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认识罗丽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我记得很清楚，她属猪，那年正好二十四岁，《北京作家》组织了一次诗会。离开北京前一天，我们五个年轻诗人去爬了长城，晚上在学校附近吃涮羊肉，本来说好由一个北京人做东，吃完后，他发现钱被偷了，我们的钱凑一起也不够，罗丽说她回宿舍拿，我陪她，我问她，是哈尔滨的？她说，是。我问她，谈朋友没有？她说，谈了。我再问她什么问题，她都不回答了，她装作没听见。那天晚上，我从一堆交换的诗稿中，找到了一首她写的《诗和诗人的阴谋》 ：疯婆子的哀伤，被闪电切碎，打铁匠盗走一块，铸成的剑，由楚人买走，数年后，他横尸垓下。我还能背诵，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一个月后，我在自贡和前妻办了离婚手续，说不上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财产，也没有子女，离婚就像分手，从民政局走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和她告别，我让她把我送她的东西都扔掉，她穿过街道，两分钟后不见了。我回家清理她的毛发和遗留的衣物，又点了一盘蚊香，她的气味也在消失，不是突然，而是一点点地，像海水变成淡水。我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衣服很快会被穿破，就连衣服也不能把两个人再连在一起。

我们离婚前，她已经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我经常会想，我和那个男人共享她，在同一张床上，那天晚上，我又开始想这个片段，躺在床上的，成了我认识的或者爱过的其他女人。我从书柜里取出诗会的通讯录，找到罗丽的地址，假冒约稿的名义给她写了一封信。七月，罗丽在哈尔滨收到我的信，八月，她给我回信了，留的却是北京的地址。她说她没有写诗了，再也不会写诗了，她正在北京念速记班，很快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她说她在写侦探小说，发表了一篇，稿费很惊人。她写了很多，不像初见时那么冷漠，末尾还留了一个呼机号。我在书摊买到了她的小说，那是一本很粗鄙的杂志，封面是《湮没的青春》的剧照，基本是一些政治绯闻和色情故事，罗丽的小说是在倒数第二页，只有两三千字，而且字体很小，我费力地读完，她模仿爱伦•坡的《黑猫》，把墙壁换成了地板，把黑猫换成了蚂蚁。那阵子，我又拿了一个青年诗人奖，我写信告诉她，我很快就会来北京，我照着她北京和哈尔滨的地址邮了两封过去。她没有回信。九月份，我父亲去世了，他临死时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婚，他问我的妻子怎么没来，我说她出差去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在老家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构想一起谋杀，如何在当下杀死一个未来的人，例如通过慢性毒药和疾病。十月份，我去了北京，领完奖，我找了个电话亭打罗丽的呼机，我在电话亭等了很久，她没有回拨过来，于是我又去找她留的地址，那里曾是一家夜校，已经空了，我问搬到哪儿去了，商铺老板告诉我，是一帮骗子。我住的是组委会安排的招待所，招待所旁边是录像厅，那天晚上放的是一部香港片，讲的是笼屋的故事，很多脏话，没有色情镜头，我觉得无聊，提前回了招待所。我托人将我的回程票延了一周，又去买了纸和笔，打算把我构想的小说写下来。其实，那一个星期，更多时候我是在寻找罗丽，当然都是徒劳，我花光了带去的钱，离开时，把写有小说的纸也掉在了招待所，至今我都想不起那页纸上写了些什么。回到自贡，我被文化馆辞退了。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我认识了一些不该认识的人，差点进了监狱。一九九七年年底，我卖掉了房子，从香港转机去哥斯达黎加，那里有很多中国人，有一位诗人在圣何塞经营中餐厅，我去和他合伙，他的妻子也住在那里，有几次，那位诗人不在家，她往我身上蹭，暗示我和她上床，我装傻躲开，出于离谱的责任心。一九九九年，普拉塔尼约发生地震，那位诗人和妻子先回国，我一个人经营不下去，把中餐厅转售出去，去南美洲游荡了一圈，两千年回国。至此，我与罗丽已经有快五年没见过面，没有通信。

