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中酿造的一首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读后
与李建军同事多年，我一直以为他专心于小说研究，然而11月中旬收到他的新作《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李建军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6年版），令我感到非常吃惊。这本书是李建军为纪念世界上的两位戏剧大师——中国的汤显祖和英国的莎士比亚，应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之邀写作的。用李建军的话说，他写这本书是一种“缘分”。也就是说，他写这本书并非“临时抱佛脚”，而是多年积累，成竹在胸。他从大学一年级就喜欢莎士比亚，认真地阅读过《莎士比亚全集》；他也喜欢汤显祖，汤显祖的率真性格和敢于讲真话的精神令他钦佩。此后，但凡见到有关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书——传记、评论等，他就买，一有空就阅读、研究。可以说，他今年完成这本书的写作，真正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是他多年“心愿”的实现。
与一般的理论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李建军写《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有感而发，是他满怀激情从心中酿造的一首诗。他是怀着一颗敬畏之心走近中外文坛上的两颗巨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通过对他们成长历程的认真研究和对作品的细致解读，一是表达对两位文坛巨擘的敬意；二是以自己纯洁的心灵荡涤沾染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身上的灰尘与污垢，使他们的思想、人格及其戏剧作品发出耀眼的光芒。
该书内容厚重，视野宽阔，高屋建瓴，思考深入，观点鲜明，发人思考，在汤学与莎学研究中自成一家，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其突出的特点，一是把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通过对作家的研究和作品的分析，找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一种借鉴。二是把对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研究与当下的文学创作发展现状联系起来，展示自己的思考，体现出作为一名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意识、文化信念与担当精神。
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通过对汤显祖、莎士比亚的成长经历的认真研究，总结文学戏剧作品成功的艺术规律，从而揭示出一部作品的成功与作家的人格成长、品德修养、思想发展、艺术追求的密切关系。
书中以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成长经历与创作过程为例，认真分析了他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他们的共同点很多，比如，他们都具有人道主义的大爱思想。对人的尊重，呼唤自由，对美的欣赏与呵护，对爱的渴望；他们都具有执著的反抗精神，对专制主义的反抗，反对战争与暴力征服，渴望和平，人人都能在和平、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他们都追求纯洁的美，在作品中赞赏善的行为和美的心灵，批判专制、暴力对人性的摧残、对爱的束缚、对美的戕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当然，他们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是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也不同。莎士比亚生活的环境是和平的、开明的、自由的。伊丽莎白女王有着异乎寻常、近乎完美的性格，“她允许莎士比亚在舞台上铁面无私地予她的祖辈，甚至她的父亲以真实的再现，丝毫不认为有损于她国王的尊严！”所以，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莎士比亚在戏剧创作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得益于这样的健康时代。他在《亨利八世》中的讽刺锋芒，直接对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父亲亨利八世，将他写成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暴君。冒犯如此严重，然而莎士比亚却没有受到任何侵扰与伤害。
相比之下，汤显祖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生活的明王朝时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不但平庸、低能，而且古怪、残暴。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力极度傲慢和任性，政治极端腐败和混乱。特务横行，正义和善良遭受践踏，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终日生活在耻辱、恐惧和绝望中，没有言论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在这样的社会中，汤显祖不甘屈辱，又不能公开进行讽刺、揭露，更不能反抗，只能发挥自己的智慧与“恶时代”进行巧妙地周旋。因此，他的作品格调没有莎士比亚作品那样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大概就是客观环境所造成的。
由此可见，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不仅与作家个人的人格成长、品德修养、文化积累和思想追求有密切关系，而且与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意识上的种种限制也有密切关系。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揭露、讽刺和批判，而汤显祖的作品只能通过“梦境”婉转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
该书的出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作者在深入研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过程中，展现自己对当下文学创作与发展现状的思考，体现出一个研究者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比如，关于如何传承经典，如何面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走出去”等问题的思考，就很有现实针对性。
汤显祖在世界上的影响为什么没有莎士比亚大？有人借此贬低汤显祖的创作成就，认为汤显祖“远远没有达到莎士比亚戏剧的高度”；有人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于同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是我们的‘民族自信’焦虑把这个偶然想象成了造化的诗意。汤显祖不像莎士比亚那样是一个时代无可匹敌的艺术巅峰”。对此，作者在该书中以细致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这些论调进行了批驳。
我非常赞同该书的观点。窃以为，世界不认识汤显祖，不是汤显祖的文学成就小，也不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而是外国创作水平（确切地说是翻译水平）的欠缺，是他们读不懂汤显祖，是他们缺乏慧眼识珠的能力。历来的翻译都是他者的工作与义务。中国人认识莎士比亚，是中国文化界的骄傲，说明中国人放眼世界的开阔眼光和文化智慧，也说明中国的翻译水平高。从田汉上世纪20年代翻译《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到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尊重自己的作家，爱护自己的文化财产，传承自己的文学经典，就够了。
现在的问题是，汤显祖在世界上没有打开影响，与我们自己也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在宣传汤显祖、传承祖国文学经典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到位。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中国也有很多人读不懂汤显祖。因此可以说，汤显祖的寂寞，折射出的是现代教育的劣势。年轻的学生不是不喜欢汤显祖的作品，而是他们读不懂汤显祖的作品，所以他们无法正确认识汤显祖的文学成就和文化价值。当年，大英帝国宁愿丢失一个殖民地印度，也不愿丢失莎士比亚。而我们有这样的气度吗？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思维定式，使得一些人产生了极度的“自卑”心理，总觉得“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盲目学习西方，崇拜“他者”文化，蔑视自己的精英文化，不重视自己的经典文化的学习与传承。由此而来的后果便是，虚妄的“文化自信”所产生的“走向世界”的“焦虑”。
汤显祖自有他的价值在，是否“走出去”，不是我们应该“焦虑”的问题，而切切实实地发掘这座“文学经典富矿”，才是我们应该抓紧做的事情。正如李建军说的，“与其汲汲于任何‘走出去’，从文化上征服别人，从而获得某种心理上虚假的补偿性满足和文化上无意义的象征性‘自信’，还不如从写作与时代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一下畸形的时代是如何压抑和阻碍了汤显祖的写作。”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汤显祖所应取的态度。在这方面，白先勇先生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用十多年的时间，打造出《牡丹亭》的舞台“青春版”，使得这部古老的经典作品焕发“青春气息”，走进校园，走进大众，得到青年学生及观众的喜爱，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信念落实在实际中。这比那些浅薄的研究者的“高论”实在的多！也有意义的多！而李建军的这部书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为我们认识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