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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写作慢慢地走向自由王国

来源:《上海文学》 | 舒晋瑜  2016年12月05日14:36

舒晋瑜:《顾氏传人》是您较早的代表作,此后的系列作品,也都打着深深的地域烙印。您是怎样开始“苏州故事”的?一开始的创作顺利吧?有无退稿的经历?

范小青:一开始创作算是比较顺利的,在处女作发表之前,我只投过一篇短篇,那是在1979年,编辑老师让我修改过,虽然最后没有发表出来,但是对我鼓励很大。1980年投出第二个短篇小说《夜归》,就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应该算是很幸运的。

其实在《顾氏传人》之前的一些作品,已经开始有了苏州的烙印,大概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苏州这个“我城”就进入了我的创作,从此以后,一直盘旋不离。苏州是我的家乡,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推开门窗,她就是我的街景,不开门窗,她是我心底的涟漪,睁开眼睛,我看见她的远山近水,闭上眼睛,她就是我永远的念想。她就在我这里,我也就在她那里,我和这个地方是不可分割的,是无法隔离的,所以在我的小说或其他作品中,我都不可能脱离我的“苏州故事”,即使近年我的小说中不再出现像《顾氏传人》这种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人物符号,但是我作品内在的灵魂的东西一定是苏州的,最苏州的。

舒晋瑜:这么说,《上海文学》是发表您处女作的刊物?还记得当时编辑是谁吗?愿意谈谈你们之间的交往吗?对于这一发表自己处女作的刊物,有怎样的感情?

范小青: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夜归》是《上海文学》张斤夫老师编辑的,从1980年以后,我经常在《上海文学》发表中短篇小说,在张老师退休前,都是由他编辑的,我没有做过仔细的统计,但至少有几十篇,包托我在1979年第一次正式投稿的那篇小说,也是张老师经手处理的,题目叫《进山》,张老师非常具体非常认真地提出了修改意见。我前面说了,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发表,但对我后来的写作,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我至今还记得发表我处女作的那一期《上海文学》,是浅绿色的很淡雅的封面,几十年来,这个温暖的色彩始终盘旋在我心头。

舒晋瑜:童年的经历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人用“小巷文学”、“苏州地域风情作家”来指认您的“我城”故事。在做文与做人上,苏州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范小青:苏州这块水土和这个地方的人,特点是努力而不张扬,温和而又坚韧,许多人常说,宁和苏州人吵架,不和某某人说话,苏州的性格也许是有些柔弱的,但决不懦弱,无论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苏州从来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谓之争上,苏州的环境是宽松宽厚的,在苏州这样的环境中,苏州人勤恳地劳动,无论是“苏州园林甲天下”、“红栏三百九十桥”,还是今天的苏州经济发展,都是苏州人辛苦创造出来的。我想,这些都是“我城”对我做人和为文上的重要影响。

舒晋瑜: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上手就写短篇吗?在我有限的视野内,您好像是写短篇比较多的女作家。短篇其实对写作题材、技巧和语言等要求更高,且市场效应一般,为什么您会这么执著于此?

范小青:我的短篇小说是比较多。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到现在,大概有三百多篇了。事实上写短篇小说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无论它的市场效应还是其他什么效应好不好,我都喜欢写短篇小说,不写小说我会难受,不写短篇小说我会更难受,所以会执著。

舒晋瑜:早期的短篇,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细腻生动,琐细到有些唠叨,读者也熟悉了您的“小青式”唠家常般的叙事。我特别想了解您在写作时是怎样的心态,自己觉得耐烦吗?是否沉浸其中?您如何看待个人化书写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范小青:琐细的唠叨,自己当然是耐烦的、沉浸其中的,还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全然没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是很自我的,太过自我,必定会局限自己的读者群读者面,近几年我开始反思,自己觉得稍微利索一点了。

个人的东西中,必定有历史和时代的宏大,而宏大的东西,也必定是体现在某个具体的人和事上,这个具体的人和事,可以是大人物、大事件,也可以是小人物和小事件。

舒晋瑜:您如何定位自己的这一类题材?世情小说或市井小说?您觉得自己写作此类题材有何独特性?

