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远行—— 一场对特殊儿童群体的救赎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缘起
报道称，全国每年新增0—6岁残疾儿童19.9万，出生缺陷儿童80—120万。在2—14岁儿童中，现有智障智残儿童大约2000万。全国大约有聋哑儿童270万，每年仅因药物导致聋哑的就有2—4万人。有0—14岁脑瘫儿童约70万人。有自闭症儿童164万，且75%以上在6岁以前未能及时确诊。据中国残联保守估计，我国每166名儿童中就有一位自闭症儿童。
一个农村姑娘，怀着一颗对苦难对心灵救赎的心，二十多年中，从办家庭学校开始，让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600多名聋哑孩子开口说了话，其中有420多人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他们走出无声世界，走出孤独与自卑，融入主流社会，快乐而尊严地生活着。自2006年始，她和她的同伴，又对大批智障儿童、自闭症儿童和脑瘫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和治疗救助，并取得明显成效。胡锦涛、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她爱残助残的行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她付出一腔热血，对这个特殊儿童群体实施了不停歇的救赎。她让残缺变得完美。
愿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人给予这些特殊儿童以更多的关爱与帮助！
“谁给盖一所学校，我就嫁给他”
都说环境造就人，就袁敬华21岁的人生旅途来说可能过于严肃和武断，要说环境影响人，对此时此刻的她应该是准确贴切的。就说昨天和今天吧，她的心路历程就经历了低谷、爬坡、登高几个阶段，开始是疲惫、焦灼、痛苦、徘徊，整个身体像填满火药的枪膛，一搂扳机就会炸响；早上一走进教室，面对眼前几十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很快就把那些不如意一股脑儿甩掉，变得神清气爽情绪高涨起来。
特别是近来孙峰的表现，给了她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心，从没有过的敞亮。三个月以前刚来这里时，教他听力和语言训练都不配合。后来倒是想配合，舌头又伸不出。母亲和嫂子都说，这孩子怕是没多大指望。袁敬华没这么想。她认为，只要让孩子静下心来练习，多么严重的聋哑儿也能开口说话。她甚至固执地认为，老师的爱心就能感动他们开口说话。每天她都给孙峰开小灶，别人下课休息，就让他坐到对面来，摸着自己的嗓子感受声带振动，一遍一遍。一天一天。终于有一天，孙峰喊出了“妈—妈”。又一天，他拉起袁敬华的手，一字一字叫了声“袁—妈—妈”。从此，“袁妈妈”就代替了“袁老师”，成了孩子们对她的称谓。
她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爸爸的杯子”、“妈妈吃饭”、“爷爷好”、“奶奶我爱您”几行大字，然后在孩子们对面坐下来，对他们大声说，请同学们拿出小镜子。孩子们很快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看着我的口型，爸—爸。大家一起说，爸—爸。
敬华，你给我出来！
是谁在吼？待袁敬华反应过来，心里骤然一紧。她放下小镜子，忐忑地走出教室。
谁让你写的这个？嗯？是谁让你写的？还贴到大街上去，让四邻八乡看笑话。你把自个都卖了，你贫（方言，傻的意思）啊你？乡里村里的人让你给得罪遍了，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今儿个又来写这个，你，你让我这张脸往哪里搁啊嗯？父亲冰雹似的咆哮打得袁敬华蒙头转向，又见一团白乎乎的东西砸到自己脸上。接着，一只大脚像飞出的铁球，狠狠地轮在袁敬华腿上，一下，两下，三下……
袁敬华像只被打懵的苍蝇倒在地上抱头旋转。闻声赶出来的母亲闫玉莲，从东屋教室跑过来的嫂子陈丕霞，赶紧把父亲袁泽山拉开，一个劲地劝，别生气，别生气，有事慢慢说。只见袁泽山捶胸哀嚎，让我说啥啊说？我哪还有脸说啊？我——
陈丕霞拾起带泥水的纸团展开，只见皱巴巴的白纸上用粗笔写着几行大字：无论你长相如何，年龄多大，只要你能给我和孩子们盖一所学校，我就嫁给你。这是怎么回事?待一头雾水的陈丕霞抬头问询时，袁敬华早已没了踪影。母亲急得直拉丈夫，这倒是为了啥哩？有啥事不能好好说，这么大的闺女咋能说打就打，若打出个好歹来 ……你也不怕惊了药。陈丕霞也赶紧劝，爹，赶快进屋歇歇吧，刚吃了药。袁泽山三步两叉跨进屋，随后屋门啪的一声被狠狠踢了回来。霎时，人进物出，一个铺盖卷歘的被扔到院子里，噗嗤一声溅出无数泥水点，叫骂声也随之飘出，我叫你办学校，我叫你办学校。紧接着，铺盖卷，小包袱，衣服，鞋子，噼里啪啦飞满了院子。陈丕霞跟在公公身后一个劲地央求，爹，消消气，没有大不了的事，敬华还小，想事简单，慢慢劝她。敬华母亲怔在那里，看看闺女跑了，不知死活；丈夫又像头惊了的牛，拉不住拽不回，再看满院弃儿般的一堆物件，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老天爷啊，我这是啥命啊！
这天早晨，闫玉莲跟往常一样早早起来，给孩子们熬了一大锅疙瘩汤，熥了三笼屉馒头，又切了一小盆咸菜。袁敬华和嫂子一边照应孩子们穿衣、洗脸、梳头、刷牙，一边给他们叠被子，打扫整理屋子，把换下的脏衣服、褥单泡进大盆，然后伺候他们吃饭。看着孩子们坐到饭桌前端起饭碗，闫玉莲这才走进西屋，支起药锅子给丈夫熬药。一边熬一边轻叹，不到五十岁的人，天天让药陪着，成了个药罐子，喝得一见药碗就恶心，直囔不如死了好。人哪有那么好死的，死了是好，他脱心静，脱受罪去了，可撇下这一家老小咋办？我看是让药给拿昏头了。
闫玉莲把熬好的药端到炕柜上，倒了杯开水，看着丈夫喝下。正想吃饭，侄子广辉急急火火跑进屋来，变脸变色，惊慌失措，对着袁泽山小声嘀咕了几句，只见他脸色大变，像弹起的皮球，噌的溜下炕提上鞋就窜了出去。
出了过道儿，他径直向十字道口的电线杆奔去。村里那条南北大街很宽很活泛，是南面几个村子赶后屯大集的必经之路。袁泽山远远看见电线杆底下围着一堆人，有十几个，大都是男人，也有妇女。人们一边看一边嘁嘁喳喳交头接耳。袁泽山羞愧冒火，不敢看左右行人的脸。有人眼尖倒远远看见了他，小声咕哝着低头走开了。他浑身遭芒刺一般，急赶几步，一把把电线杆上的白纸撕下，扭头就往回走，脑袋涨得像个斗，脚下像踩着万朵云。他边走边想，我咋养了这么个丢人现眼的孩儿！平时娇她惯她，啥事都依着她，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把她给惯坏了，都不知羞耻了。真是作孽啊！我这是哪辈子缺德积的啊？哼！只要我袁泽山活着一天，就决不许她再办这个学校。
袁敬华捂着脸跑出村子，在村东那座沙丘上，蹲在旮旯里抱头大哭起来。刚才的一切就像一场梦，一闪而过，只留下了梦的影子。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她只是觉得憋屈，觉得没脸见人，想找个地缝儿马上钻进去，再也不想看到任何人。
这里是黄河故道，黄河改道在这里留下一个大堤，叫陈公堤。三屯村处在鲁西北平原陈公堤遗址的旁边，村东那座高高的沙丘，就成了袁敬华平时排解烦闷、倾述心声的好去处。
夏津在西汉初年建县，当时叫鄃县（鄃城）。这里地靠黄河，黄河被当地人看做是禹迹（黄河下游挖九河疏浚河水，都是大禹所为）。此处黄河又是东西水道交通，是大渡口，因此这里也叫禹津。夏津段黄河北岸是冀州地界，冀州为夏人居住的地方，称夏人之津。隋开皇16年，遂改鄃城为夏津。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开口改道，第一次流经夏津在这里形成黄河，到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再次改徙他流，在夏津域地行水613年，留下黄河故道，形成西南—东北向展布，以陈公堤为界截然不同的两种地形。堤上河滩高地沙区密布，是优质桑椹、杏、梨、地瓜、花生的盛产地。全国著名风景区“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就处在堤上。这里有大片的古代森林，有古梨园古杏园古桑椹园，有数目众多的千年梨树王桑树王。春天赏花，初夏摘椹，夏季品果，秋天有花生地瓜，远近乡邻、游人吃不够，看不够。到了冬天，白雪覆盖大地，这些树木也披上洁白的盛装，黑的树，白的雪，棵棵挺立，枝桠伸张，铁骨铮铮，入眼是诗，开卷是画，站立成鲁西北平原最独特的风景。堤下则多为盐碱洼地，主要种植棉花。棉花因抗盐碱，自古以来是这里百姓喜欢种植的作物，也是百姓活命的作物。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夏津的棉花种植，不论产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数一数二。夏天一地鲜艳的花，秋天一地雪白的花，花开数百里，重重叠叠，一望无际，靓成一座远近闻名的“银夏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老的黄河在此行水改道，改变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也改变了这一方人的命运，塑造了人们朴素善良坚韧顽强的性格。可是，袁敬华的命运又由谁来改变呢？这个势单力薄的女孩子，此时此刻坐在沙丘的背静处哭得昏天黑地。哭累了，想累了，觉得昏昏沉沉，大脑像抽空后又灌满了浆糊。
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的学生们呢？想起学生，袁敬华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像梳理乱麻一样开始从眼前一点一点向后捋：昨天晚上，她照顾学生们睡觉。打发他们睡觉是件麻烦事，帮他们洗脸洗脚，换下脏衣服，拿出干净衣服，再一拨一拨领到睡觉的地方。把孩子们一一安顿好，袁敬华才在一个帐篷里躺下来。
随着孩子们的不断增多，住宿成了大问题。一入夏，袁敬华突发奇想，在院子里搭帐篷。说干就干。由父亲帮忙，几天后，在正房屋檐下一溜两个帐篷建成了。起脊，与房齐高，用树干、塑料布、草苫子，还有门帘组成。一个帐篷睡五六个孩子，一时难题解决了。开始，孩子们觉得新鲜，都争着到帐篷里睡。袁敬华躺在里面给他们讲故事，什么牛郎织女啦，银河玉兔啦，吴刚桂花酒啦，王母娘娘在月亮里面的大树下纺线啦，听得孩子们手舞足蹈咯咯地笑，有的兴奋地爬起来，撩开门帘仰着头寻找银河和玉兔，她就借机教孩子们练习发音识字。真是苦中作乐。但遇到像昨晚那样的鬼天气，一帮人可就惨了。
头一天天气异常闷热，院子里的狗趴在枣树底下张着口一个劲地哈达；树上的知了像被火烤了一样吱吱叫个不停。她和学生们在屋里上课，汗水顺着脸颊不住地淌，胳膊一挨桌子就浸湿一大片。到了晚上更加闷热，母亲走里摸外抬着脸直叨叨，天要下雨了，天要下雨了。果真，半夜时分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风拧着花儿，夹裹着树叶尘土乃至暴雨闯进帐篷，把孩子们挤得东倒西歪，猫腰抱头。一家人忙着把人和铺盖挪进屋，在外屋打地铺睡了一宿。袁敬华没有再睡。刚才的坏心情，加上近来的烦心事，使她像一头烦心的豹子，越发焦躁不安起来。
感受声音
近两年学校发展快，省内外的聋哑儿不间断地送来，这是她满心欢喜，信心大增。可一个家庭学校，巴掌大的地方，又实在是收不下多少。
吃饭也是个问题。一个学生一年交60元学费，外加每月20斤小麦，都持续几年了，总不好意思再涨钱。孩子们一日三餐饭食单调，早晨疙瘩汤，吃馒头就咸菜；中午吃馒头喝豆腐汤，往大锅里打几块豆腐，切两把韭菜，甩两个鸡蛋，加点熟棉油放些盐，一人一大碗当菜吃；晚上又是馒头咸菜。
袁敬华愁，母亲也愁，常年吃这个，谁家的孩子能受得了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女俩就盘算着卖两只羊，给孩子们多买些菜买些肉增加点营养。一天母亲去集市上卖羊，卖了100多块钱，揣进兜里，乐滋滋地去菜市买菜。老人家以少有的豪气各样青菜挑了一大堆，一摸衣兜，钱不见了。母亲不相信会丢，像疯了一样，这里翻那里摸，这里瞅那里找，然后在集市上来回奔走呼号，嗓子都咳出血来。回到家整个人像丢了魂，好多天缓不过劲来。袁敬华也一样。每到后屯集去买菜心里就犯愁，拿上20块钱，看看这也舍不得买，那也买不多，总是掂量再三。有一阵，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梦境的指引，一上街就习惯性地看脚下看路边，她总希望在某个低头的一瞬能拣到一些钱，哪怕是十块八块也好啊。当然，钱是没拣到。她只有操起老本行养了几头猪来补贴着用。几年里她没为自己买过新衣服。每当同学聚会，那些考上大学的，在城里上班的，包括在家种地的，都穿得光光鲜鲜，再看看自己的行头，寒碜得简直都抬不起头。
父亲的病是她的痛。近几年父亲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天天用药，每年都要住院。父亲好的时候帮着干这干那，一到犯病心情就大坏，怕孩子们吵。袁敬华在院子里用树枝划一道杠，让孩子们在杠以东活动，杠以西是父亲的领地，是“禁区”。即便是这样，顽皮爱闹的孩子们下了课就撒欢，时常过线惹得父亲发脾气。
早在1993年办学之初，乡民政答应每月给袁敬华100元的工资，到年底一次算清。都好几年了，哪一年去领都不痛快，有时给500有时给600。这还是父亲出面帮着去要。如果再问，人家就不耐烦了，说报销吃喝费了，你看怎么着吧？
教学中的袁敬华
袁敬华除了教课，每天就让这些俗事给缠着。她常想，要是有个自己的学校该多好啊！不用很大，有几排房子，一个独立的院落就成。可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父亲有病需要钱，自己办学已花了家里不少钱，家里是指望不上了。指望乡里？指望社会？……就在昨天夜里，这一系列问题像毒蛇一样袭来，紧紧缠住她，咬噬着她的心。她觉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平时那个隐隐约约的想法，此刻突然明朗起来。写征婚启事！我袁敬华一不偷二不抢，为了让这些孩子有个学校，这么做算不得什么。她找来白纸，一口气写了10张。就往村里的南北大街上贴，让赶集路过的人们都能看到。在黎明前夕，肆虐大半宿的暴风雨终于停歇。袁敬华拿着浆糊和启示，像个幽灵悄悄溜出大门。想起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她竟有些壮怀激烈的感觉。
袁敬华抬起头，望着眼前绿油油的棉田，脑子清醒了许多。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当初就没有料到父亲会生气？这么做，难道真破了农村的规矩，伤了父亲的心，丢了父亲的脸？
想到学校，袁敬华觉得自己对学校实在是太在意了。那一年，她5岁多一点，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花裤花袄，背起母亲缝制的花书包，高高兴兴进了育红班。当时的育红班是村办，因为学校教室少，就让育红班在学校的大门洞里上课。一排排泥垒的土台子，搪上木板就是课桌。因个子小够不到桌面，她就用簸箕端来沙土堆在屁股底下。上一年级了，还是轮不到她进教室，依旧在大门洞里，这回儿又把育红班挤到校外一间借来的土屋里。袁敬华爱动脑子，见土台子上尽是蹭不完的土，就捋来黄茎菜茨蓬棵，把汁挤出来涂在上面，等于给土台子上了一层油明漆，又干净又亮堂，老师夸奖她同学羡慕她。
时间过得真快，从1993年初到现在办学差不多快5年时间了。开始从两个学生到现在的45个；从本村姐妹俩到现在的广东、安徽、辽宁等5个省份。办学的酸甜苦辣一下子涌上心头。
1992年，袁敬华高中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跟本村陈海彬陈海霞聋哑姐妹相遇，就教她们发音识字。就在那年冬天，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说县里让乡里办聋哑学校，就央求父亲找村支书去说情，就这样办起了聋哑学校。
开始在村小学借了一间教室。在那间借来的教室里，袁敬华每天喊破嗓子教学生练发音，引来村人和过路人的围观和嘲笑。隔壁及同院的师生们，带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轻视甚至鄙视这些残疾孩子。嫌他们说话难听，说这些孩子发出的声音像雁鹅叫，甚至以影响他们上课为由过来阻挠。时时盼着学生能说话会说话，可又怕他们开口说话，袁敬华每天心里惴惴着，属于她的那块天不知哪时该阴哪时该晴。对人们的态度，她感到气愤，怒火中烧，但终于忍住。让她忍不住的是，那些正常孩子对学生们的轻慢和欺辱，还有家长们的偏激和嘲讽。放学回家的路上，不时有小孩子一路追逐着叫喊“小哑巴”，“小哑巴，吃粑粑，”“哑巴老师”，还一边向他们撒土扔砖投坷垃。一旦自己出面干涉，那些“护驹子”的家长就站出来横加指责，挖苦她和她的学生们——
说错了吗，他们不是哑巴是个啥？有本事你叫他们开口说话啊！
真是不知道自个有半斤八两。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
想叫哑巴开口说话？哼，你先叫铁树开花吧！
念书不中用，跑到哑巴堆里逞能来了。
真是委屈死了，孩子们招你惹你了？我袁敬华招你惹你了？难道哑巴就低人一等就天生该受气？老天咋这么不公平！学生天天在增多，天天在进步，但这气实在是咽不下，连续跟人吵了几架，在学校只待了一年，就说服父母把学校搬回到家里。那间12平米的小草房就成了她和孩子们的教室。这也是后来一有学生开口说话，就先把他领到村民家里去拜访告知的原因。这是后话。
开始招的学生都是附近村的，中午只在家里吃一顿饭，下午放了学就回家。到1994年有了13个学生，外县外地外省的都有，就把学生安顿在家里住下。在幼儿园当老师的嫂子陈丕霞，主动辞职回家给她帮忙。张笑笑、付媛媛就是在这时候来家里的。1995年，哥嫂又主动把两间婚房让出来做教室。加上原来的小草房，就有了一大一小两个教室，自己带一个班，嫂子带一个班。家里住不下，学生们就被三三俩俩安排到邻居家借宿，远处的学生家长来看孩子当天回不去，也被临时安顿到邻居家。这些事大都由母亲来张罗，半个村子的乡邻都给麻烦遍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鲁西北农村，一般少男少女在20岁左右就定亲结婚，特别是女孩子，到了20岁还寻不下婆家，就像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村人议论纷纷，大人也急手挖脚。刚毕业时上门提亲的一个接一个，都被自己以年龄小给拒绝了。后来，一听说不想放弃这些聋哑孩子，就一个个退缩了回去。人们总弄不明白，就私下议论：自古都说“不打哑巴缠”，这孩子到底是咋啦？有几个媒人受男家之托反复上门提亲，说只要答应处对象，很快就给在县城里找工作。
听着优越的条件，有几次父母亲动心了。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别为这些孩子误了自个的事，当然都被一一回绝。家里一时乌烟瘴气，父母亲唉声叹气，自己不敢出口大气。亲事，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几十个孩子整天吃住活动在院子里，像泛了湾的小鱼小虾，你碰我撞，跟头骨碌，叽叽喳喳，沸反盈天。父亲正病着。
盖一所学校，成了自己日思夜想的一桩大事。
袁泽山脸朝里侧歪在炕上，气得咈咈喘粗气。他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敬华这妮子把教哑巴说话当成了天大的事，啥也不管不顾了。真是出了邪劲。为这把乡干部给得罪了，跟街坊邻居也吵了好几回，我袁泽山是个懂事理要脸面的人，不乘想几辈子的道业都让她给打下去了。想起乡干部，袁泽山觉得那个憋屈啊，就像胸口压了一座山。我一个大老爷们家，为那一年几百块钱的工资，一趟一趟地跑乡里，给人家陪着笑脸，看着人家的黑脸，听着那些个吱吱歪歪别别扭扭的官话，想想真不是滋味，小时候跟着娘要饭吃也没受过这等气，这到底是图个啥哩？
袁泽山翻过身，一眼瞅见柜子上广辉撕回来的大团征婚纸，气又不打一处来。真是作孽啊！老辈子因为穷，有为老子发丧卖身的，那叫孝顺；哪听说新社会为办学校自卖自身的？唉！都怪我平时太娇惯她，由着她的性子来，当初要是不给她求情，哪还有今儿个的窝囊事！俗话说当啥也别当老儿，儿女都是讨债鬼，是上辈子的冤家对头。
想起女儿征婚，另一件烦心事又呼地蹿上脑门。敬华都这么大了，是该寻个人家了，在村里哪有这么大还不找主的，她娘整天叨叨我还嫌烦。可这孩子——唉!
