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讯》副刊与李劼人佚文五篇
1935年与家人合影
1950年代李劼人与家人合影
这里的三封书信、两篇文章，是笔者在翻阅抗战时期《华西日报》时，断断续续发现的。它们均未被《李劼人全集》收录，李眉的《李劼人年谱》，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亦未提及。但对我们了解李劼人生平，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9年5月，日军对四川进行大轰炸后，成都的文化人和文艺工作者，大多随各自任职的机构疏散他往。抗战初期一度颇为热闹的成都文坛，一时间陷入了沉寂和停滞。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文协”成都分会决定借《华西日报》副刊版面，创办《文讯》周刊，以加强联系和交流，维系会务正常展开。《文讯》原本决定由赵其文编辑，但赵氏因为事务繁忙，临时改由萧蔓若负责编辑。三封书信，就是最初的决议和最后的实际负责人之变的结果。今天来看，它们完整而真切地勾勒出了李劼人在1940年2月和3月的生活细节，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说昆明》是作者1940年初前往昆明，聘请嘉乐纸厂前工程师梁彬文回川担任厂长的产物。文章分四期，连续刊登在1940年3月24日、3月31日、4月7日、4月14日成都出版的《华西日报》“文讯”副刊上，署名“李劼人”。从文章的副标题“（川滇行之一）”和相关内容来看，作者当时是先到重庆，再经贵阳赴昆明的。在贵阳，曾小有停留，并拟写《说贵阳（川滇行之二）》等。推测起来，可能是因为嘉乐纸厂事忙而打断了写作计划，未能完成。当然，也不排除发表在另外的刊物上而尚未发现的可能。
《乐——为费曼尔女士作》一文，发表在1944年10月8日出版的《华西日报》“每周文艺”副刊上，署名“李劼人”。当时，“文协”成都分会响应总会号召，开展救济贫病作家活动。费曼尔女士为此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以门票收入捐助“文协”，救济贫病作家。叶圣陶曾在日记中，对这次独奏音乐会的实际情形，作了扼要的叙述：
入夜，与小墨二官三官至暑袜街礼拜堂听费曼尔女士小提琴独奏。票资悉数捐入文协之援助贫病作家基金。此会由郭子杰夫妇张罗，售票甚多，可得二十万元。大约费女士之提琴亦有名，听者拥挤，可千人，不得票而退出者怏怏而去。奏琴凡六曲，以不知音者听之，似小品反较大品为悦耳。
日记中提到的郭子杰，即郭守有，曾任成都教育厅长，长期担任“文协”成都分会常务理事，对分会的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李劼人这篇文章，从“文协”的工作需要出发，带有为费曼尔女士的音乐会“广而告之”的意思。行文中的随意和枝蔓，与此不无关系。尽管带有“任务”性质，文章仍然表达了李劼人对音乐文化的独特理解。关于初到法国时的生活情形的叙述，更是我们了解其生平事迹的重要依据。需要说明的是，《秋江》《乐记》《平沙落雁》《汉书·礼乐志》《儒林外史》等语，原文均无书名号，整理者根据今天的表达习惯作了处理。“霓裳羽衣”等，因在可加可不加之间，故仍按原文抄录。
