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窗放入大江来——序《中国军事文学年选·2015》
一
《中国军事文学年选》第四季同读者见面了。在此无疑应当感谢众多军内外的作者和出版单位编辑的共同努力，是他们倾尽心血的创作与编辑，使年度的军事题材文学不断有新的好作品问世，使整个创作呈现出令人可喜的形势。当然更要感谢解放军出版社，是他们认真而适时地组织热心的编选者们，进行极为艰苦的披沙拣金般的精心遴选，使进入年选的作品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报刊书籍中脱颖而出，并且以这样一种可观的面貌呈现出来。因此这样一部分为上下两卷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厚厚年选，令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分量，看到的是其背后承载着的多少人为之付出的辛苦与匠心。
2015年对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而言，并非是一般性的年份，它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日子。这样的日子自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个创作上值得关注的时刻，看我们以怎样的作品来迎接、思考和奉献给它，所以理应有一系列反映抗战的力作问世。事实上也已经有很多作者早已着手在创作上做了充分准备，并且集中在这一年度推了出来。小说如黄国荣的《极地天使》，余之言的《战争画廊》，温燕霞的《磷火》，徐贵祥的《好一朵茉莉花》，麦家的《日本佬》，李进祥的《讨白》，刘照如的《蓝头巾》，裴指海的《士兵与蚯蚓》等；报告文学如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丁小炜的《一腔无声血》，左太北的《左权家书四封》，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徐锦庚的《渊子崖：一个村庄的抗战》,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等；散文如刘亚洲的《精神》，贺捷生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刘兆林的《国殇墓园与倭冢》，刘统的《熬出来的胜利》，姜宝才的《头颅，落地成金》等；诗歌如刘立云的《紫荆关》，朱增泉的《枪声在耳》，马识途的《榴花开得火样鲜明》，柳荫的《比血更贵重的》，雷平阳的《我流了几吨血》，胡弦的《南京哀歌，1937》，梁平的《重庆大轰炸》，姜念光的《埋伏》，谌虹颖的《驼峰，驼峰》，刘向东的《记忆的权利》，蔡星阅的《卢沟桥笔记》等，都是凝结着心血的优秀之作。其他战争题材的创作也有佳作问世，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西元的《死亡重奏》，朱旻鸢的《证明》，任珏方的《雪映坡》，周湘玟的《朝鲜花月夜》等，不仅具有较明显的艺术特色，达到了较高的质量，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同时以强军目标为主要内容的现实军事题材也多有收获。实现强军目标是我军现实性的重要任务，军队正按照这一目标，在作艰苦卓绝而意气风发的努力。毫无疑问，这也是从事军事题材的作家们，特别是部队的作家们所积极关注、深入挖掘和热情表现的题材与内容。当然过去一段时间，部队生活中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作家必须抱持一种直面现实与矛盾的可嘉勇气。由于作家戮力进行着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手法的探索与尝试，因而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等方面，都有质量属于上乘的反映现实军营生活的作品出现，如王凯的《瀚海》，陶纯的《一座营盘》，曹岩等的《极度威胁》，曾剑的《向大海》，孙东亮的《浮肿》，赵宇的《我是淑安》，周建的《在爱的尽头等你来》，相双喜等的《大漠苍狼》，张子影的《追日之舞》，卢一萍的《冈底斯的高度》，赵雁的《鲜花盛开的太空》，黄传会的《三分钟读懂人民海军》，李钢林的《兵种胎记：用左手的是步兵》，康璐的《远方的雪》，王锦秋的《塞拉利昂奇闻》，伍会娟的《一枚弹壳的忧伤》，谢克强的《老枪》，赵宏杰的《野战军的野》，杨卫东的《铁甲驶过苏醒的土地》，马新朝的《铁色素》等，在此恕难将好作品一一点到。这些作品一起构成了军事题材文学继续发展的局面，使这个年度的创作成为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发展链条上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环。
很显然，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军事生活仍然是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两翼，也仍然是通过精耕细作可以出精品佳作的沃土。值得称赞的是，我们的许多作家为了推出更多更有质量和魅力的作品，无论是在资料中进行枯燥寻找，还是直接到现场去做田野调查，都是努力深入到历史与现实的生活中去，夯实生活的依据与根基，激发创作的思情和灵感。对于整个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而言，这都是使创作接历史与现实地气的重要途径与举措，也是颇有扎实而又名符其实的沿波讨源。在这样的过程中，相信每个创作者的收获与感受都是很不寻常的，尤其是有的作者为了写好作品，认真地不辞辛苦地重走革命的旧战场，通过身临其境的实地观摩与体察，那些所见所闻的一切，必定使之进入到了革命历史和战争岁月的幽深时空，去聆听与怀想仿佛早已远去的历史声响，相信那迎风招展的猎猎军旗，那凄清激越的战斗号角，那两军对垒的惨烈厮杀，似乎都会在眼前一一复活，如重槌在心中狠狠敲击。作为这支红色队伍的后来者，他们望着一处处记载着革命战争历史的遗迹，在内心里时时涌起对先烈、对老区无限而庄严的虔敬之感，将会对其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而对现实创作而言，强军目标和军事变革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素材与思考角度，部队创作者关注和表现的重点，无疑应当是部队日新月异的新变化和新进步。因此，部队作家观察与审视的，既是各类军事装备、硬件平台得到的巨大而显著的改善，其在发展速度与质量提升方面，能逐渐与世界最先进国家相媲美，尤其是近年来更是在这些方面加快了步伐，给我们带来由衷的、甚至是意外的惊喜与振奋，它意味着进入军事题材文艺的元素和符号更为丰富和现代。而更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升级换代，在我军的作战样式、战备训练和日常生活方面所可能发生的深刻改变，以及随之导致的兵员素质的提高，官兵作战观念的转变，精神追求与思想境界的攀升。也即是说，从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来衡量，我们这支由“80后”、“90后”基层官兵为主体组成的人民军队，在保持自身的光荣传统和英雄本色，在练就克敌制胜和打赢未来战争的本领与能力上，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更加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与时代特征。