不知在沙丘上坐了多久，袁敬华感到屁股底下湿漉漉的难受，低头一看，原来是坐在一窝泥水里，这才想起夜里下了一场雨。站起身，眼前的场面让她惊呆了，整日像影子像尾巴一样跟随着她的孩子们，此时此刻就站在离她不远的高低不平的斜坡上，仰着一张张惊恐的小脸。袁敬华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一种母爱柔情利剑般突然袭来，像蜜汁像琼浆，在血液里循环流淌，顿感喘不过气来，泪水模糊了双眼。透过泪眼，她读出那一双双会说话的眼睛里，满是关切、依恋和自责的话语——
袁妈妈，你哭了？
袁妈妈，你疼吗？
袁妈妈，咱回家吧。
袁妈妈，都是我们不好，连累了你。
袁妈妈，爷爷不要你了吗？
袁妈妈，你还要我们吗？
袁妈妈，以后我一定听话，好好说话，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袁妈妈，我爱你！
……
这些孩子在袁敬华万般的努力下，终于喊出一生第一声妈妈。他们知道，妈妈爱他们，他们的袁老师更爱他们。是妈妈给了他们生命，而眼前的袁妈妈却使他们残缺的人生日趋完美。这些聋哑孩子的观察能力强，且都有一颗敏感的心，他们心里都有一杆秤，美丑好坏称得准准的。袁敬华明白，孩子们的这些特异功能，都是平时磨练出来的，是残酷的现实给逼得。当袁敬华有一天真的结婚做了妈妈时，她已经是有着七八年“母龄”的“袁妈妈”了。
看着一张张真诚动人的小脸，袁敬华心潮难平，泪如雨下，就像脚下的黄河当年决堤一样。这是感动的泪，是幸福的泪！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她的眼前即刻云开雾散，什么委屈与疼痛，怨恨与焦灼，顾虑与徘徊，疲惫与心酸，统统见鬼去吧！她的大脑像刚刚水洗过的天空，格外清新亮丽。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突然高大强壮起来。她必须高大强壮，只有她高大强壮了，才能给这些残疾孩子撑腰壮胆、遮风避雨；只有她高大强壮了，这些残疾孩子日后才有可能高大强壮！
一个更加坚定的信念在她心头骤然立了起来。
人，当自己跟自己斗争时，往往是艰难的痛苦的，得有逆水行舟、壮士断腕的果敢与决绝，自己否定自己的勇气与胆量。她真真尝到了架到火上烤的滋味。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一个人躲在旮旯里，经过一整天的挣扎与思考，权衡与掂量，说服与被说服，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上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适时出现，袁敬华像只被狂风拽上天空的风筝，终于又被拉回现实。她是被孩子们强大的力量给拉回来的。晚上，平复下来的她鼓足勇气走进父母亲的房间，跪下来对着父亲说，爹，你打我吧，是我错了，白天的事太给你丢人了。以后咱就是穷死难死，也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
“我要让你们开口说话”
袁敬华从小就是个要强孩子，不论学习搞活动，还是干活，都舍得花力气，又肯动脑子，是班里的好学生，父母亲的好女儿。记得上五年级时，期中考试在全班考了个第一，语文老师恰巧又刚读了她的作文，这引起班里一个学习好的男生的嫉妒。时已入冬，老师叫几个男生垒后窗。她从窗下走，突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真险啊，再向前跨出半步，就正好砸在头上。她捂着头慌慌地跑走了，后面传来一阵怪怪的笑声。
这一年，袁敬华的父亲得了胸膜炎，整天喊着后背胀痛难受，母亲每每就给他揣 （按摩）。打那时起，父亲就没干过重活。家里有辆破洋车，每当敬华放学回到家，看到车不在心里就高兴，她知道父亲没犯病，可能下地干活去了。如果看到车子倚在院里的枣树上或是南墙根，心就一下子提起来——不是看到父亲躺在院子的破席上，就是躺在里屋土炕上，心就鞧鞧成一团。后来，父亲总在秋天里住一次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母亲如果在院里陪着，她就在家做饭，打草打菜，喂猪喂羊。走在大街上一听见有人问“敬华，听说你爹又住院了？”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没有父母亲在家的中秋节，她和哥哥不会蒸包子，也不能换馃子，坐在门槛上，听着左邻右舍传出的欢声笑语，闻着四处飘来的饭香肉香，委屈的泪水就无声地流淌。有时她和哥哥到医院伺候父亲。坐在父亲病床前，看他难受的样子就流下泪来。瞅着窗外圆圆的月亮，觉得月亮也和有些人一样在嘲笑她，看她的笑声儿（解恨的意思）。人家的爹不生病，我的爹常年生病。爹要是不生病该有多好啊！后来查出父亲是患了糖尿病。
说起哥哥袁广奎，袁敬华是又温暖又委屈。小时候，总觉得父母亲偏爱哥哥，自己就像是拾来的孩子，母亲表现得最为突出。哥哥上面本来还有三个哥哥，不幸都夭折，只剩下他一棵独苗，父母亲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后来又生下了她。哥哥大她三岁，有好吃的母亲总是给哥哥留着，让他多吃。到干活时哥哥怕累不愿多干，总是左指右调。去棉花地里打药，一眼望不到边的棉田，他常常是只打两头，中间马马虎虎应付几下就完事；去庄稼地里薅草、给棉花打杈也是这样，袁敬华看着就生气。但是，有点好吃的东西，她总舍不得一下子吃掉，一块糖也会攥半天，等着和哥哥分了吃。
家里种了几亩棉花几亩小麦，父亲不能干重活，小小的敬华就自觉帮母亲担起家庭重担。到责任田里去拔青草，一块地拔不完决不回家，就像那草长在自己心里一样；白花花的一地棉花，如果拾不完，她夜里就睡不着觉，一会爬起来跟母亲唠叨一遍，生怕给人偷了去。家里种粮种棉的收入大部分用来给父亲治病，这些不够，还要到处借账拉饥荒，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为增加收入，母亲就在院子里养猪养羊。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敬华在养殖上竟摸索出一套经验，并很快取代母亲成了家庭饲养员。她喂猪又节省又易长膘。把打来的青青菜黄茎菜马齿苋剁碎，拌上少量麸子和玉米面当饲料。她养的两头肥猪都长到300多斤，到年底出栏，放到地板车里一头就像一个大门扇。敬华母亲回忆起女儿这段经历，总是爱怜地说，敬华过晌放了学就去打菜，晚上在院里就着月亮地儿把菜剁好，再泡到缸里发起来，干不完不去睡觉，一点也不耽误上学。秋后刨了地瓜胡萝卜她就去地里揽，用三齿儿刨，用铁锨翻，把那些半边拉块的地瓜胡萝卜煮熟抓碎和上麸子做饲料。有一次喂猪不小心掉进猪圈，半米深的屎浆泥浆弄得她狼狈不堪，恼羞成怒。由她照料的几只羊，三季都吃鲜草。因为太肥母羊不好怀羔，好容易怀上羔又产不下来，两只羊都难产，请来兽医给做剖腹产，她就在羊圈里伺候月子，结果大羊死了小羊也没活成，她就坐在那里哭，半天不离开，不吃也不喝。
父亲见敬华小小年纪这么操劳，就心疼，说我干不了活还拖累你们，不如早死了好。敬华听了就大哭。就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做买卖，开厂子也行，规模养猪养羊也行，给父亲治好病，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上高中时袁敬华在四中，距家50多里地，全是土路，中间还隔着一条十多里的沙河，没有路全是沙，人走在里面就像是进了沙漠。她一个月回一次家，天黑路远，地荒村稀，每次骑车跌跌撞撞回到家，总是连吓带累全身都被汗水湿透。父亲不犯病时就常常骑车去沙河边接迎她，一声“小妮”远远传来，人还没见心里就踏实温暖了许多。如果一路见不到父亲的影子，心就提着，到家总是看到病中的父亲在受难。父亲拉着她的手说，小妮，我怕是不行了，浑身没有一个好受的地界儿。她就吓得哭。满心欢喜地回家一趟，家里的气氛却让她郁闷压抑，连走路都怕弄出声音，第二天一清早，带点咸菜哭着又匆匆赶回学校。
在这样的环境中袁敬华读到高中毕业，以两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父亲劝她再复读一年考个好大学，袁敬华却苦恼着犹豫着。瞅着病魔缠身的父亲，想着模模糊糊的未来，她痛苦忧虑，心神不定，觉得自己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小舟，飘飘悠悠，没有灯塔，看不见航标。何处是彼岸呢？
在烟台的小姨听说敬华毕业了，专程回来叫她过去帮忙，许诺每月给800元工资。小姨干服装批发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800元工资太让人心动了。去小姨那里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三叔也托人在县城棉厂给找了份工作。这些对敬华都有吸引力。可她还是犹豫着，举棋不定。她隐隐觉得，这个家离不开她，父亲离不开她。她每天跟母亲在疯长的棉花地里打杈薅草，同时也整理着像棉花杈一样疯长的心绪。唉！
自打记事起，袁敬华就发觉胡同里五奶奶家炕上趴着的“趴趴姑”跟常人不一样，都好几十岁的大人了，胳膊腿的还那么小那么细，整天像只大蛤蟆趴在炕上，不能平倒也不能站立。每每看到就替她着急。她甚至幼稚地想帮她挺直脊梁，抻直四肢，领她下地走路。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年纪大了的五爷爷五奶奶，瘫在炕上几十年的女儿，有严重气管炎的儿子。小时常听奶奶说，“趴趴姑”本来是个健康聪明的孩子，7岁那年因一点小事挨了她爹一顿打，就坐在屋檐下大哭，出汗着了凉，站不起，趴着，以后再也没能站起来，直到前几年62岁时去世。
五爷爷五奶奶最怕过道里有脚步声和敲门声，他们说让征公粮的给吓破了胆。全家没有一个壮劳力，每年上交了公粮就要有一段断顿挨饿的日子。真是怕鬼偏遇鬼敲门。一天晚上，大门外又响起杂乱急促的走路声、说话声、敲门声和狗叫声。五奶奶吓得浑身像筛糠，躲也躲不了，站也站不直。公粮被征走了，老人也吓出了毛病，疯了两年，撇下有病的儿女和一个破败的家走了。以后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那个几乎丧失了劳动力的五爷爷，吃顿面条就算是调顿（改善生活）。每每做面条时，他都是把面条挑给闺女吃，自己用面汤水泡饼子。在当时的农村，实行责任制已有好几年，家家户户都早已把白面当成了主食。他是以此还债赎罪吗？然而，当爹的何罪之有？
对“趴趴姑”一家的遭遇，敬华从小就装进心里。每到中秋节和过年，家里都用小麦换回馃子调调顿，这是袁敬华最最开心的时候，此时的她就可以敞开小肚皮可着劲地饱吃一顿了。那时，一斤半小麦换一斤馃子。细心的敬华就偷偷把馃子藏进袄袖筒，拿去给“趴趴姑”吃，给五爷爷吃，她怕家里人看到后呲（斥责的意思）她。后来母亲发现了这个秘密，瞅着她油光光的袄袖筒哭笑不得，摇摇头嗔怪道，妮啊，怕啥哩，你愿意拿就拿给他们吃吧。闹荒年时，有十几个逃荒的住在村东破庙里，俺和你爹每天都熬一大盆粥给他们端过去。
袁敬华毕业后迟迟没有选择“走哪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本村的两个聋哑姐妹陈海彬和陈海霞。当时一个12岁，一个13岁。这两个孩子与袁敬华真是有缘。毕业回到家乡的袁敬华，时常发现聋哑姐妹在村小学大门外逛来逛去。有一次，海霞试图从里面上了锁的大铁门挤进去（她是想挤进去听课吗），头是进去了，其他部位却卡在了门外，头再也拔不出来。下了课的学生们不是同情她帮助她，而是像看耍猴一样围观她，嘲笑她，吐她，撒她，甚至撕扯她，打她的头。袁敬华正巧走过，气愤地喝退他们，把姐妹俩领到自己家里。看到她俩，袁敬华不自觉地想到了“趴趴姑”，想到了病中的父亲，甚至想到了高考落榜后的自己，心里恍惚着很不是滋味，总想哭出来。都是些可怜的人！
可能是同病相怜吧，她竟鬼迷心窍想帮两个孩子圆上学梦。要学知识得先开口说话。于是她教她们开口说话。初衷就这么朴素简单。在家里用笔用纸写，张开喉咙教发声；在田间地头就用树枝在地上划，还配合着手势。她们一起到地里打青草打猪菜，两个孩子像两只快活的小鸟，打草的手飞快。她们竟把青草青菜一把一把塞进敬华的草筐里。敬华眼里酸酸的心里满满的。可怜的孩子们！她明白，是人情温暖距离她们太远了。几天以后，当陈海霞用简单的手语说，“你好”，又指指学校说“那个不好”时，袁敬华发现，这两个孩子原来很聪明，学习的愿望强烈得很。一个念头在她大脑里愈加明朗坚定起来。
村里人看着袁敬华一个高中生，每天跟两个哑巴混在一起，就笑话她，说她不干正事；说她没啥本事，充其量是个聋哑头儿；说她想让哑巴说话，是硬赶鸭子上架，硬让秃子长毛。我就是要教他们说话！我就是要当个聋哑头儿！袁敬华从小就拧，只要自己认准的事，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干，两头牛也拉不回，就像跟谁赌气一样。
真是老天助她。
一天，袁敬华在同学家玩，正赶上民政助理在跟同学当支书的父亲说话。无意中听到县里让乡里办聋哑学校，这个消息的意外获得，竟让她莫名地兴奋起来，手舞足蹈。
办学校也是一条路子啊！
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人在城里当干部，有人在工厂当工人，有人在天上飞，有人在海里行，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只要有意义有兴趣，自己肯付出，干什么都行。想到办学校，她想起了同学王晓丹的姐姐王晓璐。王晓璐高中毕业后与表姐在县城办幼儿园，开始很苦很艰难，白手起家，后来招了不少学生，现在是县城里办园最早也是最好的一家。想到这些，袁敬华来了精神，像是在荒漠里忽然找到了一条神明大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办一所学校，不办幼儿园，就办一所聋哑学校，教聋哑孩子开口说话。
一叶小舟，终于看见了航标与前行的灯塔。
主意拿定，她一口气跑到陈海彬陈海霞的家。见她们不在，又跑到小学校门口，跑到她们经常去的田野。在赶集回来的路上终于找到她们，袁敬华兴奋得满脸通红。她拉着她俩的手一遍一遍地说，我要给你俩办个学校，让你俩上学，教你们开口说话。你们听明白了吗？我要让你们上学，要你们开口说话，背起书包，跟那些孩子一样。
不知是袁敬华的一腔热血感染了两个孩子，还是她的真诚，连每个笑纹每根发梢都散发出的热情打动了她们；还是她们平时对她积累起来的信任和依赖，让两个孩子很快明白了她的心；或许是她们什么也没有明白，只是知道袁敬华喜欢她们，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们好。她激动地连说带比划，她们就一个劲地点头，像小鸡啄米；一个劲地冲她微笑，像两个小弥勒佛。袁敬华开心极了，感觉周身热血奔涌：我终于找到路了！
回到家，她对父母亲说，自己想办个聋哑学校。母亲一听就火了，自古以来都说“铁树开花，哑巴说话”，那是不可能的事。说她是犯贫犯浑不学好。一瓢冷水浇下，从头顶冷到脚后跟，她不死心，又缠着父亲去支书家说情。就这样，袁敬华走上了特教之路——一条艰难曲折又充满魅力的路。
大凡少女的梦，都是让阳光和鲜花充盈着的。花季少女，有鲜花般的容貌，有翠竹般挺拔的身段，有鸟语般的心思，有铺满锦绣的前程，有众人赞许的目光，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们骄傲的资本，都足以使她们展开美丽的翅膀翩翩地飞。
1992年12月份，袁敬华跟陈海彬陈海霞做了个小小告别，怀揣着梦想，背上简单的行李，到鲁南一家聋儿康复中心学习培训去了。
那一年，袁敬华还不满17岁。
回到夏津，袁敬华就开始编织起那充满奇异色彩的办学梦。
梦的开始，是紧张而艰难的招生工作。
说是办学，其实就她一个人。每天骑车到周围十多里的村子去打听动员找生源。好不容易找到聋哑儿的家，门却上了锁；有的孩子不在家，三番五次去见不上面；有的大人孩子都在，对她说的话却充满疑惑，根本就不当回事。她就一次次地跑，一次次去说。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也是啊，一个黄毛丫头，一无学校，二无资金，三无教师，莫不是小孩过家家哄着自个乐吧？谁肯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她。但袁敬华认准了，一定把学校办起来。她把刚从学校学到的特教常识，加上自己满腔的热情，不厌其烦地做起一个个聋哑儿家长的工作。有个叫赵虎的孩子，她一连去了八次家长才勉强松了口。
学校升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93年5月，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由7个聋哑儿组成的特殊学校，在三屯村郑重其事地开班了。几个孩子的前程和命运，从他们跨进这所学校的那天起，便悉数交到袁敬华的手里。没有桌椅，她将家里的小矮桌、小板凳、小马扎都搬来；没有黑板，就用木板拼接钉牢再刷上墨汁；没有教材，就一个字一个字往本子上抄写；没有教具，烟盒、酒盒、铁桶、瓷盆、三角铁、小纸条，还有后来买的小镜子大镜子，以及袁敬华本人，都成了具体、生动的教具 ……老师是袁敬华，校长是袁敬华，“妈妈”还是袁敬华；书本是袁敬华，教具是袁敬华，试验田还是袁敬华。
“你们都是火凤凰”
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就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间的祥和与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痛苦和轮回后，它们才能使最美好的躯体得以重生。传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五百年一次。当凤凰生命即将大限之时，便会集梧桐枝自焚，在烈火中重生，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而且重生后它的法力会增大一倍。它的重生，是建立在濒死的境地上。凤凰必须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获得重生，并在重生中得到升华。
因为职业的特殊（我曾搞过新闻工作），我关注袁敬华和她的学校已有十多年，为写这篇报告文学，正式采访是从2013年的3月份开始。在夏津，我找熟悉了解袁敬华的人座谈；多次踏进她曾经办学的老学校新学校跟老师学生座谈；走出去专访她曾经的那些学生。当我跟她本人几次坐下来促膝深谈之后，我们不约而同都想给对方讲述一个火凤凰的故事。这样的不谋而合，莫非是心灵的相通？还是这本来就是事实的存在，是一个必然，是凤凰涅槃的再版，只不过是我们通过事实、透过时间都看清了它的真相？
这是一个久旱不雨的夏天，遍地的庄稼青草和树叶都软塌塌卷了边黄了沿低了头，连天空都灰不灰蓝不蓝像块褪了色的脏抹布。都说六月天，孩子的脸，就在王韦敏、解玉娟带着女儿外出求医求学的路上，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在天地间垂下幢幢雨帘，根本就没有什么兆头（对她们来说，莫非这就是个好兆头？）。待树木庄稼小草喝了个嘴饱肚圆，大半天时间过去了，老天终于息鼓收兵，卷起雨帘，由黑转亮。司机则把她们撂在公路边，扬长而去。
解玉娟看看水洗过的天和汪洋般的地，急得直跺脚：出租车不往前送咱了，这十多里的土路，泥水泥汤的啥时才能走到啊？
为了孩子，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也愿意啊！王韦敏虔诚地安慰着。
被雨水泡透的土路成了烂泥，走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的像踩藕。她们向着早已打听好的夏津县三屯村艰难跋涉。张笑笑跌倒刚爬起来，付媛媛又跪倒在泥水里。笑笑妈妈王韦敏的一只高跟鞋崴掉了跟，只好提着鞋打着赤脚继续跋涉。泪水，汗水，泥水，混合着在四个人的脸上身上流淌，直淌到心里去。王韦敏后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和心境，说简直像宗教徒去圣地朝觐。快到了，快到了。母亲哄着哇哇直叫的孩子，走累了背一会儿，背一会儿再歇一会儿，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抚那两颗小小的烦躁疲倦的心。
家住日照的笑笑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父亲张堃做鱼粉生意，母亲是小学教师。笑笑幸福地长到十一个月，已经会走路，并且奶声奶气地叫爸爸妈妈了，高兴得夫妇俩像日进斗金，整天合不拢嘴。老天爷想捉弄一个人，每每是先给你一块糖，然后再把你给打哭，把糖收回。一次发高烧输液，让笑笑刚长的“走”和“说”的本领归位到零。女儿失聪了。笑笑奶奶却说，这不打紧，小孩子都这样，长一场病就添一个毛病长一个见识。当他们发现女儿添的这“毛病”时间也过于长久时，就去看大夫，检查结果一下子把他们打入地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带女儿跑了全国好几家大医院，效果甚微。他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堃曾跟妻子说要拼命挣钱，等把钱凑够了，带笑笑去美国治疗，说啥也要让孩子开口说话。
叫孩子开口说话，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梦想。
媛媛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一出生就没有奶吃。因为母亲要上班，才七个月大就跟了奶奶回到乡下老家。尽管爷爷奶奶都拿媛媛当掌上明珠，可她到了该说话的年龄，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给家人带来一份惊喜，带来的是焦虑苦闷，是块心病。
终于来到心目中的神庙殿堂三屯村，在一个普通农家院门前，她们停住了脚——不，这个小院并不普通，门前挂着的木牌区别了其与众不同的身份——夏津县三屯村聋哑学校。说明来历，报上姓名，不料兜头一盆冷水泼下——家里实在是住不下了。王韦敏一听，扑通一声跪在两个女人面前（年纪大的是袁敬华母亲，那少女就是袁敬华）：求求你们收下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吧，她们从一岁得了病就没再开口说话，我们打听了半年才打听到这里。吃的住的我们都不在乎，就是给个桌子角当旁听生也行啊，只要你们能让我的孩子开口说话……
这也是袁敬华最最为难的时候。
自己办的就是聋哑学校，当各地闻讯赶来的家长和孩子被告知住不下时，那一刻她的心里并不比他们好受。看到人们不甘心地一步一回头的样子，袁敬华都会心急火燎，偷偷掉眼泪。但是眼泪不能当饭吃，更救不了那些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收下。那时的她，脑子里还没有诸如“班容量”、“师资力量”、“办学环境”、“教学质量”这些概念和字眼，有的是，这些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得把他们留下来，我要教他们开口说话。她说，开始的几年，她就是在这种既复杂又简单的心境中度过来的。
当这两位年轻妈妈离开三屯村时，眼里满含的是感激和热切的期望——让孩子开口说话！袁敬华说，那场景，以及那场景在她心里激起的波澜，一辈子都忘不掉。
对比其他来这个学校的聋哑儿，张笑笑和付媛媛不算是路途最遥远，却是教、学双方印象最深刻的。特别是笑笑，在后来离开夏津特教学校后，她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袁敬华。每年的寒暑假，她都要到袁妈妈家里来住上几日；平时哪门功课学得好啦，哪门功课遇到坎啦，哪个老师对她很照顾，母亲因为什么事批评她啦，升学时报考什么专业啦等等，这些都要告诉袁敬华，让袁妈妈来帮她拿主意；谈了对象，她领着到夏津让袁妈妈“把关”；举行婚礼前，早早提示父母亲一定要把袁妈妈请到现场 ……就在2015年的四、五月间，笑笑两次踏进夏进学校的大门。第一次是参加德州市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事迹报告会，第二次是五一期间，一家三口专程来学校看望袁敬华。
辽宁潘阳的鄢子祺，本该是一个幸福宠儿。他的父母都是大学生，都在中学教书。教过那么多的学生，却没能让自己的儿子开口说一句话。也是在子祺不满一岁时，还没等开口叫一声爸爸妈妈，一场高烧就使他从此寒蝉噤声。子祺父母从确知孩子成了聋哑儿以后，就带他踏上漫漫求医路，北京、天津几家大医院都去过。失望中想送他去北京聋哑语训学校，又念孩子太小怕受委屈。一筹莫展中年轻的父母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孩子留在身边，自己教他开口说话。
人生的决定往往是痛苦的，特别是在做了错误的决定后更加痛苦。子祺转眼5岁了，机灵、顽皮、任性、吵架、爱闹，在家成了座上皇。爷爷奶奶宠着他不许别人管束，可心里总有弥补不了的缺憾：我们的孙子不会说话。家的天空被一张黑网笼罩着。
子祺父母从电视上得知山东夏津这个学校，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联系。无论如何不能再耽误孩子了。不幸的子祺此时又成了幸运儿。
正值香港电视台来夏津聋哑学校做一套节目，他们选择了子祺，决定对他实施跟踪报道。于是，在十多年以后，当我想写这篇报告文学时，就有幸看到了那时留下的影像资料，看到了小子祺当年那调皮可爱的模样，看到了他在问医求学路上戏剧性的变化和发展轨迹。
当5岁的子祺跟随父母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穿过绿油油的辽河平原、华北平原，进入郁郁葱葱的山东境地，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汽车颠簸来到三屯学校，电脑前的我已看得热火燎燥，心急如焚。火车上初出笼小鸟儿似的鄢子祺，一刻也不消停，活泼可爱得让人心疼，一会儿脸贴着玻璃窗这瞅瞅那看看，一会儿劈开两腿抡起胳膊打猴拳，一会儿嘿嘿笑着摊开手向父母要这要那，与忧心忡忡的父母亲形成强大反差。我的心跟随着一路颠簸来到学校，自然而然地升腾起一团火热希望——聪明的小子祺，快快收起你那顽劣性格和带刺的锋芒，乖乖听话，好好学习，在袁妈妈这里得到新生吧！
袁敬华说，这是来这里不幸孩子当中最幸运的一个，康复效果也非常理想。这是后话。
山西忻州的李莹，出生的似乎不是时候。哥哥姐姐耳聪目明、伶牙俐齿，学习成绩个顶个的棒。年纪大了的父母，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疏忽大意，怀上并生下了她。漂亮机灵的李莹，从降生的那天起就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却享受不到人生本该享有的两项基本权利，“听”和“说”。
聪颖的李莹可能察觉了上天的不公，小小年纪就生出逆反心理，性情怪戾，脾气暴躁，像头桀骜不驯的小狮子，动辄摔盆打碗，赌气咬人，让原本焦躁的父母操碎了心。
但凡有疾病的孩子，父母亲除了千计百法去给医治以外，剩下的大概就是娇惯宠爱了吧？在他们看来，惟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的过错（这难道是父母的过错？）甚至是罪过。从此，他们就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弯腰驼背在所不辞，做牛做马无怨无悔，不到气绝决不放下。
教养孩子是项满奇怪的工程，往往是父母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这是个悖论。也许是我们俗人没有明白上帝的良苦用心；也许这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必然，只是我们一时还看不清楚。就拿李莹来说吧，为何不到叛逆年龄会生出这般怪脾气？是因为自己听不见说不出，觉得跟别人不一样而怨恨焦躁吗？是因为全家人娇惯自己从而自己也变得放纵任性了？
小李莹4岁时来到夏津，是个极重度聋儿，听力残疾在110分贝以上，而我们平常人的听力则不超过20分贝。来校后给她佩戴了助听器，因为助听效果极差，还得靠唇读（看老师的口型）来学习，仅“爸爸”一词，她用了整整一个学期才会说。尽管如此，小李莹是个不可否认的小天才。都说盲人的耳朵灵，聋哑人的洞察力强，这在小李莹身上得到很好验证。说她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一点也不为过。
袁敬华说，如今小狮子成了这个学校一颗璀璨耀眼的小星星。
广东东莞潘丽婷求学的过程一波三折，最富传奇色彩，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采访中，我听着发生在她身上的离奇故事，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这就是气象万千的社会，这就是火辣辣的现实生活。
1999年，6岁的潘丽婷被送来夏津三屯。当时袁敬华的学校已从家庭搬到村外新盖的学校，更名为“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学校”。她的家人也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在山东夏津有个聋儿语训学校，那个被学生喊作“袁妈妈”的袁敬华，能让聋哑孩子开口说话。四处求医奔波了几年的丽婷父亲，似乎觉得再没有力气折腾下去，想把“宝”押在千里之外的袁敬华这里。他从济南下飞机打听这所学校，才知竟是在偏远的一个乡村。“一个民办村学，能有多大能量？”丽婷父亲热切的期望一下子遇到冰山。他懊恼万分；他迟疑不决。“既然到了山东，就试试看吧，待上半年，权当雇个保姆照看孩子。”
半年以后，来接孩子回家过年的丽婷父亲，竟忘了学校名称和来时的路。但电话里一声响亮的“爸爸”却让他喜出望外：老天开眼了，终于晴天了，老天终于眷顾我家了。老天帮我，我也得帮这些可怜的孩子。丽婷父亲由当初的懊恼万分变得豪情万丈。
从此，丽婷在东莞的家就成了“爱心中转站”，父母都成了爱心使者。由他们倡议的募捐活动几年里从未间断，儿童玩具、学习文具、四季服装，有新的也有旧的，过一段时间就从东莞发来一批。那时鲁西北农村还相对落后。三屯人惊奇地发现，袁敬华学校的孩子们一时都变得神气活现、阔气洋气起来，天鹅裙，背带裙，脚蹬裤，红皮鞋，蓓蕾针织帽，双背带书包，带磁铁的铅笔盒等等，花样繁多，时尚美艳。潘玉莲老人，则为这个南国女孩从头到脚“包裹”了一身的“棉”，棉裤、棉袄、棉鞋、小暖袖。每每小丽婷回家过春节，下了飞机就赶紧脱下棉衣，换上秋装。
更为传奇的是，丽婷父母放弃南国优越的条件，三年以后又把健康聪明的儿子送来夏津语训学校上了一年学。他们说不是为了让他跟姐姐做伴，是因为这个学校的老师管理严格，认真负责，人情味浓，将来对孩子成长大有帮助。
要说父母供孩子不易，最不易的当属新疆榆树沟丁立娟丁立伟的母亲了。
丁立娟、丁立伟，一对聋哑儿。或许他们跟母亲前世是冤家，或许前世是骨肉情亲，一世亲不够还要再来一世，否则来一个残疾儿纠缠母亲还嫌不够，干嘛非要成双成对的来呢？自从确定了两个孩子是不能开口说话的哑巴，他们那老实憨厚的父亲一下子就被灾难击垮了，觉得苦日子没了头，就像厚厚的云层再也撕不开一道口子，完全没了咒念。开始是疏远、嫌弃孩子，后来是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就在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需要父亲挺起脊梁为他们保驾护航时，他们的亲生父亲，在一个隆冬深夜自缢身亡。依然贫穷又不识字的母亲可没想那么多，她认为孩子投爹投娘来了便是缘分，是责任，是狗是猫也要把他养大呢。他们的父亲没有了，当母亲的，肩膀头就得像男人一样厚实坚硬起来。惟有这样，才能有担当。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把他们打扮一新，一手一个领着去了学校，其结果当然是又原路领回。要强的母亲这下可给难住了：学校不要他们，孩子的一辈子就这么完了不成？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听说山东有个学校，那个叫袁敬华的老师能叫聋哑孩子开口说话，就没再犹豫，她收拾行囊，带着孩子同时带着神圣的希望南下山东。然而路途遥远，比当初想象得更加不易。他们乘汽车，坐火车，再乘汽车，一直走了三四天。因为穷，不想再增添任何花销，背着馕作为三人一路上的吃食。
别的家长一个月接一次孩子，或者半年一次，她，只能一年一次。到年底来学校接孩子，疲惫的母亲听到儿女冲她齐声喊出了“妈妈”，竟一下子瘫坐在院子里，喜极嚎啕起来。哭够了，搂过孩子，从解下的包裹里摸索出一根包了几层的小火腿肠，还有一块干面包，掰开，一人一块递到他们手里。
路途最遥远的姐弟俩，因着聪明好学懂事，加上袁敬华给他们佩戴了社会捐助的助听器，三年后就回老家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了。
袁敬华动情地说，这些年来，在办学过程中遇到那么多坎坷与磨难，曲折与艰险，能支撑她一路奋勇前行的，就是许许多多个丁丽娟丁立伟以及他们的妈妈们。
……
一只只遍体伤痕的凤凰，带着强烈的求生欲望，遵循着那个古老法则，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袁敬华这棵梧桐树下，等待浴火重生，完成一生的华丽转身。
听着一个个真实的令人心碎的故事，我的心里怨声四起，疑虑重重，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啦？上帝到底是怎么啦？此时此刻，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的一段心理挣扎、苦思与诘问响在耳边——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明白呢？世上的许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那熊熊燃烧的烈火，让我们用心祝福那些赴火的凤凰们，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吧！