原文中难以辨识的字，用“□”代替。原文所无，但根据上下文推断应有的字，则放在方括号“[]”内，以示系整理者所加。不规范的标点符号，和极个别一望而知的手民之误，在最大限度尊重原文和不影响意思表达的前提下，则据当前规范作了调整。
1940年3月6日 致赵其文
其文先生：
原说为《文讯》写一二短篇文字，不料二月十九日由昆明重庆跑了一遭归来，去年所患之湿气病，便又发生。这还罢了，兼以右边大牙，动摇作痛，历经月余，忍无可忍，冒险就牙“匠”拔去。据说，拔牙之后，必须休息，忽然为嘉乐纸厂[董]事会人说话，东奔西驰，未得一刻宁静。果不其然，数日之后，乃大疲倦，只好回菱窠蜷伏。不料精神尚未回复，而儿子患鼻疾，经名医诊治，说其中有白喉菌。儿子稍好，女子果患急性白喉，迄今一周，又幸经名医治愈。如此不得闲，稍有空暇，又苦于奇痒爬搔。生来本只两只手，以右手最得用，而右手最忙，以故，所谓短篇文字，姑暂请假。
李劼人拜启（三月六日）
1940年3月8日 致赵其文
其文先生：
承询近日生活情况，大略已见昨日短函。今再奉告一事，便是自去年入秋以来，连月好着走路的甚为高兴，只是苦了农家。菱窠在东门外沙河堡菱角堰边，堰大三十余亩，往年自秋殂夏，垄亩盈盈。从筑菱窠，水干见底，买一小羊放牧其间，今已肥硕可卖十七八元。大家没水吃没水用，遂存心打一水井。然而买滥砖破石，每万斤要六十五元，雇泥工掘井，估计需百余工。每工自六角二分上涨至一元四角，然而情势所迫，不能不打，今已打至三丈，仍在椓石取土，还须打若干丈，方能及泉，不可知也。古人谓钱为泉，诚然诚然，无钱即无泉。一回菱窠，便伏土洞边，闻丁丁下锄，又恍惚雷索伯之开苏彝士。
劼人拜启（三月八日）
1940年3月16日 致萧蔓若
蔓若先生大鉴：
十五日函，十六日下午一点许递到，十里邮程，亦可谓快矣。拙稿事凭 尊意处理之可也。本来应命行笔，迹近塞责。三月二十六日又将起身赴嘉定，四月上旬可归，俟有余日，再写《说贵阳》。贱恙不能说好，连日以琉肝溶水痛洗，奇痒稍止，手指间流黄水，结血疤如故。菱窠掘井，十四日及泉，泉水涌出，历半日即深六尺许；方正在欣喜，而十五日一雨，井周黄土全坍，工友以术堵之，术不验，不顾而去，诿谓运气不好。井深四丈，黄土占多半，红砂石占少半，费工一百〇五个，大约六十余工，穷诸虚牝矣。雨我公田诚可喜，而瞻顾断井，则又怅怅。专复并颂无恙！
李劼人再拜（三月十六日夜）
说昆明（川滇行之一）
一
昆明是好地方。第一天气好，第二湖山好。
天气好到从朝至暮蔚蓝得有如一泓秋水。我在那里的时候，恰恰是风季，（二十九年二月初正阴历己卯岁之腊月下旬也）偶尔一朵云花被风吹得一丝丝一缕缕绝似漂白砑光的轻絮。正因为风大，所以晶莹的太阳晒到身上，只感觉到如春的和暖。二月一日那天，躺在大观楼侧唐继尧铜像下的草地上，绝对想不到这是应该严寒时候，到处腊鼓鞺鞺催杀花猪的腊月二十四日。
四季如春，而又不是绝对的常春，所以除常绿树外，在冬季里也一般的叶落草萎，有四时的变化，便不像热带那样单调。
昆明附近十公里内外，就我所见到的，柏与松最多，而且都很秀挺。其次是灰杨，不算甚高，比较重庆附近山中的为矮，可是比较粗大，城内许多段未拆毁的城墙斜坡上，全是此树。
四乡还有一种乔木，当冬季木叶落尽，细枝萦错树杪，远远望去，很像云堆，朋友梁君竟自呼之为云树，到底是什么树，却未问明。
