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能忘
拾穗者团队探访南漳鸡公寨，前面拿相机者为邓粮。
二○○八年邓粮拍摄的“民不能忘”石匾近景
农历乙未年，也就是公元二○一六年，邓粮和一块石匾较上了劲。
准确地说，邓粮是为了一块石匾和一帮人较上了劲。
邓粮是襄阳铁路供电段的一名中层干部，但他经常被人提及的是他另一个身份——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召集人。
拾穗者
襄阳，是一座人文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楚人的拓土开疆，两汉的沉浮兴替，三国风云，盛唐风流，两宋硝烟，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重笔。刘秀、刘表、诸葛亮等史上留名的人物灿若星辰。这座城市遗留的人文符号俯拾皆是，也许正因如此，才有了拾穗者这样一群人。
时间退回到二○○五年。在襄阳市人大工作的李秀桦、大学教师邵爱民和工程师张玉涛在网络论坛上相识,出于对历史人文的热爱，他们常相约在节假日探访老街老巷。一天，李秀桦提出设想，即以整理、研究、保护和传播地方文化为己任，成立一个民间文保机构，得到了另外两人的积极响应。邵爱民则从法国画家米勒的作品《拾穗者》中得到灵感，把团队命名为“拾穗者”，意在拣拾散落民间的“文化之穗”。
十年过去了，这些拾穗者拾起的文化之穗还真不少,人数也由最初的三人增加到十五人。在他们的努力下，南漳古山寨被搬上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在他们的推动下，老河口木版年画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文化记录和研究成果，已汇成了两部厚厚的《拾穗集》。二○○八年，拾穗者被评为“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人物”。今年，邓粮作为团队召集人被吸收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
作为襄阳日报一名记者，我关注拾穗者群体长达十年。第一次采访“拾穗者”是在二○○六年，那时邓粮还不是召集人。在拾穗者这个民间文化工作群里，邓粮不是因为最有文化才被推举为召集人，他当上召集人是因为他的性格。
邓粮，看名字就知道是出生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时代。怎么形容他的性格呢？他们曾经关注的老河口木版年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叫“一团和气”。我当时就发现，“一团和气”这个词简直就是为邓粮量身打造的。邓粮属于那种长得很喜庆的人，小眼睛，厚嘴唇，笑起来的样子也是一团和气，常常让人产生粮食丰收了的联想。在这个由十余人组成的大家庭里，难免会因学术分歧和性格差异等问题发生争执，但只要邓粮一介入，好像什么矛盾都能被他三言两语轻松化解，而后就又是“一团和气”了。
然而，从今年初开始，一团和气笑容可掬的邓粮像是换了个人，经常皱着眉头，一脸凝重。让邓粮耿耿于怀的，就是这块刻着“民不能忘”四字的石匾。
石匾受损
邓粮最早看到这块“民不能忘”四字石匾，是在二○○八年。那时，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做选题，有人做“老街”，有人做“岘山”，邓粮和团队成员杨家香选择做“汉江河堤”。发现“民不能忘”石匾，就在这期间。
在樊城沿江的大堤上，最能吸引游人目光的，就是那些形态各异而又不失古朴的码头与牌坊。其中，公馆门码头是现存码头中规制较完整的一座，由石蹬道和石平台组成，呈扇形。在码头平台的条石驳岸正中，镶嵌着一块长近两米、宽约四十厘米的大石匾。石匾上有阴刻楷书“民不能忘”四字，字体遒劲有力，又不失圆润。初见这四字，就有种很特别的感觉驱使邓粮去探寻这四字背后的故事。
二○一五年四月，八省一市“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会”在武汉举行，确定湖北为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牵头省份。对襄阳来说，码头与会馆，是与“万里茶道”密切相关的建筑遗迹。其中，樊城码头于二○○八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民不能忘”石刻为市级文保。这年十二月，作为民间文保团队的召集人，邓粮随“万里茶道”申遗专业人员一起到樊城码头实地考察，就是这次考察中，他发现“民不能忘”石匾被破坏。只见一艘写着“襄水缘茶舫”的白色大船在固定船身时，把一根钢管打进了石匾左侧石缝中，石匾左上角出现了一处十多厘米长的缺痕，石匾上方的青石条也被整体撬走。邓粮顿觉心头仿佛压了块石头，当即打电话给襄阳市文物管理处主任邹劲。