采访中，我用笔歘歘记录下一个个悲凉揪心的故事，用心去体会那一次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感动，我的心随着这悲凉、感动跌宕起伏；同时大脑在快速运转，自觉地为它们总结归类，再细细体会消化。在艰难的“消化”过程中，忽然遇到一块艰涩冷硬的“异物”并为之一惊：为什么来这里的聋哑孩子，是同胞姐妹或者是同胞兄妹的不是个案而不在少数？陈海彬、陈海霞，丁立娟、丁立伟，程杰、程露，魏庆国、魏庆军，张倩、张丽娟……
深夜，四周和大地静得出奇，街道上偶尔驶过的汽车碾压马路发出的声音刺耳又刺心。外面一定黑得出奇，只是厚厚的窗帘充当屏障把黑暗给阻挡了。在宾馆的房间里，我和袁敬华一人一个沙发，融在昏黄的灯影里，一点困意都没有。
“十四对。我记得清清楚楚。”袁敬华说完，把埋在胸前的头抬了起来，两眼直盯盯望着我，透着悲哀，透着无助。
“没错，是十四对。”她又坚定地重复了一句。
她是说，在几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先后来这里求学的学生，其中有十四对是聋哑同胞。
这十四对同胞聋哑姐妹抑或是兄弟、兄妹，相约手拉着手，或者是前后脚来到这个世界，是纯属偶然？还是偶然中存在着某种必然？之前对遗传学一窍不通的我，为此陷入了深深的忧虑焦灼之中。
我翻阅了大量资料，走访、咨询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很多医生、专家，我想弄明白，聋哑与遗传到底有多大关系？聋哑与遗传之外的其他因素又有多大关系？怎样有效控制残疾儿譬如聋哑儿出生率？我把残疾儿的出生与现实自然地联系到一起。我想到了污染的大气、污染的大地和污染的水，有毒的食品和没有毒（没有药效、药力的假冒伪劣药品）的药品。心里不觉涌上一阵悲哀：上帝啊，救救这些苦难的孩子，也救救为了这些孩子已心力憔悴的父母亲吧！减少残疾孩子的出生，就是拯救更多的父母亲，从而也是拯救全人类。
可是上帝在哪里呢？
我从医学论坛摘下一个案例，摘录的原因只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也想给关心残疾孩子的朋友们及更多的人提一个醒。
问：我女朋友的父母都是聋哑人，其母亲是后天药物导致的聋哑，父亲是先天性聋哑，我的女朋友正常。这样，我们结婚后生下正常宝宝的几率有多大？这种病可不可以在医院检查出来是否遗传？
答：第一，要看她爸爸妈妈的聋哑是怎么造成的。如果是药物致残，则不会遗传。如果是先天性的，要查出致病基因是否是遗传。
第二，可以肯定地说，聋哑人所生的孩子不一定聋哑。聋哑人是否生聋哑儿，取决于其本身的致病原因。一般说聋哑人分为二种：一种是先天性聋哑，一种是后天性聋哑。
先天性聋哑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孕妇在怀孕早期接受X线照射、病毒感染、服用致畸药物等环境因素造成的，这种聋哑通常不遗传。另一种是遗传性的，一般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亦有显性遗传的，其遗传方式有三种：其一，父母表型均正常，但都带有聋哑致病基因，父母的致聋哑基因又都传给了下一代，就会生出聋哑儿。如父母之一是聋哑基因携带者，不聋哑，则下一代也有可能是一个聋哑基因携带者，不聋哑。其二，父母均为先天遗传性聋哑，则所生的孩子均为聋哑，不分男女性别。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生育的。其三，父母之一是先天遗传性聋哑，所生的孩子中，二分之一可能是聋哑患儿，二分之一可能是正常孩子，这是按照遗传规律推算的。
先天性聋哑症多由遗传、近亲结婚或母体妊娠时患风疹或药物影响胎儿的内耳发育所致。
若父母之一是先天遗传性聋哑，所生的孩子中，均为正常孩子，但是都为聋哑基因携带者。
若父母一方为聋哑基因携带者，则子女也均不患病，只是其中有二分之一机率可能成为聋哑基因携带者，另二分之一机率成为无聋哑基因的正常者。
后天聋哑是婴儿出生后由于传染病、药物中毒、外伤等各种外因造成的，不会遗传。
这个案例可能不够新鲜，也可能算不上权威，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这个案例能让更多的人读到，让全天下的父母和准父母们，让那些怀有慈悲和大爱之心的人们，让那些美好环境的创造者、维护者和恶劣环境的制造者都能读到。虽然这个学校前后出现十四对聋哑同胞，但就整体来看，真正遗传性的先天性聋哑只是一小部分，而生存生活环境、用药不慎等人类可以避免的外部因素引发者居多。需引起高度警醒，并从中加以思考，从而自觉地去做些什么不做什么，去倡导些什么抵制些什么… …
可怜的孩子们，你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该以博大厚实温暖的怀抱来接纳你，以无限真情与柔情来关心你，为你们医治疗伤，使你们快乐成长，让你们得到新生。你们同样是可爱的天使。这不，袁敬华和她的学校，学校的全体老师们，正以无限的真情真爱迎接着你们的到来！
“垒砌一座爱心塔”
夏天的陈公堤两旁，所种庄稼不同，呈现的景色也就有所不同。一边是一人多高的玉米，一边是半米左右的棉花，在平原上制造出不同高度，形成了新的高原和平原。放眼望去，它们在各自的高度上油绿葱郁一马平川，油绿葱郁中都带着鲜艳的点缀，红的，粉的，淡绿，鹅黄。玉米的花是从怀抱里甩出，嫩嫩的细软柔滑，像少女的发辫，棉花则是遍体开花。袁敬华骑着自行车默默穿行在这片生机盎然中，全然没有赏花的心思和趣味。她的大脑让刚才民政助理的一阵吼给搅乱了，感觉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浑身软绵绵一点力气都没有，干脆停车坐到大堤上，让带着馨香的风轻轻吹拂着梳理着纷繁的思绪。
民政助理这个官，对于袁敬华来说是个有着生杀大权的重要官。乡里让袁敬华粉刷教室迎接上级检查，才刚过去几天啊，就在刚才，民政助理一下子变得凶神恶煞起来，叫嚷着要把教室的墙皮抢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办学几年来，袁敬华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认可与好评。前一阵，从县教育局传出消息，说想给她的学校两个老师转正名额。虽然没有正式通知，也足以让袁敬华欣喜万分了。办学的头两年，只有袁敬华一个人，第三年，嫂子辞了工作来帮她。随着学生的增多，父母哥哥都成了她的帮手，还招聘了两名教师。教这些孩子，真是又当老师又当爹妈，个中滋味只有他们几个心里清楚。给老师转正的事，袁敬华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呢，有人却早早就明白了。一天，民政助理把她叫了去，态度异常和蔼，说你的学校太小太狭窄了，乡卫生院院子大，又有闲置房子，把学校搬过来吧。如果不是他的妻子突然来学校上班；如果不是提到让学校提高收费标准给乡干部涨工资，袁敬华可能真会动心，也很感激，毕竟有个学校是她做梦都想的事啊！就在前几天，那个民政助理的妻子来学校上班，因为嫌道路远又不好走，只来了两天就不来了。把这些事情连起来想使她感到怪味别扭，如鲠在喉。
委屈孩子，违背办学宗旨的事，袁敬华当然不干。难开口也得开。于是她郑重其事地说，办聋哑学校让我多收费，我做不来；把学校搬到乡里，家里人帮不上忙，学生没处吃没处住，又不安全，我不放心。气得那助理直跳脚，并扬言要把墙皮给抢下来。
唉，只是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咋就这么难呢？
“征婚风波”终于在家庭平息，可在社会上却打着旋地刮个不停，还夹带着些许沙尘和杂草。了解她的人都说，敬华这孩子干事认真，又执著，她认准的事会一股道跑到黑；不了解她的人说，如今世风日下，女孩子不是图名就是图利，为名利啥事都干得出，啥法都想得到 ……
有股风也吹到县领导那里。那是1997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正在灶下帮母亲烧火蒸馒头的袁敬华，在慌张尴尬中接待了前来探望的县委副书记房玉梅和县妇联主席魏桂芹。在以后不少场合，房玉梅都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袁敬华时的场景和感受：她们一走进院子，与闻声从灶下迎出来的袁敬华相遇，只见她穿一件宽松肥大的旧白背心，花色的肥大长短裤，一双旧拖鞋，脸上手上满是锅底灰，两只手在胯上一个劲地锯蹭。看到她的第一感觉，认为这女孩是刚从灰堆里爬出来的。
领导的到来，给袁敬华给这所学校带来转机。妇联，团委，民政，残联等单位纷纷组织捐款，新闻媒体也大力度报道此事。县里一位叫杨贵林的退休教师，拿出多年积蓄的2000元，骑车20多里送到袁敬华学校。他握着袁敬华的手一个劲地说，敬华啊，你干的是一件感天地泣鬼神的大好事，老天都会助你一臂之力的。县里一家纺织企业，一次给这个学校捐资5000元 ……
袁敬华开始盘算建学校了。
一天，她的好同学带来喜讯，有个单位打算在全县为她的学校筹集捐款，是听在该单位工作的亲戚说的。果不其然，几天后，一个更为具体的消息传进袁敬华学校。说该单位通过各部门各乡镇系统组织，为聋哑学校筹集资金16万多元。天哪，16万元，得几个人数几天才能数得过来啊！袁敬华简直有些晕了。
这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后面有两溜共四排新砖瓦房，每一排都有十多间房子，标准统一，明窗净几。左右分别有两排偏房，也是里外一新。红砖院墙的内围是一圈笔直的杨树，年轻挺拔，像生命的旗帜。花池的边缘是垂柳，绿意浓浓，婆娑多姿。房子的前面和东面是大面积的空地。站在院子中央，袁敬华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就是我和孩子们的学校。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学校了！前面的空地，就设计一个大花坛，种上鲜花绿草，竖起旗杆，像在家里办学时一样，每周一早晨在这里升国旗，让孩子们好好学习，懂得爱国爱家不忘本；东面的空地就当操场，做操跑步打篮球，对了，还搞体育比赛……一激灵，醒了，原来是个梦。梦里的一切是那样的真实，真实得就像一个具体的存在。醒来的袁敬华觉得空落落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很是惋惜，为什么是梦不是现实呢？想一想又笑了。从此，这个学校的模样就深深印在了她的脑子里。
每天，袁敬华照旧忙忙碌碌，为每个学生取得的一点进步兴奋着，为自己在语训方面创出的一点发明自豪着，为老师和家人的默默付出感动着，为那个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憧憬着。她知道，那个梦境之所以那么真实，是因为自己在脑子里规划了千万次，又修改了千万次，那就是未来聋哑学校的样子。她太需要有这么一所学校了。
当一个人对某个事物过于关注时，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是敏感的，哪怕是有一点蛛丝马迹风吹草动都会比别人提前感受到。此时的袁敬华就处于这种状态。两三个月过去，同学说的那笔捐款从没有人跟她提起，当然，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随便开口去问，毕竟没有人亲口对她许诺什么。不问不等于不想，相反她想得很多，连吃饭睡觉走路都在想。她隐隐觉得这事可能希望不大了，个中原因又实在是说不清。又一天，同学再次带来消息，说那笔捐款可能给一个领导买车了。
事实上，那笔钱是不是给谁买了车，也从没有人告诉过她。一个希望就像自己制造的肥皂泡，大大的膨胀，膨胀，上升，上升，五彩斑斓，令人炫目，然后又无声（实际是轰然有声，并且震疼了她的心）地破灭了。
秋天的天空格外的蓝，云格外的白，蓝天白云在风的怀抱里幻化出一座座海市蜃楼，一会儿是洁白的羊群，由头羊领着，赶到哪个肥美草场去吃草；一会儿是奔腾的骏马，在参加那达慕的哪场精彩比赛；一会儿是厚厚的无边的棉絮，把整个天空都给点缀了温暖了；一会儿是延绵无尽的雪山；一会是奔腾咆哮的大河；一会儿是鳞次栉比的高楼 ……这让袁敬华目不暇接，看得出了神。多么美丽的大自然啊！美丽的风景给袁敬华带来了好心情。她把暂时的不如意一股脑地甩掉。她觉得心胸一下子开阔了许多。关键在自己。实实在在地做事比什么都强！什么老天爷，关老爷，土地爷，财神爷，观音菩萨上帝弥勒佛，我统统不求不拜还不行吗？常言说得好，无欲则刚，果真如此。想到这里，她顿觉神清气爽，身轻如燕。骑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轻轻哼起了校园歌曲。
一天，袁敬华的小院里迎来一批特殊的来访者——市电视台的记者和市直部门的领导，加上县里陪同的领导，浩浩荡荡有20多人。这对袁敬华对袁敬华的小院对袁敬华的学生来说，都是空前的。事情是这样的，市电视台的记者对袁敬华的事迹进行了采访报道并重磅推出后，又在省台连续播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被一个女孩子的爱心、执著和创业精神所打动，纷纷表示要为她和她的学校做点什么。首先被打动的记者部主任姜忆琴，还有记者左静、张红梅等人商量了个意见，拉上有关部门到现场去看望，去表态，去献爱心。民政局、教育局、残联、妇联、团委、新华书店的领导都来了。一时间，不大的农家院沸腾了。巨大的幸福和满满的关爱像潮水一般，简直要把袁敬华灌晕。此时此刻她能做会做的，只是教孩子们一遍一遍说：叔叔好！我会说话了，你高兴吗？叔叔，我是聋哑孩子，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阿姨好！我要好好学习，将来上大学，当个科学家 ……
被袁敬华被这些亟待救助的孩子深深打动了的领导们，当场纷纷表态，捐款的，捐物的，捐书的，回去草拟方案向上级争取帮扶政策和资金的。同来的县委副书记房玉梅当场表态，县里拿出20万元，给这些孩子们建一所学校。一句话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要知道，当时的夏津县，才刚刚摘掉了省级贫困县的帽子。一个贫困县拿出20万建聋哑学校，这需要多大的气魄与胸怀啊！
袁敬华被这迟来的浓浓真情给重重包围了。
1998年8月，由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捐助，投资18万多元的聋哑学校，在三屯村外建成并投入使用。学校占地5亩，5排房子，20间教室，一个大院。袁敬华几年来日思夜想的，在梦中心中千万次勾勒描画的，那个属于她和孩子们的独立学校，终于从梦中走到结结实实的大地上。她常常感慨，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啊，你添砖，我添瓦，众人垒砌，原本就是一座爱心之塔。当年年底，学校就有了60多名学生，又招聘了两名老师，还用上了社会捐赠的馒头机、和面机，年过半百的袁敬华母亲也从伙夫的岗位上解放出来。
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袁敬华和她的学校影响力越来越大。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纷纷向这些残疾孩子伸出了援助的手。
省教育厅一位处长，听说袁敬华办学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利用出差机会绕道过来“微服私访”。当他围着学校转了一遭后，连连自语：名不虚传，名符其实！回去后不久，就把处里积攒了几年的办公经费，连同全处同志的个人捐款一股脑送到了这所学校，并表态只要省里有特教老师培训任务，都免费让这里的老师参加。
省慈善总会的领导们，多次来学校看望孩子们，给孩子们带来健身器材、助听器、微机等设施和仪器。当听说袁敬华有把学校向县城搬迁的计划时，答应届时资助他们50万元建校资金。
香港的叶茨玲女士，从电视专题节目中了解到袁敬华和她的学校，专程打电话过来鼓励支持，并且每年都给学校捐款，5000元，3000元不等。还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买衣服，一直坚持了很多年。
北京的一位画家，一次给学校捐赠了20台助听器。
……
“用我的喉咙唱出你的歌”
袁敬华清楚，聋哑儿都是先聋后哑，十聋九哑。聋哑孩子的语言器官则是正常的，只是因为听力有障碍听不到声音，没办法接受语言刺激，到了该说话的年龄也就不会说话了。
她眼前的这些聋哑儿，都属于重度和极重度听力残疾。培训使她明白，听力残疾大致分为四级，轻度耳聋的听力在41—60分贝之间，中度耳聋在61—80分贝之间，重度耳聋在81—90分贝之间，极重度耳聋在91分贝以上。这是一所以口语教学为办学特色的学校，语言训练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教这些聋哑孩子开口说话的办法，是语言训练和听力训练。对轻度、中度听力残疾的儿童，需配戴助听器，而对于重度、极重度的聋哑儿最好是做人工耳蜗。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别说几十万元的耳蜗手术费像天方夜谭，就是配戴几千元的助听器，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也是天文数字。何况，并不是所有的耳聋患者都适合手术。如果是在听觉中枢发生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声音还是传递不过去，只能看着别人的口型发音。
在当时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家长往往缺乏这方面的医学常识，开始的几年，都不愿承认或是意识不到孩子听力有疾，还自欺欺人地幻想着糊弄着隐瞒着，怕脸上不好看，名声上不好听，到了上学年龄发现还是听不见说不出，才不得不认可自己的孩子有毛病，但这时已经错过了最佳听力、语言训练的敏感期。而听力、语言训练的最佳敏感期，是在6岁之前。
袁敬华眼前的这7个孩子，小的9岁，大的16岁。面对这些大小不一、程度不等却一律迷茫无声的孩子，她深深感到自己学的那点知识太少太不够用，甚至像做数学题套公式一样，根本就不对路套不上。当时她学习培训的那所学校，招收的大都是轻度和中度耳聋孩子，重度和极重度的都送到手语学校去学手语了。
难道此路不通？
袁敬华坐在孩子们对面，大声地一遍一遍地“啊”，“啊”，“啊”着，然后鼓励他们跟着学。刚开始，孩子们的表情是木讷的，嘴巴是紧闭的，眼神是僵硬的。待他们的嘴巴好不容易张开，口型也差不多，又发现没有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的声带根本就不振动。一天下来，袁敬华觉得自己就像个玩杂耍的，十八般武艺全用上，口干舌燥喉咙疼痛，再看看孩子们，没有表情，没有互动，只有一双双茫然的眼睛，一群呆呆的小可怜。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开口呢？唉！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本来就是听不到声音的失聪者。孩子们的心里肯定也急啊！因为没有助听器，他们那点残存的听力根本就利用不起来。可怜的孩子们！这可怎么办呢？
袁敬华一边练习一边琢磨，怎样让他们的声带振动起来呢？她试着让学生摸她的嗓子，然后再去摸自己相同部位来感受声带的振动。她的嘴里不停地大声“啊”，“啊”，“啊”着，让7个孩子轮流坐过来摸她的喉咙。时间长了，喉咙被捏得红肿一片，里面也溃烂化脓，吃不下饭就吃“润喉片”、“喉症片”，用消炎药。
令人惊喜的是，这个方法竟然见效。
路都是给逼出来的。古今中外的发明，不都是经过发明者日积月累的观察、愁肠百转的思索、千万次的失败最后才成功的吗？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反复训练，袁敬华终于让几个学生先后喊出了“爸爸”，她欣喜若狂！这给了她极大的信心。这可不是普通孩子的一声招呼。普通孩子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在大人的引导示范下，慢慢地奶声奶气地说出教说的话，尽管也欣喜，但那是早晚的事，他们却不同。这一句看似普通的“爸爸”，尽管不算清晰，可预示了这些孩子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变。
袁敬华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个劲地往脑门涌。她哭着喊着向父母报告，说这些孩子会叫“爸爸”了，他们不是哑巴，他们能说话。然后，又带着这些学生回到他们的家，让他们站在自己父亲面前一声声地喊“爸爸”。她还领着孩子们在村里一家一家的走，她告诉人们孩子们会说话，他们不是哑巴，以后不要再叫他们“小哑巴”了。那一刻，袁敬华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她觉得自己被幸福填得满满的，像个鼓动着翅膀的天使，在微风的助推下简直要飞，拽不住的飞。她拍了拍翅膀，轻轻地就飞起来了。
晚上躺在床上，袁敬华兴奋得睡不着。她觉得这些孩子智力一点也不比别的孩子差，且敏感、自尊，只是因为他们听不到，所以不会说话。现在他们既然能开口了，不就跟普通孩子一样了吗？袁敬华继续编织着她的五彩梦：下一步训练孩子们读写古诗。对，就教他们学习古诗。幼儿园的孩子咿咿呀呀刚会说话，还一字一字单蹦时，就十首八首的背古诗。小侄女袁宁宁就是，她摇头晃脑背古诗的样子可爱极了。
第二天，袁敬华一走进教室，先在黑板上写下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写完后退半步先仔细审读了一遍，然后教给学生们读和写。
一节课下来，袁敬华感到身心疲惫，再看看台下的孩子们，写倒是写了，可并没有她预想的效果出现。没有人问她李白是谁，也没有人问这首诗的意境是什么，更没有一个孩子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让她感到困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实际上孩子们也在困惑。困惑之后便是大彻大悟：袁敬华啊袁敬华，你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才刚刚开口，他们对语境并不熟悉，你就跟他们玩高层次。你是让一丁点的成绩冲昏了头脑。
袁敬华为此感到羞愧、懊恼。在检讨了自己的莽撞冒进之后，重新捋顺教学思路，又使教学回归正道。她明白，要想让孩子们准确把握不同字的发音，得让他们注意发音的不同部位。她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急，更不能求快，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这里是一所特殊的学校；自己是这所特殊学校的一名老师。对每一个音节、每一个单词，都要教几十遍、上百遍、几百遍。教一阶段，放一放再教别的，过段时间返回来重教，那样更容易让学生掌握。
袁敬华还让孩子们相互观察，看对方的口型和声带振动的部位。她别出心裁给每个人买了一面小镜子，让孩子们对着它练发音，看自己的口型，看声带振动的部位。那些木偶似的孩子终于慢慢灵动起来。人活跃了，练习也更加主动卖力。让他们休息一会，孩子们照着镜子仍咿咿呀呀练个不停，分明像一群襁褓里的婴儿，声音由开始的模糊到渐渐清楚、清晰，由直通通硬邦邦到比较灵活到接近准确。这真的就是一群新生的婴儿。他们又像被困在隧道里的一群孩子，面对四周的黑暗睁着惊恐的眼睛茫然不知所措。当他们发现远处透出一丝亮光，就不顾一切地向着那亮光奔去。袁敬华的这一小小突破，为今后的聋哑儿特教工作杀出一条路子——那是她在充满荆棘的山林里拼出的一条血路。
渐渐地，学生们不但学会了喊“爸爸”、“妈妈”和说一些简单的对话，还学会了拼拼音，查字典，自学的能力大大提高。不少孩子能认识两千多个汉字，能朗读课文、欣赏古诗，熟练地进行微机操作。
小试成功，给了袁敬华莫大的信心和勇气，也给了她充足的阳光和精力。她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身轻如燕，走路像一阵风。父母亲，哥哥嫂子，还有街坊邻居，学生家长，都发现袁敬华像变了个人似的。
一个新问题又在袁敬华脑子里盘旋：孩子们在看到自己发音部位和口型的同时，如果也能看到老师的，效果会更好吧？有一面大镜子不就全解决啦？于是，在为难了一阵努力了一番后，她终于把两面大镜子抱回家。从县城买回来的路上，袁敬华坐在颠簸的农用三轮车里，几十里的土路，两手紧紧抱住镜子不敢变换一下姿势，生怕有个闪失。待到了家，镜子是完整的，可她的双手双腿磨得鲜血直流，一条裤子也磨烂了。这是后话。
袁敬华在教学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只有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才能不断取得新成绩，才能不断有新的突破。多年来，她先后无数次去省城去北京去上海的语训学校自费学习和培训。她还年年派出老师，到有名的培训学校去做短期和中期的学习培训。她说，要想让这些孩子们飞翔，首先得给老师插上翅膀。
随着语训教学的不断推进，袁敬华又增添了新的困惑，为什么做了这一番努力，孩子们发出的声音还是跟平常人有所区别呢？
她细细观察，苦苦琢磨。是自己哪个环节有问题使孩子们发音不得要领？她学着他们发音的语调来细细体会，企图从中找出症结所在。后来终于发现，是这些晚开口的孩子们，走进无声世界太久远了，嘴巴紧闭得时间太长，让原本说话的工具都忘了自己的功能与职责，舌头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锻炼而变得僵硬发直，有的像“大舌头”，有的分明是“舌头太短”。当初，村人嘲笑他们发出的声音像雁鹅叫，并不完全是侮辱取笑啊。勤于思考动脑的袁敬华，一旦找到问题症结所在，很快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相应办法。
她把原有的“舌操”进一步拓展规范，根据26个字母的发音特点，自行设计了8节“舌操”，由简到繁，由少到多，分步骤立章节，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逻辑严密、科学有序、便于操作的语言训练体系。
她竟然想到用“引诱”的办法，往学生嘴唇四周抹白糖，锻炼他们舌头的灵活度，并收到奇效。
一天，袁敬华风风火火跑到母亲面前，让正在蒸馒头的母亲到村代销点买一斤白糖来，并连说“有用，急用”。处在云里雾里的母亲，买回后在教室门口站了好大一会儿，终于看出门道。原来，女儿是利用孩子们爱吃甜的特点，把白糖抹在他们脸蛋上，让尝到甜头的孩子们尽力伸拉舌头。“真有办法”。母亲不由自主地伸出了自己的舌头。“呵呵，这个小妮子真有办法。”母亲一边往回走一边不停地笑着直摇头。
一斤斤或软绵或晶莹的白糖，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法，被一群特殊孩子一点点兴奋地添食着，发挥着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用。如果申请专利，我想袁敬华一定能够成功。由于白糖的威力和魔力，一段时间下来，孩子们竟攻克了发音中的一个个堡垒。他们的舌头一天天在“变长”，变得灵活灵动伸拉自由了。
当智慧的大脑开启了某项功能，其一系列的功能就会像流水一样被源源不断地挖掘引导出来，这叫触类旁通，水到渠成。继白糖引诱法之后，袁敬华又发明了“贴纸片”发音法。
在一次语音训练课上，在特制的条形半圆课桌对面，袁敬华把一张一拃长的小纸片举在唇前，一发音，那纸片随着气流呈弧度弯曲。坐在对面的学生，举着纸片学着她的样子练习，她通过观察纸片的倾斜度再一一纠正他们。看着一张张纸片前仰后合地摆动，就像从孩子们手里放飞的一只只白蝴蝶，把坐在旁边的我给看呆了。袁敬华把原本枯燥的语言训练，搞得生动活泼，新鲜有趣，使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游戏里掌握了平舌音、翘舌音、卷舌音、舌面音、舌根音的发音技巧。刚开始，因为孩子们的舌头缺乏韧性，灵活度不够，教这些发音往往很难。通过一段时间的“纸片”教学法练习，像“叔叔”、“哥哥”、“吃”这些开始总是说不好的字词，学习掌握起来就容易了许多。
陈海彬陈海霞这两个早期的弟子，还真给袁敬华争气。来校两个多月后，她们就先后会叫爸爸妈妈了；三个月以后，像“爸爸的杯子”、“妈妈吃饭”，“这是馒头”、“妈妈请开门”这类简单句子，她们都能熟练地说出。在她们刚刚能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袁敬华一手领一个飞快地跑到她们的家。
有时一扇门的距离就像隔了千山万水，一旦把门打开，那距离一下子就逃遁得无影无踪。在门的那一边，当真切听到“妈妈请开门”是从盼了十几年的女儿口中说出时，她们的母亲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拉着袁敬华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敬华啊，我真想跪下给你磕个响头，你是孩子们的再生父母啊！
几年后，有不少家长渐渐接受了给孩子配备助听器。他们终于明白，几千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不是个小数目，但对于一个失聪的孩子来说却是一辈子的大事。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家长们对袁敬华，对袁敬华的教学越来越信服，越来越信赖了。戴上助听器，先把残余的听力利用起来，再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训练计划，那就方便顺利得多。她的一对一训练法，有条不紊，效果显著，后来被全国很多语训学校学习推广。
袁敬华总能化腐朽为神奇，使艰涩变生动。在听力训练课上，她让孩子们先分辨不同的声音，然后再识别不同的频率以刺激他们的“听”。比如锣、鼓、双响桶、三角铁的声音，狗、猫、牛、马、鸟的叫声等。上听力训练课时，你如果走在教室的周围，听吧，就像欣赏马三立老先生的相声，一会锣鼓喧天，一会人欢马叫，一会静一会闹，一会急一会缓，生动活泼，新鲜感人。
在香港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里，我看到袁敬华对鄢子祺的训练是那样的感染人。鄢子祺笑嘻嘻地站在前边，袁敬华站在离他两米多远的身后，一手拿梆子一手拿木槌。她每敲一下，鄢子祺就伸出一根手指头，像是提前约定好了暗号，这样几次三番，准确无误。开始是递增的，然后就打乱顺序，三、七、五、八，四、六、三、九，屡试不爽。站在前面的小子祺，一脸的顽皮和自信，像等待发号施令的长跑运动员，单等老师一声令下就迅猛向前冲；后面躬身聚力的袁敬华，则像一个开动脑筋出谜语的老先生，总想出其不意，变着法子难住学生。这一前一后，看似不协调实际上是相当的默契。后来，记者把这段录像拿给远在辽宁潘阳的鄢子祺父母，家人和邻居聚到他家观看，一屋子的人嘘唏感概，欢呼雀跃。我这个10年以后的观众，也禁不住热泪长流。屏幕上当年的鄢子祺，现早已成为北京一家大企业的优秀员工。
袁敬华告诉我，由于听力障碍，孩子们对语言的理解，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上实物、卡片的配合使用，智商正常的孩子，则可以明显缩短这个过程。
学校里为孩子们开设了个训课、启音课、听力课、集体课、活动课和情景课，当然还有书法课、美术课、剪纸课、体育课、舞蹈课。在个训课上，老师和学生一对一训练，这是教学的初始阶段。在启音课上，老师想方设法启发孩子们发出音来。听力课，借助不同频率发音物体来锻炼孩子们的听力，提高其辨别力，就像刚才说到的鄢子祺。后来学校还借助各种仪器来助听助学。
最有意思的是上集体课和情景课，这都是为大班学生开设的课。在集体课上，学生们随着音乐做操、唱歌，全身各个部位灵活运动，有韵律有韵味，带着甜甜的笑，美极了。对语言基础好的孩子，就进行主题教学。如春天来了，让孩子们观察周围事物都有哪些变化，譬如像天空的云彩，天气的温度，高飞的燕子，树上的小鸟，柳树的叶子，地上的小草，迎春花的变化，各种花的颜色，池塘里的鱼和鸭，还有老师同学们的服饰变化等，把观察到的再用语言说出来。老师充分抓住学生此时活跃的思维和活泼的心情，对着实物进行语言训练，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霍凤老师说，情景教学课，活泼有趣又有效，对学生很有吸引力。所谓情景教学，就是模拟日常生活中的情景实际操作，比如到超市到银行去，把平时教的语言放到实际环境里去灵活运用。在超市，老师指导着学生怎样进超市，怎样挑选东西；让学生们说出笔记本、牙膏、篮球、苹果等这些实物的名称，再教他们实际操作，怎样购买，怎样找零钱等等。这样的教学，学生们特别感兴趣记得也特别牢固。
陈俊亮老师向我介绍了不久前跟交警大队合作的一堂课。学校请交警给学生讲交通安全课，认真负责的交警讲交通规则、交通安全常识，交警在马路上指挥他们的动作都代表了什么等，学生们听得兴趣盎然。待课堂讲座结束，交警又把学生们带上马路，做现场示范与实战演习。学生们戴上警察帽，一边学习一边指挥，俨然一群小交警。陈俊亮说，这样的情景教学课学生们非常喜欢，它不仅改变了以往课堂教学的严肃、呆板与秩序，也让学生们在活泼天性的尽情发挥中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袁敬华欣喜地告诉我，近几年这个学校做人工耳蜗的学生渐渐多起来。加上政府支持和社会各界的资助，那些重度、极重度的耳聋学生，都做了耳蜗手术。他们借助先进设备，通过“医教结合”的方式，在这里都得到了以往所达不到的学习、康复效果。
我听到这个喜讯，同样高兴万分。
在学校一楼大厅，遇到郭翠红老师领着一个女孩在送一位老人，我猜想这是家长来看孩子的。老人有70多岁，花白头发，身体不胖腰杆挺直，面目清癯但安详，这是一位在农村常见的勤劳质朴又受过磨难的老人。送走老人，我在郭翠红的办公室坐了下来。她一边倒水，一边介绍身边叫毛欣芮的女孩子。我刚才就注意到了她，高高的个子，俊俏的脸庞，有十二三岁的样子，长长的睫毛下掩映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还有，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善解人意的微笑。郭翠红对她说，问阿姨好。阿姨好！清脆，甜美，乖巧懂事。这哪里像是曾经失聪无语的孩子啊！
我和郭翠红的交谈，就从身边的毛欣芮开始——