我再见到她是在书店，她被摆了整整一个书架，我买走了她的五部小说，那时，我在北京同时做几份工作，晚上就读她的小说，她在前言里将这些小说定义为非虚构小说，像卡波蒂一样，也许这只是一个心理把戏，小说里的凶手使用的作案工具和他们的反侦察手段形成戏剧性的反差，就好像他们意外地杀了人，然后欺骗警察，欺骗读者，欺骗自己，这不过是个误会。我开始撰写书评，包括她的小说，在收集她的个人经历和作品背景过程中，我意外找到了一篇一九九七年的采访，谈的是一位因抢劫杀人罪被判死刑的诗人，虽然没有提及被访者的姓名，但我从那段恋情中找到了她的影子：一九九三年，她在松花江边的宾馆上班，哈尔滨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追求她，他写诗给她，她不为所动，有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前台，问她想不想见他，她挂断了电话，过了两个小时，他湿漉漉地站在酒店门口，把衣服顶在头上，他在深秋的夜晚游过了松花江，他教会她如何用诗表达爱情，他和她做爱时，他总是让她放浪一点再放浪一点，那时她已经知道，他和很多女人都有肉体关系，她们甚至见过面，她的诗的主题不再只是爱情，还有嫉妒和欲望，有一次她梦见他们做爱，他掏出一把榔锤，敲碎了她的脑袋，惊醒后，她看到他在写诗，“我走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先我而去的人，狰狞着从四面八方涌来，我孤伶伶地回头，远离死神之夜多么宁静。”她坐在他旁边，几乎崩溃。他终于消失了，毫无征兆地消失了，直到一九九五年八月，他托人带来口信，让她到北京去，她因为不知这个口信的真假而没有动身，当年十月，他在北京被捕，次年被判死刑，在他执行死刑的当天，她才得知，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他在长安街伙同东北同乡，抢劫后杀人。报道的最后引用了她的原话，“有一次，我和他聊到了他的一个老师，他跟我讲了我很多，他的手在颤抖，他送我回宾馆，坐的那辆车车速很快，他的手紧紧抓住前排椅背，下车时，他说，如果他出了车祸，那个老师还得继续活着，这太让人伤感了。”我知道，她接受采访时撒了谎，她很可能是那起谋杀的见证人，我没把这个猜想写进文章里。

二零零二年，我的工作固定下来，在传媒公司做文案，和女同事结了婚，好像突然某一天，我的日子就变得好起来，一些人翻出我以前写的诗，一些人等着读我新写的文章，我们过着中产生活，我不再执着于多年前那个古怪的构想。二零零三年，我的诗集和评论集出版了，紧接着又是一本散文集，都卖得不错，很巧的是我和罗丽同属一家出版机构，我后来得知正是那些关于罗丽小说的书评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二零零五年，在出版公司的安排下，我与她又见面了，距离我们初次见面正好十年，她是饭桌上的宠儿，我坐在离她很远的位置，不确定她是否还认得我，饭局快结束时，她走过来敬我一杯，然后叫出了我的名字，让我开车送她回去，我差点哭了出来，是生理性的哭泣而非心理性的，我们聊版税和我在国外的糟糕经历，我送她到了楼下，她拥抱我。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我们在床上背诵海子的诗，“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她说，海子写这诗时，已经死过一次，他飞到山巅或者比山巅还要高的地方，看到的不是日落，而是黑夜像庄稼一样，从大地深处冒出来，她说，诗人总是被诅咒，我们说到了很多人，她说，至少有一件事是美妙的，他们都不会衰老，最后我们说到了那个杀人犯，我提起了那篇报道，我问她，那女人是不是她，她是不是撒了谎，她说，我没有资格和她谈论这些，我被她赶了出去，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等着天亮，然后回家昏睡，躺在床上，我听到了自己的鼾声，我意识到，我正在变老。几天后，她给我打来电话，她没有道歉，说了一句突兀的话，她说我是她预想外的部分。

