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翎（加拿大华人作家）：

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先生说：“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其实是没有故土的。”这话其实是有背后的哲思的。在我离开家乡到上海上学之前，我和温州的关系是自然的，亲密的，没有缝隙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思考过“故土”、“家乡”这一类的概念，就如同一个牙齿没病的人，是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有牙齿的一样。“家乡”这个概念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大概是在我回家过寒假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变化和隔阂。从那时起我就拼命地想逃离温州，我只是没想到，后来我会走得那么远，一转眼就错过了中国日新月异的三十年。在我的一生中，在异国生活的时间和在故土生活的时间相比，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在时间上是相等的，但在重量上却大不一样。童年青少年和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是具有绝对加权重量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成年之后在哪里生活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哪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所以尽管我和温州如今隔着千山万水，可是我小说想象力落脚的地方，总归是还我的故土——那是我最强大的文化营养。

在我写《流年物语》的时候，写到主人公刘年居住的西角贫民窟，我闭上眼睛，几乎可以数得出那条街从街头到街尾每一座房子的样式，想得起各路人马在那些院落和街道上进进出出的样子。可是很奇怪，我只有在多伦多写故土的时候，故土的样子才是清晰的，具象的，富有质感的。我一回到温州，这些印象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他写大海写得最传神的时候，是身处美国新墨西哥州，远离两片大洋2000公里之外。他需要离大海很远，才能写出大海的精髓。也许身在远方会制造一种审美距离，让人产生尘埃落定的清晰感。我的写作是严重错位的：在一个官方语言是英语的国家里，我坚持用汉语写作，我的发表渠道和读者群体远隔千山万水；我一生都在逃离故土，却十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书写那个我一直都在逃离的地方。我的文化营养当然不能排除后来的阅读和阅历，但最主要的来源只能是故土，我通过写作来一次次地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