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舒晋瑜：《顾氏传人》是您较早的代表作，此后的系列作品，也都打着深深的地域烙印。您是怎样开始“苏州故事”的？一开始的创作顺利吧？有无退稿的经历？

范小青：一开始创作算是比较顺利的，在处女作发表之前，我只投过一篇短篇，那是在1979年，编辑老师让我修改过，虽然最后没有发表出来，但是对我鼓励很大。1980年投出第二个短篇小说《夜归》，就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应该算是很幸运的。

其实在《顾氏传人》之前的一些作品，已经开始有了苏州的烙印，大概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苏州这个“我城”就进入了我的创作，从此以后，一直盘旋不离。苏州是我的家乡，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推开门窗，她就是我的街景，不开门窗，她是我心底的涟漪，睁开眼睛，我看见她的远山近水，闭上眼睛，她就是我永远的念想。她就在我这里，我也就在她那里，我和这个地方是不可分割的，是无法隔离的，所以在我的小说或其他作品中，我都不可能脱离我的“苏州故事”，即使近年我的小说中不再出现像《顾氏传人》这种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人物符号，但是我作品内在的灵魂的东西一定是苏州的，最苏州的。

舒晋瑜：这么说，《上海文学》是发表您处女作的刊物？还记得当时编辑是谁吗？愿意谈谈你们之间的交往吗？对于这一发表自己处女作的刊物，有怎样的感情？

范小青：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夜归》是《上海文学》张斤夫老师编辑的，从１９８０年以后，我经常在《上海文学》发表中短篇小说，在张老师退休前，都是由他编辑的，我没有做过仔细的统计，但至少有几十篇，包托我在１９７９年第一次正式投稿的那篇小说，也是张老师经手处理的，题目叫《进山》，张老师非常具体非常认真地提出了修改意见。我前面说了，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发表，但对我后来的写作，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我至今还记得发表我处女作的那一期《上海文学》，是浅绿色的很淡雅的封面，几十年来，这个温暖的色彩始终盘旋在我心头。

舒晋瑜：童年的经历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人用“小巷文学”、“苏州地域风情作家”来指认您的“我城”故事。在做文与做人上，苏州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范小青：苏州这块水土和这个地方的人，特点是努力而不张扬，温和而又坚韧，许多人常说，宁和苏州人吵架，不和某某人说话，苏州的性格也许是有些柔弱的，但决不懦弱，无论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苏州从来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谓之争上，苏州的环境是宽松宽厚的，在苏州这样的环境中，苏州人勤恳地劳动，无论是“苏州园林甲天下”、“红栏三百九十桥”，还是今天的苏州经济发展，都是苏州人辛苦创造出来的。我想，这些都是“我城”对我做人和为文上的重要影响。

舒晋瑜：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上手就写短篇吗？在我有限的视野内，您好像是写短篇比较多的女作家。短篇其实对写作题材、技巧和语言等要求更高，且市场效应一般，为什么您会这么执著于此？

范小青：我的短篇小说是比较多。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到现在，大概有三百多篇了。事实上写短篇小说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无论它的市场效应还是其他什么效应好不好，我都喜欢写短篇小说，不写小说我会难受，不写短篇小说我会更难受，所以会执著。

舒晋瑜：早期的短篇，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细腻生动，琐细到有些唠叨，读者也熟悉了您的“小青式”唠家常般的叙事。我特别想了解您在写作时是怎样的心态，自己觉得耐烦吗？是否沉浸其中？您如何看待个人化书写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范小青：琐细的唠叨，自己当然是耐烦的、沉浸其中的，还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全然没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是很自我的，太过自我，必定会局限自己的读者群读者面，近几年我开始反思，自己觉得稍微利索一点了。

个人的东西中，必定有历史和时代的宏大，而宏大的东西，也必定是体现在某个具体的人和事上，这个具体的人和事，可以是大人物、大事件，也可以是小人物和小事件。

舒晋瑜：您如何定位自己的这一类题材？世情小说或市井小说？您觉得自己写作此类题材有何独特性？

范小青：我写作三十多年，自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小说定过类，写作是最自由、最无拘束的一件事情，如果给自己定了类（无论这个“类”有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时尚或多么的受追捧），那就等于给自己画地为牢，谈不上思想和创造自由了。