“我希望能把经营襄水缘茶舫的船移走，同时修复石匾及周边环境。”邓粮对邹劲说。
在襄阳的文化主管部门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拾穗者。作为官方，他们对拾穗者的工作给予了很多必要的支持，邹劲也不例外。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船还是没有动静。邹劲回复邓粮，这事属于海事局管，还涉及到这块地方所属的米公街道办事处等单位。
对于邹劲的回复，邓粮有些不满，随后找到市海事局以及石匾所在的社区。结果，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一番说辞。问题久拖不决，邓粮很是焦虑，甚至考虑以志愿者身份向有关单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我们的目的是保护这块石匾，不是跟部门作对。何不借助媒体的力量？”拾穗者成员楚山农向邓粮建议。
媒体介入
邓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找到我的，那天是二○一六年四月五日。
“你说，多少会馆消失了，码头被破坏了，现在我们就剩下这点东西了，为什么不能保护好？”邓粮一脸凝重地说。和他认识十年了，我从未见他对哪件事这么上心。
四月六日，我和邓粮相约来到现场。在“民不能忘”石匾所处的公馆门码头，一共停了两艘船，一艘是趸船，供坐船过江的游人使用；另一艘就是这艘相当于水上餐厅的襄水缘茶舫。
我们以游客身份踏上了固定在石匾处的襄水缘茶舫，在船舱里点了几个菜，假装不经意地问老板一些问题。船老板倒也热情，说这艘船本身不是他的，是他从一骆姓船主手中租来的。
“老骆以前是渔业社的职工，后来单位破产了，海事局就允许他和另一个船主在这个码头经营。旁边的趸船和这个船都是他们的。”船老板说。
“您知不知道，固定船只的钢管旁边那块石匾是个文物？”
“以前不知道，去年有电视台的来报道过，才知道这是个文物。”
“那船刚好固定在这块石匾旁边，是你们选的位置吗?”
“那是老骆他们固定的。”船老板说。
当天晚上，我把石匾被破坏的情况和这块石匾背后的故事，加上一组石匾被破坏前后的图片，发在四月七日的《襄阳日报》上，打算报道发出后再去找文物管理处。
四月十日，我以记者身份联系了邹劲。邹劲对此事非常重视，请我们到市文物局解释情由。
邹劲告诉我，去年邓粮在反映“民不能忘”石匾被破坏的情况后，他们第一时间就到现场察看。但是经营“襄水缘茶舫”的船只的泊位属市海事局管辖，他们也先后找米公街道办事处和海事部门协商过。
“主要是文物管理处没有执法权，不能强制执行。”邹劲解释。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我问邹劲。
“你们介入的话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再以市文物局的名义给海事局等部门发个告知函，把码头和这块石匾的价值告诉他们，请他们配合。说实话，襄阳文物遗迹点多、线长、面广，文物保护工作就凭我们文物管理处这么一二十号人，远远不够呀！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各部门的配合和全社会的参与。”邹劲说。
第二天，我和同事来到海事局。当时，海事局领导不在局里，我们把有关情况告诉了办公室主任，他让我们等回复。
四月十三日，海事局电话告知，领导已作出批示，由樊城区海事处一行十六人前去协调，要求“襄水缘茶舫”的船主把船移走，并恢复文物原貌，请我和他们一起到现场。
没想到海事局行动这么快。但这毕竟是触动了船主利益的事，这事是我报道出去的，去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以后会不会遭报复？但若不到现场，跟踪报道怎么写？于是，我戴了个墨镜，约邓粮一起到了现场。
不出所料，船主的情绪一开始非常激烈。
“你们记者瞎球写！不是我们，这块石匾早就被偷走了，我们把桩打在这儿，完全为了保护文物!”男船主近乎咆哮着说。
船主的妻子也大喊委屈，拿着一张报纸说：“这些年，我们在江边救了多少想跳河的人啊！我们一直在保护这个文物，你们看，这是晚报报道过的……”
我一看，是晚报记者一年前写过的报道，文中也的确写到他们保护文物的事迹。情况变得有点复杂。这时，邓粮走到跟前对船主妻子说：“大姐，我相信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是想保护这块石匾，可是破坏文物也是事实。你看，这么好的石匾缺了一角，上面的条石也被掀掉了。”