二
假如我们静下心来认真重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很多前行者在创作上是相当着力的，而且也是卓有成效的，那些著名的和也许不著名的作品，可以组成文学连绵的崇山峻岭，而我们曾经对此的总结与概括似乎还不够充分，需要对之进行重新认识和品评。虽然许多好的东西并不会被时光的流水所冲走，但会被新的东西所取代和掩盖，而不管这种取代和掩盖是否真的都是有价值的，或者是恰当的。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在军事题材领域似乎依旧存在着巨大的欠缺。数十年的时光已悄然、湟然而过，却仍没有人们真正心仪的更多更高思想艺术分量与价值的作品，能与这个伟大的革命历史战争生活和现实军事生活相称或媲美，似乎再多的作品也依然难以成为人们所首肯的、默认的、膜拜的作品，一种深深的遗憾至今犹在人们的心头盘桓萦绕。细想起来，这种遗憾或许正由于以下几点。
首先是生活再现力的不足。众所周知，革命战争的历史是如此的错综复杂、惊心动魄、波澜壮阔和残酷无比，这本应为我们现代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而我们在反映和描写的过程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为某种禁忌与取舍所困，因而畏首畏尾、顾这怕那则成了一种自觉不自觉的习惯与常态。因此激烈残酷的战争生活时常是被净化与过滤了的，使我们很难真正看清楚或了解战争生活的原有全貌与本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军事题材文学要反映好战争生活，既要以强有力的笔触，书写战争生活的真正的、实际的进程，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趋势，以极大的热情颂扬代表我方指挥者和战斗者的智慧与勇敢，这是战争文学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但更需要悉心关注常被忽略的战争生活的细部与背面，关怀在惨烈的战争中那些真正经历爱与恨、血与火、生与死的个体命运，善于发现、捕捉、运用和再现富有深刻文学意味的细节，这恰恰也是最动人心魄的、最丰盈充沛的、最无穷无尽的，并且构成战争生活特有的残酷绚丽、震撼人心的画面，从而让凯歌与血腥一起呈现在我们的作品中，写出和深化最具真实肌理的、丰富而广博的革命历史战争生活，让我们的战争文学同战争生活本身一样厚重。
其次是理性思考力的不足。从战争生活实际情形来看，其本身蕴藏着极为丰富而独特的内涵，有很多的内容仅凭我们一般的感悟与认知，似乎便能体察与理解它所存在的很多异乎寻常的东西。然而我们已经创作产生的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挖掘与思考是明显不够的。由于受某种思维定势与惯性的制约和限制，或受创作者本身思想与认识水平的局限，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往往停留和满足于对已知思想、理念、结论与寓意的简单重复或形象表达，或因循守旧自缚手脚，而不会、不善于也不能够从战争生活的历史深处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深邃、原创性的发现，这样的作品常常失之于平庸浮泛，缺乏睿智的思想的光芒，甚至是冗长驳杂不堪卒读，自然谈不上有多少真正思想的、文学的价值，此类作品即使是积千累万也属无益。怎样对革命战争历史进行更为深刻和独到的开掘、提炼与概括，揭示出富于独见、与众不同的意味与内涵，是颇为重要和迫切的。我们呼唤有强大理性思考力的创作者出现，他真正能发现与穿透历史与生活，用文学再度把历史、把战争、把人心、把文学照亮。理性思考力的强弱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深度和力量，我们对此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再次是艺术想象力的不足。想象力应该是文学创作的翅膀，没有这个翅膀或这个翅膀力量不足，文学自然就很难展翅高飞。而这一点又似乎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创作之短。有时候我们读到某些看起来本属十分精彩的故事与情节，并对之抱有极大的希望与期待，然而一进入作品，就成为少有看点与亮点的寻常景致，变得局促与平庸、不那么吸引人，原有的精彩不明不白地被平淡与寡趣所代替。假如一个作家的文学想象力平齐于普通读者，你是不可能成为优秀作者的，你也不可能写出优秀作品。我们有时忍不住要去赞美与叹服古今中外那些作品的想象力是如此的高超，正是想象力的高下决定着作品的高下。当然想象力的问题可能取决于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与艺术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涉及到我们在创作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时，其思考与观察视野是否宽广，心灵空间是否自由，艺术魄力是否大胆，创作才能是否独具，进而是否能够和敢于胸无挂碍地张开恣意想象的翅膀在军事题材的广阔空间驰骋。而事实是我们一旦进入战争题材的时候，总有一种想象的翅膀显得潮湿而又沉重的感觉。
