到。”

我们把椅背放低,半躺着看星空。有一会儿,我仿佛变得无限轻盈,穿过车子的挡风镜,穿过树枝和空气,一点点向银河中心靠近,那种强烈的好奇心折磨着我,星空另一边到底是什么?即将抵达时,我猛地一抽,坐了起来。她的手指像即将融化的冰块,手心却暖暖的,此刻正覆在我的手背上。

她凑过来,隔着厚夹克把脸贴在我的胸膛上,抓起我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散出的洗发水和香烟结合的味道。她坐起来,脸往上探,像只小心翼翼的奶猫般亲了亲我的脖子、脸和嘴唇。我没动,也没拒绝她。她的动作倏地猛烈起来,翻了个身正对我,舌头撬开我的嘴唇、牙齿。我被抵在座位里,钢架硌得肩膀生疼。

我扳过她的身体,将她摁回座位,她干了的头发垂在我的手臂上,随着她的摆动而摩挲着臂腕。很痒,一种轻微的、却几乎不可忍耐的感觉。我撩开她的头发,轻轻咬住她的嘴唇,手顺着拉链边沿探进她的羽绒服,胸很小,有个核桃状的硬块。她轻哼一声,手伸到我的腰上,试着解开我的皮带。我把手从她的衣服里抽出来,停下,她也停下了动作。我就着疏淡的星光又仔细地看了看她,看见她那混合着好奇、迷惘、激荡的眼神,闻到她出汗前的热气与冰冷的空气混合的气味。我没有最终作出决定,但又吻了一遍她。直到她冰冷的手指解开我衬衫最下方的扣子、触着我的肚子往下探去,我才彻底放开她,坐回了座位。

我意识到她还侧对着我,等着我的行动。我盯着天空中的某一点,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了一会儿,她才坐正,躺在椅子上。我松了一口气,开始好奇星光是如何穿过深埋在大气层中的黑暗,接着抵达我们身处的空间、我们的眼睛,又如绳子一般绑住我的勇气。我僵在那里,再一次想起去日喀则的那几天,那一段没有争执与抱怨的时光,天空湛蓝,云朵低垂,我们半路下车,站在挂满经幡的山口俯瞰羊湖。现在,在这片广袤的寒夜中,时间终于深陷其中,变得模糊。

“走吧。”我说。我发动车子,缓缓地往后倒,两边的灌木丛又刮了一遍车子,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它轻微得像一阵频率不高的蜂鸣。我们再次开上水泥道,然后是国道。皋城从一个不确定的小点慢慢变成一小片昏黄的光斑,接着它显露出它确切的形状。

我在沿河路她上车的地方停下。

“我住那儿。”她指着一片住宅区。沉默了一会儿,她说,“还记得我那个跳镜湖的朋友吗?他们在一起十年,前阵子他们去澳大利亚玩,坐船出海,她突然很怕晕船,几乎是恐惧,说什么也不上去。他赌着气上船,站在甲板上故意不看她,背影陷在蓝色的大海与天空里,极其渺小。两小时后,传来船出事的消息。”她说这些时,声音嘶哑,感伤又冷酷。“他还是死在了水里。”

“你觉得死的人都去了哪里?”我看着她问,“你那位朋友。”

“也许生活在死去的地方。”她说。

我点点头,但并不同意。我时常怀疑,他们只是不喜欢活着的人,偷偷地逃走。我说:“我得回家了。”

“再见,谢谢你。”她推开车门,一丝冷风漏进来。她忽然扭头说:“对了,我叫米米,其实我不喜欢那些节目。”她对我笑了笑,然后走出了车子,接着,我看见她缩成一个小小的背影,沿着堤坝往前走,很快就消失在一个转角。

我想,如果她能再留一会儿,也许我会说说我的生活,那些我没对外人提起的过去,我也许会告诉她,我曾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弄丢了我的宝贝儿子。

我回了家,上楼前,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我昂起头数阳台,第十个亮着,它的暖黄来自一个六边形的吊灯。我猜吕莹正躺在沙发里,怀里抱着大头,他们的脸上焕发着如出一辙的气息:疲惫、厌倦又充满激情,如同她每次准备激烈地指责我,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我。然而我开门时,家里空无一人,我喊了吕莹的名字,几乎在房子里产生回音。大头从房间里跑出来,第一次没有冲我咆哮。我走到沙发边,模仿想象中吕莹的姿势躺下,大头跳上来,蜷在我身边,看着我,眼神清澈。我伸手摸了摸它,它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我忽然想起,那天我陪着吕莹从医院里出来,医生告诉我们,基本不可能再怀上。吕莹用手挡住眼睛,不让我看。我陪她在阳光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她带我去了卖狗的地方。她蹲下,盯着笼子,接着从几只毛绒绒的小狗中抱出大头。

“回家吧。”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去看大头,说:“回家吧。” 

本文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