范小青:我写作三十多年,自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小说定过类,写作是最自由、最无拘束的一件事情,如果给自己定了类(无论这个“类”有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时尚或多么的受追捧),那就等于给自己画地为牢,谈不上思想和创造自由了。

只是从我的创作实践来看,某一段时期,相对集中的写作,作品风格也会相类似一点,但这是在自然的、主观意识不太明确的前提下写出来的。

舒晋瑜:1987年,您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从短篇到长篇的转换,是否顺其自然?

范小青:无知者无畏。当时写第一部长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从短篇到长篇转换中间有没有难度,有多大的难度,更没有考虑或研究过怎么解决其中的难题,恐怕连转换都没有想过,几乎就是盲目上马,盲目写作,那倒有一点顺其自然的意思。等到长篇写多了,才慢慢地知道有多难,才知道顺其自然原来是怎么样的境界。

舒晋瑜:从事创作三十五年,回过头来看,你觉得自己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曾经写了十年小说,又回过头来写诗歌也写散文——我说“回过头来”,是因为有些人写作是先从诗歌散文开始,再写小说。这样的经历,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范小青:首先,我对诗歌特别崇敬,我写过各种文体,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等,但唯独没有写过诗,没敢写诗。

写小说的过程中,写过一些散文,在1990年代时,报纸的副刊常来约稿,是应约而写,写着写着,觉得散文似乎更能直抒胸臆,就当回事情了,写了不少,但是后来停顿下来了,停顿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还是更喜欢写小说,二是有个朋友当头棒喝,说,你的散文再怎么写也不可能写到你小说的水平。我就很少再写散文了。现在偶尔写一点,多半是人情难却的应约之作,自己都觉得很惭愧。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写散文,意义可能在于可以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和方式去更清楚地思考自己。

舒晋瑜:您是一位创作题材多样、风格多变的作家。既有《女同志》等“三部曲”的官场小说,也有《城市表情》、《百日阳光》这样描写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作品,还有《误入歧途》、《天砚》等“拟侦探”小说,每一位作家都会在创作中寻求变化和突破,不同题材的驾驭,对您来说有何困难?

范小青:因为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间都会有间隔,这种间隔很可能就是变化的开端,间隔的时候,应该就是思考的时候、学习的时候、积累的时候,经过了学习、思考和新的积累,创作上一定会有变化的,会尝试着重新驾驭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题材。

另外,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是有关系的,比如早些年我曾经在苏州的司法机关体验过生活,这个阶段,可能会有疑似侦探小说出来,而我的“干部三部曲”,是我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晶。

舒晋瑜:在《女同志》之后,您又以何种心情写作《赤脚医生万泉和》?再到后来的《香火》,这几年您的每一次出手都是大手笔,大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明显的变化?

范小青:过去我的创作是非常纯粹地崇尚自然,写到哪儿是哪儿,想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近几年我多了一点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可能这就是变化的原因吧。

舒晋瑜:从《在那片土地上》、《大通桥》、《过客》、《鬼话》到《香火》……您是一个比较擅长讲鬼故事的女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格?

范小青:哈哈,“擅长讲鬼故事”,可能我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哦。

我少年时期从城里来到农村,那个地方,是个桑农结合的地区,大片大片的桑树,许许多多的河流,会挡住你的去路,挡住你的视线,让你不知道那边有什么,加上我当时的年纪,十多岁,半懂不懂,老是听农民、听知青讲鬼故事,自己在农村上学的路上,老是胆战心惊的,可能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某种较深的印痕。

舒晋瑜:为什么《香火》的书写涉足这么多特殊的领域,类似禅语、对联、算命卜卦、流言蜚语、人说鬼话、鬼说人话等?

范小青:在农村,对农民而言,庙也好,佛也好,祖宗也好,很多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宗教,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菩萨、对于和尚、对于死去的先人(鬼)、对于算命先生等等,他们往往是用同样的态度在求助于他们,这就构成了《香火》中的众多的特殊领域。

舒晋瑜:《香火》中对佛教文化和鬼文化两种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表现。主人公香火经常打交道的就是两类人:一是和尚,二是鬼。在写作中,您觉得表现佛教故事的难点在哪里?对作家来说,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条件和素养?

范小青:表现佛教故事的难点,是我自己对佛教的了解不够深,我得小心地避开我的短处,以免露怯。其实《香火》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故事,如果要写一个真正纯粹的关于佛教的故事,我想我是写不来的。

舒晋瑜:评论称《香火》是个“异类”,形式上近乎于当下时髦的“玄幻小说”或“穿越小说”,但内涵与品格上又有着坚实的现实主义质地,叙事上更是展示了“高难度”的技巧与功力。您怎么看?

