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我，要有人
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确定了一个人的轨迹。在24岁这一年，在西安这座城市，我萌生出认真写小说的念头并且将之付诸实践。这并不具有偶然性。我出生在关山东麓的一个县城，地处陕、甘、宁交界带，少年时期萌生的作家梦要飞出重重山川沟壑是极为困难的事，然而对于文字特殊的感受力让我从未中止过这种想象。我生于回族家庭，从小就对除自身成长外的许多问题进行过思考，有关民族、宗教、风俗的诸多具体问题都在我内心深处画上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撤去。这样不断地考究自身与世界，使我获得了敏锐的思考能力。种种思索垒在我心中，就像一股洪水，蓄势等待着排洪闸门的开启。
以上提到的思考能力，正是我写作的前提和动力。作为一个资历尚浅的作者，小说观念还在形成或变化之中，现在谈论自己的小说意义并不大，倒不妨可以想想——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如果按代际化分，出生在世纪末的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让我说，我们既不明白城市，也不明白乡村。无论是求生还是求盛，只要我们离开故土，那这种混沌是无可选择的。我们一出生就自带话题性，就带有情感色彩和价值判断。在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法则和乡村朴素的生活哲学夹击下，矛盾感和无归属感日渐袭来。再者，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多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他们的生长环境和我们是天壤之别，现实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差异也使我们和父辈之间的代沟空前巨大，这是更深一层的孤独。有人说，伟大的作家是时代造就的，但当下我们大多数人的处境，就是在极度中庸的生活中，重复度日。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是我们行走其中的未来历史，即使小说家不能全部被要求成为时代的记录者，也应该是最清醒的旁观者，要看到比别人更细微更独特的存在意义。
在我写作的现阶段，我将目光聚焦在徘徊于城市和乡村县镇之间的青年人身上。这与我的生活经验有关，写起来不会隔阂，亦是对普遍社会现象做过思考后做出的选择。如果将小说看作是“活着的历史”，那这种离开故土的“外省年轻人”则是当下大多数青年的写照。“外省来的年轻人”是理论家在评析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对他笔下那些从外省来到巴黎并尽一切努力向上攀爬，想要获得大城市认可的年轻人形象的总结。如今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岂不就是巴尔扎克、司汤达笔下的巴黎。非京籍的外来者岂不就是拉斯蒂涅、于连……怀揣理想的年轻人在大都市努力奋进，然而笼罩其上的命运般的尴尬却萦绕不去。坚守大城市还是回乡，似乎已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省青年”要面临的抉择。
胡适曾说：“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这是我此篇创作谈题目的来源。“要有人”，这一点很多小说家都可以做到，但是真正能做到“要有我”却是少数，我赞同这一观念，并且在努力向其靠近。《领灯》这篇小说写了出身各异、遭遇各异的两个外地青年在首都的一段感情，巨大的孤独感笼罩始终，连自哀的机会也不被赋予。其中穿插关于煤矿的描写，调动了我自己短暂的煤矿工作经历。《普通乘客》写一个有童年阴影的知识分子，内心压抑而逃避过往，除了母亲和妻子之外，另外两个女人在他生命中拷问式地出现，使他触到一种逃不过的宿命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直面童年的行为，是爆发也是解脱。《孔子再生考》戏笔勾勒出一个以国学为幌子的官僚知识分子。这篇小说是对近年来社会上兴起的“复古潮流”反思之后的结果。除粗线条勾勒出华威先生般的“赵孔子”外，我还写了包括白教授在内的五个小人物，这些人物身上也有当下人的影子。无情地解剖别人，就要有勇气无情地解剖自己。诚然，我自己身上的确有着他们的影子，懦弱、压抑，对权力的下意识反应。
鲁迅曾说，在自己的作品中最喜《孔乙己》，因为孔乙己就是他，就是我们。甚至《药》中拿着血馒头意气风发的华老栓，《伤逝》《在酒楼上》中的涓生、吕纬甫都是鲁迅不同层面的自我。勇敢的自嘲，是鲁迅的可爱之处，也是我崇敬他的地方之一。他将对社会的反思、对自我的反思烙进了文字之中。小说中，要有人，更要有我。这个观念话语平实，却显示出前辈们的胸襟和作为小说家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