那是2010年的3月份，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学校搬迁方案正在做最后论证。一天，繁忙中的袁敬华收到河北枣强一位老者的求助信。信中说老人有一孙女，是聋哑儿，父母双亡，祖孙俩相依为命。几年前就想把孩子送出去治疗，可是家里没有足够的钱给她治病，这一拖就是好几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袁敬华的办学事迹，像找到救命恩人，鼓足勇气向她发出救助请求。袁敬华收到信，感到责任重大，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活第二天就乘车赶到河北枣强，把孩子带回学校。
毛欣芮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在命运遇到坎儿的时候，她的身后适时出现了一双助推她的神手，出现了一位能改变她命运的贵人。
对于我和郭翠红来说，这都是个兴趣浓厚的话题。她接着说——
也是这一年的“六一”节前夕，有个16岁的聋哑女孩，自己乘摩的来到学校找袁敬华，手里拿着一封信。信是她爸爸写给袁敬华的。说因为这个孩子聋哑，孩子的妈妈无情地抛弃了他们。早听说袁老师的学校，一直想让孩子来上学，可是没有能力供应。考虑再三，还是先送她到学校学习，自己到北京打工挣钱，什么时候挣到钱，就把学费寄过来，并请袁老师相信一个父亲所说的话。袁敬华看到眼前的女孩，心里升腾起一种使命感和母爱的神圣职责，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就像前不久接到河北老人的求助信一样，义无反顾地收下了她。
28岁的郭翠红，说起学生轻声细语，娓娓道来，那种爱恋就像蜜汁从嘴角从心底缓缓流出。看得出，这是一个善良心细，有着博大情怀的好老师。她对我说——
我2004年幼师毕业，因为被袁校长的事迹所感动，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这里。那一天我永远难忘。走进校园，正值下课时间，一下被一个学生给抱住。那是个特别可爱的小男孩，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无邪的看着我。老师们说，他叫刘维豪，跟你有缘，你看多亲热啊！我被感动了，心想这些身体残疾的孩子也是有感情的，他们更需要爱，只要老师努力，他们就有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答应留下来试试。
正赶上教新生，专业又不对口，怎么教他们都没有反应。这个哭那个闹，这个拉那个尿，有个叫赵瑞峰的学生，一教他就哭，一哭就尿裤，一天尿了四次裤子。来了7天，孩子们一点进步都没有，我一个月却掉了6斤肉，一度真想放弃。袁校长就找我谈心，来班上做示范，从业务训练到日常照顾管理，一一带着我去做。袁校长还给我讲了她办学之初的一些故事。
袁校长一向严肃认真，上课很准时，从不破坏规矩。还在家庭办学时，门外有个破瓷盆，她拿根木棍，上课前敲盆，正经地说“上课”。她在院子里绑了根长长的木棍当旗杆，每周一早晨就在那里升国旗，让每个学生感受到自己是在祖国的怀抱里成长，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她不光教学生学说话，还领着学生们做游戏，玩丢手绢，踢毽子，黄鼬拉鸡，拔河比赛，涂画等。有个叫魏庆军的聋哑儿，学得慢忘得快。她生气，着急，实在没办法，就跑到村东的沙丘上去大哭一场，哭够了，回到家关起门再教。她告诫自己，这是自己选定的事业，你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彻底失败。她说孩子们特别纯真，观察特别细致，就怕老师哪天不要他了。哪一个音发不出、发不好就害怕，即便是嗓子哑了，老师不说让歇谁也不歇。看着他们巴结老师的眼神，你都心痛。当时自己没有想到他们是来得太晚学得太晚。那个魏庆军来时都16岁了，正常孩子在当时农村都有订婚的了，可他还每天跟着老师一遍一遍念a,o,e。
袁校长还给我讲过一件让她感动也让我感动的事。那时一个周一的上午，袁校长走进教室，发现全班17个学生都捂着嘴乐，把她给笑懵了，问也不说。她走到自己的小椅子前一看，上面有个纸包，打开一层，是纸；再打开一层，还是纸；打开最后一层纸，见里面包了三块糖。问是谁放的，大家一致指杨青松。后来问他的妈妈，说是星期天在集市上买的。妈妈给孩子们买糖，到了家杨青松先包了几块，说是送给袁妈妈吃。袁校长听后感动得比吃了糖还甜。
袁校长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我的心变得平静了，作风也扎实了许多。爱尿裤子的那个赵瑞峰，两个多月后终于喊出了“爸爸”，我先激动起来，泪水哗哗地流。我终于体会到袁校长用心付出后换来的那份喜悦与自豪了。
刚才说到的毛欣芮，是个心细勤快又灵透的孩子。放假一回到家，就主动做家务，炒菜做饭，洗衣打扫，有好吃的东西总让爷爷多吃，爷爷每当给她买新衣服，她都说不要不要。欣芮虽然来得晚，但肯练肯吃苦，配合得又好，袁校长给她佩戴了捐助的助听器，是班上进步最快的一个。她的爷爷每次来看她，对袁校长对老师们都说一大堆感激的话。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年暑假开学，这个毛欣芮就可以回老家到普通学校跟班学习了。
这是个好消息，我真的很高兴。我甚至大胆地想象，在袁敬华的特教学校里，没有拿不下的山头，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不管他来得早还是晚。即便是一块石头，也能让袁敬华和她的同事给捂热了。
郭翠红长得眉清目秀，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笑意。她说，孩子们都把袁校长称做袁妈妈，他们喜欢她，我也喜欢她。我从袁校长身上看到了博大厚爱，看到了无私奉献，看到了执著高远。袁校长不仅像培养小树一样培养教育我，她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当成她的化身来锻造。这么跟你说吧，在她的细心引导和爱心感召下，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以她为榜样，以这个学校为家，把这些特殊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我已深深爱上这份工作。每当看到孩子们学会一个发音一个名词，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我都感到幸福快乐。每当看到有学生从这里走出去，我就觉得这些孩子是走向了光明，虽有万般不舍，更有无限自豪。教这些孩子，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与教普通孩子不可同日而语，有时还会被误解甚至被伤害，但当这些孩子走出低谷，修补残缺，浴火重生，就会感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神圣的职业。当彼此心的距离越来越小时，会体味到来自他们的强大力量与真爱。
我被眼前这个可爱的年轻老师深深打动了。又一个活脱脱的袁敬华！她内心的力量与真爱同样是强大的。
霍凤也是2004年来这里任教的。她给我讲了许多关于聋哑儿的特点和教育方法。看得出，这也是一个很敬业很细心很有爱心的老师。此外，她言谈举止间透着袁敬华式的干练与深邃。她向我介绍说——
来这里的孩子，只要语言器官正常，智力正常，不管听力损失有多严重，我们都有信心有能力让他开口说话。有的孩子语言模仿期能长达一年，即便是这样，老师们还是有信心的。这是教学10年来成功经验带给我的自信。
我生完孩子8个月就回学校上班了。丈夫是大车司机，常年在外面跑，婆婆帮着照看孩子。开始一家人都愿意我辞了职带自己的孩子，可我就是离不开他们。我觉得自己的付出，能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开口说话，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生活在这些孩子们中间，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倒是常常被他们感动着。他们的一点进步，情感的点滴释放，常让我感到意外。譬如休完产假回来，大一点的孩子就问我，老师你生了个男孩吧，叫什么名字啊？我拿出手机让他们看照片，一帮人呼啦一下围过来，说，哇，小弟弟真可爱！什么时候带来让我们看看啊？我听了很欣慰，我的学生并不是普通的孩子，可他们现在变得普通了，像正常人一样交流了，并且我的学生多懂事啊！后来教大一些的学生，周末带上工作服回家去洗，学生丹阳、文洁等就主动说，老师我来帮你洗吧，你挺累的，回家还要照顾小弟弟。
这些特殊孩子在自己的教育培养下，一个个成了可爱的小精灵，那种喜悦真的无以言表。学生黄晓阳在日记中写道:老师，您辛苦了！您教我读课文，做作业，交流，我不会把我的老师忘记！
学生孟凡辉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霍老师让我和周浩楠、马秋实、范萌萌去手工室。阿姨说，妇女节快要到了，让我们给妈妈送一张卡片，祝福妈妈节日快乐。我剪的是心型卡片，霍老师说：真棒！然后，叔叔阿姨要走了，我向叔叔阿姨道别。我也祝福霍老师节日快乐！
看到新来了老师，学生张楠就问：老师，你有男朋友了吗？你看，这些孩子的情感世界多丰富，他们不比普通孩子差。
袁敬华的嫂子陈丕霞，这个学校元老级的教师，这个只大袁敬华3岁漂亮文静又识大体的女性，心细又勤快，有很强的责任心和爱心，是属于那种做得多说得少的人。袁敬华告诉我，这些年来，学生在哪里，嫂子就住在哪里。当时学校规模小，没有专职生活老师，她自然而然地走马上任。孩子们把平时多带的钱都让她保管着。哪个孩子有病啦，该添加衣服啦，该买鞋袜啦，哪个女孩来例假啦，怎么伺候，都由她来悉心照料。刚建校时，她就睡在女生宿舍，近几年学校规模大了，有了专职生活老师，她也一直住在学生们的隔壁。
学生家长都称陈丕霞是学生的衣食父母。开始办学时学生少，哪个学生头疼感冒了，都是袁敬华和嫂子抱着去卫生室、卫生院；学生输液，她们俩至少有一人陪护。学生们都是失聪无语的孩子，一有病就更难带，有好多时候她和嫂子两人轮替着抱个通宵。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她的学校管理和社会事务也越来越多，学生的吃喝拉撒睡，大部分就由嫂子一人承担了。
陈丕霞说起这些很是自豪。好像所有来这里的学生都是她的孩子。因为照顾学生时间长了，学生家长一给她打电话，如果第一句没听出语音儿，第二句准能说出是哪个学生的妈，当然也有父亲、爷爷奶奶打电话来的。有好多家长不让孩子喊她老师，而是喊婶婶，喊姑姑，喊阿姨。陈丕霞说，这些年来，敬华带着大伙在特教这条道上闯，真是吃尽了苦头。她的要求很严格，标准也很高，我们只有紧跟。因为教育对象不同，特殊学校里学生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一块，这些孩子的自理能力不同于一般孩子，特别是刚来的新学生，智障学生，自闭症学生。脑瘫孩子情况特殊，大部分由家长陪护。
2014年4月28日，在夏津特教学校，就学生学校生活这个话题，陈丕霞、葛爱琴老师忙里偷闲，给我详细讲述了生活老师的一天。
早晨，6:30起床。生活老师把学生一一叫醒。大部分学生自己穿衣，洗脸，刷牙，自己做不了的，就由老师帮忙。一般情况，一个宿舍有10多个学生，大一些的学生自理能力强一些，能到十七八个人。7点钟餐厅开饭。生活老师把学生带进餐厅，坐好，先检查人数，然后给学生盛饭，同学生一起吃。吃完饭，老师把学生领到院子里玩一会，再送到教室，8点钟文化课老师来上课。这时生活老师回宿舍整理床铺，打扫卫生，拖地。说起叠被子，真是一人一个样，叠得千奇百怪。大一点的学生自己叠，但往往叠不好放不正，小一点的就由老师来做，然后重新规整。到9点钟，开始检查宿舍卫生，也就是说，宿舍卫生要在9点钟之前彻底搞完。
接下来，生活老师分成两班，一班给学生拆洗被褥，洗脏衣服，一班去教室给学生送水。此时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做完这些活，生活老师会有一小会时间放松一下。11点钟，食堂的饭菜就做好了。生活老师先吃饭，她们赶在11:40学生放学之前吃完，并把学生的饭筷摆好，再照顾他们吃饭。五一节以后有午休，这个时间没有。老师把学生送到宿舍，陪他们看会电视，去趟洗手间，到1:30之前把学生领到教室。接下来，她们又回宿舍打扫卫生，2：30之前检查完毕。然后又是给学生缝、补、洗衣服，收起晾晒的东西，给学生送水。
在村里办学时，生活老师还要在下午4点钟倒垃圾，现在不用了，有保洁公司来做。4:40生活老师吃饭，赶在5：10学生放学之前吃完，再照顾他们吃。吃完饭，陪着学生们在室外活动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回宿舍。大一些的学生开始做作业，到9：30分左右，洗脚，上床睡觉。在中间7点钟，老师给学生们分发零食，有四季水果，饼干，牛奶等。小一点的学生，吃完零食，看会电视，到8:30就洗漱休息。
这些活动，还要根据学生入学早晚、是什么类型的学生来做适当调整。
睡觉时，每个宿舍都有一名生活老师，一个老师连值一周。值夜班的老师，几乎整夜不睡。哪个学生习惯起夜，大约几点，都心中有数，到时候叫醒，也有不用老师叫自己醒来的。时间长了，就摸到每个学生的规律。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有学生拉、尿在床上的，老师就赶紧拆洗。年龄小一些的，刚来的，症状重一些的，就多准备些换洗的被褥。
从周一到周六，生活老师就这样一天天忙碌着，过得飞快。到了周末，就需格外用心。因为周六下午放学，附近的学生，家长有来接回家的，稍稍远一点的，也有两周三周接一次的。那些离家远要半年或一年回家一次的，就由生活老师另行安排活动。一般情况，周六下午由老师带着去商场超市买东西，买生活用品，零食。远处的学生，到了换季时，就由老师领着去买衣服鞋袜。周日，由老师带着做游戏，看电视，做作业。
陈丕霞说，生活老师对每个学生都了如指掌，对学生家里的情况也是。如果哪个学生病了，生活老师往往最先知道，该去门诊去门诊，该去医院去医院，该通知家长通知家长。刚来的学生，内衣内裤都是由生活老师帮着洗。这里，就是残疾孩子们的家；这里的生活老师，都是这些学生的衣食父母。
我几次到过学生们的宿舍，两间或三间明着的大房子，摆放合理的矮床，有的三张一组，有的两张一组，统一的床单被罩窗帘枕巾，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衣服收进衣橱，鞋子归到鞋架。宿舍里没有半点异味。怎么看怎么像个半军事化学校。我清楚，这功劳应该记在生活老师的身上。
目前，这个学校的专职生活老师就有32个。
几年来多次走进这所学校，除了这里的教学与康复训练有独到的魅力外，还有个突出感受就是这个学校很美很干净。整个校园整洁卫生，大气美丽，从室内到室外，从院子到走廊，从甬道到操场，从康复治疗室到宿舍，从食堂到厕所，可以说是明窗几净，一尘不染，没有死角。我的女儿在几年前就常说，将来考大学一定报考厦门大学，她是全国十大最美校园之一。我理解厦门大学的美，除了其建筑风格、整洁卫生以外，当然还有区位优势即宜人气候所带来的美化绿化吧。而夏津这所特殊的学校，她的整洁卫生，大气美丽，是我所见到的普通中小学校当中为数不多的一所，她有一种永恒的整洁和精细之美，甚至一些大学也不能与她相媲美。
走在夏津特教学校校园里，接触到的每一位老师，无论是任课老师、生活老师还是康复训练师，他们的脸上，都写满温柔和阳光；他们的言谈话语，都流淌着甜液和蜜汁；他们的心里，都镶着水晶和宝石，还有大爱和真爱。他们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他们胸怀博大，又事无巨细；他们是残疾孩子的老师，又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家庭医生，还是他们的人生向导。
无声的世界像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袁敬华和她的同事们，在隧道的另一端点燃一具火把，轻轻地、坚定地呼唤着：孩子们，请跟我来！你要说话，你想唱歌，那好吧，就让我的声音说出你的心声，让我的喉咙唱出你的歌！
“说话好！”
“说话好！”
夜深了，在宾馆里，我看着程露和李莹的日记本，脑子里却响着白天孩子们反复说的那句“说话好”。对眼前的日记没有着急打开，也不想匆匆把它读完，我怕这“着急”这“匆匆”，会影响我对这些重生后的凤凰的审美。我很珍惜这个审美的过程。
在一楼的一间教室里，学生们正在上语训课。我在一个角落悄悄坐了下来。之所以走进这间教室，是因为刚才在走廊里，我听见学生们跟着老师一边一边大声说着“说话好”！这句话从这些孩子们嘴里说出，让我心里一阵感动。
是啊，说话好！
一个生理正常的孩子，到了该说话的年龄都要说话，他或许没有体会到“说话好”的重要意义，因为说话是人的本能，就像人活着就要吃饭就要睡觉一样。待长大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需要“说”，日常工作和生活一刻也离不了“说”，国家大事同样需要“说”，在古代，称以说为职业的人为“说客”。对于这些有语言障碍的孩子来说，“说话”就成了他们、他们的家庭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范萌萌，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眉清目秀，一说话就胆怯，她的眼睛一旦碰触到你的目光，赶紧就低下头。副校长闫慧在课后告诉我，范萌萌是去年才来的一个聋哑儿，真可惜让她父母给耽误了。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她的父亲不愿让人知道有这么个女儿。
她是河北人，父亲是一个县里的水利局长。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把孩子安排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雇了保姆，几乎没有让她下过楼。邻居甚至亲戚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个女儿。说到这里，屋里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我们都不知接下去该说些什么。毕竟是父母亲啊！闫慧沉默后感慨道。他们在电视里看到聋哑儿康复的消息，看看身边一天大似一天的女儿，再也坐不住了。她的父亲先是一遍一遍地打听，后来又亲自来学校考察，到最后终于把孩子送来时，直说后悔给孩子治晚了。这是个重度耳聋患者，佩戴了助听器，三个多月就会叫“爸爸”了，只是含糊不清。记得一次在课堂上，我在黑板上写下“说话好”几个字，教给学生们说，他们就一遍一遍地说，说得很卖力，很动感情。特别是这个范萌萌，可能是说话太晚的缘故吧，特别愿意说这句话。上课说，见了老师说，来了客人说，见到她的父母亲也说。她一说我就想流泪。她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啊！
我想知道，范萌萌的父母亲在听到自己女儿开口说这句“说话好”时，该是怎样的心情？
来自安徽的程露，大气灵透，口齿清楚，你只要在他的视线之内，他的眼睛始终追随着你，脸上挂着自然的永远的笑。老师告诉我，他的哥哥程杰也在这个学校，都很优秀。白天，我翻看他的日记，工整的字体，准确的表述，让我满心欢喜。在此，摘几篇与大家分享。
程露的日记
2013年3月20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下午，刘老师让我们上手工课。我问刘老师说：“老师，学什么？”刘老师说：“叠菱角。”我说：“忘了。太麻烦了。”刘老师说：“再学一下，以后就不会忘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刘老师又说：“一会，还画米老鼠。”我高兴，说：“好。我要学。”刘老师强调说：“先叠菱角，然后再画画。”我说：“好。”我叠完了菱角，刘老师说：“再叠三个，以后就记住了。”我说：“哦，知道了老师。”
2013年3月21日 星期四 （阴）
今天上午第四节课，我们都打扫卫生了，郭老师给我们每个人都布置了任务，我的任务是刷杯子和擦镜子。我们觉得很简单，郭老师说：“要认真。”我们认真完成了，郭老师表扬了我们。
2013年3月26日 星期二 （晴）
今天中午，我们看电视剧《樱桃红》，我觉得《樱桃红》里的石头真的好可爱。我对李天佑说：“你说谁可爱？”李天佑想了想，说：“是石头。”我笑着说：“对啊！”李天佑也哈哈大笑。我问李天佑：“谁不好？”他想了想说：“是燕子不好。”我说：“不对。是爷爷怪小石头和燕子，是爷爷不好。”李天佑说：“哦。”我说：“笨蛋”。说完上课铃响了，我看见新同学还在一边笑。
… …
这是一个三年级聋哑学生的日记。他的班主任郭翠红老师告诉我，程露来时是重度聋儿，但很聪明，来得早，练习刻苦，康复得也好，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
合上日记本我在想，小小的程露，真不简单。在这个特殊的学校，经过几年的打造和锤炼，凭他的悟性和好学，将来走向社会，一定是干什么像什么，绝不会掉队的。袁敬华严格管理创新工作，兢兢业业，所要的结果不就是这个吗？祝福程露！
李莹，2007年四岁多来到袁敬华的语训学校，到2013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来了整整六年。她，也是袁敬华向我详细讲述的她的第一个学生。当我坐到教室里李莹的对面，看着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时，我就深深喜欢上了她。我们之间的交流是那么顺畅。我惊奇这个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我甚至觉得她是个语言天才。她告诉我，她的老家是山西忻州。她有哥哥姐姐，哥哥考了研究生，姐姐今年考大学。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非常疼爱她。她喜欢这个学校，也喜欢袁妈妈。她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能认识很多字，她坚持写日记已有两年多……
手捧这本从李莹手里借来的日记本，像捧着一个宝盒子。我知道，这本前不久春节回家所写的日记，记录了她整个假期的所见所思所感所为，能让我从多个层面了解这个不幸又幸运的孩子，了解她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了解她的情感世界，了解她的向往与追求，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不幸的群体，来帮助关爱这群不幸的孩子，让更多不幸的孩子得到新生。在这里，摘几篇李莹的日记，与大家一起分享。
李莹的日记
2013年2月9日 周六 晴
今天是新年，中午，家里来了很多叔叔、伯伯、婶婶、（，）妈妈忙着做饭，（。）饭熟了，把桌子放好，叔叔、伯伯（、）还有婶婶和一个姐姐坐到桌子上吃饭，我和哥哥、姐姐坐不下了，端着碗吃了中午饭，（。）吃完饭，叔叔伯伯们喝茶，白三伯伯给了我三百元钱，我说：“白三伯伯过年好，（！）”我害羞的（地）跑到了里边。到了下午，爸爸挂着（上）了灯笼，垒好了旺火，我洗了头发，吃了饭，（就）看春节联欢晚会了。
2013年2月10日 周日 晴
今天是大年初一，姐姐叫我快点起床，我起来了，（。）看见旺火点着了，妈妈、哥哥、姐姐包饺子，爸爸炒菜，（。）过了一会，菜炒好了，饺子也煮熟了，我们吃了早饭，（。）哥哥、姐姐要去拜年了，我不想去，妈妈说（不去）不对，今天是个走亲戚的日子，（。）我听了，穿上新衣服，跟着哥哥、姐姐给大姑姑、二姑姑、伯伯、姥姥去拜年了。
2013年2月28日 周四 晴
昨天，妈妈对我说，过几天你就要回山东夏津去上学（了），（。）（我说：“）我不去学校了，（我）在家陪你，（。）”说完我哭了，妈妈也哭了，说：“小孩子就的（得）上学，上学会学好多东西，长大了就不用上学了，你看妈妈小的时候上学，现在长大了就不上学了，在家干活，（。）开学爸爸给你交画画的学费，你就可以边学习边学画画，长大了当画家，（。）”我说知道了，（我）要做一个懂事的孩子，爱学习的孩子，有理想的孩子。
2013年3月1日 周五 晴
今天中午，我吃了米饭、鸡块、地瓜，还有花生米，吃了很多，（。）吃完了，（就）和妈妈看电视，（。）我问妈妈，你的幸福是什么，妈妈说：“一家人和和美美，（你们）兄妹们不要吵架，身体健健康康，哥哥考上研究生，姐姐考上大学，你好好学习，学画画，长大了当画家，这样我就幸福了，（。”）我说：“我知道了，妈妈，我要好好学习，好好画画，（。）”妈妈说：“莹莹是乖孩子，咱俩玩会东西（游戏？），好吗，（？）”我说：“行，妈妈，（我）写完了日记就玩，（。）”
2013年3月4日 周一 晴
今天我和爸爸去祥祥伯伯家，因为他的儿子明天结婚，（。）去了，人很多很多，有洗菜的，有洗鱼的，有洗碗的，有搭彩门的，很热闹，（。）吃完中午饭，我想回家，邻居永康伯伯送（我）回家了，（。）我看电视，妈妈让我洗头发，洗完了，穿好衣服跟妈妈，还有大大（又）去祥祥伯伯家，（。）人比上午还多，有二（两）班音乐队，彩门搭了六个，二（两）班轮流表演，一直到八点，（。）开始吃晚饭了，有很多菜，我吃的（得）很香，吃完了。（，）爸爸送我和妈妈回家，爸爸又去祥祥伯伯家帮忙了。
2013年3月5日 周二 晴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因为祥祥伯伯的儿子五峰哥哥要结婚了，（。）我和妈妈、陕二哥哥、嫂嫂坐上车去了祥祥伯伯家，（。）炮正响着，我们不能下车，等炮响完了，我们下车了，（。）去了院里，看见院里铺着白色的地毯，婚礼主持人正忙着布置。过了一会儿，新郎、新娘手挽手走上了结婚的礼堂，新郎、新娘互换了结婚戒指，（。）婚礼进行了很大（长）时间，到了中午12点半，开始吃饭了，新郎、新娘给亲朋好友敬酒。吃完饭，我和妈妈去张红超市买了牙膏、牙刷还有饼干，我们回家了。
… …
在台灯下，我静静地读着这本日记，心里又敞亮又激动。透过这一篇篇“一逗到底”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李莹那颗灵透的心和光明的未来。字迹清秀整齐，时常出现错别字，更有点错用错了的标点符号，但在我，丝毫不影响阅读的快感和审美享受。她毕竟才10岁，又是个重度耳聋患者。我惊叹她敏锐的观察力和得体的表述。我以为她是编导了一场画面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别具高原特色的电影——温馨的场景，幸福和谐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生动红火的过节、串亲、婚庆场面，独具特色的习俗和方言……李莹的日记，一下子把我从山东黄河故道平原，带到五台山下具有黄土高原风情的山西忻州。把自己放在家乡春节那个热闹喜庆的场景里，新生后的李莹变得立体丰富起来。以上摘登的几篇日记，是我于那日晚认真抄写在采访本上的。第二天，我还是请学校的老师帮我复印了她的整本日记。
白天在学校办公室里，李莹的任课老师霍凤、郭翠红，说起李莹似乎都有满筐满车的话。说李莹来时个性强，脾气大，教她听力和语言训练都不配合。仅“爸爸”一词，她用了一学期才学会，可接下来“妈妈”用了一周就会说了。开始，李莹就是不开口，一让她说就烦。一般的学生跟老师起码有个对视，但是她没有。后来是哭着说出来的“爸爸”。
霍凤告诉我，不管学生的思维有多活跃，一天半天当中，总有一段时间的注意力相对集中，哪怕是几分钟，老师就得紧紧抓住。经过一学期的艰难训练，李莹这头小狮子终于上了道。上了道的李莹，很快就显示出种种天赋。她不但敏锐，表达能力强，组织语言的能力也很好，是个善于观察感情细腻的孩子。“驯服”了的李莹好可爱，她能主动学习，主动提问题，主动做值日了。
她们讲了一件事。有一天，本该是郭翠红的课，因为丢了身份证需要去公安局，就与霍凤换了课。霍凤一走进教室，李莹马上就问：“霍老师，郭老师干什么去了？”霍凤说：“郭老师的身份证丢了，她去了公安局。”李莹听后一愣，马上紧张不安起来：“郭老师去公安局干什么啊？”借此机会，霍凤从口袋里拿出身份证教学生们，于是他们认识并会说了身份证。李莹又问：“老师，我怎么没有身份证啊？”“十六岁以后就会有的。”“你的爸爸妈妈有吗？”“有。”“这就对了。成人都要有身份证。读书、工作、出差、办证都离不开它。”
2014年夏天，在夏津特教学校再次见到李莹，活泼的她又长高了一大截。不等我打招呼，微笑着主动向我问好。我们像老熟人似的交谈。她告诉我，哥哥考上了研究生，姐姐考上了大学，都在北京。她的字更加工整，数学作业本上都是红色的对号。我关心着她的日记，她微笑着向我伸出三根手指，我明白，从去年到现在，她又记了三本日记。
李莹，多可爱的孩子！在你的面前，不可避免的有风雨、坎坷、空旷和冷漠，更多的则是热闹、红火和五彩缤纷。你把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通过你智慧的大脑和灵秀的手说出来写出来，让你的亲人和众多的人与你分享，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李莹真棒！祝福李莹！你的明天会更加灿烂！
张笑笑，那个当年由妈妈领着提着鞋在泥泞里跋涉的小女孩，现在是日照住建局一名具有绘图特长的工作人员。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里，我来到日照张笑笑妈妈王韦敏的家。这个家依然豪华气派，这个家更加温馨和美。大方时尚肤色姣好的王韦敏，幸福地给我介绍着张笑笑的过去和现在——
笑笑7岁时去的袁老师学校，听力算是重度损伤。两年多的学校生活，笑笑基本的语言交流都可以了，敬华老师说可以回家随正常班级就读了，我和她爸爸高兴得想给老师下跪。可笑笑说啥也不回家，非要在学校继续学习。你是不知道啊，每当回家来过假期，她说啥也不睡席梦思床，非要睡老师家的大炕。我就给袁老师打电话，说孩子在家里尽找茬儿，可咋办呢？她在屋里屋外的墙上到处写，“袁妈妈，我想你了。”“宁宁，我想你了，你也想我吗？”“奶奶，妈妈包饺子，我想让奶奶吃饺子。”……还差着几天开学，就哭着闹着要回学校。没有办法，袁老师真又留她在学校多待了一年。当时能认识、会说、会写2000多个汉字，能背诵30多首古诗词。回到家插的四年级，中学毕业后考的职业学院。对象是大学毕业考的公务员，也在住建局。你问他们的孩子啊，是个男孩，一岁多了，叫龙龙。王韦敏拿过照片，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集中了父母亲的优点，一双葡萄似的大眼睛动人极了。
来了，来了。笑笑两口知道袁敬华和我要来，下班后从婆婆家接上龙龙就赶了过来。如我所知所料，张笑笑获得新生后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笑笑对我说袁妈妈非常疼她。两人睡一张床时，自己有时尿炕，袁妈妈就睡湿的地方，把她抱到干处，第二天袁妈妈的内衣都是湿的。还有，她每晚睡觉时都是抓住袁妈妈的手。说话间笑笑始终抱住袁敬华的肩膀，说到此一下子偎到她的怀里。看得我两眼只发涩。心想，袁敬华的学生对亲情的感受能力和丰富的联想力可谓强大，他们称她为“袁妈妈”， 真是又亲切又贴切。
没有见到笑笑的父亲，王韦敏说他还做着生意，出差在外。我开了句玩笑：听说笑笑爸爸当年要拼命挣钱，带笑笑去国外治疗，那个想法也仅仅是个想法了，早已用不着去兑现了对吗？
在闫玉莲老人屋里，说起女儿办学的不易，这位近七旬的妈妈，一会哈哈笑一会抹眼泪，往事像滚滚洪流，随着记忆闸门的打开，潮水般汹涌而来。过来的20多年中，老人在女儿身后默默支撑着，蒸馒头做饭，洗尿布拆洗棉衣棉被，为南方来的孩子做棉衣，为大部分的孩子做棉鞋。一天蒸50斤面的馒头，一直坚持了七八年，把手腕、胳膊和腰都累伤。当年有记者来采访，一说让她讲几句，老人家就哭得像李三娘，说闭着眼都能把那些事说出来。说起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就掰着手指像说自己的孙女袁宁宁——
那个叫刘浩然的孩子，是承德来的。八九岁了不会说话，可他不聋，只是舌头短，伸不出来。敬华把白糖抹在他嘴边上，叫他去舔，练了一个月，孩子的舌头灵活了，叫“妈妈”叫得可清楚。后来，敬华用这个法去教那些孩子，说是叫“舌操”。浩然在这里待了5年，什么话也会说，又懂事又有眼劲。办家庭学校时，一下课孩子们就在院子里撒欢，敬华她爸病着时就烦，怕吵。浩然每天下了课就主动站在线上，不让同学过线和大声吵吵。敬华输液，浩然就不去上课，说是守着老师，怕老师疼。这个孩子回家后干批发生意，时不时就给敬华打电话报喜。
吴桥一个叫天红的孩子，在三屯上学时住在敬华叔叔家。来时又聋又哑还近视眼，后来回老家上小学，初中毕业回家种地，娶了个不聋不哑的女孩。就在前几天，他娘带着天红和媳妇还有4岁的孙子来看我，亲得不行。我炒了几个菜买了几个熟菜留他们吃饭。听说敬华她爸不在了，天红娘哭起来：“也不知大叔不在了，当初要是知道，一定来给他磕头，送他一程。你们一家的大恩我到死也报不了啊！”还有张笑笑、付媛媛的爸妈，当时知道了老头子的事，来了跪下大哭，花圈上写的是“恩叔”。让敬华牵肠挂肚的陈海彬、陈海霞，在学校待了6年。这俩孩子又聪明又会过日子。海彬的对象是当地人，在东北长大，爸爸死后跟娘回的夏津老家。他们结婚后生了个女孩，好着呢，包种了16亩棉花。海霞大一岁，娶到杨庄，就是当时男孩家贫寒点，人好，生了个胖小子，今年9岁了，眼下过得可好。
那个张敏敏，是河北故城的，在学校待了四五年，当初也是帮她找房借宿。她跟一个叫王跃震的同学自由恋爱结婚，两人在县城的电子厂打工，一个月挣两三千，生了个虎虎实实的胖小子，满喜人的，常过来玩。
田庄的田壮壮，长得可真壮实，又俊。8岁来的学校，不到一年就能说完整的话。待了5年，回去进了普通学校念书。高中毕业他爸给出本钱在淄博干批发土特产的生意，娶的俺三屯村一个正常女孩当媳妇，生了一男一女，都健康，又灵透，他爹娘帮着照顾孩子。早买上了大汽车，小汽车。
听着一个个童话般的故事，心里像撑起一把湖蓝色的巨伞，真敞亮真痛快！时光交错，我幼年时的邻居哑巴大爷爷的影子不时地在眼前晃荡。想起他老人家我的眼睛就发热。那个有着满脸麻子也有着满身活力的老人，那么勤劳耿直，敦厚善良，整天把笑挂在脸上，伊伊哇哇说个不停。我和妹妹不但不怕他还对他满是依恋。他经常从地里逮来蚂蚱、蝈蝈、鹌鹑，挖来蛹子、知了猴送我们，还送他最喜爱的毛主席像章。可每当奶奶要塞给他点好吃的东西他总是咿咿呀呀远远地逃掉。他的兄弟、侄女对他搡言大语，吼来喝去，像训一只老狗。想起这些就心疼。我遗憾老人家没有赶上好时代，也没有遇到好人。
说话好!