范小青:这样的评价令我汗颜,当然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关于现实主义的质地,因为我本身就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我写的就是生活,我平时的所有生活,都在为我的写作积累现实的基础。只是在写作过程中,我遭遇到了一些变化。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像在疾行的时代列车上,由于速度太快,节奏太强,变化太大,我们醒来的时候,常常会不知身在何处,得聚拢精神想一想,才能想起来,呵,昨天晚上我原来睡在这里。有一天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住宿,晚饭后天已经很黑了,我到院子里散步,因为陌生,因为黑,到处影影憧憧,光怪陆离,有一瞬间,我忽然怀疑起来,我觉得我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或者另外的一个星球。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奇怪的梦,梦见了许多很奇怪的事情。或者,在我疑惑的那一瞬间,我真的已经脱离过了。

一个人,如果身体过度劳累,如果心灵过度疲惫,是有可能产生出一些错觉的,那么,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呢?有些感觉,果真是那么真实吗?另一些感觉,真的就是错觉吗?

许多本来很踏实的东西悬浮起来,许多本来很正常的东西怪异起来,于是,渐渐地,疑惑弥漫了我们的内心,超出了我们的生命体验,动摇了我们一以贯之的对“真实”这两个字的理解。

有人读了《香火》,觉得这个小说在写法上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其实我想,更主要的可能不是手法,而是感受,是感受影响了写作的方式和写作的技巧。

舒晋瑜:多年来您致力于口语、方言的文学性探索,但是《香火》中很少有对人的外貌、衣着、面容及周围场景的描述。您怎么看待叙述的繁复与简洁?

范小青:我的小说中一直以来都不怎么写外貌、衣着、风景、周边环境等等,到底是为什么,我说不清,也许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按照惯常的写作要求来写作,就是我前面说的,想怎么写就怎样写。

偶尔地使用口语、方言,也同样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有乐趣的地方,用到这些方言时,我会自个儿笑起来,真是一种享受,当然我得考虑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会对口语和方言作一些改造。

舒晋瑜:通过寺庙和祖坟地,您的笔下其实牵挂的还是时代生活的巨变,同时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反思。您希望通过《香火》传达怎样的理念?

范小青:人对任何东西都应该存有敬畏之心(哪怕是鬼)。时代、生活变了,对生活的敬畏之心不能变,如果人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敬畏之心,人类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底线。

舒晋瑜:《香火》呈现的不仅是一个佛教故事,更是一个“鬼”故事。《香火》中既有对胡安•鲁尔福的借鉴,也有对中国化人鬼交流中伦理情感的继承。您如何评价中外文学对自己的影响和滋养?

范小青:我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不多,真是屈指可数,说起来惭愧,但是收获却是不小的,滋养很丰富,只是更多是潜移默化的,很难一一说清楚,总的来说,我从外国文学作品得到最大的启示是,打破模式,不要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套子钻进去。

舒晋瑜:“对话”是您的创作比较常用的叙述方式,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对话之密集构成整个创作的风格,为何您如此钟情这一方式?

范小青:正如您所说,我写小说比较钟情人物的对话,经常用对话展示人物性格,用对话表达思想,甚至还用对话推动情节,这和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形成的习惯有关。我的小说创作较少使用比喻、咏物、状事等手法,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叙述,大白话的叙述,而其中的对话,基本上也都是大白话,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在大白话中蕴含许多滋味,蕴含许多言外之意(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意愿,客观上,作品有没有达到那样的效果,那是另一个话题)。总之,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写作方式和习惯,所以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对话是我的最爱。

舒晋瑜:《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弟弟对“我”的服从和模仿,无论言行还是内心,似乎暗示了他几乎影子般的跟随。“我”把弟弟丢了,又苦苦寻找,结局是弟弟被找来了,但是结局也不确定。这样设置故事的结构,是有意强化什么?