那段时间，我们总是这样，傍晚的时候，打一通电话，争吵，最后像情人一样和解，我和她每周见一次，她告诉我，她在写一部很长的书，但又不肯透露任何细节。有一次，我们睡不着，就坐起来写诗，我写了一首《爱》：在一九九五年的五月十九日，和二零一五年的五月十九日，点燃二零零五年蜡烛，她在这片烛光中，从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那遗失的经验，约等于一支蜡烛的长度，抑或两次尖叫的时间差。她说我抄袭博尔赫斯的《致一枚硬币》。我念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蜂鸟，安然，不是在枝头，而是在空中，不是在空中，而是在瞬间。我说，他们将时间空间化，一九九五年和二零一五年是挂在墙上的斗笠和簸箕，风吹进来，它们同时摇晃。她说她的墙上只挂着一九九五年。她也写了一首诗，是一串陌生的人名，我不明白她的诗想要表达什么。

有天，我发现妻子在跟踪我，她躲在商店里、人群中，有时候开着车，我想她是故意让我看到她。我开始厌倦支离破碎的罗丽，以及她带给我的碎片式的忧伤，我们见面次数在减少，她打来的电话，我总是让它响很久才接。妻子问我，为什么不要个孩子，我立马答应了，我戒了烟，尽量少地外出。我听说罗丽又交了一个新的男友，传这个话的人也知道我和她的事，他们告诉我，想看我有什么反应，我没有吃醋，没有男人会真正爱上她。我突然想要给未来的孩子取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仪式，他或者她将顶着这个名字度过一生，我在读过的书里寻找只言片语，试图赋予它更宏大的背景，我将拟好的名字抄写在一张白纸上，闭上眼睛，从中圈出一个，我闭上眼睛，罗丽写的诗就闪现在眼皮上，那首充满人名的诗，我竟然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有一天，我路过一所中学，两帮孩子在校门口闹事，他们打了起来，有个男生挨了一棒子，倒在地上，他们停下来，围住他，他们喊他，他像死了一样，我走过去，走到一半，吓住了，我害怕我会听到某个名字，这种不祥的预感又出现了很多次，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后记里的鸣谢名单、作家辞典、寄错的邮件，有些名字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闯进了我的生活，更加可怕的是那些没有出现的名字，它们像隐藏极深的陷阱，又像我久候的客人。终于，一张不孕诊断书结束了我们的造人计划，是妻子的身体出了问题，她怀着歉意四处寻求偏方，被我劝阻了，我竟然有几分窃喜。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平淡无奇，我最后一次见到罗丽，她因为抑郁住进了医院，我拎了一筐水果和一束花去看她，当时还有另外几个朋友在场，她尽量避免谈及未来，我和她除了问好外，几乎没有对话，她似乎也在避免和我谈及往事，有会儿，她望向窗外，谁也不理，这一幕恍如隔世，我们尴尬地离开，走出医院，我买了包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最后恶心地蹲坐到草坪上。五天之后，她从医院的天台上，一跃而下，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的母亲在她的创作室找到了她的遗稿，一共十二本，六本是手写稿，六本是打印稿，每一页都标注了日期，记录了每天的状态和生活，她的母亲起初以为是日记，最后发现这部遗稿终结于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也就是她死后一年。她像个神婆一样，事无巨细地推算未来，在最后一篇里，她写到：我焦虑地等待这一天的来临，实际上，这一天早已成为我的记忆，这个游戏像病毒一样侵占了我的日子，假如某天，并不像书里所写的那样，我就会感到如梦游一般，如同日历上，不曾有过这么一天。遵照她的遗愿，她的家人将她墓碑上的死亡日期改为了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一年后，我拿到了这部遗稿的复印件，妻子在客厅看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在书房打开第一本，第一篇的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这一天发生了很多事，或者会发生很多事，都已不再重要，电视里的播音员说，“日晷发出的时间之光点亮了鸟巢。”我提笔写下这段文字，假如藏着什么秘密，这秘密也只关乎时间。

本文原刊于《芙蓉》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