这时，海事局的人也趁机上前做工作：“我们帮你起锚，你们把船移到码头那一边，也没有多大妨碍。”
为了固定船只，锚杆要插入很深的水下，没有专业设备是无法拔起的。现在由海事部门帮他们起锚，船主和妻子的态度终于缓和。海事处用他们的设备把襄阳缘茶舫起了锚，船只终于移开了。当天，文物管理处也派了专人协调，最后船主的妻子竟非常慷慨地表示：“好，我们保证移走。作为襄阳市民，保护文物也是我们的责任！”
四月十三日上午十点，固定在“民不能忘”石匾上的船只总算移走了。
事有凑巧，就在报纸刚刊出“民不能忘”遗迹受损报道后，四月十二日，时值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李克强总理对文物工作的批示。一时间，新华社等各大中央媒体以及新媒体几乎都在头条位置推送了中央领导关于文物工作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其中，习总书记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这无疑是针对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而提出的。他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习总书记刚好在这时对文物工作做出指示，对“民不能忘”事件的处理和石匾的保护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没过多久，襄阳市政府召开关于襄阳码头申遗工作的协调会，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在主持会议时三次提到，千万不要再出现“民不能忘”石匾受损这样的事了，要求海事、水利等各部门全力配合码头文物遗迹的保护和申遗工作。
五月十二日，文物管理处在河南定制的四块文物保护标识牌也运到襄阳，分别立在了四个码头旁。
石匾与郑敦允
在做这个报道的过程中，我查找了与这块“民不能忘”石匾有关的史料。读过这些史料后，我终于明白邓粮为什么对这块石匾有着近乎执拗的珍惜之情。
这块石匾，与一个人有关。准确地说，是与清代的一个官员有关。
清澈的汉水穿城而过，把襄阳古城一分为二，也为这座城市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比如神女解佩的故事，是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之一。然而，作为襄阳人的母亲河，汉水带给人们的并不总是温情与浪漫，还有无数次的水灾。历史上，地方官员无不把治理水患作为要务。早在三国时期，襄阳太守胡烈在汉江边筑堤以防水。唐代宰相张柬之是襄阳人，也曾把修堤作为对家乡的贡献。清道光八年（1828年），郑敦允出任襄阳知府，更把修堤列为事关民生的头等大事。
郑敦允，号芝泉，湖南长沙人。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出任襄阳知府，到任后秉公断案，扶良抑暴，深受百姓拥戴。在襄期间，他“不避艰巨，本之以精心，辅之以勤力，是以事无不举”。因是刑部出身，擅长听讼断案，“判决常至夜分，积牍为空。”这段文字，我是从清人周树槐的《襄阳太守郑公传》里读到的。
又据当时湖北学政贺熙龄撰写的《樊城新堤记》载，在郑敦允到任襄阳之前数十年，水患不仅让樊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也使樊城的商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堤岸日圮，富庶渐减）。郑敦允认为洪水乃“生灵之大患”，决心把土堤修建为石堤。为了方便商船停泊靠岸和装卸货物，郑敦允把原来的自然码头也一并改建成踏步式石砌码头。
樊城石堤改建工程竣工时，郑敦允特建三瑞亭以示纪念，并欣然撰写《三瑞亭记》，详细叙述了筑堤缘由与始末。“古今事无险夷难易皆天地合而成。”郑敦允开篇即言“三瑞”乃天、地、人，坦言筑堤成功只是“能感天和享地利”而已，丝毫不以为是个人功劳。
喜庆的气氛还未散去，罕见的大水次年汹涌而来。公元一八三一年六月，汉水暴涨；七月，滔滔汉水冲堤毁岸，涌入樊城；八月，汉水复溢。这次大水亘古未有，所筑石堤塌陷过半，也毁掉了临江而立的三瑞亭。
此时，已经调署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痛感是自己失责，执意要求回襄阳守修堤防，并设法筹得万金，于一八三一年八月回襄阳。