范小青:因为在小说最后,弟弟还是“我”找回来的,只是“我”虽然找回了弟弟,弟弟却不承认他是“我”弟弟,所以结局似乎也是不确定的,而恰恰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弟弟的弟弟,成为小王村最后一片土地的守护者。

舒晋瑜:《我的名字叫王村》折射了中国社会变革中隐含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农村干部的竞选、经营蒜厂的内幕、土地流转的交易等,与洗脚妹的对话,又透露出农村土地被征用的现实……您平时通过什么渠道关注农村生活?为了写这部作品,做了怎样的准备?还是更多地依赖于想像?

范小青:关于中国社会变革中的许多问题,比如土地问题,平时一直是很关注很留意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做一个有心人,时时处处可以积累素材。从现实生活来说,许多年来我和农村的关系始终都没有断裂过,从少年时期随同父母下放到农村,后来又自己插队到农村,再后来我父亲和我先生都曾经在县里工作,在我家生活了几十年的保姆也是农村的,我家里有许多农村的亲戚,等等,所以我和乡村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从县城,到乡镇,再到乡村,我隔三差五就有机会去走一走。当然,除了这样的日积月累,在写作中,想像是极其重要的。

舒晋瑜:小说第一句便是“我弟弟是一只老鼠”,这句《变形记》式的话语开始,作品便给读者戏剧性的阅读期待。小说中频繁地使用歇后语,丰富和延展了“鼠”的内涵与外延,除此之外在作品中有无格外的用意?

范小青:王全的弟弟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只小老鼠,这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谵语和妄想。关于鼠的这些语言,是有一些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作为“鼠”的弟弟和作为“人”的我(以及所有人类)的区别——有时候,人不如鼠。

舒晋瑜:王全与赖月的爱情,让我看着很会心。虽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情,但是看着就感觉特别真实,着墨不多,却写得无比鲜活。您是怎么把握的?

范小青:您的这个问题让我特别开心,因为许多人似乎都没有在意这一点,这其实是我蛮用心写的一块内容。一,写他们三次交流都是通过短信,这也是我用心设计的,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流不就是这样吗?二,这其实是小说整块灰色中的一点亮色。

舒晋瑜:您是一个风格多变的作家。每一部新作都会有新的突破,总让人感到意外的惊喜。这种自我挑战的勇气和动力来自哪里?

范小青:前些年的变化基本上是不自觉的,那时候作品风格变化,似乎是受内容的影响才变化的,但近几年的变化,自己是有所努力的,确实是自我挑战。勇气可能谈不上,但动力是有的,动力就来自于对于写作的热爱,因为爱了,所以想要做好,想要做好,就会想着怎么做才能更好,这就有了变化。

舒晋瑜:您认为支撑自己创作变化的理念,来自阅历与经验顺其自然的积累,还是有意识地设定目标?

范小青:从1980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写作三十五年,一个人最精华的岁月几乎都用在这上面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琢磨写作这事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十分的感慨。经历的最大的变化,是从必然王国慢慢地走向自由王国,这里我用的是“走向”,而不是“走到”,走向是一个动词,永远在动着,永远在走着,没有哪一天可以说,我已经“走到”了。写作风格上,也是从传统的封闭式的写作,慢慢走向现代的开放式的写作。当然写作不可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至少自己的内心,是放得开了。

舒晋瑜:勤奋多思,并且在文学创作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但是又具有特别时尚、不落潮流的前沿意识。既背靠深厚的文化积淀,又密切关注现实,您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清新、超前而且目光深远的印象。您觉得呢?这种通常意义的既脚踏实地,又能在天空飞翔的双重潜能,来自哪里?

范小青:“既脚踏实地,又能在天空飞翔”是我的努力的方向,也许我一辈子都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会努力的,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我始终会是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孩子。如果说我能够站在现实和未来、文化积淀和前沿意识的交织中,我想,原因主要是生活加思考,因为生活太丰满太深遂,我沉浸在生活中,不想思考也会思考,不想有收获也会有收获。

舒晋瑜:在您的心目中,有没有一个标高,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希望写出怎样的作品?

范小青:心目中没有什么明确的标高,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更享受的是写作的过程,是接受(自己加给自己的)新的挑战。

舒晋瑜:阅读的过程中始终特别矛盾的印象是,觉得您的语言汪洋恣肆不甚收敛,又觉得是刻意为之,精简生动。对于语言,您有怎样的追求?