人所处的环境所具备的条件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有的孩子要考一所好大学，有的要找一份体面工作，有的将来要做个富翁或者是嫁个富翁，有的将来要当官。“好好说话”，则成了来这里的所有聋哑儿的向往与追求。而袁敬华和她的同事们，正是为了圆他们的梦多年来一直默默付出着。每次去夏津特教学校，特殊的场景和氛围，都使我对这句话增添新的注解。即便是离开那个环境，一想起这些孩子，想起在这个学校的点点滴滴，“说话好”三个字总像火花一样迸出脑海，那么朴实、具体，那么温暖、温馨，那么激动人心，还闪着五彩斑斓的光。
“娘花”
那一年夏天，张笑笑付媛媛在袁敬华家安顿下后，一家人把她俩当自家人看待，同吃同住，手把手地教。张笑笑付媛媛与袁敬华的侄女袁宁宁年龄挨间儿。晚上睡觉，笑笑媛媛在闫玉莲的两侧，宁宁就去挨着爷爷睡。平时是袁敬华和嫂子在教室里教，吃饭时闫玉莲老人又接过教棒，一手拿一个馒头，启发两个孩子把它说出来。开始急得俩人直掉眼泪，摔过馒头也扔过筷子，经过反复训练，一天，终于把“难以启齿”又天天见面的“馒头”给说了出来，一家人喜得掉眼泪。此时的老人家，似乎才真正理解了曾让她伤透脑筋的一根筋的贫妮子。
病情好一天歹一天的敬华父亲，一看到这些孩子，特别是一听到他们“爷爷”“奶奶”叫个不停，整个人就安静下来，其实是他的心安静了。这位年纪不大却病魔缠身的老人，近几年似乎只有在盖房搭屋、修修补补、叮叮当当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时，心里才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袁敬华的哥哥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地里的棉花小麦，学校里的购物基建他一人统统包揽。
付媛媛在学校待了两年多，康复效果很好，可以到普通学校跟班就读了。按说这是好事，可真要走时，一家人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难舍难离。袁敬华一个人跑到村东头的沙丘上，偷偷哭了好几回。媛媛的书法不错，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职业学院，后来在一家培训机构教书法，对象也是大学生，也有了自己可爱的女儿。
这个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在为一个共同目标——聋哑孩子的学习康复忙碌着，继而组成了一个特殊家庭。当初在村里办学时，邻居看到从不误农时的一家人，如今总是匆匆忙忙，对农事显得力不从心，都不理解。闫玉莲老人抽空去地里拾棉花，地邻张婶就开她的玩笑：你真贫，一个孩子交20斤麦子，就让你忙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脚不沾地，连地里的活也不顾了。我一个月给你40斤麦子，你天天管我吃干不干？老人家听了只能笑笑：孩子愿意做，我不帮她谁来帮呢？
一到放假家长来接孩子，袁敬华就不厌其烦地一一向他们讲着每个孩子的特点，孩子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每天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哪个孩子已经不尿床了，哪个孩子已改掉了坏脾气，哪个孩子家长还要注意些什么，分明都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来接总有些不放心。而好多孩子见到爸妈来接，打着坠轱辘就是不愿走，直往袁妈妈的怀里钻。
灿烂阳光下，盛开的并不都是鲜花，就像同一个父母生养的孩子，有的健全健康，有的就有缺陷一样。干好事，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与赞同。袁敬华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妮，她所从事的，当初在众人眼里是件劳而无功，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事，可想而知，她面对的将会是些什么——
那是1999年，刚搬进新盖的学校不久，村小学要召开运动会，袁敬华兴冲冲找到校长办公室，说也想让她的学生参加。不想那位平时和蔼的校长，一下子变得让她都认不出了：我们举办的是小学生运动会不是残疾人运动会，你让这些孩子掺合进来，不让人当耍猴的看吗？袁敬华一听急了：校长，他们是人不是猴！让他们参与，是想活跃他们的课外生活，增强他们学习康复的信心，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行”。即便是那样，你就让他们也耍一次吧？！如果取上名次，我们不要奖品，回去我们自己给他发。一向好面子的袁敬华在这件事上较上了劲。她终于说服了校长。
那一天，袁敬华带着学生，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去看比赛，给参赛学生加油鼓劲。孩子们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集体活动，那个高兴啊，真像过年过节一样。结果，他们派出的学生张宾，在800米赛跑中得了第一名，还有两个学生也取得了别的项目第二、第三名的好成绩。这一下，语训学校的孩子们沸腾了。张敏敏带头欢呼跳跃:我们不差，我们不差！
是的，我们不差！
第二天，袁敬华偷偷买来笔记本和奖状，盖上红章，郑重其事地集合起学生，让获奖同学上台领奖。这支近百人的学生队伍，狂欢着，雀跃着，整个校园上空都弥漫着欢乐喜庆的因子，像是自己又开了一次运动会。
还有一件事让袁敬华觉得心潮难平。一次她带着学生和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参加县里一台晚会。一曲《采蘑菇的小姑娘》舞蹈，博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结束时领导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有工作人员则把残疾表演者一个劲地往后面推。11岁的刘亚楠瞪起眼睛当仁不让：别推我，我们都是一样的。站在舞台边上的袁敬华看到这一幕，又是心酸又是自豪，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
“我们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像被磁石吸牢，多少年来一直紧贴在袁敬华的心坎上。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新学校得到很快发展。刚搬进新校时一共才有45名学生，3名老师。到第二年发展到90多人，7名老师。袁敬华这个有着高远眼光的年轻人，站在三屯村却看到了学校的未来，不久就开始了迁校计划。因为从利于学生成长和方便办学的一系列因素看，学校应该建在县城。
很多慕名带着孩子来求学的家长，看到学校偏僻，条件艰苦，摇摇头遗憾着又回去了。特别是那些从城市来的，下了车，行李箱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跳舞，发出咕噜咕噜的怪声音，料想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一个家长，给孩子带来三双袜子，年底接孩子回家时见还剩两双，就再三追问那一双的去向，并告诉老师说，以后孩子穿烂了的衣服袜子别扔，得让她看到。有的家长要求老师每天给孩子洗屁股。冬天教室宿舍都是点蜂窝煤炉子，特别是宿舍里，每到晚上，老师们照看着烧几块煤球把温度提上来，然后就把煤球夹出，怕学生中煤气，也怕夜里失火。家长来学校看孩子，回去时，都是敬华母亲大清早跑到村外公路上帮他们去拦车，有一次还崴折了脚踝… …
一些人却看不到这些，他们看到的，是袁敬华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收费也越来越多；知名度高了，社会援助也越来越多。有这么多钱留着干什么？一些人开始动心了。
有人打着资助贫困家庭、贫困学生的旗号来学校拉赞助；有人打着建设家乡的旗号把袁敬华与企业家们划等号；甚至有说不出口的摊派时不时地“摊派”到她的头上… …
早在办学初期，民政助理给袁敬华发工资时就带出了话外音：你袁敬华现在发达了，还在乎这点小钱吗？大概是领了三次以后，袁敬华就再没有领取那份工资。
有人动员袁敬华把学校搬到乡卫生院去，说是宽敞方便，实际上是看中了那两个老师转正的名额，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费。有人曾经当着袁敬华的面算了一笔账，当时乡干部只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如果把学校搬到乡驻地来，生源定会大大增加，用那些学费就可以把乡干部拉下的工资给补齐。
这些先天或者是后天失聪的孩子们，都有一颗敏感的心。本来，在发现自己与周围其他孩子不一样时，他们是郁闷的痛苦的。那种痛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加深加重。处在这痛苦深渊里的孩子，最最需要的是能融化坚冰的温暖，能驱走黑暗的阳光，能打破沉寂的歌声，能装点荒原的鲜花，能鼓舞前进的掌声，能助推过坎爬坡的力。然而，这些孩子们得到的，有阳光、怜悯和爱，同时也有苦涩、冷漠和拒绝。孩子们得不到他想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那颗原本天真活泼的心就会渐渐变冷变形。有报道称，前几年南方一著名城市的一所小学，家长们一起起来反对班上几个患自闭症的学生，要求他们离开学校，怕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袁敬华不但是孩子们的袁妈妈，好老师，好朋友，还渐渐成了熟练称职的电工、木匠、泥瓦匠、和事佬和外交官。
唐庆生，来自河北张家口，是个重度聋哑儿，长得浓眉大眼，虎虎生威。由于家庭条件差，来这个学校时已经10岁多。有一次，袁敬华叫他坐过来摸着她的脖子练发音，他竟出其不意地用双手掐她。别人上课认真听认真练，他坐在小板凳上扭过来扭过去，像屁股底下按了弹簧，一下课就不见了人影。今天，教室的拉灯绳突然不见了，袁敬华搬来梯子重新接上；第二天，教室的门锁又塞了东西，她又找来改锥修好。过了几天，邻居张婶黑着脸急急火火找来，说她家的猫被人打折了一条腿，用绳子绑了扔到鸡窝上；家里那几只下蛋的鸡惊得几天都没敢进家，一趴到窝里想下蛋，就有孩子拿了棍捅它……
静静观察，默默关注，袁敬华很快发现，这些活都是唐庆生干的。其实，在庆生来校之前，她已经发现有几个孩子心理或轻或重变得不那么健康了。院子里的水桶，无缘无故就漏了底；结结实实的小板凳，一下子就劈成两半；南院潘嫂子家油着红漆的大门，有好几次被人泼抹了大粪……
面对这些特殊孩子，面对办学过程出现的沟沟坎坎，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世俗的压力，袁敬华一度产生过动摇。记得在办学最困难最需要资金时，她想到远在烟台的小姨。求助电话打过去，那头传来小姨坦白直率的声音：小妮啊，你这么贫这么不听话，小姨就是有钱也不让你往黑灯影里填，你贫姨可不贫。接下来又郑重其事地劝她，现在想来也不晚，来了就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了。袁敬华听了这些话，心里像长满了杂草。当然，她没有去烟台。
如果说小姨的扯后腿，袁敬华还能比较清醒抵制的话，那么另一种诱惑就更像是诱惑了。这个“坎”到底跨还是不跨？对袁敬华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是一次大的检验和考验。
那是张笑笑来家后的第二年，她的父母看到三屯村办学条件差，来看孩子路途又远，就突发奇想要把袁敬华请到家里去教。放暑假了，笑笑父母来接孩子回家，执意也把袁敬华接去日照玩几天，张笑笑乐得跟老师在一起，就推波助澜。早就料想到他们家境富裕，一进门袁敬华还是愣住了：一溜八间的宽敞新瓦房，院内停着70万的“林肯”轿车（说是顶账来的），室内瓷砖镶地，大彩电新冰箱，真皮沙发席梦思床，卡拉OK高档音响，装修漂亮的餐厅，家里来客从饭店叫菜。农村出来的袁敬华可真是开了眼界，就是在老家县城，也没见过几户这样气派的人家啊。主人把真实想法透露后，袁敬华再次惊诧：做笑笑的家庭老师，管吃管穿管住，一年工资3万，还许诺几年后在城里给找份好工作。
为了让袁敬华安心，笑笑母亲还把笑笑表姐接来陪她。每天除了教笑笑，就是逛街购物，去海边游玩。她真正体验了神仙生活。工资3万元？这个数字常在袁敬华大脑里晃，震惊之余她默默算了一笔账:当时每个孩子的学费是一年60元；她家里的棉花小麦年收入统共不过2000元。还有，父亲治病真的很需要钱。
人啊，都有对美好生活向往与追求的愿望和权力，何况是个正在做梦年龄的青春少女。在张家待了一个月，袁敬华跟自己斗争了一个月，是去？是留？两个袁敬华一会这个占上风，一会那个占上风。留下来教笑笑，既单纯收入又高，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大好事；将来能在美丽的日照找个工作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有时，她恍惚着好像自己已经成了海边城市人。可又返回来考虑，当初办学是自己选择的，说散就散算个什么事呢？我留下来，那些孩子怎么办？我没考上大学是不幸的，可与那些失聪无语的孩子比不知幸运多少倍。眼看要开学了，她的心也随着平复下来：我离不开那些孩子们。当主意拿定后，她怕自己再动摇再反悔，带着笑笑、媛媛提前几天就回到夏津。她要用全新的姿态饱满的精神，去迎接她的老学生新学生。为了自己选中的这份事业，她要永不停歇地走下去，不管前面遇到什么，也不管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在农村，盖房搭屋是人生大事。老人们讲，人一辈子盖一回房就算经历了大事，有不少人，上有老人操心，下有晚辈争气，或许一辈子都摊不上一回哩。而袁敬华一个农村女孩子，在刚刚盖起一座学校（相当于农家的几幢房？）三四年的时间里，又筹划一个更大的建房计划——把学校迁到县城去。
建房对于袁敬华来说，不亚于一次孕育一次分娩。孕育、分娩的艰难困苦自不必说，分娩的余痛还没有消失，紧接着又要孕育第二个生命。莫非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个女孩子是贫？是傻？是疯？是不知天高地厚？
坐在我面前的袁敬华，谈起迁校初衷满怀深情地说，建一所学校就像垒砌一座塔，没有钱和材料是不行的；有足够的钱和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要有真情与爱心，这里面真的有个信念在支撑着。迁校的原因有千千万，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为了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
短短的人生经历让我参悟了它的真谛——环境造就人。既然命运把我和残疾孩子联在了一起，我就想方设法让他们跟普通孩子一样学习和生活，享有做人的同等权利和尊严，同享社会发展的先进成果。在北京在上海，我见到了语训学校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教室和宿舍，一流的活动场地，一流的康复娱乐设施。每一次的参观学习培训，对我都是一次大的触动。我曾默默立下誓言：我要建一所最大最好的学校，让所有想来这里的残疾孩子都进得来，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得到最好的康复治疗。我心目中那个“最大最好”，不敢夸口是全国之最，但起码要过我自己这一关，让我觉得能对得起所有来这里上学的孩子们。
我不想让那些远道而来的学生和家长，再因环境不好皱眉叹气；不想让来此上学的孩子们，几年后离开这里时，只会玩拔河、黄鼬拉鸡的游戏；我要把这些孩子的人生短板补齐，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至少学会一门技艺，放飞他们的心灵，开阔他们的眼界，给他们注入更多的文化因子，给他们一个偌大而丰富的世界……
人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说盖房子吧，你有了盖房的计划，完美的设计，这是前提，关键是你还要有钢筋、水泥、沙子、石灰、门窗和玻璃，你还要有地基。而这些都不是凭空想一想就能得到的。
迁校这件事，在家庭又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小震动。好在是，这时的袁敬华已经结婚，有了一个能与她共同担担子的另一半，有了一个理解她支持她，并带领她闯关过坎的老婆婆。
先说申请地基。申请地基的报告递到有关部门，很快，各种舆论纷纷出笼。有人说，袁敬华建聋哑学校，办的是社会事业，该支持；有人说，她办社会事业，一不定非要进城，县城的地可是寸土寸金哪，放一个项目，几年后就是县里的一个钱袋子，建一所聋哑学校，能给县里带来什么效益？
这些话，都是袁敬华道听途说来的，她不甘心，她想亲自听听县里主要领导的意见。她和爱人拿着申请报告去找书记，办公室的人告诉说书记出差了；去找县长，说县长开会去了。他们不能天天就盯着这一件事不干别的啊，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等下一次来到县里，又说书记去开会了，县长去出差了。急得袁敬华起了满嘴燎泡，嗓子沙哑得说不出话。后来有人给她指点迷津，让她去宿舍找领导。他们打听到领导的宿舍和车牌号，就真的到领导家属院门口去“蹲守”了。
一天，他们终于看到领导的车子开进院子，立马瞪大眼睛，做好“觐见”、“上表”的准备。见领导走出楼道，赶紧走过去，还没蹭到车前，领导已经上了车。还是秘书眼尖，跟领导说了句什么，领导又从车里走出，接过他们的“奏折”。领导和蔼的语气和认真的态度，让这对年轻人悬了多日的心又重新放回肚里。他们受宠若惊，满含感激之情。很快，他们从县政府拿到了领导的批复，在县城黄金地段给批了10亩地，地价是2.5万元一亩。
袁敬华说，当他们两人拿到批复后，真想去给领导磕个响头。
地基有了，还要有“料”啊。
他们倾起大家庭所有，凑了四万五，而仅地皮钱就需要25万。其余的全靠借了。袁敬华再次想到烟台的小姨。小姨在电话里对她又一阵数落，最后答应借给5000元。他们俩人提上啤酒去爱人在信用社上班的姑姑家，姑姑很热情，给他们指了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去银行贷款。去银行贷款真是个好办法，关键是得需要抵押，他们没有可抵押的东西，这话就等于是白说。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这时，爱人那70多岁的奶奶亲自出马了。老婆婆很认真很有底气地说，敬华干的是大事，是正经事，不帮她帮谁啊？留着钱不花招老鼠咬啊？老人家在心里粗略一合计，报出大串名单，然后领着袁敬华到本家、亲戚、老街坊、朋友家，一家一家上门去拜，一手交钱，一手打借条，干净利索。她们的真诚终于打动了所到的每一户，很快凑足了地基钱。
袁敬华自豪地说，我们家佘太君一出马，事情就变得这么简单，以后便是开工大吉。至于盖房的材料，统统先赊欠着。县里帮助卖掉村外的学校，得了8.9万；学校盖到一半，市教育局的领导帮助筹了10多万；还有省慈善机构、县里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听到这里我笑了。真是家和万事兴！一点都不假。感情是孙子给奶奶娶了个如意的孙媳妇。这不，关键时刻就看出远近亲疏来了。这是后话。
这是2001年。当时袁敬华已经怀孕。工地一开工，她就学校工地两头跑开了。三屯的学校要保证正常运转；县城的工地上，今天需要这材料，明天需要那材料；今天协调这里，明天照应那里，袁敬华都要到场，都得表态，真是一根肠子八下里挂。为了省钱，袁敬华向监理请教，抱着书本开夜车，亲自当监工。她说，别看我袁敬华现在没有钱，但我一定要盖功能、质量一流的学校。因为这是盖的学校，而不是别的！她特别强调了“学校”两个字。
在跑手续、建校的一年多当中，袁敬华从三屯到县城，骑着摩托车高频率地奔跑在这条公路上，月亮和星星都认识了她，像关照老朋友一样关照着她。下雨下雪天，刮风雾霾天，清晨和傍晚，都能看到她奔波的身影。没有人能够代替她。一次农民浇地在公路上埋了根很粗的管子，天黑人稀，求助无望，她只好抬起沉重的摩托车艰难跨过，险些流产。
敬华的母亲讲起这一段时，心疼得直掉眼泪。老人家说，敬华生下孩子28天就上工地了。俗话说坐月子，养满月，你怎么着也得等出了满月吧？可敬华说，娘，实在是等不了啦，身体养好养不好也不在乎这三两天，你放心吧，我没事。她去了工地后就给孩子断了奶，天天晚上不到12点回不了家，后来孩子都把她当成了野人。教学楼盖好了还没有干，敬华就带着孩子住了进去。她说有她在场，装修就不敢稀里糊涂，干得也快。一个女孩子家，要是受了潮落下一身病可咋办哩？这就是俺的贫妮子。
埃菲尔铁塔、金字塔，还有矗立在地球上有名的这塔那塔，都雄伟，都壮观，是因为它们的造型和工艺给人们带来了美的视觉冲击和享受。袁敬华和她的家人她的同事们，为来这里的特殊孩子们垒砌的爱心之塔，则是无形的“铁塔”和“金塔”。虽然无塔的形状，但同样雄伟，同样壮观。因为他们是用爱心和恒心，用默默付出和无私奉献来严丝合缝、强基固体的。在这座塔的塔顶，托起的是众多特殊孩子的梦想，这众多的梦想，在太阳光的映射下，熠熠发光，耀眼夺目，而他们和他们的付出却在塔的底层，是根基。
袁敬华告诉我，棉花是夏津人喜欢种植的农作物，可这里的百姓叫棉花为“娘花”，一听名字就亲切就暖和。
那是2013年秋天的一天，正是棉花收获的季节，我与袁敬华漫步在夏津县城通往三屯村的公路上。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以前的碧绿油绿，正渐渐被暖色调的褐黄赭黄所代替。放眼望去，那褐黄赭黄的底色里托举着白花花一片，像一床硕大棉被一直铺展到天的尽头，看得我竟有些感动。顾名思义，叫“娘花”的花一定是纯洁的美丽的，温暖的敦厚的，那里面不仅有暖暖的柔柔的太阳的味道，还有甜甜的香香的“娘”的味道——给予孩子无限的温暖与呵护。我惊诧于当地百姓的创造力和表达的能力。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棉花富裕了夏津人的生活，也丰厚了夏津人的情感与胸怀，使这里的人们多了些温暖的思绪，多了些社会的担当，多了些母亲的担当。学生们叫敬爱的袁老师为“袁妈妈”。“袁妈妈”——“娘花”，在我心里不知不觉就把她们混为一体。我则过身来仔细端详着袁敬华，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站在棉花地里的她，一脸的纯洁，一脸的阳光，一脸的温暖，可不就是一朵温暖无比的“娘花”！
“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为你开启一扇窗”
王圣杰清楚地记起，2006年10月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同学为刘长林庆贺生日。刘长林在县教育局工作，王圣杰当时在一个中学任校长。蛋糕盒上的红丝带蝴蝶结已打开，陈年老酒已开瓶，满桌的佳肴热气腾腾在召唤人们举筷投箸，偏偏寿星联系不上。眼看着桌上热气渐渐散尽，同学们牢骚话扔了一满桌，王圣杰不得已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这时刘长林匆匆闯进来，不等同学开口问罪先宣布一个意外消息，说袁敬华学校死了人，是个智障女孩，家长从安徽赶来，不依不饶要求经济赔偿，他跟负责人赶去现场处理，总算理出了眉目。
王圣杰心里一惊，面对饕餮盛宴打算大干一场的兴致顿时全无。他知道，这些年袁敬华把那些残疾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出了这事等于把她推到了尴尬境地。起初办聋哑学校，她让聋哑儿开口说了话，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后来，不知为何又招收智障儿和自闭症患者。有点教学常识的人都明白，教聋哑儿和教智障儿、自闭症患者不是一个套路。当年听说袁敬华想办聋哑学校时就曾给她泼过冷水，教她别太天真，开了班收不住场怎么办？因为他是她的老师，他不想让自己的学生输在起跑线上。
王圣杰曾任袁敬华初中三年的班主任。他了解袁敬华也了解她的家庭状况，他对我说，敬华如果不是当年心事太重太顾家，一定会是个出色的大学生，他始终坚信这一点，因为她身上有一股子冲劲和不服输的劲头。
顺着王老师的话题，我的思绪冲出大脑分了叉。我看见一个漂亮神气的女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走来，一边走一边唱着《梦的怒放》
梦的芽快乐生长
梦就是我心的方向
她是我的信仰 勇敢去闯
梦是最美的地方
梦就是全部的方向
我骄傲的倔强 是我的力量
镜头一闪，这个骄傲倔强的女孩，一下子长成健康阳光的中学生。她牵着她的梦，蹦跳着穿行在美丽的校园里——课堂上认真听课的样子，认真思考的样子，认真做作业的样子；晚自习课上埋头复习的样子，跟老师交流的样子，跟同学讨论的样子；升国旗时严肃认真的样子；操场上健步如飞、腾空而起的样子；跟同学追逐说笑的样子；演讲比赛时群情激昂的样子
镜头切换到大学校园。在令人神往的大学殿堂，一个洒脱秀丽的青春少女翩翩走来，她身上少了些许活泼童稚，多了些许沉稳凝练。她是否正在思考下一步人生的脚步该跨向哪里？或许是在思考，怎样才能让青春之花更靓丽更热烈地绽放？
……
我的思绪被王老师的话给拦腰截回——正是因了她的这种个性，才成就了别人都不看好的特教事业。
听了王老师这句话，我快半拍又把截断的思绪赶紧接上，急急忙忙补了一个疑问，如王老师所说“如果不是袁敬华心事太重”，她的成长轨迹，会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样子吗？
那是2006年的春天，袁敬华做家访回来，绕道去中学看望她的老师王圣杰。她说她的学校又招收了9个智障儿，7个自闭症患者。不等老师开口，她接着说，她忘不了第一个智障儿那双纯真又茫然的眼睛和家长祈求无助的样子。她在村里办学时，也曾有家长要把自己的智障儿瘫痪儿送来学校，都以人手少学校小婉拒了。学校于2002年搬到县城后，学生很快发展到150人，两层教学楼不够用，又在原有基础上接了一层，加上辅助用房有2600多平米。到2012年迁新校之前，在校学生达到310多人，老师40多人。随着学校环境、交通条件、师资力量的明显改善，学校名气不断扩大，慕名而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一天，河北景县一个年轻妈妈领了智障女儿来到学校，见到袁敬华就给她跪下了。待说明原委，那位母亲哭了，袁敬华也哭了。她义无反顾地收下了那个可怜女孩。这是她收下的聋哑孩子之外的第一个残疾儿。从此，在袁敬华原有的教学、康复配档表上，在她为残疾孩子奉献青春的履历表上，又增添了浓浓的一笔，并且是一发而不可收。
那是一个中度智障女孩，叫林聪颖，12岁，能自理，会说话。平时母亲下地干活，就在家跟着奶奶，有时跟母亲去田间。奶奶生病住了院，母亲一边忙着跑医院，一边忙地里的活，一时忽略了女儿。当有一天她忽然发现有一双邪恶的眼睛死缠住女儿不放时，这才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从此，她的噩梦不断。她添了一块心病。女儿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越是智残，就越是放心不下。当她听说袁敬华的学校教残疾学生后，就发誓即便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女儿送来，让她学文化，长见识，将来能比较体面的活着。
这位母亲的愿望，就是想让自己的女儿能比较体面的活着。
袁敬华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她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孩子，不要怕，上帝关了一扇门，我就给你开启一扇窗！
袁敬华说，当她收下这个女孩后，她的办学理念也随着改变了。聋哑儿，智障儿，自闭症患者，还有后来招收的脑瘫儿，都是可怜的孩子。他们生理上的残疾，给自己给家庭带来了负担，甚至是灾难。但从人格上讲，大家都是平等的。他们同样是可爱的天使。正常的孩子是块宝，这些可怜的孩子也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也是父母的宝，甚至更需要父母的关爱，但将来呢？将来有一天离开了父母的呵护，如果连最起码的自理本领都没有，何谈人格？何谈尊严？何谈生存？他们可怜的父母是到死也不会瞑目啊！同时，帮助教育这些残疾孩子，原本也是我们国家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啊！什么事也需要有人来做，多重的担子也得有人来担。毕竟，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还不是那么健全完善。
听到这里，王圣杰沉思无语。
袁敬华的语训学校很快就起了变化。每天校园里热热闹闹，五彩纷呈。同样是上课时间，有的教室老师不厌其烦地教学生开口说话，有的教室老师则想尽办法来制止学生乱说话；有的教室老师在教学生走路，亦步亦趋，有的教室老师就喊破嗓子制止学生随便乱走。体育课上，这边在拍球或者做游戏，那边有可能是唱歌跳舞，也可能是一对一的手拉手练习走路。对于老师们来讲，有的学生给出一个灿烂微笑，感觉比吃了蜜还甜；有的学生同样是在微笑，老师看了心头会骤然一紧，像被抽走了什么。会走路的不会说话，会说话的不会走路；有的会走路，胡乱说；有的路走不好，话也不说。有的不是听不到，就是不开口。袁敬华打了个比喻，说我们的学校升级了，这里就是一所功能齐全的综合大学，有语训学院，启智学院，认知学院，康复学院，托养学院。面对学校的升级升格，袁敬华却笑不出声，相反，她觉得作为校长，肩上的担子很沉很重。作为学校来说，面对这么多特殊受教育群体，应该自豪，更应该自强；只有自强，才能有担当。
陵县的赵新民，是2006年来这里的，当时10岁，眼光发直，表情发呆，歪头梗脖，见人就嘿嘿笑个没完，自理能力差，大便以后连屁股都不擦，一个典型的智障儿。因到处乱跑来这之前曾经出过车祸，本来走路不理索的腿被撞骨折，来时还一瘸一拐。他父亲说，新民还有弟弟妹妹，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家里人多劳力少，顾不上他，送来学校等于逃个活命吧，在这里安全，放心，学不学知识的不打紧。袁静华看着孩子，听着家长的话，心里很酸很难过。唉！多么无奈的家长！多么可怜的孩子！为了全家人的生存，这样的家长负荷着太重的人间疾苦。家长对学校的要求仅仅就这么一点。然而孩子是无辜的！她觉得，她的学校没有理由不收下这些孩子。
连续几天，我穿行在这个校园里，跟老师们座谈，去教室跟孩子们聊天，同他们一起上课、唱歌、做游戏、拍照片。我接触了在语训室、认知沟通室、球技室、奥尔夫教室及启智班学习活动的所有孩子们。年轻的副校长闫慧告诉我，语训室的孩子都是聋哑儿，轻度、中度耳聋的，佩戴了助听器；重度极重度的，就做了耳蜗。奥尔夫教室的孩子是脑瘫儿，认知沟通室和球技室的孩子们，是自闭症患者。启智班的孩子都是智障儿。
在启智班，我与那些表情神态动作各异的孩子们，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对于我的到来，他们一直保持着高涨的热情和极端的欢迎态势，看得出孩子们兴奋得很，跟我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合起影来没完没了，握起手来使劲摇着攥着不愿松开。临走时，我再三嘱咐不要他们离开座位，到底还是乱了阵营，前呼后拥把我送出教室。我再一次的与他们一一握别。他们张口瞪眼踮起脚跟巴望着我的样子，很难从我的记忆里抹去。我喜欢上了这些孩子们。这些不幸的孩子又是幸运的，我为他们能来这里康复感到欣慰。此时此刻，我愈加理解了袁敬华和她的家人及同事，多年来对这些孩子们赤诚的爱和巨大付出是多么值得的事。
在葛爱芹老师的办公室，我向她了解穿火红色上衣很漂亮很活泼的那个大个女生。