黑龙潭有宋代柏树数株，有三人合抱大，还很茂密，又有唐代老梅一株，大部都已枯死，仅一枝还在着花。著名的滇茶花，这儿已有两株，花确乎有菜碗大，细细一数，确乎也是九心十八瓣，恨树干并不怎么茁壮，与成都状元街原为杨氏花园内的三株比起来似乎尚有逊色。不过杨园茶花到底太老了，每年腊底春初，只管繁华如锦，然而花朵总不甚大，现在杨宅已再易主，而为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印刷所，要是那三株老茶能被保留，毕竟算成都一个特色。
二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这是昆明大观楼下，孙髯翁的著名长联的起句。
五百里滇池，在大观楼，只能看取一小角，欲瞰其全胜，须到西山。可惜我在昆明，住得太短暂，而且又太忙；朋友们除了按时办公，尚须“跑”警报，不能多抽时间，奉陪到太远处去。其次，还有一最大原因，便是日常生活费用太高，（许多人每每爱说生活程度太高，意思实在指的生活费用超过了用钱标的，而生活的程度哩，并不见得就在水准之上。例如在巴黎，出必以打克西——街市汽车——代步。此“行”的程度，实在比之坐黄包车者为高；而驰行三四公里，所费不及五佛郎，较之昆明黄包车起码三角，上一公里便是七八角者，其费用则为甚低。又如昆明南屏街昆明大旅社三楼房间，每日房金七元，小费另给，而家具则并不高明，尤其是洗澡在外，近来因为炭贵，浴室且不常开，据茶房说，一礼拜内或可洗澡一次，费用不多，而“住”的程度安得谓之为高？此辩明生活费用之高低并无关乎生活程度，二词涵义，实各个不同也）。
不欲过于打扰朋友，又不愿过于浪费自己实等于血液之汽油，以每加仑一十四元四角八分之高价（此二十九年二月五日昆明汽油价值，在前二日尚为每加仑十二元，其后之涨跌如何，自在此文说明的范围以外。）而供我驰驱揽胜，因此，对于西山，只能心向往之，而大观楼的一角，却整整留连了六小时。
昆明湖山实在太美，有名的地方也胜，有些处所，林木的培植也不错，只是中国园林的通病，还是存在，看起来总不顺眼。惟一的大毛病，虽然在人工不够，其实是审美性太差，每一个建筑物不是摆的方位过于错误，就是结构太不考校。例如堆栈式的洋楼，巍然峙立于大观楼之侧，业已刺眼了，而恰恰又做了唐会泽铜像的背景，真有点令人叹气。
城内五华山下的翠湖，也是这毛病。朋友胡君前过昆明，曾寄一信，论及翠湖，诋为臭水一塘。据我看来，所论稍为过甚一点，要是好生布置一下，再多多种些树，将朽败的木桥，更为石梁，再将水面加以清洁，沿湖以外的建筑，稍稍与以归划，虽然不及法国里昂的金头公园，然在中国西南各处的公园中，终可以首屈一指。
中国人对于公共园林的布署，精神都有点不及，这诚然不大妙，但我希望在将来建国大业多少完成之时，精神生活的范围从而扩大。首先是一般能够造作风气的人物，豁然明畅，既不专专迷惘于最摩登的形式，复不要庭草不除，居室不治，块然独坐，大讲其正心诚意的内学 ，庶几中国园林，至少可以复到平山横塘之盛。
三
昆明也就因为天气常暖，据闻苍蝇绝多。有朋友说，其多不下于亚比西尼亚的海口其布底的苍蝇，幸好我去的时候。正是风季严冬，尚未亲睹其盛，不过从许多地方，也便足以证明人言之非虚。
昆明街面，全是坚石打成大砖形式砌成。我以为比较成都之三合土街面，牢固经济得多。曾记民国十三年，成都初初改修马路时，我便甚以为三合土之不妙，口头也说过，报纸上间或也说过，主张在灌县选取坚石打成大砖式样数年一翻，可以四翻。四翻之后，尚可修断，即有破滥，取换亦便；自然，木砖街面如上海之南京路，诚然太好，次之如柏油路面，亦何何不豪华？二者不可得，则无宁效法昆明。到底人微言轻，说了还是说了，至今成都街面，其为酥锅魁之皮也如故，安望其不费钱费力，随时修随时滥，而天晴之后，全市有如灰城！