范小青:对于语言,我是有追求的,是刻意为之的,那就是我希望能够用看似随心所欲的大白话,一是说出更多的言外之意,弹出更多的弦外之音;二是体现出现代社会的时时处处的悖反和荒诞。

舒晋瑜:您多数时间待在城市,但农村题材的作品却在您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什么原因使您钟情于当代乡村、农民生活的描写?如此反复讨论土地与人的关系,于您而言有怎样的意义?或者准确地说,于中国文坛、于中国社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范小青:如果能够广义地理解,乡村和农民与城市和市民,是否也是在同一精神层面的?我小说中的乡村只是一个壳,而农民就是一类代表性的人物,其实我写的是现代社会发生的剧变巨变,以及它影响到人类所发生的剧变和巨变。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全人类都面临同样的难题,而把这样的故事、人物以及通过它们所呈现的意义,放在乡村,是因为我觉得,在小说的艺术表达上,更能让形式与内容较大程度地融合,能够更符合我的创作个性,从而更准确地表达出我对现代社会的一些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写到城市了,写到城市的高楼大厦了,我想,原因也是这样的。

舒晋瑜:作为江苏省作协主席,能否对江苏省的创作队伍做一个整体评价?

范小青:江苏作家队伍整齐,稳定,后继有人,江苏作家潜心写作,较少受外界的影响,这是江苏作家和作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弱点,怎样创新创优,是江苏作家面临的问题。

舒晋瑜: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通过什么方式了解民情民意,您的提案多集中在哪些方面?您觉得这一身份与自己的创作有何关系?

范小青:通过平时的各种接触、各种活动、丰富阅历,了解社情民意,我的提案大部分集中在对弱势群体的生活、学习、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上,这和我的创作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我的写作的目光,也是更多的在社会低层。

舒晋瑜:我所了解到的,很多人都觉得您性格直爽,人缘非常好。您对自己有何评价?

范小青:我不大好评价自己,就说说对自己的要求吧:与时俱进,与人为善。

舒晋瑜:您如何看待想像力的问题?相对而言中国的作家创作持续性不够,从小说转而随笔或其他,而托尔斯泰年过八旬依然有经典问世。您如何看待持续性的问题,需要刻意保持吗?

范小青:想像力是作家的命根子,不仅要努力保持,还要刻意加强。

舒晋瑜:在网络文学上,像湖北等地对网络文学和青年作家创作都有较为有力的举措,江苏省在这方面是否格外加大力度?您平时关注网络文学吗?对网络文学作何评价?

范小青:江苏作协两年前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网络作家的会议,邀请了全国部分著名的网络作家和传统创作的作家批评家一起对话,效果还是不错的;江苏作协在发展省作协会员时,也很注重发展网络作家入会;作协的一些文学活动以及读书班等,尽可能地邀请网络作家一起参与;前两年江苏作协和鸣凤轩小说网联合举办了网络小说大奖赛等等,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如何以更大力度和幅度,和网络作家接触、沟通,互相了解,互相促进。

舒晋瑜:您对网络依赖多吗?平时都利用网络做些什么?有博客或微博吗?

范小青:没有博客。依赖网络还是比较多的,平时利用网络发电子邮件、看新闻和看自己喜欢的一些内容,查知识,看电影电视剧,如果想看一部小说而手头没有纸质的版本,也会上网看。

舒晋瑜:谈谈您平时的阅读情况?

范小青:平时的阅读,不勉强自己读。人和书也是有缘分的,一本书通过各种不同的原因和渠道到了你的手里,你就应该去读它,如果一本书离得很远,我一般不会去刻意地追来读它。

舒晋瑜:您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最向往的生活是怎样的?

范小青:不太满意,因为常常会心烦意乱。最向往的生活就是心境平和的生活。

舒晋瑜:作协主席的身份对创作有一定影响吧?您是如何平衡与创作的关系?平时的时间怎么安排?

范小青:时间上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从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对人生的历练,对各方面知识的积累等等来看,工作对我的写作又是有很大帮助的。

要安排好时间是很困难很矛盾的,但是远不如心境的痛苦,因为工作常常是会扰乱心境的,而写作又需要有平静的心境,从被扰乱的心境,回到平静的心境,中间没有开关可以瞬间转换,更多是靠自己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和对写作的热爱,逼得我一定要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当然,所谓的平衡,它永远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几年,就是在这种不断平衡的过程中慢慢向前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