只是从我的创作实践来看，某一段时期，相对集中的写作，作品风格也会相类似一点，但这是在自然的、主观意识不太明确的前提下写出来的。

舒晋瑜：1987年，您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从短篇到长篇的转换，是否顺其自然？

范小青：无知者无畏。当时写第一部长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从短篇到长篇转换中间有没有难度，有多大的难度，更没有考虑或研究过怎么解决其中的难题，恐怕连转换都没有想过，几乎就是盲目上马，盲目写作，那倒有一点顺其自然的意思。等到长篇写多了，才慢慢地知道有多难，才知道顺其自然原来是怎么样的境界。

舒晋瑜：从事创作三十五年，回过头来看，你觉得自己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曾经写了十年小说，又回过头来写诗歌也写散文——我说“回过头来”，是因为有些人写作是先从诗歌散文开始，再写小说。这样的经历，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范小青：首先，我对诗歌特别崇敬，我写过各种文体，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等，但唯独没有写过诗，没敢写诗。

写小说的过程中，写过一些散文，在1990年代时，报纸的副刊常来约稿，是应约而写，写着写着，觉得散文似乎更能直抒胸臆，就当回事情了，写了不少，但是后来停顿下来了，停顿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还是更喜欢写小说，二是有个朋友当头棒喝，说，你的散文再怎么写也不可能写到你小说的水平。我就很少再写散文了。现在偶尔写一点，多半是人情难却的应约之作，自己都觉得很惭愧。

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写散文，意义可能在于可以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和方式去更清楚地思考自己。

舒晋瑜：您是一位创作题材多样、风格多变的作家。既有《女同志》等“三部曲”的官场小说，也有《城市表情》、《百日阳光》这样描写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作品，还有《误入歧途》、《天砚》等“拟侦探”小说，每一位作家都会在创作中寻求变化和突破，不同题材的驾驭，对您来说有何困难？

范小青：因为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间都会有间隔，这种间隔很可能就是变化的开端，间隔的时候，应该就是思考的时候、学习的时候、积累的时候，经过了学习、思考和新的积累，创作上一定会有变化的，会尝试着重新驾驭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题材。

另外，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是有关系的，比如早些年我曾经在苏州的司法机关体验过生活，这个阶段，可能会有疑似侦探小说出来，而我的“干部三部曲”，是我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晶。

舒晋瑜：在《女同志》之后，您又以何种心情写作《赤脚医生万泉和》？再到后来的《香火》，这几年您的每一次出手都是大手笔，大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明显的变化？

范小青：过去我的创作是非常纯粹地崇尚自然，写到哪儿是哪儿，想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近几年我多了一点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可能这就是变化的原因吧。

舒晋瑜：从《在那片土地上》、《大通桥》、《过客》、《鬼话》到《香火》……您是一个比较擅长讲鬼故事的女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格？

范小青：哈哈，“擅长讲鬼故事”，可能我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哦。

我少年时期从城里来到农村，那个地方，是个桑农结合的地区，大片大片的桑树，许许多多的河流，会挡住你的去路，挡住你的视线，让你不知道那边有什么，加上我当时的年纪，十多岁，半懂不懂，老是听农民、听知青讲鬼故事，自己在农村上学的路上，老是胆战心惊的，可能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某种较深的印痕。

舒晋瑜：为什么《香火》的书写涉足这么多特殊的领域，类似禅语、对联、算命卜卦、流言蜚语、人说鬼话、鬼说人话等？

范小青：在农村，对农民而言，庙也好，佛也好，祖宗也好，很多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宗教，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菩萨、对于和尚、对于死去的先人（鬼）、对于算命先生等等，他们往往是用同样的态度在求助于他们，这就构成了《香火》中的众多的特殊领域。

舒晋瑜：《香火》中对佛教文化和鬼文化两种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表现。主人公香火经常打交道的就是两类人：一是和尚，二是鬼。在写作中，您觉得表现佛教故事的难点在哪里？对作家来说，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条件和素养？

范小青：表现佛教故事的难点，是我自己对佛教的了解不够深，我得小心地避开我的短处，以免露怯。其实《香火》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故事，如果要写一个真正纯粹的关于佛教的故事，我想我是写不来的。