不过昆明街面，究竟人工还不够，旧的街道被鞋底车辆磨研久了，倒极光滑，而新的则尚待鞋底车轮慢慢的去磨研，这笔费用，未免太大。
中国各处的城垣，无论从哪方面说，（除风水之说外）实在无保留之必要。而城垣拆除，单独将城洞及城楼留下，加以装饰，使其变为好好一座美观的台阁，其下辟为圆场，绕以铁絙，取法北平之正阳门，倒是点石成金的作法。昆明之近日楼，本为大南门城楼，便是这样办的。看起来，实在比较成都城门之化为六个大缺口，高明得多。
昆明除了一般旧式房屋建筑以及街上风沙之大，绝似北平外，余如金马碧鸡两道彩坊，也太像北平，只嫌近三四十年的新建筑，大抵多趋于码头格调的“洋”式。其不美观调和，有如在美人素面上去印上一块图案画。
四
圆通寺靠近城的东北，是昆明城内一个很好的游览处。然而据我看来，唐继尧的陵园，或有过之处。唐陵也正在圆通寺之侧的一个山头上。
关于唐氏，除大观楼的铜像外，据我们所知，在昆明城内还有两个地方。其一，是现今的云南大学，以前为唐氏手创的东陆大学，校址在青云街，巍峙于翠湖之北。所据山头，虽不如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之高，毕竟雄伟可观。
大学故址原为试院，一如四川大学文法学院之为旧贡院也。幅员知不及旧贡院之大，而改为大学后的建筑，却远优四川大学。尤其唐氏所建造的那所大楼，其堂皇过于旧贡院内现存的明远楼和至公堂。
其二，即前言之陵园。唐氏埋骨之处，正当一个山头。当面全为云南所产的大理石修砌，气象极佳。园内一部分房屋现租与美国领事作领事馆，别有唐氏藏书之屋一所，书不见多，仅二十余橱。据守者云，尚有一部分藏在别处。唐氏能诗能文，生平颇有抱负。其他不论，单看遗书二十余橱，以及东陆大学之大楼，足以见其胸襟。
五
初到昆明，见牛车满路，因而发生两种想头：以牛车本身言，是南国风光；而就车制言，实足想见大輅遗规，如此陋拙之作，何竟保存至于三四千年，而不变？
牛车之外，复多小马，所驼物皆分载背之两旁。
畜运甚多，人运则少，偶见一二，多□□可笑，如运木条，有长至丈外者，亦以一担担之。我想，这大抵由于畜运方便，故人运乃不技巧。四川省内人运之比较技巧，实缘畜运之不发达。这种相对的道理，从四川官道之进退上，大可见之。
昆明市内外运货卡车，以及长途汽车，是相当的多。在没有空袭警报之时，除了不断的飞机练习外，只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抗战的形迹，并且是令人极高兴的。
昆明飞机练习是很勤的。尤其当我在的几晚，每夜都有夜航机声及探照灯的照耀。
滇越铁路终点，距市街不远，长闻汽笛之声，却不曾到站上去参观过。
法国人的势力，在昆明并不显见，东方汇理银行的建筑只简单的有一座两层洋楼，连汉口的日本正金银行的气象都不如。街上的安南人，倒时时可见。金碧路上，安南人的小商店也不少。而南丰饭店的西餐，虽然比一般西餐便宜，每餐仅卖三元，却多少有点法国风味。
六