葛老师像讲述自己的孩子一样娓娓道来。她叫姜新茹，属牛的，来时12岁，来了五年多，典型的智障儿。刚来时接受知识很慢，逻辑思维抽象思维都差，特别是对数学，学得慢忘得快，自理能力也差。经过学习培训，识字、阅读能力明显进步，动手能力很强，剪纸剪得好，还学会了打字。人长得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知道干净，很健谈，很勤快，现在都是自己铺床、叠被、洗衣服，像拖地、打扫、擦黑板这种值日都主动抢着去做。你说学知识？现在已学习二年级下册课程了。听到这些，我不由自主地对“智障”这个词反复琢磨研究起来。所谓智障，就是智力通道有了障碍，而这里的老师，就像是技术员，拿了工具一点一点小心开凿、疏通那通道。道通了，再把知识源源不断地引导进大脑。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这些技术员可真是不一般，他们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是名符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在与有关专家座谈中了解到，造成智障的原因有很多，归纳起来，无非是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
先天性即在出生前就已经得上疾病。其中有遗传性的，也有非遗传性的，主要包括染色体异常，如“先天愚型”；遗传性代谢缺陷，如苯丙酮尿症；先天畸形，如小头畸形，脑积水等；孕妇在怀孕期间患风疹、缺乏微量元素、缺氧、服药不当，受到X线照射及有毒物质作用等而引起的。
后天性即在出生时和出生后造成的。出生时如有产伤、颅内出血、缺氧、窒息、感染等而致；出生后由各种脑炎、颅脑创伤、脑缺氧、中毒、脑血管病等造成的后遗症。当然，还有些弱智患儿病因不明。
生命的诞生是科学的，不能存在一丁点儿的侥幸心理。专家再三强调，婚检和孕前检查非常重要，十分必要。近亲结婚等情况当然不允许再有，有喝酒、抽烟习惯，生育年龄超过35岁，经常与放射性等物质接触的人，尤其需要做孕前检查。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上天保佑，让以后出生的孩子远离智障；菩萨开恩，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塑造、培养下，开化、康复得再好一些吧！
在认知沟通室，我与8个自闭症儿童待了一天。这是7月里普通的一个上午，有阳光，有风，窗外树上有鸟儿在唱着歌飞起又落下，有长久不歇的蝉鸣，紫薇、木槿不时地从这扇窗那扇窗探过头来，摇摆着给我们扮起笑脸，绿的叶，红的、白的、紫的、粉的花，一支支一串串都芳香，都温馨。然而热闹温馨是它们的，似乎与这个室内无关，否则这几个孩子为何对这喧嚣热闹无动于衷呢？
在袁敬华的提示下，我特别关注了一个男孩。他叫张硕，来自牡丹之乡，来时3岁多，是个典型的自闭症患者，今年9岁，已是普通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只是利用假期和周末回到这里进行感觉和听觉统合训练。张硕颀长的身材，大大的眼睛，活泼的眼神，干净方正的一张脸，怎么看怎么透着一种帅。我进教室时他正背对着我趴在课桌上做数学题，字写得很工整。可能是看到有影子在身边晃吧，他抬起了头。当我们的目光相遇，他那过于活泼的表情刺得我心头一颤。我说，张硕好！他又抬头瞅了瞅我，似乎是刚才没有看清，然后才微笑着说，阿姨好！随之丢下笔站起身，有些激动地走到我的近前。我手里拿了架相机。闫慧校长在一旁冲我笑了。
后来袁敬华告诉我，张硕刚来时，多动，不说话，走路没问题但是平衡能力很差。最突出的一点是光喝饮料，不喝水，整天抱着饮料瓶不松手，连睡觉都抱着。他的母亲交代，在家时特别挑食，认准一种吃食对别的连看也不看，譬如吃土豆，光吃土豆片不吃土豆丝；吃完饼干把袋子统统装回家；从不跟人交流，情绪很不稳定。老师试着与他感情交流，然后试着交流沟通。从最简单的“啊”发音教他，用“ABA”行为培训法来培训他。
何为“ABA”行为培训？
就是使其模仿老师，向他发出指令，如“拍手”，“这样做”。他如果不配合，就试着一遍一遍来；他一旦照做了，就马上给予肯定，鼓励他。掌握之后再做下一个动作。
就自闭症患者来说，他们的个训课，包括认知、沟通、言语、大运动、精细动作等课程。不同患者的症状不同，各有侧重。认知课又包括模仿、配对、识别、命名等，譬如让患者左手拿一个苹果，在桌上再摆一个同样的苹果，放在他的右手边，向他发出指令，启发他拿起来放到一起；如果做好了，就再在桌上放一个苹果，放一个积木，让他找到苹果并拿起来。沟通课就是教他们简单的交流，包括面对面的交流，还可以创造一种情景，在那种情景里进行交流。言语课就是教不说话的患者一些简单的发音。大运动，则是教他们练抬腿、摇摆、跑、跳等一些粗浅的运动。精细课主要是练手、眼的协调能力，譬如穿珠、拧螺丝、钓鱼、搭桥、摆积木等。以上所有这些，都是一对一的来。
一个普通的“拿起——放下”动作，对于一个自闭症孩子，可能需要重复训练几十次，几百次。
除了个训课，还有“模仿语言”，“感觉统合训练”，“视听训练”，“听觉统合训练”等的配合使用，慢慢地，张硕把饮料瓶放下了。
用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半年吧。
什么叫“感觉统合训练”、“视听训练”、“听觉统合训练”呢？
感觉统合训练就是通过视、听、嗅、触等感官的刺激，来帮助自闭症孩子建立正确的感官信息。譬如张硕的平衡能力差，走路不稳，就教他在平衡板上走。把腿用带子固定在平衡板上，开始是老师领着，后来慢慢的自己走。他的母亲在课余时间还领他到马路牙上去练习。这样练了一个多月，他的平衡能力明显改观了。
视听训练也叫音乐治疗。让患者听舒缓的音乐，有个固定软件，配有大屏幕，一边听一边看屏幕。一开始患者坐不住，不到一分钟，那些患多动症的自闭症孩子就站起来跑走了。老师就耐心劝说引导，譬如教他数数，说数完10个数就可以起来活动，然后再慢慢累加。张硕待了三个月后，30分钟的视听训练课就能完整地坚持下来了。
再说听觉训练，就是让自闭症患者戴上耳麦听一种规定的音乐，通过不同频率发出的声音来刺激他的大脑，从而改善他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听觉训练每隔9个月做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做10天，一天做两次，一次半个小时。张硕一共做了4个疗程。
放下瓶子的张硕开始学习了。他的智力很好，一点就透，能举一反三。他终于开口说话，尽管说得很少，渐渐地也不那么爱动了，平衡能力大有改观。后来主动要求帮助老师，譬如下课了，他走上讲台说，“老师，我来擦黑板，”见老师端着杯子去洗刷间，就说，“老师，我来涮杯子。”放学时，会主动给老师拿衣服。
进步很快的张硕，在老师的提议下，两年以后进了夏津一家普通幼儿园。不久前她的妈妈对老师说，张硕的数学语文都考85分以上，只是英语差一些。袁敬华欣喜地告诉我，张硕到明年的暑假以后，就可以回老家去读普通小学三年级了。
我同时了解到，对自闭症患者干预效果好的，少数人进了正常学校，部分人在该校培智班继续读书，培智班的文化课较少，能做到这样，家长就很欣慰了。
听着张硕的故事，心里涌起一股热流，我走过去用真情拥抱了他。我用目光询问他：固执的孩子啊，你这么聪明，为何当初就是不说话呢？那些聋哑孩子，是因为听不见声音所以不开口说话，而你既听得见也看得见，你的语言器官也很正常，就是免开尊口，你是在跟谁赌气呢？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主任、山东省自闭症康复训练中心主任赵冬梅教授说，不久前她接诊过一个自闭症患儿，可以很快地推算日期，你随便说个日期，他能立即说出是星期几。赵教授说，有个别患儿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高能力，医学上称高功能孤独症。这种患儿的症状最容易被家长忽视。
据统计，百分之五十的自闭症患者处于中、重度智力低下，百分之二十五为轻度智力低下，百分之二十五的接近正常。
在这里我了解到，自闭症儿童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些诸如不能独立交往、刻板行为等会显得更加突出，有的还伴有严重智力低下、无任何言语功能、无法克制的尖叫、自残行为和攻击行为。赵教授说由于尚未探知确切的病因，自闭症在世界范围内仍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在语言和智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早发现尤其重要。目前，康复训练是治疗自闭症最有效的方法。不仅要对孩子进行康复训练，对家长也要进行培训，这一点很重要。自闭症的干预治疗，是一项需要终生持续的治疗，训练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过程，机构训练只是暂时的，孩子终究还要回归主流社会，因此，家长对孩子的病情要有清醒的认识，要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孩子的康复训练中，做好长期训练、陪伴孩子的准备。
在夏津特教学校，当谈到对自闭症患者家长的培训时，侯子芳老师肯定地说，这项培训很重要，我们一直坚持在做。她说在家长培训课上她曾经打了个比喻。说我们的大脑就是一架照相机，把所有听到看到的信息都收集起来，然后再做处理，好的、有用的留下，反之就处理掉，或者是暂时屏蔽。而自闭症患者则不同，他把所有的信息都收集起来了，但不会做有效处理，哪些有用哪些没用他不知道，所有的信息在大脑里串来串去，挤挤挨挨，闹得他片刻不得安宁，不能自我控制，往往就出现了多动症。侯老师说，当她讲到这些时，好多家长都哭了，懊悔由于自己的无知，以前错怪了孩子。
2014年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这一天，省内一家报纸，用两个整版篇幅报道了自闭症和自闭症儿童的有关新闻，说自闭症儿童有一个童话般的称谓——星星的孩子。“星星的孩子”就像星星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不聋，却对声响充耳不闻；他们不盲，却对周围视而不见；他们不哑，却不知如何开口；他们是天才，却无天才该有的生活。
造物主这是跟谁过不去呢？
眼前这些不幸的孩子，又是幸运的，他们来到了这个学校，他们遇到了好人，让顽症遭遇了克星，他们终于走出了孤独，或者正在一步步走出孤独。
王莉莉老师还给我讲了一个山西叫聂振清的学生，来时8岁，走的时候12岁，也是典型的没有语言的自闭症患者。来到这个学校后，经过感觉、听觉统合训练，还有器材、音乐等配合训练，加上“ABA”训练法，慢慢的一些简单的语言都能说会说了，像“爸爸”，“妈妈”，“回家”，“吃饭”等，家长高兴得不得了。临走时他的母亲千恩万谢：孩子会说话才算是个正常人啊，你们让我的孩子长成了人！以后即便是进了养老院，他也可以正常生活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亲只是希望孩子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令人欣慰的是，聂振清回老家去了普通学校跟班就读。祝愿他的人生华章绚丽精彩！
孩子们加油，努力做一个能自理、能自立的人吧，也不负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不负“袁妈妈”们的辛勤付出，不枉来世上一遭！
自闭症这么顽固，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早发现呢？这也是在采访中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赵教授讲，自闭症是一种先天脑功能受损而引起的发展障碍，通常在3岁以前就可以被发现。自闭症患者从小开始便表现出语言理解及表达困难、难以与身旁人建立感情、对各种感官刺激的异常反应及一成不变的玩法与行为等与一般儿童不同的特征。同时，语言理解能力明显受损，常常听不懂，不习惯表达自己的需要和痛苦，很少提问，对别人的话缺乏反应;习惯于重复刻板动作，有时候过分依恋某些物品，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譬如整天拿着一段绳在不停地抖动，两眼紧盯不放，自我陶醉其中。再是，自闭症患儿呈现情感平淡，或与境遇不相称的情感过分或不恰当。他们常出现无理由的大声啼哭，并且难以通过安抚使之平息。有时也会无故的咯咯大笑。对汽车、高楼和有毛动物等一般孩子所害怕的东西而无畏惧感。
造成自闭症的原因大致有：脑器质性损害，孩子在胚胎期母体受到刺激或是创伤，会对孩子的脑神经产生一定的伤害，破坏脑组织。怀孕期间病毒感染，母亲在怀孕期间受到一些病毒感染，使胎儿的脑部发育受损伤而导致自闭症。遗传因素，有20%的自闭症患儿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它的价值可以找到发育迟缓、智力低下等和自闭症类似的疾病。家庭因素，父母是专业技术人员，受过高等教育，比较聪明但做事刻板，并有强逼倾向，对孩子冷淡和顽固，家庭缺乏暖和。环境因素，生活环境中缺乏丰富和适当的刺激，没有教以社会行为；或长期处在单调环境中，儿童会用反复动作来进行自我刺激，对外界环境不发生爱好。其他，孩子头部受到重创或受一些有害物质辐射，都有可能造成脑细胞功能失调和障碍，影响脑神经的讯息传递功能，造成儿童自闭症。
自闭症的影响不分地理、种族或阶级，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个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自闭症的有效预防呢？
赵教授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殊的预防方法可以预防自闭症。一般性预防主要是预防脑伤，譬如重视产前检查，孕妇在怀孕前应对麻疹等已具备免疫能力，在生产过程应避免脑伤、生产之后也应避免造成脑伤等，便可降低出现自闭症的机会。
再是培育孩子的自立能力，切忌父母事事包办，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且有意让孩子碰碰钉子，尝尝苦头，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力。
尽量让孩子参加集体活动，集体活动包括邻居小朋友相邀的游戏、做作业;包括学校、班级统一组织的文体活动;包括祝贺同学生日、欢送老师等等。从集体活动中体验友谊、智慧与温暖。
注重情商的培育，情商即社会适应的综合能力。孩子仅仅学习成绩优良是不够的，还须懂得接受别人并让别人接受自己，这也是爱的基本涵义。
为孩子的交友创造条件，不仅应允许孩子走下高楼、走出家门，也应允许孩子把小朋友请进家门。为孩子提供交朋友的机会，教给他交朋友的艺术、方法与技巧。
坐在我面前的王圣杰，谈起袁敬华和她的特教学校，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和感慨。他说那次听说袁敬华的学校出了事，并且是学生家长有意讹她，心里替她捏了一把汗，袁敬华的沉着和大气倒让他刮目相看。那个安徽濉溪的智障女孩来时9岁，听力也不好，很瘦弱。父母送来时隐瞒了她的先天性心脏病史，后来生活老师给她洗澡时发现腹部有个疤，家里告知说是做过阑尾炎手术。出事后才听医生说只有心脏病手术才会留那种疤痕。那个女孩来学校才三个多月，一天在课堂上突然发病，脸色发青，赶紧送医院抢救但是没能救过来。
出事后孩子的家长不依不饶，说孩子来时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医生解释也不听，要把孩子拉到学校去。袁敬华说孩子毕竟是在咱学校出的事，咱再怎么难过也比不上她的父母亲难过啊。最后给了她父母5万块钱，并答应租车把人送回家。让人深感意外的是，那女孩的死尸被送到濉溪后，并没有直接拉进她自己的家，而是拉到了十几里以外的她的“婆家”。 出了事才几天啊，家里已经给她找了婆家（农村叫娶故尸）。听村里帮助办事的人说，男家给女家的彩礼钱比学校赔偿的还要多。
袁敬华听到这些又该做何感想呢？
袁敬华不止一次地对我讲，办学这些年来，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李大林的回家和他的死。那是2012年暑假之后，开学都三天了，还不见大林返校，班主任给他父亲打电话，袁敬华就站在她身边。刚说了几句，那个老师就不说话了，接着流下泪来。原来大林回到家后，放在家里没有人管，也吃不上饭。大林一定是想学校想老师了，一个人在清晨往汽车站跑，不知想赶哪趟车回学校，结果给车撞死了……“到了开学不见大林我就有些不安，因为他走时情况跟别人不一样，可说什么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我后悔死了，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如果当时不坚持让他回家，他起码能保住性命。”袁敬华哽咽着，泪珠大滴大滴的落下。
大林是个患多动症自闭症的孩子，来时说话单蹦，家是省城的。三年前入学时父母一块送来，一学期后父母离异了。后来，不是父亲接送就是母亲接送。再后来，都说忙都不来了。大林在学校里别的老师喂饭不吃，只有袁敬华和她的爱人喂他才吃。渐渐地，话也多起来，还主动跟老师交流。那个暑假前夕他父亲打电话来问，假期里孩子是否能不接，袁敬华说，路程又不算太远，最好还是接回去，让孩子与家人团聚，也换换环境，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孩子接回去了，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也就没了。
袁敬华说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个。那是聊城的一个学生，叫王海涛。放了假家长不来接孩子，是她亲自给送回去的，再也没有给送回来。海涛是个智障孩子。来时不识字，后来能识字会写字了，剪纸剪得好，老师们都夸他进步快有礼貌。春节放假，不见他的父母来接，说是忙。她就亲自开车把孩子给送了回去，心想孩子也盼过年啊！到了那里才知道，他的父母离婚了。看来是谁也不想管这个孩子，也没人再考虑让孩子上学的事。
正是由于这些揪心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让袁敬华不得不沉下心来思考：聋哑儿在此学习几年，绝大部分回归社会后能自立，一些有精神、运动障碍的孩子，到18岁从学校回到家，家长没法管管不了，他们又无法完全融入社会，这，成了救助初级阶段过后出现的新问题。那些脑瘫儿最可怜，一部分脑瘫儿智力也差，他们的痛苦相对轻一些；一部分脑瘫儿智力是正常的，他们一边给亲人增加着负担，一边给自己增加着痛苦，他们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有的甚至一辈子都离不开亲人的怀抱，可以说那种痛和苦是锥心彻骨的。
办一个残疾人托养中心，让那些已完成初级教育训练又不能完全自理的智障儿和自闭症患者，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去处；再办一个康复医院，为那些脑瘫患者做专门的康复治疗，随着康复疗效的逐步增强，他们还可以免费走进教室学习文化知识。
有了这两大设想，袁敬华看问题想问题就不再拘泥于听力训练和语言训练了。她明白，全国有那么多残疾儿童，一个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需要国家和社会拿出措施和力度来，而不是仅泛泛说说而已。我袁敬华是人民的代表，从事了多年特教工作，应该来研究这些问题，应该走在前头为这个群体着手做点什么。
2013年5月，一家非盈利性质的医疗机构——夏津县残疾人康复中心成立。从此，袁敬华的特教学校又正式向脑瘫儿敞开了大门。这些孩子在此可进行脑瘫肢体功能训练，包括作业治疗、物理治疗、器械训练、言语治疗、熏蒸、水疗、蜡疗等专业康复训练。当年年底，被正式批复为夏津县康复医院，前来进行康复治疗的脑瘫患者达到80多人。2014年6月被指定为新农合定点医院。县里给出定额，一年暂定报销康复费用150万元。
2014年7月，我第一次走进夏津特教学校的康复医院。这里是专为脑瘫患儿做康复治疗的。坐落在学校最前面，靠街，5层楼，跟其他教学楼一样的大气、厚重。在一楼，分布着PT康复训练室、OT康复训练室和器械康复训练室；二楼是理疗室、蜡疗室、水疗室；三楼是中药熏蒸室；四楼是言语治疗室；五楼是多感官室。
在理疗室，年轻的康复师梁超，正在给一个叫小虎的脑瘫患者做康复治疗，他的疗法是针灸和推拿。梁超是在2013年医院试运营时来到这里的，接待的第一个患者正是这个11岁的小男孩。小虎来自衡水农村，陪护他的母亲含泪对梁超说，这里离家近，花钱又少。在此之前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在一家省城医院治疗，一个月治疗费就是六七千，租房又是几千块。一天治疗俩小时就回到租房，她照看孩子，丈夫出去打工。房子又旧又破，每天在那里出出进进自个都抬不起头。有几次真想放弃，可看看可怜的儿子，又实在不忍心。
梁超告诉我，来到康复还没顾得上权衡利弊，适应环境，心就被一个个患者给抓住了。
他说，孩子可怜，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在农村，扔下家和责任田来陪孩子治疗，实在是没法的事。脑瘫孩子一时一刻也离不了人，这种病一时半会又治不好。一般是母亲陪着，父亲种地或者打工。去年来了个4岁男孩男娃，浑身像面条一样柔软，从没离开过母亲的怀抱。经过近一年的康复治疗，男娃总算挺起了头，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国家有个“残疾贫困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还有“七彩梦计划”，规定0-6岁的脑瘫儿，在国家康复项目之内，每人每年补助康复费用1.2万元，康复治疗7个月。而在夏津康复医院治疗，每人每年都做到10个月。超过了6岁，其费用再与新农合挂钩。来这里康复的6岁以上脑瘫儿，每人每月康复治疗费是1200元，报销后个人只需负担五六百元。目前，袁校长正在为外地来此康复治疗的孩子积极协调、争取享受新农合待遇。
梁超说他对脑瘫患者的印象太深，也可能是他日后关注继而走进这所学校的一个“诱因”。还在上学时见到一脑瘫患者，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倒在大街上打滚，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笑，像个顽童在母亲面前顽皮逗乐。坐在身边的母亲，头发花白，满眼里透着关爱与包容，拿着手绢不停地给儿子擦汗擦嘴。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揪心的一幕。在接触了脑瘫孩子一段时间后，他深切体会到这些孩子的痛苦，还有他们家长的痛苦；看到他们家庭的负担，也看到了社会的负担。自己是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医务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来担这个担子，为他们为国家减轻负担。
来这里康复的脑瘫孩子大多在1周半至14岁，基本是精神、运动障碍患者，他们智力低且运动姿势异常。在他们的记忆里，只有母亲的怀抱、轮椅和康复医院。他们遭遇的眼神有同情的、怜悯的、善意的、好奇的，当然也有冷漠的、歧视的、厌恶的。他们对这种眼神有种本能的抵抗，说明内心深处是有着强烈自尊的。
有个叫赵大山的脑瘫儿，今年10岁。他父亲兄弟两个，自打他被诊断出这病，爷爷奶奶感到无望，就不再帮他们，只管他叔家的孩子。母亲带着他还种着15亩地，父亲则外出打工。大山从小在田间、街头长大，小时的他经常与过往行人说话，也喜欢人多的地儿。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他的话则越来越少，也不再到人多的地方去，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个正常孩子，从心里感到自卑。
有个叫罗明阳的男孩，9岁，智力正常，会说话，就是不走路，懒。他的母亲在家种地，由奶奶陪护着在这里治疗。奶奶抱着他楼上楼下的跑都累出腰椎病，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姐姐初中毕业后没读高中也没去打工，来帮奶奶伺候他。奶奶做的饭，他不愿意吃的时候就扔，也不让奶奶吃；在地上锻炼时不说解手，专门爬到床上去拉屎，拉完了指着哈哈大笑。他那快70岁的奶奶，有苦有累有辛酸但不说，每天眼瞅着孙子，豁出老命伺候着。
梁超总结了脑瘫孩子的特点，说这些孩子对父母依赖性强，有的在父母娇惯下养成自私心理，感觉家人疼爱自己是应该的；有的故意弄坏东西，既有报复心理也有让家人重视自己的成分，因为他们孤独，没有玩伴，害怕再失去亲人的重视。他们有的智力低，有的智力正常，但不能正常上学。家长一旦满足不了他们，就生出叛逆心理。他们脸上挂着微笑，但内心深处有伤，是那种不公平带来的忧伤。他们自卑，但不服输；不甘，又很无奈；怨恨，但不知怨谁、恨谁。这些孩子往往又是善良的。有个患者母亲曾经说，在家里弟弟跟他抢玩具、打架，他舍不得打弟弟，总是被弟弟揍哭。有的孩子主动把自己的零食让给哭得伤心的孩子吃。
脑瘫这种病，是一种“年轻”的病，研究历史比较短。随着医学技术的提高，人们对它越来越重视，死亡率降低了，致残率却提高了。脑瘫患者治疗一两个月就见效，但恢复起来却很麻烦，两年三年甚至七年八年，有的终其一生不能独立，人称不死的癌症。对一个家庭来说，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少挣多花，甚至不挣只花，还要拿出专人陪护，那负担可想而知。有的家庭，爷爷颤抖着把自己的棺材本掏出来给孙子看病；有的本打算放羊养老的爷爷，为了孙子又默默放下羊鞭，背起行李外出去打工。
说到这里，年纪轻轻的梁超叹了口气，说出一段让人震撼的话。他说，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个渐进过程，需要全社会的人增强意识，积极参与。一包烟几十元，一包茶几百元，一瓶酒上千元，一个车轱辘几万元。人们在享受这些时可能觉得很绅士，很风光，但那是一时的，像云彩一样，飘忽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大用；如果把这些钱用到残疾孩子康复治疗上，他那是救了这些孩子的命，他的心里会很欣慰，很踏实。当他们了解到残疾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生存要健康时，那些官商富豪就不会一掷千金了。我常说关心帮助弱势群体的人，将来是要升天堂的。
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从社会学和哲学高度来阐释这个问题，看得出，这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知，有思考又有担当的好医生。
在康复医院，不仅是梁超这样做，其他30多名康复师都这样。这些医务人员有的30多岁，有的刚参加工作还未婚。给孩子们做康复训练要有肢体接触，有的孩子智力低，大小便不能控制，康复师不嫌脏和味，随时给他们打扫，还劝他们要放松。比如熏蒸室的康复师倪庆军，几乎天天清理孩子排在熏蒸床上的大便。有个从安阳来的脑瘫儿叫何向阳，家长在县城开了个熟食店，男的当厨，女的帮着进料送货。母亲早晨把向阳送来放下就走，短时间内回不来，康复师给孩子做完一项，就主动负责把他送到下一个科室，逐室传递，像传递火炬，又像跑接力赛，直至一天中五个项目全部做完。他们，都把这道程序看成是治疗过程中的一道规定程序。
2014年冬天，我再次来到康复大楼。在PT室，我遇到了两个令我难忘的孩子，一个是书迷王博，一个是非要跟我走的小帅哥徐吉喆。
先说王博。这个患者梁超医师先前已向我介绍过。他是自闭症加脑瘫，是个早产儿，智力有点低。来时9岁，会说话但不交流，不会走路，自己会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要么突然绘声绘色地做起广告——美的空调，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手舞足蹈，自我陶醉在自己设计的情境里，只是嘟嘟囔囔，谁也听不懂。以前在别处断断续续治疗过几年，但始终没能站起。2013年8月，他作为这座“康复楼”接诊的第一批患者，接受了康复师的系统治疗。我走进屋第一眼就看见了正在练习走路的他——前面有妈妈拿着一本书在引导，后面是康复师坐着PT凳近距离伸出两臂随行护驾，中间的王博有些踉跄地快步向前走着。前面的妈妈不停地晃着手中的书，说王博看这里，妈妈手里有书。王博就面带微笑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仿佛要一步跨过去把书拿到手。一边走一边不忘向两面的床铺张望，几次几乎抵不过床的诱惑，随时想扑过去结束这一艰难的行走。
他的妈妈说，真想不到，来了一年多，王博会站会走会说话了。他的心情也好，每天吃得舒心，尽是笑。特别是见到书本，就不顾一切地过去抢，一页一页的翻看。老师们说了，正好利用他的这一爱好，教他练习走路。他能在这间大屋里走一个来回了。我没有想到我的儿还有今天。说完，这位年轻的妈妈哭了。
古人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对王博来说，这书，首先是引他前行的一座灯塔了。人只要能走会走，什么黄金屋白金屋的，什么都有可能。
我端详着眼前高高大大笑嘻嘻的王博，心里揣摩，王博对自己会走会说肯定很满意，觉得自己很棒。他妈妈介绍，在他小时候，同龄的孩子会说话会走路了，但他不会。勤劳的父母没有办法，就带着他下地干活。给棉花打杈，掐心，拾棉花，把他放在地头上让他自己玩。王博在地上爬来爬去，拔草，薅棉花苗，玩蚂蚁。开始在树影里，太阳晒到了，父母常常顾不得他，自己就有意识无意识地爬，爬累了就睡……他没有想到有今天，他的父母亲同样没有想到。她的话让我突然联想到，是不是王博小时候的无意识锻炼，也帮助了他后来的治疗？
睹物思旧，我想起老家的邻居宝钢夫妇和他们的脑瘫儿子小傻。这本该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宝钢在县城有分正式工作，妻子曾经是劳动模范，青年突击手，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家庭组合。他们育有三个儿子，老三不幸是个脑瘫儿，于是全家本该有的格局和秩序全部被打破。小傻四肢发育健全，智力尚好，只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伙子身体像面条，从生下来到长到四十多岁就没尝过站立起来的滋味，连坐都不能。母亲成了小傻的专职保姆，吃、喝、拉、撒，擦洗、按摩，晒太阳、到屋外凉快透风，这些都由母亲一个人扛起。小傻不会说话，只能咿咿呀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躺在炕上看电视。如今，他的母亲已由青春少女变成满头白发的臃肿的农村老太，不变的是，每天仍然一个人搬来搬去的伺候小傻。
再说小帅哥徐吉喆。他只有5岁，母亲怀孕6个多月早产生下了他，脑瘫，不会说话，尖足，不会走路。人长得特别可爱，白白胖胖，一双黑珍珠似的大眼睛让长长的睫毛衬得更加水灵；特别爱亲近人。我走到跟前才发现妈妈怀里的他一直瞅着我。我说，宝宝，让阿姨抱抱。没想到，他犹豫了两秒钟，就来到我的怀抱。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孩子。他在我怀里像个到了新环境的婴儿，什么都好奇，不停地摸摸我的眼镜，抻抻我的耳朵，抠抠我的嘴巴。只两分钟时间我就产生了收养他的想法。我说，小吉喆，跟阿姨走吧？抱着他边说边向外走。没想到，小吉喆真的挥舞着小手，跟他的妈妈，跟医生还有满屋的人，不停地再见。那一刻，我的心是又激动又酸楚，有说不出的滋味在翻腾。我的想法当然不能实现。吉喆妈妈接过孩子笑笑说，孩子跟你真有缘。