听说郑敦允要回来，“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迎接郑敦允回襄。岂料，五个月后，郑敦允因积劳成疾逝在任上。
郑敦允离世当天，襄阳士民像自己的亲人离去一般痛哭不止，史料记曰：民哭公，如哭私亲。
清周树槐的《襄阳太守郑公传》中还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说的是郑敦允病逝后，其弟坐船前来襄阳奔丧。未到地点，船停在一处歇息，只见两人手拿长刀登上了船，很张狂的样子。船主是襄阳人，上前呵斥：“你们想干什么，这是郑公家前来迎丧的亲人！”二人听后随即退下。船主告诉郑公的弟弟，二人是襄中巨盗，郑公曾捕获他们五人，杀了其中三个。郑公之弟问：“难道他们不会因此仇恨吗？”船主回答：“郑公一向持法公平，人皆信服，区区盗贼又敢怎样？”
对此，周树槐在文末感叹道：“呜呼！公勤民而民不能忘，诘盗而盗不敢怨。”
郑敦允任职襄阳前后不足四年，其修筑石堤造福于民的功绩令民众始终不能忘怀。一八三五年秋，在郑敦允离世三年后，各方人士主动捐资修建郑公祠，选址公馆门码头西北侧，并在码头驳岸正中镶嵌“民不能忘”石匾一方，用以缅怀其功德，并把这段石堤命名为郑公堤。
心中有民，才使“民不能忘”
当时，襄阳士民捐资刻下这块“民不能忘”石匾，就是想让后人永世不忘郑敦允的修堤功德和为民之心。然而，让人感慨的是，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很多襄阳人已不知郑公何人了。特别是在石匾受损后，有些部门对待文物的态度更让邓粮感到痛心。
本来，“民不能忘”事件到此也算有了个相对圆满的结果，但邓粮认为这事还没完。他争取到市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开始了对码头历史的宣讲。当然，他每次宣讲的重点，都是这块“民不能忘”石匾和石匾背后的故事。
“按理说，郑敦允后来已经调到武昌了，就算河堤被毁，也不干他的事，这属于天灾。如果不是他修了石堤，樊城人民受灾会更加严重。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失职，要求调回襄阳修堤。我们再看看当今的官员，有几个升了官后还要求再回来的？”每次说起郑敦允，邓粮都会说到这个细节。
于是，我强烈地感受到，邓粮为这块石匾所做的一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民间文化团队为了维护一块文物的完整，实际上是对当今很多官员已经缺失的“为民精神”的追寻与捍卫。我也由此想到，为民精神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政治传统。孔子讲仁政，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郑敦允的为民之心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与自古以来的优秀官风一脉相承。而共产党的“初心”和先进性从哪里来？这其中分明有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习总书记也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对襄阳来讲，“民不能忘”四字背后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它作为文物层面的价值。
因此，在“民不能忘”事件的报道结束之后，我仍继续关注着邓粮的宣讲。有时，他带着一帮人在码头现场讲解，有时是在社区放码头的宣传片。无数人被他的宣讲所感动，这其中也包括不少党员干部。
一个雨天，一位机关干部约邓粮到米公祠石苑一游，邓粮便叫上了我。这位机关干部也是听了邓粮的宣讲后慕郑公之名而来的。之前，我只是读了有关郑公的文字史料，而米公祠石苑还存放着一块刻着“郑公祠”三字的石匾和与郑敦允有关的两块碑刻。枇杷树下，两块石碑并排而立，一块刻着郑敦允本人所撰写的《三瑞亭记》，一块刻着《新建郑公祠记》，为道光十五年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的光化知县陆炯所撰。经风沐雨近两百年，两块石碑字迹仍清晰可辨，一个刚劲，似藏为民之心；一个工整，可感崇敬之意。绵绵细雨滋润碑体，循着纹理滑落，似行行泪水。伫立碑前，我仿佛穿越到一八三二年正月初六，即郑敦允离世的日子，那一天，“民哭公，如哭私亲。”
正恍惚间，只听邓粮对这位机关干部说：“一个官员，只有心中有民，才能让‘民不能忘’。”
这位不愿我写出姓名的机关干部看着两块石碑，感慨道：“郑公精神，民不能忘，官更不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