昆明的生活程度，并不比内地一般高。以清洁整齐而言，似乎比之重庆还有不如之处。而生活的费用，恐怕连今日的香港，也难比其高昂。前面曾略及人力车之贵，这里再稍稍报道点粮食的价值。据我所知，米每担重市称一百二十斤，在二月六日以前，一月底以后，涨至七十八元，并非好米。青菜（昆明人呼之为苦菜，因此有谚曰：云南三怪，青菜叫苦菜，粑粑叫饵块，女人叫老太）每棵重不上一市斤，价五角；洋芋每枚价三分；猪肉每市斤价一元五角；鸡蛋每枚价一角。正义路三牌坊吃过桥米线（米粉也）一份，花费九角，尚是顶便宜者，其他可以类推。
食行如此，（譬如由昆明城内到黑龙潭10公里，来回人力车费非6元不办；到金殿不过四公里，来回人力车则需四元五角）住也不为便宜。小楼二间，每月租金大抵在六十元至一百元，其他服用皆然。人云在二十八年春季以前，并不大贵，以今比之，殆贵10倍，故许多朋友月入在300元以内者，生活情况都不佳妙。至于昆明本地人之如何过法，以及俸给人员之月入菲薄者又如何过法，以所住日浅无所闻。
生活费用之如此高贵，据云，其理由甚多，而绝非物品缺乏使然。因为在三十公里之外而无外省人旅居之处，便甚中平。
本地产品已贵，而外来货更不消说。姑举一例：在一月底，红锡包纸烟每十枝一包者价八角，到二月四日，涨至一元二角，二月六日，甚至市上无货。这中间自然大有道理，而滇越铁路略有损失，也是一小因。
一句话说结，昆明什么都好，如其人事再弄好一点，不要凡事都照着“九一八”以前之东三省去模仿，再把市政同清洁卫生稍讲求，这里实在是东方瑞士。我希望下次再去，多住些时，再把昆明的美点多发现一些，并且生活过得舒适点，不要令人处处感觉头痛！
乐
——为费曼尔女士作
四十八年前，从发蒙入学起，有时也跟着大人们看看会戏。
看戏只为了“看”戏，看花脸，看小旦；看花脸打仗，看小旦做过场，丝毫无兴会于唱，更讨厌的是震耳欲聋的锣鼓铙钹。
所谓清音细乐，也听过；大抵喇叭，胡琴，月琴，三弦，碰铃，七叠盏之类，不管乐器是如何的多，而听去老是一个调子，四上四合，而且一齐是四上四合，也永远是四上四合。
洋琴比较好听一点，而洋琴队中的鼓板，似乎更好。记得洋琴有一出叫《秋江》，又叫《陈姑赶潘》，生旦的唱词，自然不懂，而最懂得的，就只洋琴和鼓板打出的风声水韵。
听着洋琴《秋江》的风声水韵，每次都好像有种说不出的趣味。觉得如此便好，何必再要人唱。同时，就想到某名师的七弦琴。
某名师是当时成都抚琴的名师，所畜古琴甚多，且是惟一能够打谱的。据说，他一抚起琴来，真有鬼神仙通之妙，而且不当清风明月，不到焚香扫花，不遇素心知音，绝不轻弹。但是，有一次，曾跟着大人去恭聆了他一曲《平沙落雁》，老实说，除了扣弦时的“仙翁 ”、“仙翁”，好像有点阵仗之外，其余便只听见一阵邦邦的绳子响而已。
文庙里丁祭时的乐，那更难听了！每当用竹片在泥老虎（壎）背上刷。博浪鼓（鞉）摇了起来（播）时，只求满身不发鸡皮疙瘩，便为幸事。若果如《乐记》所言：“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是真的话，那我无论如何，不佩服圣人，而且也不愿意作圣人，在丁祭夜来受罪！
总而言之，中国的古乐今乐，在我幼年时候，实未给过我半点好感，因而到读五经读历史时，我便大为怀疑了。