多可爱的孩子！我注意到，他的名字里有三个“吉”字，父母亲不就是希望孩子的未来，吉利、吉祥，吉庆如意嘛！“喆”的字面意思，查字典得知，基本字义 同“哲”，意为有智慧，聪明的人。我满心期盼小吉喆快快好起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父母亲希望的小吉喆。
在这个令人揪心的场合，与遇到同胞聋哑姐妹一样，我也遇到两个特别不愿见到的特例，邵吉阳、邵吉珏姐弟俩。
在器械康复训练室，一个长相与身高很不相称的女孩引起我的注意。矮矮的个子长着一副大孩子的面容，成熟、善解人意，正在矫正尖足的器材上做站立训练治疗。我俯下身子问，小朋友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她抬起头迎着我的视线甜甜地笑了，我叫邵吉阳，今年8岁了。我一愣，小吉阳反应这般灵敏，并且吐字如此清晰！后来梁俊玲医师对我说，邵吉阳来了才两周。她智力好，语言好，只是曲膝，尖足，身体发育不好。哦。忘了告诉你，他弟弟吉珏也在这里。吉珏一周半，会叫爸爸妈妈，比常人慢，精神运动、发育有些迟缓，跟姐姐一起来的，是预防性治疗。
为什么一家会出现两个脑瘫患者？
从梁俊玲那里了解到，他们的父亲患了一种罕见遗传性鱼鳞病，说话、走路、智力都跟常人无异。只是发现孩子有了毛病，经检查才知道自己的这种病会遗传。我来到ST（言语治疗）康复训练室，见到了邵吉珏。一个白白胖胖的英俊小男孩，长相一点也不像他姐姐。
来这里治疗的，还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左志强、左志勇。他们是2013年来的，来时4周多。脑瘫，吐字不清，曲膝，尖足，肌力低，肌张力高，不会走路。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肌张力明显降低，吐字渐渐清楚了。
我向梁俊玲探究原因，她说，他们的母亲怀孕6个多月时走路颠了一下，外伤引起早产。双胞胎本身就容易早产。
又是早产！
我像患了职业病，又到处询问、查找脑瘫患者致病的原因。专家告知有以下几种原因：家族因素，家属或直系亲属有先天遗传病，如变性病、精神障碍、智力障碍、家族性先天畸形、习惯性流产、死胎、死产等。母体因素(产前因素)，高龄妊娠、习惯性流产、多胎、糖尿病合并妊娠、巨大儿、妊娠前三个月时病毒感染、X照射、吸烟、酗酒、长期服药等。分娩因素(产时因素)，产程长、前置胎盘、胎盘早剥、胎盘机能不良、羊水异常、脐带异常、脐带绕颈、宫内窘迫、妊高症、糖尿病、双胎、多胎、剖腹产、臀位、高位中位产钳助产术分娩造成颅脑损伤、难产发生脑组织出血、重症窒息继发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因素，极低体重儿、早产儿、过期产儿、新生儿窒息、新生儿惊厥、重症黄疸、呼吸暂停、青紫发作、畸形、产伤、颅内感染、低血糖、中枢神经损伤等。
专家说，脑瘫病固然可怕，但是脑瘫儿从小是有一些特殊症状的，如果家长细心观察，就会早发现，早治疗，可以使患儿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譬如，呼吸障碍是常见的小儿脑瘫危害之一，这种情况常常是先有过度呼吸，然后迅速转入原发性呼吸暂停，不久还会出现节律性喘息状呼吸，脑瘫患儿呼吸频率和强度也会慢慢减退，最后就会进入继发性的呼吸暂停。
有关资料指出，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脑瘫患儿智能落后，约四分之一为重度智能落后，痉挛型四肢瘫及强直型脑瘫者智能更差。
脑瘫患儿牙齿质地疏松、易折，口面功能障碍，脸部肌肉和舌部肌肉有时痉挛或不协调收缩，咀嚼和吞咽困难，口腔闭合困难以及流口水等。
脑瘫患儿运动自我控制能力差，严重者双手不会抓东西，双脚不会行走，有的甚至不会翻身、坐起，不会站立，不会正常咀嚼和吞咽。
小儿脑瘫的危害还表现在患儿骨与关节发育畸形，常见的下肢畸形有骨盆倾斜，髋臼发育不良，髋关节脱位或半脱位，髋内收，髋屈曲内旋等，膝关节屈曲，膝内翻，膝外翻，足下垂，足外翻，足内翻，马蹄足畸形以及脊柱侧凸等。
与梁超医师座谈时，他再三强调，说孕妇和新生儿尤其要注意，千万不可住进新装修的房子。新装修的房子和新买的家具里甲醛等有害气体，会严重影响胎儿和新生儿的正常发育。
当我粗浅地了解到这些残疾儿早期症状与发病原因，真希望凡是能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不但自己要注意，同时还要告知周围更多的人去注意去宣传，注重预防，积极治疗，最大限度地减少残疾儿的出生；通过早期治疗，让更多的残疾儿早日脱离苦海，回归社会。
我终于明白袁敬华这个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教师，为何在每年人代会上总是为残疾人呼吁，为何在闭会期间又总是为他们的康复治疗和福利待遇奔走呼号。残疾人救助真的是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2013年6月，夏津残疾人托养中心也开工建设。总投资2000万，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设计家庭式护理套房40间，标准间40间，可同时为240余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袁敬华的设想是，托养中心将根据这些孩子的智力状况开辟各种技能培训，使他们一边托养一边康复。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种菜、养猪养羊、加工等。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托养问题，给残障人提供一个精神家园，还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过渡性就业。托养中心成立之初，由袁敬华协调，一家爱心企业就把贴商标的活交给这里的孩子做，贴一个商标2分钱。孩子们干得非常认真。当他们拿到自己贴商标挣来的几元钱，高兴得搂着袁敬华又笑又跳。如今，托养中心还上了手工、绢花、剪纸、泥塑等项目。一部分产品企业回收后销售，一部分产品通过企业出口。
王圣杰告诉我，他对袁敬华的真正理解，还是在建起脑瘫康复中心和残疾人托养中心之后。2011年，因县里城建规划需要学校搬迁。按补偿标准她能得到700多万元拆迁补偿费。很多人劝其息鼓收兵，好好享受生活。甚至有人说，你现在是县政协副主席，要地位有地位，要名气有名气，楼房住上了，车是公家给配的，700万元的补偿两辈子也够花，何必再累那份心呢。家人也劝她松口气，老母亲情真意切地说，敬华啊，你即便是当初发过誓许过愿要帮这些孩子，苦行僧般做了这20多年，也算还了愿了。一个人有多少个20年啊！可袁敬华没有停下脚步，她有更大的理想更高的想法。实际上，她是早已把自己跟残疾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我至今才算看透。
每当走在这所投资6000万元，有3万多平米建筑的特教学校里，看着几百个残疾孩子在这里学习康复，我就从心底里升腾起一种爱和自豪，我相信其他人也是。这是袁敬华和她的同事们大爱精神释放感染的结果。他们的爱是一种博大的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敢于和死神较劲，勇于和上帝叫板。献身特教事业的人，将来是有大福报要升天堂的。
“这里没有得与失”
开了一天会匆匆赶回的袁敬华，全身透着疲惫但依然精神振奋。这个大忙人，可能只有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刻，才能放下世俗的喧嚣真正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得与失，爱与痛，真情与无奈，付出与自豪。当我们的话题谈到遗憾、自豪、心愿等字眼时，她彻底放松了自己，把一个诸多职务和无数光环笼罩下真实的袁敬华，还原在我的面前——
那是2001年2月的一天，北京中苑饭店，“第五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颁奖典礼正在进行。袁敬华获得一等奖，而且这个殊荣全国仅此一个。站在领奖台上，当她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首席代表莱特纳女士手里接过奖牌时，心海里泛起波涛。她激动万分却一点也自豪不起来。她庆幸自己选择了这项神圣事业，能让不幸的孩子得到新生，从而自己也新生。她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爱残助残事业才只是开了个头。在这条路上走，永远不会后悔！永远没有止境！
对幸福的解读，袁敬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真正的幸福，是来自对人生悲苦的积极解读，而不是你所期待的毫无价值的安全感舒适感。她说，这些年，她奋斗着充实着，但也有说不尽的遗憾——
最疼爱我的父亲，疾病折磨他那么多年，始终坚定地支持着我默默帮助着我，可一点福都没享。父亲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从小就跟奶奶到运河那边的河北去讨饭，拿了白布去集市上换粮换地瓜干。有一回，一个妇女在大门口给孩子抹秃疮药，见父亲可怜，进屋拿了块饼子递给他，父亲接过干粮狼吞虎咽就吃了下去。还是在村里办学时，一个冬天，父亲骑车载着我去乡里支粉刷教室的钱。一路上，父亲不停地支下车大把大把抓地上的雪吃，说是渴，我竟不知那是病。为让孩子们发音时看到自己同时又能看到我，想买两面大镜子。没有钱，又不好向父母开口，难得我到村东沙丘上去哭。第二天，母亲塞给我350元钱，我欢欢喜喜如愿以偿。后来母亲告诉我，是父亲把想去住院的钱让母亲全部拿给了我。
… …
因“征婚启事”父亲打了我，可我不记恨他，还很感激他。是父亲打醒了我，他教我遇事冷静，要多想几个法，不能靠激情和冲动简单行事。
学校搬进县城后更忙了。2003年搬进县城，2005年接着搞二期工程。刚静下心来办学没几年，因县里整体规划学校又要搬迁。从2011年开始征地，2012年3月份动工，当年11月份就搬进新楼。新学校的确是宽敞了，占地83亩，建筑面积达两万多平米，建了四栋楼，有四层的有五层的。从2013年开始，又扩建残疾人托养中心，建筑面积又增了一万多平。
一个集教学、康复、托养于一体的特殊学校，加上社会事务，忙得我几乎没有时间陪伴父亲。唯一一次专门陪父亲吃饭，是在刚进县城新学校盖起来之后，松了一口气的我想起病中的父亲，拉着他到街上吃了一次肉饼，喜得老人家不得了。后来，父亲因患糖尿病综合症，一年几次住院，神经末梢都坏死，烂脚趾，烂腿，最后肾功能衰竭永远离去了。父亲在时，整天有病，我就想，要是爹没病该多好！如今父亲没有了，又常常妄想，就是有个有病的爹在也好啊！想起这些，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满心的遗憾，一天也没有正经伺候父亲。父亲离去时我正在江西搞调研。那一年父亲才59岁。父亲走后不久，我的全国劳模证书下来了。我当时就想，如果爹在，他看到这个荣誉定会自豪地想，看，我的闺女是全国劳模了！可如今……我把它复印了，带到父亲坟上大哭了一场，然后烧掉了。
办学最初的几年，我有两件最怕的事。袁敬华说出这话时，我似乎感觉到她还心有余悸——
一是最怕向家长要学费。在1996年前后，家里已有四十多名学生。当时每人每年交60元学费，好几年都没有再涨。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当时的60元是个什么概念。1999年，团省委组织了一次优秀青年先进事迹报告会，我是报告团成员之一。当时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几个学生家长知道我要出去做报告，就偷偷凑了120元给我买了套裙子。我走遍全省做了24场报告，天天就是那套行头。脏了湿了被雨淋了，晚上回到宾馆洗了，第二天不管干没干透都再穿上它。我自己喜欢得不得了，但同行的人们看出端倪：袁敬华，你就带来这一套衣服啊？
即便是这样，一到开学交学费，我就是张不开口，总觉得教这些孩子是自己份内的事，张口要钱就不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把学生给要“跑”了。有些家长送孩子来学校本来就犹豫，他们也穷啊！如果因学费让学生丧失了学习康复的机会，我的心里会更难受。
还有一怕，就是最怕老师放了假不再回来。当时老师的工资不高，远不如进工厂打工的收入。你说工资有多少？我记得1996年，孙玉华是招聘的第一个老师，工资是240元。搬到村外学校又招聘了两名，那时工资是360元。到2001年初新迁学校之前，老师达到7人，工资是大概是500元到600元。到2012年，县里给转了3名老师。说这些是因为我想说教这群特殊的孩子，又脏又累又琐碎还见效甚微，要付出比打工多几倍的艰辛，还需有很强的责任心、同情心和耐心。一到快放假我的心就鞧鞧着，生怕有老师走了不再回来。当时那样的条件，如果有哪个老师要辞职，你能指责她，说她不对不该不能这样没责任心吗？可如果老师走了，这些学生又咋办呢？
在那些年里，我小小年纪添了个毛病，遇事一着急就浑身发冷，即便是裹上被子也不行。开始我还纳闷，后来明白那是吓出来的毛病，那冷是从心底里发出的，冷飕飕凄惶惶，没根没底，没边没沿。人只有紧张失落到极点才会出现那种状况哩。
谈到最自豪的事，袁敬华又打起精神——
这些年，我感到最欣慰的，是让600多名聋哑孩子走出无声世界，回归主流社会，帮他们给声音找回了尊严，为他们找回了自信。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有420多人到普通学校跟班就读，这是最高兴的事。很多孩子结婚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目前在校学生有738人，有教学班45个，教职员工143名，在编正式老师达到了10人。
每当有孩子回学校来看我，或者打电话发短信声声叫着“袁妈妈”向我汇报成绩时，我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2015年五·一节期间，笑笑一家三口从日照来看我。她在学校里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一个劲地感慨。笑笑跟着我走进教室，她坐在学生座位上，非要再听一听我讲的课。看得出，那一刻，笑笑与我一样，心潮起伏，激动万分。
有个叫倪伟的学生，属于中度耳聋，在这里待了不到两年，我觉得他康复得很好，建议回去跟普通班读小学。孩子的父亲心气高不放心，又带他去北京聋儿康复中心检查。那里的专家一做检测评估，高兴地说你的孩子已经完全康复。倪伟现在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能使我振奋提神的，就是这些孩子的事，不管是学习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哪怕是一点一滴。有人说我是个矛盾体，说我干起大事来风风火火一点也不含糊，论起小事来像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又极其认真，特别爱较真。矛盾就矛盾吧，可能是多年来从事这个特殊职业的缘故吧。我这辈子跟这些孩子是分不开了。不光是我，我们学校的老师们个个都这样，认真、细心、爱较真，较真得都有些神经质。
2014年7月上旬的一天，在夏津特教学校，我打算去康复医院看看，跟那些康复师和脑瘫孩子家长聊聊。刚进校园，操场上传来的噼噼啪啪打球声和吆喝声让我一愣，莫非是校外的孩子摸进来玩耍？这时大部分学生都已放假回家，应该只剩了那些做康复的脑瘫患者。
袁敬华告诉我，学校组织了两个残疾人球队，一个足球队一个女子篮球队，将在今年10月份代表全市参加全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袁敬华说话的同时，我的大脑飞速旋转，假想着在这个由聋哑儿、智障儿、脑瘫儿和自闭症患者组成的五六百人的学校里，哪些学生适合参加运动会。脑瘫儿首先排除在外，他们四肢不稳，在此康复还需有家长陪护；来这个学校的智障儿，虽然大都是轻度和中度患者，玩简单的游戏可以，参加这种既需强体魄又需高度灵活的竞技比赛，似乎也不具备条件；自闭症患者即便是体魄具备，智力也正常，但是他们不沟通不交流，不用说配合作战，就是让他孤军奋战自由发挥也应该是上不了战场；那么，就只剩了聋哑儿。对，只有他们有可能参加竞技比赛。可我还是无法想象那些戴着助听器，抱着篮球狂奔或者是叫喊着踢球射门的学生们，怎样才能做到灵活传递、投篮或者是射门，怎样才能做到既声东击西又高度默契。
袁敬华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就说，等会训练结束你先见见他们的教练吧，或许你对这个年轻的教师会感兴趣。
陈俊亮，西安交大书法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前夕曾在这个学校做过志愿者。正是那段短暂而特殊的特教生活，使他曾经规划的人生轨迹得以重新规划设计。或许是学校生活感受颇多，急于让人分享吧，落座不一会儿，他就滔滔不绝起来——
加上做志愿者的时间，我来这个学校有一年多了。时间不长，但感受很多，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这些孩子比正常孩子更单纯更可爱。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任你写画；你与他们没有距离，他就把心交给你。二是智障情不障，他们的感情与正常人一样丰富。三是由于身体原因，他们接受新事物可能比正常孩子慢一些，但是，他们的认真执著是正常孩子所不能比的。你一旦跟这些孩子接触，就像有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你，从此就再也分不开了。
那是2012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字，因为背对着门，走廊里过往的人我也没太在意。一会，好像有人敲门，我知道门是敞着的，也没理会。过了一会又敲。在我回头时，一阵清凉的风吹来，桌上的纸也跟着手舞足蹈起来。这时一个学生轻轻走了过来，拍拍我的背，又指了指电扇，说，老师怎么不开电扇，热。这时我才发觉后背已湿透，那个从门前走过的学生都看在眼里。我对他感激地微笑，他也还我一个会心的笑，而后又轻轻走了出去。这是一个智障学生。
回到西安校园后，学生为我开电扇的一幕总在脑海里闪现，就像过电影一样。每过一次，就感动一次；每过一次，就对袁校长及这里的老师，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加深一份理解。用心去感受这些东西，精神上受益匪浅。理解越深一层，对这里的向往就越多一分。待到毕业时，来这个学校做一名老师的想法就早已成型了。
刚来这里时，可能是彼此还不了解吧，学生们对我存有一些戒备。我知道，这些孩子在心里一旦认同了你这个老师，他们就会无条件的信赖你，接受你的指令。我对他们所做的，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一个信息，我是你们的大哥哥，好朋友，其次才是你们的老师。
后来彼此熟悉了，就常打闹在一起，经常有学生让我背着他玩，这让我更加了解了他们。这些孩子也有自己的偶像和兴趣爱好。他们有自己喜欢的电影、动画片、歌星、影星。一个叫严舒的学生家是安徽灵璧的，喜欢画画、听歌，他画的卡通人物画非常好。他喜欢的明星有杨幂（自己还画过她的一张漫画）、歌星周杰伦（对周杰伦的一些歌曲非常熟悉）、功夫巨星成龙、李连杰等。他们不失正常孩子那样“追星”，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样丰富多彩。下课休息时，我拿出手机问他们都喜欢谁的歌，这个说喜欢周杰伦的《东风破》，那个说喜欢他的《龙卷风》。程杰同学反过来问我，老师你喜欢谁的啊？我说我喜欢日本动漫《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没想到立刻有四五个同学积极响应，说他们也喜欢。他们之间也互相开着玩笑，有着属于他们的秘密。比如球队里有个叫范挺华的男生，大家课下都叫他“范爷”，叫李东星同学为“星爷”，叫勇于拼搏的足球队长王胜达为“小老虎”，篮球队长张倩敢打敢拼，属于专业能力强的队员，则被称作“书法家”。
今年桑椹节期间，学校组织学生们去桑椹园采摘。走进大自然，他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都高兴坏了。分散在桑椹园的角角落落，大半天都不愿意离开，纷纷要求明年还去。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每天都有新故事，每天都有新进步，每天都被他们感动着，自己也充实着快乐着，自己的潜能和热情也能得到空前的开发和释放。
说说书法课。我开始没想到这些孩子对书法这么热爱，可以说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我是2013年8月份开始教他们书法的。课一开，就牢牢地把他们吸引住了。只要有书法课，他们都会在上一堂下课后，早早跑来准备好等着。如果我不说下课，他们就不会离开座位，在那里继续写啊练的。有一次，讲完课一个老师让我过去帮个忙，一时把学生给忘了。等我回到教室，发现他们都在认真练习，一个下位走动的都没有，让我很感动。
2013年年底，那个被队友称为“书法家”的张倩，其书法作品在全省中小学生书法展上获了优秀奖。要知道，她是在与正常孩子竞技，是在起步晚、自己先天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的。他们真的很棒，这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更有信心。张倩的妹妹也在这个学校，姐姐拿奖，也激起了妹妹的书法热情，由姐姐带着，比其他同学练得更加认真，进步也飞快。
再说参赛训练。你可能认为这些孩子身有残疾，不适合参加体育比赛，我原来也有担心。今年3月，市里批准我们学校组建两支球队。事实表明，他们完全能胜任。训练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小故事，让我讲给你听。
刚开始队员确定后，我发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存有“惰性”，懒惰、怕吃苦、没有进取心和拼搏精神，最重要的是没有团队意识。对以上问题我一一分析，觉得这不都是他们的错，他们以前没有进行强烈的运动，没做过这方面的训练，于是就想办法去解决。
比如针对“懒、怕吃苦”问题，我做的是跟他们一起跑步，我要比他们当中跑得最多的人还要多。我要让他们看到我是怎么做的。我这么做除了要教他们，还想告诉他们，老师能坚持你们也能坚持。除了以身作则，我还拼命地去教，要让他们看到我的“态度”。我相信我的汗水能“刷亮”他们的眼睛，能让他们感受到对他们的爱与担当。除此之外，还要给他们以适当的“惩罚”。比如在团队意识上，一个队员做得不够好，所有队员都要受惩罚。一个或几个队员做得突出而不照顾其他的队员，还是要接受惩罚。我会把受惩罚的原因告诉他们，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集体、团队、责任的重要性。我还拿《灌篮高手》来引导他们，讲湖北篮球队在第二战时遇到了不可一世的山王工高，湘北与之苦战，樱木花道为了救球撞伤了脊椎……最后以1分险胜，且最后一球正是樱木花道和流川枫两人的精彩配合，才使樱木跳投完成绝杀，让他们认识到团队的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
训练这些特殊队员，开始教练是又累又痛苦。比如教扑倒救球动作，老师的示范很重要，你如果只做样子不扑倒在地，学生也不扑倒，他认为老师做的就是对的。因此你得一次一次扑倒，跌得两只胳膊上都是伤。比如教防守动作，你需来来回回的跑，你跑队员才跟着你跑。老师的准确师范、灵活多变，使学生们慢慢开了窍，他们也学会了慢慢体会和琢磨，变得越来越灵活灵动了。渐渐地，他们对足球篮球的热爱到了白热化程度。每次训练结束都不愿离开训练场，还想多打一会多踢一会。
哦，对了，程杰的弟弟也在这个学校，叫程露。哥哥是足球队员，弟弟很崇拜很羡慕哥哥，一到下课就来帮着捡球（陈俊亮说到这里，我才把程杰程露兄弟俩对上号）。
现在是暑假期间，队员们都留校训练，有的家长来看孩子，想叫出去吃顿饭，他们都怕耽误训练。河北一家长来接学生回家办残疾证，我夸他的孩子多么优秀，训练多么积极，他开始都不相信。回到家，父亲骑车让儿子跑步一起锻炼，看到儿子训练有素的体质和精气神，才相信了我说的话。待了三天就把学生送了回来，并再三对老师说，想不到孩子在学校能学到这么多；他不怕孩子吃苦，如果孩子怕累了退缩了，就由他来做工作，决不能拖团队的后腿。
训练中如果一个队员流鼻血了，其他人都围过来问候；一个人跌倒了，一帮人跑过来扶，并且一声一声的问，没有伤着吧？没事吧?这就够了！至于将来比赛中取得什么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们一种毅力，一种吃苦耐劳精神和团队意识。
每次见到年轻的老师陈俊亮，都会受到他蓬勃、进取情绪的感染。那是2014年的冬天，他刚刚荣获了一个山东省中小学书法篆刻比赛一等奖。我请他谈谈来校后的感受，陈俊亮似乎有很多感慨，他说对学生越了解，越发现他们单纯可爱，就越觉得离不开他们，就越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谈到刚刚过去的十月份的全省残疾人运动会，陈俊亮精神抖擞，好像还没有从那紧张的训练和兴奋中走出来。他说半年多的训练包括比赛，取得的成绩是全方位的。譬如，增强了学生的体质和意志，增强了团队意识和互相帮助的能力，增强了协调合作能力等等。他举了个例子，他们的足球队对应比赛的团队，平均年龄比他们大十多岁，并且有多次参赛的经历。他们学校派出的队员，在比赛前和比赛期间，主动与对方队员切磋交流，向人家学习请教。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与陈俊亮说，我们真喜欢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但是不好意思，我们这次必须赢，因为这是比赛。
高国庆是男足队的守门员，在比赛时踢得很勇敢，他的毅力、意志不亚于对方。但谁也不知道，比赛中他的一根食指骨折了，继续顽强比赛，一直坚持到结束。
在我们座谈时，陈俊亮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情绪，看似平常，但我从中发现了一种闪光的东西并为之一振。这是我在这个学校所熟悉的一种情绪。光源就在袁敬华身上，在夏津特教学校全体老师及全体康复治疗师身上。
陈俊亮说起带领队员培训时，训练间隙与同学们闲聊，一个初中同学告诉他说，陈老师，明年我就要离开学校去打工挣钱了。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继续读书？那个学生笑了，笑得与他的年龄都不相称。我都这么大了，花了家里很多钱。爸爸妈妈不容易，我还有弟弟，我要为家里挣钱，让全家过得好一些。
陈俊亮说他听到这些时，难过地偷偷哭了一下午。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他觉得这很残酷，他舍不得这些孩子离开学校。下午训练结束后，陈俊亮不能自持地给校长袁敬华发了个短信，希望袁校长出面挽留这个学生。校长一会回复了，说这个学生长大了，有自立的能力有担当意识了，你该高兴才是。有句俗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我想说的是，学生终究要长大，要远飞高飞，我们老师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一把助推向上的力，帮助他们减少碰壁，更快地适应社会。陈俊亮说，看了袁校长的短信，忽然间明白了什么。与袁校长比，发现了自己的幼稚与不足。这样心情稍稍好了些，同时感到一种责任跨上自己肩头，我要为我的学生们做些什么……
训练结束后，队员们可以回家继续没有结束的那段暑假。陈俊亮为队员中距家最远的安徽程杰网上订好火车票，袁敬华拉着他一起把程杰送到德州火车站。陈俊亮提前给程杰买了一大兜路上吃的喝的，又把他送上火车，向乘警与邻座一一托付好，嘱咐程杰一路要开着手机，一到家马上发短信向老师报平安，并把自己的充电宝送给他。安排完这些，下了车又给程杰父亲打电话让他接应。开学了，程杰带着弟弟程露两人坐火车按时回到了学校，这一回没有再让父亲陪送。
……
陈俊亮在自己重新规划的道路上愉快前行，伴他同行的，是一帮又一帮给了他信心与力量的特殊学生。这又怎么能用世俗的标准来简单评价他的得与失，成与败呢？
看到陈俊亮，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个袁敬华活跃在夏津特教学校校园里，看到了这个学校的生机与活力，看到了学校的未来。
学校的未来，既是特殊孩子们的未来！孩子的未来，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一个人做着感天动地的事业，在哪一天真的就能感动天地。在袁敬华的事业如日中天时，爱神也悄悄来到她身旁。在她经历了几次相亲之后，发誓不干出个名堂就不再谈婚论嫁。
在办学之初的几年里，每年都搞一次同学聚会，那时的袁敬华已陷进办学的事物堆，全没了逸致闲情。她想不去，可同学们不干，尤其是一个让她也忘不了的异性同学，更是不依不饶。那个高大英俊的男同学，在高中时就暗恋她，后来考上了大学。他聪明好学，又肯动脑肯吃苦，可以说前途无量。有一次聚会，实在推不掉她就带着几个学生一起去赴宴。在饭桌上，同学们高谈阔论，走上社会的都聊挣多少钱，将来买什么车；考上学的就说考研进大城市，反正再也不回农村了，而她，就躲在一角默默照顾自己的学生，给他们夹菜。饭后那位同学诚恳地对她说，我从不怀疑你的智力和能力，能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复习再考一次？即便是不考也行。袁敬华看看眼前的孩子，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从此不再打扰你们，你们也不要再来打扰我。”离开饭桌，她在心里恨恨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从那以后多年没再参加同学聚会。
袁敬华谈起这些恍如隔世，说那时同学们都把她当成另类，而她自己呢，也是满腔热血，把自己当成救世的主人，曾气嘟嘟地想，自己跟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说完这些袁敬华笑了，笑得意味深长。
坐在我面前的姜泽兴，上中等身材，儒雅帅气，多才多艺，是个年轻知名书法家。他是袁敬华的爱人。看得出这是一个好脾气、好品行、会体贴，能助一把力的好男人。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说起跟袁敬华的恋爱经历，风趣的姜泽兴讲故事般打开了话匣子。大学毕业的姜泽兴开始在保险公司上班，后来分配到乡镇（现在一个党委部门）。老师想把袁敬华介绍给他，他听后笑了，说对这个人物（当时袁敬华在县里已小有名气）已略有耳闻。当看到照片，心里不觉凉了半截：这人咋这么土啊，在电视上见到的不这样啊！照片上的她穿一身土灰衣服，正给孩子们上课。又一想，这个人能坚持办聋哑学校，说明她能吃苦，有毅力，心地应该也不错。奶奶早就说过，找媳妇要找心地好的，干正事的，看来这个大他两岁的姑娘大致符合奶奶的标准。后来见面了，觉得还算漂亮。最终是袁敬华的执著、敬业、正直、善良打动了他。
跟袁敬华谈恋爱实在不是件容易事。当时他不会骑摩托车，从县城去三屯骑车要40多分钟。有次给孩子们买了一袋橘子，路上坑坑洼洼把袋子磨破，橘子丢了一大半。到乡镇工作距三屯村也是30多里，见面更不容易，平时主要靠电话联系。但是一到学校马上就帮着忙活，办黑板报，写宣传栏，帮孩子们打印学习材料和试卷，上书法课，还帮老师给孩子们炒菜做饭。不久，就“俘虏”了袁敬华的芳心，也赢得了那些孩子们的信任。
袁敬华谈起这段经历还记忆如昨。她自嘲地说，其实，当初他也不是很想要我。