舒晋瑜：评论称《香火》是个“异类”，形式上近乎于当下时髦的“玄幻小说”或“穿越小说”，但内涵与品格上又有着坚实的现实主义质地，叙事上更是展示了“高难度”的技巧与功力。您怎么看？

范小青：这样的评价令我汗颜，当然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关于现实主义的质地，因为我本身就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我写的就是生活，我平时的所有生活，都在为我的写作积累现实的基础。只是在写作过程中，我遭遇到了一些变化。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像在疾行的时代列车上，由于速度太快，节奏太强，变化太大，我们醒来的时候，常常会不知身在何处，得聚拢精神想一想，才能想起来，呵，昨天晚上我原来睡在这里。有一天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住宿，晚饭后天已经很黑了，我到院子里散步，因为陌生，因为黑，到处影影憧憧，光怪陆离，有一瞬间，我忽然怀疑起来，我觉得我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或者另外的一个星球。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奇怪的梦，梦见了许多很奇怪的事情。或者，在我疑惑的那一瞬间，我真的已经脱离过了。

一个人，如果身体过度劳累，如果心灵过度疲惫，是有可能产生出一些错觉的，那么，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呢？有些感觉，果真是那么真实吗？另一些感觉，真的就是错觉吗？

许多本来很踏实的东西悬浮起来，许多本来很正常的东西怪异起来，于是，渐渐地，疑惑弥漫了我们的内心，超出了我们的生命体验，动摇了我们一以贯之的对“真实”这两个字的理解。

有人读了《香火》，觉得这个小说在写法上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其实我想，更主要的可能不是手法，而是感受，是感受影响了写作的方式和写作的技巧。

舒晋瑜：多年来您致力于口语、方言的文学性探索，但是《香火》中很少有对人的外貌、衣着、面容及周围场景的描述。您怎么看待叙述的繁复与简洁？

范小青：我的小说中一直以来都不怎么写外貌、衣着、风景、周边环境等等，到底是为什么，我说不清，也许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按照惯常的写作要求来写作，就是我前面说的，想怎么写就怎样写。

偶尔地使用口语、方言，也同样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有乐趣的地方，用到这些方言时，我会自个儿笑起来，真是一种享受，当然我得考虑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会对口语和方言作一些改造。

舒晋瑜：通过寺庙和祖坟地，您的笔下其实牵挂的还是时代生活的巨变，同时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反思。您希望通过《香火》传达怎样的理念？

范小青：人对任何东西都应该存有敬畏之心（哪怕是鬼）。时代、生活变了，对生活的敬畏之心不能变，如果人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敬畏之心，人类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底线。

舒晋瑜：《香火》呈现的不仅是一个佛教故事，更是一个“鬼”故事。《香火》中既有对胡安•鲁尔福的借鉴，也有对中国化人鬼交流中伦理情感的继承。您如何评价中外文学对自己的影响和滋养？

范小青：我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不多，真是屈指可数，说起来惭愧，但是收获却是不小的，滋养很丰富，只是更多是潜移默化的，很难一一说清楚，总的来说，我从外国文学作品得到最大的启示是，打破模式，不要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套子钻进去。

舒晋瑜：“对话”是您的创作比较常用的叙述方式，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对话之密集构成整个创作的风格，为何您如此钟情这一方式？

范小青：正如您所说，我写小说比较钟情人物的对话，经常用对话展示人物性格，用对话表达思想，甚至还用对话推动情节，这和我一开始写小说就形成的习惯有关。我的小说创作较少使用比喻、咏物、状事等手法，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叙述，大白话的叙述，而其中的对话，基本上也都是大白话，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在大白话中蕴含许多滋味，蕴含许多言外之意（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意愿，客观上，作品有没有达到那样的效果，那是另一个话题）。总之，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写作方式和习惯，所以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对话是我的最爱。

舒晋瑜：《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弟弟对“我”的服从和模仿，无论言行还是内心，似乎暗示了他几乎影子般的跟随。“我”把弟弟丢了，又苦苦寻找，结局是弟弟被找来了，但是结局也不确定。这样设置故事的结构，是有意强化什么？

范小青：因为在小说最后，弟弟还是“我”找回来的，只是“我”虽然找回了弟弟，弟弟却不承认他是“我”弟弟，所以结局似乎也是不确定的，而恰恰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弟弟的弟弟，成为小王村最后一片土地的守护者。