中国果真是礼“乐”之邦吗？先王制礼作“乐”，作的甚“乐”？孔子教弟子一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乐”，难道其是令人听了而发生鸡皮疙瘩的那种东西，那种玩法吗？且不说《乐记》一篇，把礼“乐”政相互平列出来，谓为“其极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即如《汉书·礼乐志》，谓辛延年作新声廿八解，为汉乐之始，以配治德。降及有唐，乐府歌曲，人人好之，霓裳羽衣流通异域，仿佛“乐”确乎又是我们民族曾经爱好过，欣赏过，而只是一代一代的失传，一代一代的演变，愈演愈陋，愈变愈不成名堂，一直变到古乐哩，以竹片刷泥老虎的背，而《平沙落雁》只闻绳子邦邦的声，今乐哩，嘈杂，单调，靡废。而我们抱着书本，依然大喊其为“乐”，其实，除了山歌派的“肉”外，全中国无上无下，无雅无俗，就只剩了一把胡琴，说来岂不可怜？
我们姑以古人之言安慰曰，穷则变，变则通，乐至光宣之交，可谓崩矣，穷矣，然则变乎？通乎？变来了，学堂里普遍加了音乐一科，罢除一切管弦锣鼓，采用了日本的脚踏风琴，尺上四合， 改了独乃米发，以日本的调子，填入中国的歌词，此之谓科学，此之谓维新，说是这样唱唱，就可以“富国强兵”。呜呼！诚变矣，却还不大通得的罢！
所以，就到了日本化的音乐，我依然怀疑着音乐与人生，依然不相信书本上所说的那些微妙的乐理，以及关于乐的种种说法及逸事，尤其令我狂笑的，是《尚书》上舜命夔典乐，夔自道其能的两句话：“予击石拊石， 群兽率舞”。这也如在民国七年时，（其时尚未到过北平，逛过三海，先此声明。）看见朋友所藏的仙山楼阁图，朋友说“是必有所本，绝非虚构”，我则因为游过南方所谓名园，认为必出虚构。盖以所见过的名园而论，总觉得实不副名，而结构而布置而剪裁，总不能如画上之尽善尽美也。
这两种疑惑，可以说，直至民国八年，到法国去后，慰目所接，才给我从根拔出，而发生了两个“恍然”。
第一个“恍然”，在实际上是第二个，关于“目”的，这话说来过长，对于本篇，不免有“喧宾”之势，姑且从略。
且说第二个“恍然”，关于“耳”的。那是初到法国，住在蒙达尔日几个月内的事。
蒙达尔日这小城市 ，距巴黎只三小时多的火车程途，上月报纸上报道美军杀奔巴黎时，曾提过它的名字，因为是个小地方，称之为蒙达尔日驿，读者自不在意。不过这小地方给我的印象太深，于今二十五年矣，偶一□□，恍惚在夕阳西下，散步整洁清净的林荫道上，各家窗户微启，不是这家钢琴，便是那家提琴，幽扬婉转，沁人心脾。说实话，我的耳朵也和最大多数的耳朵一样，自幼一直到十八岁，所受的音乐训练，上面已经说过，不过是那些，加之以前的师父教训，谓玩音乐唱曲子的都不是佳子弟，不屑接近，说是恐怕花了心不能专心读书，诚知也有真正弹七弦琴，弹琵琶，弹三弦，弹胡琴，以及吹笛子，吹洞箫，拉胡琴的好手们，但是无缘接近，实在那时也不大通行。所以迨与西洋音乐接触起来，倒是提琴较能领受，钢琴哩，则是经过了相当时间，才探到了它的韵味。
其后到了巴黎，接近音乐的机会更多了。最普通的是在夏日下午，各公园各园林中的乐队，冬日黄昏，各音乐咖啡店里的乐队，名贵的如在下午四点至六点峨北纳的法国音乐院的独奏与合奏，以及各职业的非职业的音乐会等。有一些用不着花钱，有一些花钱也不多。（所谓生活程度高者，谓其享受之程度高，而花费并不一定大，例如在当时之巴黎，听峨北纳之名贵音乐，不过纳门票三佛郎， 而咖啡店之音乐并不算坏，所费不过七十五生丁之咖啡一杯，或啤酒一杯而已。又例如民国二十八年时，在北平，包汽车一天，不论远近，连人带油，不过大洋八元，较任何交通工具价廉而迅速安适。苟其所费绝大，而享受毫无，例如今日由内江变黄鱼乘车来成都之学生，有花上万元之多， 曾挤立卡车之上，如束薪，日晒则温度高达一百二十度以上，雨淋则裤带亦为之湿，不幸仍须走上四天，时时推车，更不幸到龙泉山顶，必被抛下，以避检查，仍令其背包挟伞，黄昏摸索，步行七十余华里而到牛市口，此只能说是生活费用太高，或生活经济太高，而程度则太低，以其低在坐滑竿下也。）