一天，学校大院来了两个中年人，说是找袁校长想送个学生来。袁敬华领着他们在校园里边走边谈，聪明的她很快就看破：不是来送学生是来考察人的吧？后来知道是姜泽兴的父亲和姑姑。袁敬华张贴征婚启事在全县知名度飙升，姜泽兴虽有耳闻但没太当回事，可细心的老人非要亲眼看一看，说这个袁敬华到底是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还是个风风火火的杨排风，具有传统美德的老人们实在是不放心啊。这让袁敬华哭笑不得。
这份迟到的爱情，给袁敬华送来一位肝胆相照的知己，一位能相依相携一辈子的爱人。爱情，早一天晚一天到来又有何妨？她，毕竟来了。
袁敬华和她的团队，多年来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些残疾孩子的康复学习上。什么成败与荣辱，得失与苦乐，只要跟这些孩子在一起，苦也变成乐，失也就是得，辱也是荣，败就是成。一切有色彩有感情的词汇，在这里都统统变得丰富生动起来。而这一切，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你是永远也看不明白的。用袁敬华的话来说，就是从事特教工作没有得与失，只有付出与奉献，从付出中收获快乐，从奉献中收获幸福。
“我们和你在一起”
多次去夏津，我终于理解，袁敬华那句“上帝关了一扇门，我就给你开启一扇窗”不是轻易说出的。尽管她说得随便低调，可于我觉得有千斤重量。因为要跟上帝叫板，你得拿出敢于叫板的理由才是。
几十年来，袁敬华秉持“以爱启航，自信一生”的办学理念，牢固树立“扬长补偿，共圆天使梦想；有爱无碍，回归主流社会”的办学宗旨，倾洒一腔热血，走出了一条残疾儿童学习、康复、技能培训及托养于一体的办学新路，使一个个残缺的人生不断完善完美起来。
认真整理议案，积极履行人大代表职责
袁敬华坦诚地说,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我的学校能走到今天，多亏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鼎力帮助。我在这条路上跋涉了20多年，才送出去几百名聋哑儿和几十名智障儿、自闭症患者，可目前全国有8600多万残疾人（跟全国现有党员人数相当），他们都需要关爱和帮助。爱残助残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的人积极参与。我是人大代表，懂得“代表”这个字眼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17年中，在历次各级人代会特别是全国人代会上，我提出各种建议200多条，提议案120个，其中有80多个是专门针对残疾人的。代表们称我是“议案大王”，“为不会说话的人代言”。“大王”也好，“代言人”也好，做这些我是认真的。为了联络代表们在议案上签名，大多利用晚上休息之前的时间，敲开代表们的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解释案由，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征得他们的同意，因此人们又送我一顶帽子，叫“敲门代表”。
2003年3月，袁敬华第一次走进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袁敬华呼吁全社会要尊重残疾儿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引起关注，一些贫困地区的聋哑儿童因此还得到了社会捐助的助听器等设备。闭会以后，袁敬华带着沉甸甸的任务踏上漫漫调研路。她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自费走访了山东、河北、江苏、安徽四个省的40多处特殊教育学校，了解学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现实困难。在2004年全国人代会上，提出设立《特殊教育促进法》和《关于加快残疾少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建议》，指出0—6岁是残疾儿童康复黄金期，对于聋哑儿童，如果在此阶段及时接受干预和康复，配戴助听设备，就容易恢复其听力和讲话功能；对于智障儿、脑瘫儿和自闭症患者也是一样。这个将残疾人教育和保障机制单独列出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2005年，她又提出《向残疾人教育学校补贴公共经费》的议案。她说，她知道自己当年创业的艰辛，也深知残疾孩子家长的不易。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应该把政策的阳光更多的倾洒到这些残疾孩子身上。
随着全国教育、医疗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快速发展，袁敬华呼吁，国家应该将符合条件的专业残疾人康复医疗机构，逐步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范围，把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聋儿电子耳蜗等急需的康复项目纳入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基本报销范围。
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也让袁敬华喜忧参半，成了近年来一桩始终放不下的心事。在她做了大量的视察调研之后发现，要想让全社会对残疾人真正尊重重视起来，还需先从制度从政策上加以规范。她举了一个例子，国家有规定，公务员岗位提供给残疾人的就业率要达到百分之一点五，实际上很多地方都达不到。公务员招考并没有为残疾人设置特定岗位，而是和正常人竞争同一岗位。她提出过《关于盲人就业问题的建议》，在2012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又提出《设置专门岗位为残疾人提供就业》的建议。建议政府让一些单位拿出一定数额的职位给残疾人专用，希望残疾人能有自己的就业岗位。
2013年，全国人民大讲“中国梦”、“幸福梦”。在人代会上，有记者问袁敬华的“中国梦”是什么，这位早已与残疾孩子同呼吸以特教事业为己任的人大代表，讲了这样一段话。她说在学校里曾组织孩子们画画来描述他们的梦想，那些孩子认真极了，有的想当老师，有的想当医生，有的愿做科学家，有的想遨游太空……他们最渴望的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自己的梦想，就是让残疾孩子能免费上学；让残疾人中有劳动能力的，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不能就业的，免费集中托养。总之，给残疾人以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使他们的学习、就业、生活、就医、养老得到保障。
苍天不负有心人！袁敬华很多建议议案的提出，引起了国家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比如，从2007年起，国家开始给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发放补助，并开展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每年从社会福利彩票中拿出一定数额资金对残疾儿童进行免费康复教育。对残疾人教育学校，国家也出台相关政策对公共经费进行补贴。以袁敬华所在的山东德州为例，2007年每名残疾儿童获得教育公共经费标准是1100元，逐渐涨到2200元，3300元，4200元，到现在的6000元。有不少省份，已把符合条件的专业残疾人康复医疗机构，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范围，把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聋儿电子耳蜗等急需的康复项目纳入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基本报销范围。
时间的脚步匆匆迈入2014年。袁敬华向往年一样，沐浴着和煦阳光步入人民大会堂。这一次她带来的议案，是尽快修改完善《残疾人保障法》。她建议把《残疾人保障法》的题目，改为《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她认为，法律应该更注重为残疾人服务，把残疾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立法规范。比如对无障碍设施，国家一直在提倡但到目前却没有立法。好多交通、建筑要求是无障碍设施，但大多是半拉子工程，盲道走着走着就找不到了，几乎没有一条盲道能直接通到某个地方。对一个盲人来说，他就靠那点感觉走路，走着走着没感觉了，没有指引方向的东西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再就是停车位，应该在大型公共场所设有专门残疾人停车位供他们免费使用。还有，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力应该得到法律的长效保障。比如，国家规定，2012年到2015年，0—6岁残疾儿童可免费接受教育。统计显示2014年这个群体的孩子有135.9万人，那么2015年以后呢？
看得出，已取得骄人成绩的袁敬华心里并不轻松。在交谈中，她再三强调“倡导全社会助残美德”的重要意义，她说这需要一个社会氛围，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她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2014年两会期间，一记者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袁敬华，可见是慕名而来。那记者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不住地上下打量，似乎要从她身上找一个什么答案。最后还是吞吞吐吐问了出来，袁校长，你，哪里有残疾？袁敬华一愣，反问道，你怎么认为我有残疾？他说，你没有残疾，为什么要办这所学校？静默了好一阵，袁敬华对我感慨道，整个社会爱残助残的氛围还远远不够啊！
从事特教工作20多年，诸多劳苦与辛酸，坎坷与磨难，委屈与无奈，挣扎与徘徊，对于袁敬华来说都成了历史的过往，前进的基石。眼前的袁敬华开阔大气了许多，成熟沉稳了许多。她认为，人是要有信仰的，只要活着，就要有所追求，有所奉献；只要不闭眼，就要不停地往前走。何况，伴她同行的人，为她摇旗助威的人越来越多。早在学校刚搬进县城时，县电业公司，为残疾孩子们提供了一万多元的室外游乐玩具。“残疾人托养中心”刚刚建成，永乐面粉厂马上伸出援助之手，每月为托养中心提供2000斤面粉，200斤面条。2014年秋天，济南长兴建设集团搞了一次慈善捐助表演，一次为学校捐资10万元，还有6万元的物资……
在这次全国两会上，袁敬华在省代表团讨论期间，就特教事业的发展与现状、构思与设想旁征博引、慷慨陈词。她的很多建议和想法得到山东省省省长郭树清的肯定和鼓励。比如，袁敬华建议政府出台政策来保证残疾人就业；提出特教工作从“医教结合”到“医养结合”到建立“托养中心”，是发展的必然…… 郭省长边听边频频点头，不时插话提问，认为她的办学理念有前瞻性，是真动了脑子费了心思，应该向外推广，让全省特教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袁敬华当晚被请到齐鲁网《两会大家谈》北京演播室，她对特教事业对残疾人群体关爱的心声，向全国全世界观众进行了直播。采访接近尾声，记者问她的愿望是什么，袁敬华还是那句话：我的愿望是，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给残疾人以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参与社会活动，平等就业，使他们残有所助、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他们生活得越来越好！
2015年的全国人代会，袁敬华向大会提交了7条意见、建议和议案，其中有4条是涉及残疾人利益的。一是关于制定《特殊教育法》的议案，有案由、案据和方案，言之凿凿，情真意切。二是建议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明确报销比例。三是建议加大脑瘫儿童医疗救助，1、不分户籍，纳入社保重大疾病范畴； 2、加强对残疾人及家人的心理疏导，减少“溺子”等极端性悲剧事件的发生，同时建立敬老院式的脑瘫儿童照顾机构（残疾人托养中心），从制度上保证脑瘫儿的一生生活有可靠保证，消除父母对自己去世后孩子无人照顾的担忧。四是建议扩大智障儿童救助年龄范围，鉴于智障儿童康复治疗的长期性与特殊性。建议逐步扩大对智障儿童救助的年龄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在国家级救助项目中将0-6岁的年龄限制逐步扩大到0-9岁。一些意见建议和提案很快得到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答复。
2015年6月，袁敬华收到了来自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建议答复——
袁敬华代表：
您好！您们提出的关于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特别是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水平总体还比较低，基本医疗保险还没有能力将所有辅助生活、支持就业用的康复辅助器具支付范围。对于您反映的人工耳蜗，属于辅助生活的康复和辅助器具项目，当前主要通过财政专项投入、救助制度和慈善事业等渠道解决。同时，一些医保基金支撑能力较强、管理水平较高的地方也积极进行了探索，逐步将人工耳蜗材料费、手术费等纳入了医保支付范围。
今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2015〕7号），提出“逐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康复项目”的任务要求。目前，我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落实此项工作，准备适当增加纳入医保支付的康复项目范围。同时我们也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共同研究做好残疾人康复治疗和辅助器具配置保障工作，在此过程中积极发挥医疗保险的作用，更好地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广大参保人员服务。
关于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2860号建议的答复——
袁敬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扩大智障儿童救助年龄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1.国家智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第一期，实施时间2009年至2011年，国家每年救助5000名共计1.5万名0-6岁智力残疾进行康复训练，人均康复训练补贴10000元。
第二期, 实施时间2012至2015年, 国家每年救助9533名、9533名、59362、59428名共计13.75万名0—7岁智力残疾进行康复训练，人均康复训练补贴12000元。
2.现阶段国家智力残疾康复救助项目覆盖面
在2014年起，国家每年对0-7岁智力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达到6万名，比2013年增加了5.3倍，可全部覆盖该年龄段每年新增的有康复训练与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儿童。
3.康复救助年龄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指出,如果到17岁人的智力为100,那么4岁时已经获得50% ,8岁时又增加30%,余下的20% 是9-17岁获得的。因此，个体智力发展水平在8岁前基本确定。从康复时间说，儿童康复年龄越早，效果越好。从年龄段来说，从目前的0-7岁扩大到0-8岁时比较合理的。这个年龄段集中力量做康复，具有更大的抢救性意义，成本效益更高 ……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袁敬华所从事的特教事业，以及她在此领域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在2008年全国人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听了袁敬华的工作介绍后，握住她的手高兴地说，你从事的事业很光荣，很伟大！2013年人代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到山东省代表团看望代表，就特殊儿童的入学、康复情况与袁敬华攀谈起来，当听到袁敬华回答残疾孩子都能上学时，总理满意地表态，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把特教事业搞好！
2014年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特殊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办好特殊教育，对于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增加残疾人家庭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带着深厚的感情，履职尽责，特教特办，认真实施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让残疾孩子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同在蓝天下，共同接受良好的教育。”4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赴山东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视察调研。严隽琪分别到教室、康复治疗室看望孩子们，详细询问了学校发展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师资情况，与不同层面和年龄段的孩子们亲切交流，与多名老师和康复师交流询问，在学生作业本上写下“希望每一朵祖国的花朵快乐成长”的美好祝福。当看到孩子们经过学习治疗后，能够清晰地发出声音，能够独立地行走，她不时竖起大拇指，对孩子们取得的进步给予鼓励，对袁敬华和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和特殊贡献表示感谢！她说，特殊教育需要特殊的奉献。年初国家出台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为全面推进特殊教育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特殊教育事业，改善特殊教育发展环境，并依法管理好特殊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
2015年的金秋十月，夏津县特教学校迎来两位特殊的熟悉的老人和几位外宾，整个校园沸腾了。说是特殊，是指他们的身份特殊，全国人大原常委、外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与夫人秦小梅；说是熟悉，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五次专程来过这个学校。特殊的机遇使他们与这所学校，与这所学校的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知道爷爷奶奶要来看望他们，几名已经康复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孩子，早早等在特教学校。一见到爷爷奶奶就投入老人的怀抱，兴奋地拿出以前和爷爷奶奶的合影，回忆爷爷奶奶看望他们的幸福时刻。拿出学习笔记，谈在新学校的学习收获，谢谢这几年爷爷奶奶不断的鼓励。李肇星老人拿出带来的礼物写上寄语签上名字分送给孩子们，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在特教教室，李肇星听孩子们背诵古诗，看孩子们练习发声，俯下身去与孩子们交流，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程露拿出自己新写的日记让爷爷批语，李肇星接过日记翻阅后夸奖他写得好，并写下寄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祖国！”老人还在黑板上写了“祖国万岁”，和孩子们一起读了起来。孩子们纷纷拿出自己的书法、绘画、小制作送给爷爷奶奶表示感谢。李肇星对学校因材施教、多措并举，着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的教学思路表示肯定，并在留言册上欣然写下“胸怀祖国、腹含宇宙、青春常驻”的寄语。他希望各级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特殊教育事业，改善特殊教育发展环境，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教育。一同前来的英联邦协会还向特教学校捐赠了善款。
在2009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李肇星作为中直代表身份参加山东代表团分组活动和讨论。期间，因为袁敬华所从事的这份职业，因为她为残疾人体贴入微的着想与呼吁，李肇星开始关注这个年轻人，主动与她交谈，并答应到她的学校看看。当年5月份，老人兑现承诺，与夫人秦小梅还有其他十多名人大代表应邀来到夏津，走进了那群袁敬华时刻挂在嘴上放在心里的孩子们中间。老人从这个教室走到那个教室，从食堂走到宿舍，从康复治疗室走到操场，看得兴致勃勃，意犹未尽。老人家和代表们向学校赠送了20台电脑和3万元书籍。最为可喜的是，一直以来热心慈善事业的秦小梅女士，欣然接受了“夏津特殊教育学校名誉校长”的聘任。
2012年3月底，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李肇星与夫人，带着“任务”再次踏上夏津黄河故道这片热土，走进了他们牵挂着的那群孩子中间，向孩子们再次送上一对老人的关心与关爱。
2014年9月21日，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来到特教学校看望孩子们。看到爷爷奶奶来看他们，孩子们高兴极了，纷纷向爷爷奶奶汇报学习生活情况，亲昵地偎在老人怀抱里。刘志伟同学把爷爷送给他的钢笔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生怕弄丢了。他们带给这所学校，带给全校师生的，是莫大的鼓励和无尚的荣光！
李肇星部长来校慰问学生
在这篇报告文学就要定稿时，我又来到夏津特教学校。晚上，在袁敬华办公室，我见她面带焦灼、烦闷情绪，像个充气的气球。还是我先打破这使人烦躁的寂静，对沉默不语的袁敬华说，说说吧，把你的烦恼你的苦闷统统都讲出来，那要轻松轻快得多。
经过几年来不寻常的交往与交流，我了解了一个立体的袁敬华。站在世人面前的她是干练的，精神的，昂扬向上的，奋发有为的，始终挺着胸；在教育对象及其家长面前，她也是强大的，她必须强大，因为她是他们的靠山和主心骨。但我也深知，这个也是一日三餐、有家有亲人、深知苦乐滋味的普通女子，在强大的外壳里面，一定还包裹着一腔苦水。
有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在刚办学的那些年里，我最惦记的事是怎样让聋哑孩子开口说话；现在呢，则老是担心什么时候又会出事。按说，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教学和管理经验越来越丰富，学校的条件和设施都有了质的变化，可为什么有些家长反倒越来越不满意呢？
时值深秋，我们俩却都有急躁想出汗的感觉。
请举例说明。
2014年8月的一天，一个13岁的脑瘫儿在康复楼做完康复训练，由父亲用轮椅推着乘电梯下楼。来到院里，父亲去开车，7岁的妹妹走过来好奇地推着轮椅走。轮椅倒了，脑瘫儿被摔倒在地，大腿骨折。孩子的父亲不依不饶非让学校给他的孩子去北京治疗、接骨。学校的老师说，是你自己的孩子把轮椅弄倒了。那父亲坚持说，孩子是在你的校园里摔倒的，一切责任都得由你学校来承担。从北京就诊回来，他们明白了孩子的骨骼和骨关节发育畸形，不能接。但还是不依不饶，向学校索要了15万“赔偿费”。
从河南来的8岁智障男孩飞飞，自己不会穿衣服，上则所不知道擦屁股，自己吃饭也吃不好。按规定不能全托。但他的父母好说歹说，非要学校收下。在他们强烈要求下，孩子全托了。他的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生活老师全部跟上训练服务。一个月以后，虽然还不会系扣，但自己已会穿衣；擦屁股虽然还算不上干净，但已有意识；自己已完全能够吃饭。他的母亲来看孩子，竟然出乎意料地不满意。说花上钱来学校训练，一个月才有这点进步，到哪猴年马月才能把孩子教好啊？老师不得不开口解释了，飞飞在家待了8年，都没能学会吃饭、上厕所和穿衣服，他来学校才一个月，这些都学会了，你该高兴才是啊！你想想，他如果不是有病，都到这个年龄了，这些小事还用老师来教吗？
脑瘫的孩子情况特殊，大都由家长陪护。跟康复楼对称配套的，大门西边是他们的宿舍楼。一个家庭一间屋子，设施齐全，一个月房费100元，可以自己做饭，洗衣机放在楼道里随便用。即便是这样，有些家长还是不满足。今天说灯坏了，让学校给换灯；明天说电视看不到某某台，让修天线，像门锁不上了，水管漏水了，这些事都来找学校。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学校必须做的，而且必须要做好。
为了残疾孩子的康复与学习，家长和学校本该是站在一条线上，可不知为什么，总有一些不和谐音符。
还有一件事，让我惊讶和焦虑。2014年5月份，学校想搞一个“送教上门”活动，就与残联联合来了个全县大走访。结果发现，有些在残联办了证的孩子，家长根本就没打谱往学校里送，有些是家长不了解不知情。学校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对7周岁以下残疾孩子全部做了家访。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家长开始是听天由命，不知道国家给免费康复，经过做工作就把孩子送到了学校；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不适合全托，但家里拿不出专人来陪护，以为孩子反正已经这样了，只好认命，让孩子在家里躺着，这主要是脑瘫孩子；还有三分之一的家长，根本就不承认孩子有病，说孩子会说话，或者能走路，哪里来的病？这其中有二分之一是智障的孩子。
他们既然不想为孩子治疗，那么为孩子办残疾证干什么用？
为了生二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国家还没有放开二胎政策）。
我听了一愣。唉！
由一个县我想到了一个国家。夏津是个平原县，有这么一个特教学校在身边，还有残疾孩子不入学的现象；那么，在那些偏僻的地方，在山区，那里的残疾孩子入学率又能达到多少呢？面对这种现状究竟该怎么办？国家有帮扶政策他们不知道，党的温暖照耀不到这些特殊孩子身上；即便是知道，家长对孩子的康复治疗也不见得重视。有那么多残疾孩子孤独地徘徊在校外，这是多么让人着急痛心的事情。
我理解此时此刻的袁敬华，她的心正被一把无名的火在炙烤着。她对这个现状的体会更直接更切肤，因此就更痛苦。
说到苦恼，2014年9月份开学时，遇到一件让我最苦恼的事。在学校人来人往的新生报名处，一个声音亲切地喊住我，说袁妈妈好！我是靳红英，给你送学生来了。我在欣喜见到昔日学生的同时，仔细打量红英跟前的小女孩。又一个活脱脱的小红英。我的心骤然收紧。我抚摸着小女孩的头故作镇定地问红英，她怎么啦？聋哑，和我一样。实际上我在发问的同时已经猜到了。小红英的到来，让我难过了好几天，也引发了我长时间的思索，这样的恶性循环何时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我不能不想。
我在文章的开头写道，我国每年大约有120万缺陷儿出生，也就是说每30秒就有一个缺陷儿降临。全国新生儿出生缺陷总体高发，除了以上说到的遗传因素等原因外，重污染、强辐射等自然环境因素，与人体染色体改变、甚至基因突变导致出生缺陷有着很大关系，有的甚至直接导致胎儿结构改变。可见，要想保住新生儿出生质量，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治理好日益污染的环境是多么的重要！
陈俊亮告诉我，袁校长让他全权负责，正着手准备学校庆祝元旦的一台晚会。他递过节目单让我看。哦，有学生的节目，有老师的节目，也有老师学生合作的节目，唱歌，舞蹈，相声，小品，情景剧 ，诗朗诵，一台内容丰富的晚会。有一个师生诗朗诵的题目吸引了我，叫《听见了爱》。见我感兴趣，陈俊亮清了清嗓子就朗诵起来——
我们是坚强的孩子
我们渴望知识
渴望关爱
渴望像花朵一样
快乐开放
我们爱老师
我们爱课堂
我们更爱这美丽的土地上
伟大的祖国
给予我们爱的力量
我们有崇高的理想
我们要做展翅的雄鹰
在高高的蓝天翱翔
我们要做坚强的小草
在磨难中成长
感恩，让我们知晓爱的纯净
爱的悠长
感恩，让我们懂得纯洁的世界
来自妈妈的爱戴和体谅
感恩，更让我们懂得
华章的书写
要有坚强和自信的翅膀
叔叔，阿姨
我们听见了爱
请相信我们
我们会和你们做的一样好
……
可怜又可亲的孩子们，你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宠儿。有哪一位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袁敬华，夏津特教学校的全体老师包括康复训练师，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们，都和你们在一起！我有理由相信，你们在将来，会和我们做的一样好！
我似乎看见了上帝！
附：
刘月新，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青年文学》、《长江文艺》、《长城》、《草原》、《芳草》、《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时代文学》、《青岛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文学报刊。曾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漂母杯”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二等奖，首届齐鲁散文奖，第八届河北省散文名作奖一等奖等奖项。作品被多次选入《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中国好散文》等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小鸟闯进我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