最后是作者书写力的不足。所谓书写力或可视为一个作者文学书写的能力，这既可视为文学的基本功，又是对作家更为高级的要求。这体现在对于作品寓意的确立、情节的设置、叙事的把控、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掌握诸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阅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总感到这种书写力的薄弱，且不说不少作品本身从品质上说粗糙不堪，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作品也总是达不到理想的高度，写和读都显得很吃力、很费劲。这些年军事题材作家在书写力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如语言的新颖性与现代感上同前有了一定的改观，但因为思想的犹疑不定、左顾右盼，以及急于求成、恍惚迷乱的心态，使我们在某些方面却又给人底气不足之感。这导致有的看似气势如虹、给人以满满期待的作品，终归以力弱示人，出现的大抵是半部杰作，即使看起来有几分炫目的外表。所谓书写力应该既是作家抱负、胸襟、胆识的体现，也是作家修养、功力和激情的集合，有怎样气沉丹田、盈神满血的书写力，决定作品具有怎样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对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而言，作家的这种力和气都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仅凭小聪明、玩小伎俩、耍小性子即可如愿的，而是需要精心而深厚的蓄养的，需要有真正大作家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三
而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形而言，还有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同样是值得思考与注意的。
对于革命性方向的坚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一次次失败和成功的革命无疑改变了自清晚期以降大大落后于世界的中国面貌。这种面貌的改变包括了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其变化幅度之巨大、之深刻可谓亘古未有，前所未闻。而且改变的势头似乎仍在加速，中国再度成为世界真正大国强国已可预期。但我们似乎在明里暗里能感受到某种否定这种革命趋势与成果的逆流，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近现代所进行的革命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它导致今天出现了糟糕的局面。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使中国重新站立了起来，并且实现了初步的繁荣与强盛。这一点是有人不愿看到的，但却是不可否定，也不容否定的。任何否定这一切的言论都是奇怪的、可疑的，这种反历史主义的立场与观点，不能不说是有着更为阴暗的目的与企图的。对于现代革命的进程的反映，战争题材生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怀疑其正当性，更不能错误地自以为进入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之中，弄乱了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而不分青红皂白，人云亦云。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来审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发展总体趋势，认清其经历各种挫折的必然性、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认识历史过分简单化，看待历史人物过分理想化的毛病，通过自己更为深刻的思考，写出具有更强历史感和更有历史深度的作品来。
对于真实性原则的坚持。我们常常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真实性无疑应该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惟有真实地反映战争生活，我们的军事题材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感人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长久的文学价值和魅力的。中国革命经历过的所有战争，无一不是以极其惨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战争虽已远去，硝烟也已消散，鲜血早已干涸，但这一切却并未真正远去和消散，它时刻都在提醒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和经历过的我们的先辈追求理想、追求正义、追求解放，同一切邪恶势力和凶残敌人所进行的战争，所作出的重大牺牲，提醒我们似乎至今都还生活在这样的战争历史中而并没有真正走远。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对于革命战争历史生活的写作，常以老战士的视角和军史的视角来展开，今后怎样以更文学化的视角与姿态，来书写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实有的苦难与抗争、悲壮与惨烈，告诉后人战争究竟是一副怎样的真实面貌，有多少生命在战斗中放出光彩或悄然消失，则变得尤为重要。从而在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回望中，充分体现当代作家对于历史与人生的深度观察与忠诚叙事，还原与呈现革命历史与战争文学应有的浑圆气象。或者说，战争文学应当有直面残酷、直面真实的勇气，将战争以其本来面貌再现出来，以其应有的真实性震撼、打动和启示人心。西元的《死亡重奏》，温燕霞的《磷火》等在这一方面都达到了应有的水准与高度，值得点赞。这其实考验着我们的勇气、良知与笔力，也考验着我们想象与深入历史现场的能力与深度，以及我们对于战争历史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把握、认知与情感。写作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积，也不仅仅是四平八稳的重复，更应当是如女性创造性的孕育与分娩，将是个喜悦与痛苦相伴的伟大过程，我们在享受喜悦、充满期待的进程中，必须承受这种生命几乎难以承受的痛苦，让我们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以高度真实的写作态度来创造与革命战争生活相称的力作。任何矫饰的、虚假的、缺乏真实性的作品，都将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去之不存。
