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那个“我”
当我们看到整个当代文学所谓青春的消逝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叙事人的主体萎缩退却了，还是因为他们更深入地或者更切实地认识到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并且对于这样一个复杂性有一种想认识的愿望?而这个“我”是不是也是“想象中国的方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进一步说，新的乡土文学书写，如何能既超越启蒙，又超越乡愁，让处于转型期的乡土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我呈现?
近年借由微博微信等平台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火上一阵的“返乡笔记”，在2016年终于发酵成一个大事件。猴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文章流传广泛，媒体和网民热议。这些吸引网友眼球的文章后来证明纯属杜撰，有关方面也及时做出了澄清。而分别在2015年春节和2016年春节刷爆朋友圈，并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讨论的两篇“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和《一位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由于书写者身份的特殊，也由于文本的相对复杂，似乎留下了更多的讨论空间。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以一个文科在读博士返回湖北老家的所思所感，总结了农村的变化，从春运火车到传统人伦关系的瓦解，到“新的读书无用论”。在2016年春节流传的“返乡笔记”中，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此前在《十月》杂志发表时的篇名叫《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但从传播学的角度，这一知识分子气的标题显然不如《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利于传播）是引起了较大反响的一篇。这固然是由于“笔记体”的纪实性唤起了公众的的好奇心，但其“文学性”的力量仍然是不应被忽视的。从文学修辞的角度考量，《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是一个有“我”的故事——嫁给了“凤凰男”、不期然地卷入了夫家悲惨境遇的这样一个农村儿媳的个人经验故事。所以这篇文章动人的地方可能不在于它对于农村现实的描述，而在于它以一个“我”的故事，感染了读者，尤其是引发了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的共鸣——在乡土仍然是中国最广泛的现实环境的情况下，大多数进了城、留了城的读书人身后依然千丝万缕地联系着“乡土中国”。对此类读书人来说，乡村是一处既想摆脱逃离，又被“道义”牵扯的所在；既想“回馈乡村”，又无力改变现实，是许许多多此类读书人的隐秘情结。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同时也可以大胆地预测，“返乡笔记”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它们更多的是一种主体焦虑的投射：当他们饱含道义与深情地关心中国乡村的命运，却发现他们改变不了什么，甚至于，他们感到，知识也不再为乡村所需要。或者再换一种表述，这两篇笔记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他们呼应了一种横亘在城乡之间的知识阶层的普遍焦虑——既无法与工农结合，又无法与资本结合，在中产道路上受阻进而产生的焦虑。
两篇返乡笔记的作者不仅是博士，而且还是文学博士，这一点也是值得分析的。一方面，拥有更强的叙事能力和抒情性，使他们的文本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尽管是以“非虚构”的文体呈现，但它们显然无法与更为“客观全面”的农村问题研究成果相提并论，而是发挥文学修辞的力量，“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黄灯以诚挚的笔调，坦露了她内心的纠结和痛苦。这种自我的真诚抒发，也构成了“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品格。更进一步说，进入21世纪，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界限没有那么分明，我们最熟知的一种表述是历史也是一种（文学）叙事。而文学也需要很大的一个社会学的视野去深入到现实里面，不能靠简单的经验。比如前几年社会学者廉思带领团队所做的社会学调查《蚁族》，我们从中就能读到很多文学的笔墨。用“蚁族”这个词来形容生活聚集在唐家岭一带的外来北京务工的边缘大学生群体，这本身也像是一个文学的形象或修辞。我越来越觉得社会学和文学密不可分，而且不是简单地在一个文学写作的层面来说我们写作要有宏大、深入的社会学的视野，而是在一个社会学与文学已经越来越混淆、越来越面目不清、越来越合为一体的层面去讨论文学与社会学的问题。
两篇作者同为文学专业研究的身份背景，或许也使他们具有较多现代乡土文学的“无意识”，承袭了启蒙知识分子某种“归去来”式的书写模式和“情感结构”。为底层代言，是许多知识分子自觉背负的崇高使命，但是如黄灯这样“替”哥哥嫂嫂感知命运不公（或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现代性视角，在今天是不是应该有所反省？道义感、道德激情固然真挚感人，但是作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仅仅停留在个人的道德感是不够的；克服一己之私（也包括超越自己能力范围的“回馈”家庭之私），而追求社会与国家的公器与公道，是该有的格局与境界。
城乡之间的转型与变化，是广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有志作家的重要书写题材，如乔叶的“非虚构小说”《盖楼记》和《拆楼记》，聚焦农村非法用地、拆迁、赔偿等一系列的问题；在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读到乡村青年进城的个人奋斗并最终失败的故事，感觉到当前的城乡和阶层的区隔。孟繁华有一篇文章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路遥的《人生》联系在一起，他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从高加林到涂自强，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青春的消逝。高加林的失败让我们感觉到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而涂自强的失败则让我们感到他毫无希望可言。而我恰恰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青年、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问题。梁鸿在其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新版的后记里面特别思考到了：“我是谁？”乔叶的《盖楼记》和《拆楼记》中，“我”不光是一个观察者，而且是事件直接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我觉得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我”的位置。乔叶固然在小说里面有对农民的种种陋习——包括她的亲人，她姐姐、姐夫的——甚至于来自于生理的嫌恶，但是乔叶设计的位置是并不比她的人物站得更高，她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她也并不想掩饰她的精明、算计和强悍。乔叶的自我意识在她这部所谓“非虚构小说”的最后说得很清楚：“——很多事情，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得承认，我并不知道。而我曾经以为的那些知道，其实使得我反而远离了那种真正的知道。——此时，如果一定要确认一下我的知道，我只能说：我最知道的是，张庄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样。”
在黄灯的《回馈乡村，如何可能》中，我们也读到了这样一个纠结复杂的、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那个“我”。那么，当我们看到整个当代文学所谓青春的消逝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叙事人的主体萎缩退却了，还是因为他们更深入地或者更切实地认识到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并且对于这样一个复杂性有一种想认识的愿望?而这个“我”是不是也是“想象中国的方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进一步说，新的乡土文学书写，如何能既超越启蒙，又超越乡愁，让处于转型期的乡土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我呈现，或如项静所言，“如何想象和重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乡村生活，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乡土文学发展的契机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