舒晋瑜：《我的名字叫王村》折射了中国社会变革中隐含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农村干部的竞选、经营蒜厂的内幕、土地流转的交易等，与洗脚妹的对话，又透露出农村土地被征用的现实……您平时通过什么渠道关注农村生活？为了写这部作品，做了怎样的准备？还是更多地依赖于想像？

范小青：关于中国社会变革中的许多问题，比如土地问题，平时一直是很关注很留意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做一个有心人，时时处处可以积累素材。从现实生活来说，许多年来我和农村的关系始终都没有断裂过，从少年时期随同父母下放到农村，后来又自己插队到农村，再后来我父亲和我先生都曾经在县里工作，在我家生活了几十年的保姆也是农村的，我家里有许多农村的亲戚，等等，所以我和乡村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从县城，到乡镇，再到乡村，我隔三差五就有机会去走一走。当然，除了这样的日积月累，在写作中，想像是极其重要的。

舒晋瑜：小说第一句便是“我弟弟是一只老鼠”，这句《变形记》式的话语开始，作品便给读者戏剧性的阅读期待。小说中频繁地使用歇后语，丰富和延展了“鼠”的内涵与外延，除此之外在作品中有无格外的用意？

范小青：王全的弟弟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只小老鼠，这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谵语和妄想。关于鼠的这些语言，是有一些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表达作为“鼠”的弟弟和作为“人”的我（以及所有人类）的区别——有时候，人不如鼠。

舒晋瑜：王全与赖月的爱情，让我看着很会心。虽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情，但是看着就感觉特别真实，着墨不多，却写得无比鲜活。您是怎么把握的？

范小青：您的这个问题让我特别开心，因为许多人似乎都没有在意这一点，这其实是我蛮用心写的一块内容。一，写他们三次交流都是通过短信，这也是我用心设计的，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流不就是这样吗？二，这其实是小说整块灰色中的一点亮色。

舒晋瑜：您是一个风格多变的作家。每一部新作都会有新的突破，总让人感到意外的惊喜。这种自我挑战的勇气和动力来自哪里？

范小青：前些年的变化基本上是不自觉的，那时候作品风格变化，似乎是受内容的影响才变化的，但近几年的变化，自己是有所努力的，确实是自我挑战。勇气可能谈不上，但动力是有的，动力就来自于对于写作的热爱，因为爱了，所以想要做好，想要做好，就会想着怎么做才能更好，这就有了变化。

舒晋瑜：您认为支撑自己创作变化的理念，来自阅历与经验顺其自然的积累，还是有意识地设定目标？

范小青：从1980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写作三十五年，一个人最精华的岁月几乎都用在这上面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琢磨写作这事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十分的感慨。经历的最大的变化，是从必然王国慢慢地走向自由王国，这里我用的是“走向”，而不是“走到”，走向是一个动词，永远在动着，永远在走着，没有哪一天可以说，我已经“走到”了。写作风格上，也是从传统的封闭式的写作，慢慢走向现代的开放式的写作。当然写作不可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至少自己的内心，是放得开了。

舒晋瑜：勤奋多思，并且在文学创作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但是又具有特别时尚、不落潮流的前沿意识。既背靠深厚的文化积淀，又密切关注现实，您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清新、超前而且目光深远的印象。您觉得呢？这种通常意义的既脚踏实地，又能在天空飞翔的双重潜能，来自哪里？

范小青：“既脚踏实地，又能在天空飞翔”是我的努力的方向，也许我一辈子都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会努力的，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我始终会是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孩子。如果说我能够站在现实和未来、文化积淀和前沿意识的交织中，我想，原因主要是生活加思考，因为生活太丰满太深遂，我沉浸在生活中，不想思考也会思考，不想有收获也会有收获。

舒晋瑜：在您的心目中，有没有一个标高，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希望写出怎样的作品？

范小青：心目中没有什么明确的标高，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更享受的是写作的过程，是接受（自己加给自己的）新的挑战。

舒晋瑜：阅读的过程中始终特别矛盾的印象是，觉得您的语言汪洋恣肆不甚收敛，又觉得是刻意为之，精简生动。对于语言，您有怎样的追求？

范小青：对于语言，我是有追求的，是刻意为之的，那就是我希望能够用看似随心所欲的大白话，一是说出更多的言外之意，弹出更多的弦外之音；二是体现出现代社会的时时处处的悖反和荒诞。