对于民族性追求的坚持。战争生活是最容易使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突出地展示出来的，对于我国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而言，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在战争中有着怎样的表现，我以为这是战争文学民族性的最重要体现。我们过去的战争题材作品对于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视和注意的，但总体说来我们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是比较扁平的，在性格的类型上也是二元的，这使我们的军事题材作品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不够多元、丰富与深刻，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军事题材作品的成色与质量。其实在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民族成员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与变故的折磨，我们的民族性格深处其实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结构，有着许多值得文学进行精细解剖的内容。但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存在某种不愿正视和认知自身的缘故，或者因为我们在思维上常常流于浅表化的层次，或者囿于固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定势，因而缺乏辛辣的眼光和有力的笔触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精准和独到的挖掘和剖析，从而使得我们的文学中的人物性格和形象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情况比较常见和普遍，也使得我们的作品也随之缺乏应有的硬度、锐度和深度。因之这里面仍然有着巨大的可以深度拓展的艺术表现空间，有待于我们的军事题材文学的作家，继续努力从战争生活的最残酷的真实中，真正发现、提炼和概括出我们民族丰富、典型、突出的性格，在我们的作品中塑造出更具独特中华民族性格的各类人物形象来，并且以此来深化认识我们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民族。在文学中的独特的人性的展示，是观察我们民族性格与精神的重要通道。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民族性格中心灵的、意志的、人性的、道德的层面的开掘和展示，通过独特的情节、细节、情境来实现，而这是独特发现的，不是扭曲变形的，不是似是而非的，不是荒诞不经的，而是一种真正的透视与把握，有一种灼人的深度与热度，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发现与创造的睿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存在。
对于当代性要求的坚持。军事题材文学的当代性问题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当代性的生活和国际化的环境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国际化与当代性都是我们军事文学所不容回避的、必须体现和反映的一种特质。我们必须认清的是，我国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也面临着要走出去的任务，这意味着我们面对更多阅读的他者，在创作的观念与姿态上要作出适度的调整。同时，我国当代观众对于文艺作品的接受趋势也日益发生着变化，要求我们的军事题材文学必须建立起适应当代的价值观与艺术观，必须运用新的视角和新话语，才可能使我们的作品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吸引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吸引更为广大、更为年轻的读者，否则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是低效乃至于白费。当然，强调注重当代性，并不表明对传统观念的彻底颠覆与改变，而是审时度势地进行某种与时俱进的调整与改变，使我国军事题材文学与一些国家优秀的军事题材作品相比，在观念和成就上能够媲美甚至是超越。这是我们的一种理所当然、势所当然的志向与目标。其实从实际的创作情形而言，我们许多的军事题材作家已经在这一方面尝试着进行各种各样的改变，刻意地体现着作品的当代性特征，这从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创作实践中，尤其可以一窥端倪，其目的就是努力占领今天思想、审美和文学的制高点，从而与我国的整个文学的大势并驾齐驱。当然，这种当代性不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找不着北的，为所谓的当代性而当代性的。而是要求所有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作家，通过真正靠谱的、立得住的、行之有效的共同努力与实践，给我们的军事题材作品注入新的当代性特质，使之呈现出新的样貌和气质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不仅是战争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书写者，更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灵魂。扮演好这样一个角色，就要在进行清醒澄澈的历史思考和现实观照的同时，更要体现善与爱、真与美，将对这一题材所富含的激情与悲悯，灌注于新创作的文本之中。无论历史和现实都终将转身而去，佳作必定长留人间。“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我们期待新的军事题材文学佳作，如江河般汹涌奔腾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