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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致巴金信札两封

来源:文艺报 | 胡嘉  2016年12月12日07:08

李劼人致巴金信

李劼人致巴金信

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信中,有两封是李劼人写给巴金的,内容篇幅均不长,但是信息量很多,折射出李劼人1958年3月初和1962年1月底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并谈及友情、健康和物价水平等,该史料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1891年出生的李劼人和1904年出生的巴金相差13岁,而二人都有过早年留学法国的经历,受过法国文学的熏陶,又同为川籍知名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曾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的二三月份都有机会到京相逢,虽然一位身在沪地、一位留守蓉城,但二人惺惺相惜之感不在话下,仅通过以下两封书信内容便可见一斑。

第一封信如下:

巴金兄:

刚由医院检查回菱窠,奉到二十八日手札并剪报。读罢,不胜惆怅!我于二十五日午抵蓉。甫下火车,即闻廖静秋死讯。明知其不起,仍悲泪欲滴。诚如尊言,她的生命力如此之强,而近代科学竟不能挽救于九死之中,令人扼腕之至!幸有《杜十娘》一片留传人间(《思凡》才是她的绝唱,可惜未先拍出来!),又比她许多前辈强多了。但前年写申请时,得力阁下两句抄辞动人,此功亦不可没。我拟在一年内写一篇《廖静秋的平生》,以志哀悼,并用此鼓励后辈,尊意以为如何?

回蓉后,仍时感厥晕心跳。承组织照顾,许我静养,故得专心写作。只是每天仅能写出千余字,多则不支。昨日血压高度为一八〇度,在我不算高,惟低度为一二〇度,都过高了些。现在再度澈底(彻底)检查中。烟酒仍未入口。在成都吃水果蔬菜都较北京方便。希望尊驾能再莅蓉小住为幸!此祝健康!

李劼人 顿首

三月四日薄暮

此信落款没有年代,而根据内容“即闻廖静秋死讯”可以查对,该信写于1958年。廖静秋(1925年—1958年),川剧表演艺术家,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名的川剧旦角,1956年查患癌症。同年在出席全国人大会期间,巴金、李劼人与沙汀联名提交申请,呼吁将廖静秋主演的《杜十娘》拍成电影,申请由李劼人执笔,根据巴金的提议特别写道:“现代科学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减轻她的痛苦,但可以保留她的艺术。”这一建议得到文化部的肯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把拍片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廖静秋强忍病魔的折磨,终于在1957年底完成了我国川剧史上第一部彩色艺术片《杜十娘》,1958年初病殁。从信上看来,李劼人为廖静秋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惟一能聊以慰藉的便是此前与巴金、沙汀一道促成了《杜十娘》的拍摄一事,称其艺术生命“又比她的前辈强多了”,使廖静秋为川剧艺术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李劼人在信中表示“要写一篇《廖静秋的生平》,以志哀悼”,其篇目并未为后世所见。而巴金即于1958年2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回忆散文《廖静秋同志》。

李劼人于1958年2月时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全会,期间一度心脏病发作,导致“体力不支”等健康问题,所以回成都后能“承组织照顾,许我静养,故得专心写作”,他在信中所提到的“写作”,一指已经从1956年开始的《大波》的重写工作,二是少量短篇及回忆文章。

此信还提到“在成都吃水果蔬菜都较北京方便”,此时全国还没有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其家庭经济压力的影响尚未有明显表现。

第二封信如下:

巴金老哥:

今天接到赐寄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非常感谢!得此,则此书变成完璧,将来于我参考时大为有利,感谢!感谢!

三月初在京晤面,还要面谢!同时,希望您不要忘记了前岁托购的三星牌蚊香,极愿三月在京当面交我,至请!至请!

拙著《大波》第三部,赶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完,现正复习资料,不日即将着手写第四部了。

成都的物质生活开始好转,黑市浪潮已被压退,生活费用开始降低,不过要回复(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程度,似乎尚有待耳!知泛并闻,一切俟在京面谈可也。

专此并颂

新年纳福

李劼人 顿首

一九六二年一月四日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三年多,李劼人和巴金的友谊不断,除每年开春在北京开会的见面外,平时更有不少书信往来,此信中巴金寄去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李劼人大为感谢,称此书“将来于我参考时大为有利”,体现出李劼人重视史料,是在以史为据的前提下,再铺陈故事、刻画人物的写作特点。

信中所及将为有利的那作品,也就是后面提到的“拙著《大波》第三部,赶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完”,可以明确李劼人改写《大波》前三部的时间为1957年6月至1961年12月28日。此后至李劼人去世的1962年12月24日为止,其改写的《大波》第四部未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的改动内容相对均不影响原出版作品的整体内容,而《大波》的改动内容则由50万字改写了40万字,基本是重写。虽然同为《大波》之名,内容上几乎是两种风格,可以视为两部作品。对于该作的重写,巴金曾在《谈〈秋〉》一文中提到:“我很佩服比我年长13岁的李劼人同志重写《大波》的决心和毅力”,李劼人生命的最后五年半时间都在重改《大波》。2011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劼人全集》,同期收录了1937年版的《大波》和1957年后改写的《大波》,显而易见的是,1937年版的《大波》是更为珍贵的。

巴金曾于1961年1月5日到李劼人的菱窠住所看望,同行的还有时任《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的张秀熟,以及老朋友沙汀。李劼人和巴金相见的最后一面应该就是信上提到的“一切俟在京面谈可也”,即1962年3月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而谁曾想,这竟是最后的面见。

李劼人的去世是那样戛然而止,1962年12月25日,在李劼人病逝的次日,巴金在唁电中沉痛地说:“文艺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不仅是一位热血侠肠的好人,还是绘声绘色的小说家,也可以说他是成都的历史学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而最重要的是“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