舒晋瑜：您多数时间待在城市，但农村题材的作品却在您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什么原因使您钟情于当代乡村、农民生活的描写？如此反复讨论土地与人的关系，于您而言有怎样的意义？或者准确地说，于中国文坛、于中国社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范小青：如果能够广义地理解，乡村和农民与城市和市民，是否也是在同一精神层面的？我小说中的乡村只是一个壳，而农民就是一类代表性的人物，其实我写的是现代社会发生的剧变巨变，以及它影响到人类所发生的剧变和巨变。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全人类都面临同样的难题，而把这样的故事、人物以及通过它们所呈现的意义，放在乡村，是因为我觉得，在小说的艺术表达上，更能让形式与内容较大程度地融合，能够更符合我的创作个性，从而更准确地表达出我对现代社会的一些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写到城市了，写到城市的高楼大厦了，我想，原因也是这样的。

舒晋瑜：作为江苏省作协主席，能否对江苏省的创作队伍做一个整体评价？

范小青：江苏作家队伍整齐，稳定，后继有人，江苏作家潜心写作，较少受外界的影响，这是江苏作家和作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弱点，怎样创新创优，是江苏作家面临的问题。

舒晋瑜：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通过什么方式了解民情民意，您的提案多集中在哪些方面？您觉得这一身份与自己的创作有何关系？

范小青：通过平时的各种接触、各种活动、丰富阅历，了解社情民意，我的提案大部分集中在对弱势群体的生活、学习、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上，这和我的创作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我的写作的目光，也是更多的在社会低层。

舒晋瑜：我所了解到的，很多人都觉得您性格直爽，人缘非常好。您对自己有何评价？

范小青：我不大好评价自己，就说说对自己的要求吧：与时俱进，与人为善。

舒晋瑜：您如何看待想像力的问题？相对而言中国的作家创作持续性不够，从小说转而随笔或其他，而托尔斯泰年过八旬依然有经典问世。您如何看待持续性的问题，需要刻意保持吗？

范小青：想像力是作家的命根子，不仅要努力保持，还要刻意加强。

舒晋瑜：在网络文学上，像湖北等地对网络文学和青年作家创作都有较为有力的举措，江苏省在这方面是否格外加大力度？您平时关注网络文学吗？对网络文学作何评价？

范小青：江苏作协两年前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网络作家的会议，邀请了全国部分著名的网络作家和传统创作的作家批评家一起对话，效果还是不错的；江苏作协在发展省作协会员时，也很注重发展网络作家入会；作协的一些文学活动以及读书班等，尽可能地邀请网络作家一起参与；前两年江苏作协和鸣凤轩小说网联合举办了网络小说大奖赛等等，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如何以更大力度和幅度，和网络作家接触、沟通，互相了解，互相促进。

舒晋瑜：您对网络依赖多吗？平时都利用网络做些什么？有博客或微博吗？

范小青：没有博客。依赖网络还是比较多的，平时利用网络发电子邮件、看新闻和看自己喜欢的一些内容，查知识，看电影电视剧，如果想看一部小说而手头没有纸质的版本，也会上网看。

舒晋瑜：谈谈您平时的阅读情况？

范小青：平时的阅读，不勉强自己读。人和书也是有缘分的，一本书通过各种不同的原因和渠道到了你的手里，你就应该去读它，如果一本书离得很远，我一般不会去刻意地追来读它。

舒晋瑜：您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最向往的生活是怎样的？

范小青：不太满意，因为常常会心烦意乱。最向往的生活就是心境平和的生活。

舒晋瑜：作协主席的身份对创作有一定影响吧？您是如何平衡与创作的关系？平时的时间怎么安排？

范小青：时间上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从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对人生的历练，对各方面知识的积累等等来看，工作对我的写作又是有很大帮助的。

要安排好时间是很困难很矛盾的，但是远不如心境的痛苦，因为工作常常是会扰乱心境的，而写作又需要有平静的心境，从被扰乱的心境，回到平静的心境，中间没有开关可以瞬间转换，更多是靠自己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和对写作的热爱，逼得我一定要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当然，所谓的平衡，它永远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几年，就是在这种不断平衡的过程中慢慢向前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