于是久而久之乃更“恍然”，《乐记》中所论种种，实有至理。而同学王光祈先生之舍政经本行不学，而另起炉灶，以究西洋乐理，遂亦力赞成之。于是亦慨乎中国音乐之丧朽，其末流至采用日本化的东西。其悲观，在百年中实较鸦片烟之役为大。
更于是从而知夫中国之复兴，要在民族之能否恢复音乐之感受!一个民族而失去音乐感受性，可说这民族的其他一切，都将成为问题。因此，前若干年曾发过一个议论，说苗民是将来的一个有望的民族，因为他们还有芦笙，还有跳月之舞。也因此，听见《毛毛雨》《太阳照金姐》等新曲，而大感到中国前途之无望！
可是好事，近十年，我们音乐却大大的推了一步了！这是我国民族的一个转机，不过我想说，我们先不必想恢复我们的古乐，不管琴也好，瑟也好，如其弦子弹起来仍旧只闻绳子邦邦响，玩起来，只闻竹片刷刷响，我们还是姑且全部采用西洋乐器的为是。本来我国乐器自朝鲜的箜篌起，几何不是外国传来的？今日我们吹箫，名叫尺八，绝非秦国齐王吹的箫，秦国的箫像笙，所以箫笙合奏，箫笙同类都叫参差，都有点像一丛公鸡尾巴，故说能够引凤 。（读者注意，我上面几句，只是偶尔想起，随便写写，或许有错，绝非有意自吹为什么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为什么考古的国乐器论，你们掘起我的祖坟，我也不敢无聊到妄绷什么鸟专家，或是什么鸟大家。我不敢那样无耻！）
我想在音乐空气还没有达到十分时，尚不忙自己制谱，首先我们从空气中去育养音乐天才，要从空气中去给天才以发育的资料。这种培养空气的工夫，不是短时间的事。然而，我从杨云慧女士口中，听见说及费曼尔女士的一生，我又最末了来了个“恍然”，知道使音乐空气浓厚，也不一定要多少时间，而且中国音乐只管丧失有年，而种子终于存在，只要环境适宜，依然可以勃勃蓬蓬发生出来的。不信吗？我再举二证。
其一，自明初以举国以八股取士。于是凡读书人自五经而外，只读八股，只做八股，大流所及，如徐灵胎道情所咏，如吴木山《儒林外史》所描写，其时之诗词歌赋，举凡关乎性情之作，几目为杂学，真正读书人，是不准治杂学的。然而，我们翻开文学史看，明清五百余年中，诗人词客，岂少也哉。甚至举世不屑的白话小说，也大部大部的产生出来。可见人到底不是泥因，反性情的训练不惟无益，其结果往往还变成了鲧的治水方法。所以，我甚欲劝劝掌教育的先生们，少干点蠢事，还是学学禹的治水方法罢。
其二、记得某年，曾看见一本什么杂志，载了一段奇谈，据说，在埃及（或是巴比伦）一古坟中，掘出一个瓦瓶，盛有麦粒少许。考其时，已在三千年以上。试将麦粒种下，居然发芽。一粒埋藏三千余年之生机，尚且可以再生，这希望真给了我们不小啊。
不过，费曼尔女士，已不是我国的音乐种子，而是一茎挺壮的苗了，这苗，还正在向开花结实的前途迈进。我因为不认识她，而且也是一个未曾受过训练的耳朵之一，已如上述，故不懂怎样评论她，以及她的本领。好在，快了，十月九日，她有一次演奏会，纪念她那英勇殉国的丈夫，并且将其同情，及于一般贫病作家，会前会后，自然有很多的专业内行去发表专谈，我不过站在旁边，很高兴地说这一篇不落边际的闲话，以为“楔子”而已。
卅三年九月卅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