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主义转型与现实主义重组——读长篇小说《遥远的山那边》随想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呈现回归趋势。底层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兴起，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发展提供了可贵的支撑。其与新写实主义在维护现实主义持续发展方面一脉相承，无论在叙事策略抑或目的性等方面均有着诸多异曲同工乃至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是新写实主义的翻版或转型。然而，这种支撑带有明显的妥协性和被动性，现实主义的回归与发展依旧遭遇诸多困境。重新审视和梳理新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无疑对现实主义的创新与重组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长篇小说《遥远的山那边》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思考。
新写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变异与拓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 90年代中期曾热闹一时。一方面，它以一种全新的“临摹”式的叙事笔触最大限度地描写生活还原生活，真诚直面现实和人生，展示凡俗的人生真相而备受瞩目，另一方面，它也因“临摹”式的不加评判地复制和无条件地认同现实而丧失了作为现实主义精髓的批判精神而日渐式微，乃至被人淡忘。时至今日，新写实主义鲜有提起。但是，文坛上有关现实主义创新与拓展的步伐却并未停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呈现出所谓“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图景，“一方面作家们纷纷皈依现实主义文体，另一方面则积极热情地把现实主义的‘生活现实’改造为‘现场现实’”，强调作品的真实性、独立性、亲历感和现场感【1】。其中，底层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兴起，成为当前现实主义创作两大思潮。细观这两种创作思潮，其实不难发现，其与新写实主义创作无论在叙事方式还是叙事对象等方面均有着诸多异曲同工乃至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是新写实主义的翻版或转型。显然，新写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拓展，并未从现实主义创作中全完退席。在今天，重新审视和梳理新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无疑对现实主义的创新与重组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近读青年女作家李淑妮长篇小说《遥远的山那边》（团结出版社），深感这部长篇小说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
《遥远的山那边》讲述的是一个以女青年荞麦为首的几个大山里的青年人远赴浙江温州等地打工历经各种酸甜苦辣的故事。显然，这可以归类于打工文学，底层叙事成为作品的基调。打工文学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已越来越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底层打工者生活状态成为打工文学的一大特征。作者采取了一种近似“现场记录”的笔法，细密地描述了荞麦、阿牛、阿凤、阿霞等几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在城里想尽一切办法和命运抗争的种种遭遇，令人感觉这并非虚构的小说，而是真实的生活事件。显然，作者有意或无意顺应了当前底层文学和非虚构文学两大思潮，并将两者较为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使作品呈现一种令人身临其境的“真实存在”的震撼感和冲击力。然而，通篇读完，不难发现，无论是底层叙事的表述对象，还是类似于非虚构的表现手法，都无法逃脱新写实主义创作的印记。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非是简单地对新写实主义的复制，而是通过一些新元素的注入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较好地实现了新写实主义的转型。
先说底层文学。底层文学是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和内容。其实，“底层文学由来已久，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诗经》。在现代文学史中，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左翼文学，关注的对象依然是‘底层’大众” 【2】。新中国成立以来，走“群众路线”则更是作为一项严格的文艺创作政策被要求遵守。但政治规训的强势干预，特别是十年动乱，使得底层叙事蜕变为“高大全”的政治图解，并使诸多作家或惨遭不幸，或噤若寒蝉，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现实主义渐行渐远。20世纪80年代末，在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催化下，更在改革开放所来带的经济发展的催生下，当所谓先锋文学因越来越脱离大众而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以展现平民百姓平庸琐屑人生为主要内容的新写实主义高举底层叙事的旗帜“粉墨登场”，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复苏与回归。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左翼文学，底层叙事对象都无不或多或少打上了以阶级分类为导向的“革命文学”印记，其批判指向往往直指社会(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没落。唯有新写实主义，应该说是唯一以纯粹意义上的经济（贫富）分类对底层民众加以关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贫富分化并非那么突出，同时也因新写实主义“零度情感”写作姿态，使得新写实主义的底层叙事并未作为一种突出的现象引起相应的关注和研究。但新写实主义的底层叙事与以往的文学中的底层叙事在社会背景的思想积淀和审美认知上有着质的不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贫富悬殊现象日趋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较之于文学创作，底层文学终于作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被提出和关注。不难看出，当下的底层文学其实与新写实主文学在底层叙事上一脉相承，那就是基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重组而导致的阶层分化的审美表达，贫富分化成为底层叙事的时代标签。这种标签也使得当下底层叙事创作极具特定的时代意义。
在《遥远的山那边》中，这种贫富分化的时代标签无处不在。以打工妹荞麦为代表的贫民阶层和以私企老板王忠义为代表的富裕阶层，以及以卫生局徐局长为代表的特权阶层形成鲜明的观照。因为贫穷，漂亮并洁身自好的荞麦在历经一番打工的磨难后不得不委身做了王忠义的情人，原本质朴木讷的阿牛做了赌场的看门打手，阿凤沦落为风尘女子，阿霞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患上了职业病并因此失去生命。与此相反，王忠义凭借金钱开路，包养了包括荞麦在内的多名打工妹，而卫生局徐局长在遇到已成为按摩技师的荞麦后也动起了包养的念头，并要求荞麦提供特殊服务。这里，无论是王忠义的包养行为，还是徐局长的猎艳行径，都并不能从制度或政策上得到支持，相反，诸如徐局长这类的猎艳行径是典型的违法乱纪行为，一旦查出必然要遭受处罚。支撑他们敢于这么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的便在于经济利益支配或掣肘下所形成的某种游离于制度和政策之外的世俗功利潜规则，经济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权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攫取经济）。显然，荞麦与王忠义或徐局长之间并非制度意义上的对立关系，而是社会转型时期生活形态重组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群体裂变的复杂体现。这是一种阵痛，同时也是一种警示。毫无疑问，社会转型是一个相当长的探索过程，这种分化和裂变很可能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当下文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并对社会问题做出回应。底层文学直面底层民众，讲述特定阶层或个人的命运，用文学的方式解读社会转型的阵痛与警示，并以人文关怀的力量审视和安抚现实中躁动不安的灵魂，表达着对国家发展的思考。这既是《遥远的山那边》底层叙事的意义所在，也是当下底层文学的现实意义和魅力所在。这种以经济为立足点的社会审美表达，显然是新写实主义的一种延伸。
二
再说非虚构文学。所谓非虚构文学其实并非新鲜事物，一般认为，历史演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属于非虚构文学，“譬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红楼梦》《西游记》，都是根据真实历史和人事演绎、虚构创作而成的作品。早在上世纪的30年代，我国也出现了‘新闻小说’的写作样式，80年代以后，也有人提出‘报告小说’的概念，其自我定义的内涵几乎与新闻小说相同”，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学流行一时【3】。但所有这些都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之所以在新世纪非虚构文学被作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提出并引起关注，是因为非虚构文体的发展日益对小说的“虚构”权威形成冲击和挑战。新世纪以来，一些文学期刊纷纷跨越小说虚构“禁区”尝试非虚构写作，《人民文学》则干脆直接推出了“非虚构小说”专栏，并引起了褒贬不一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对小说创作非虚构的界定，即在小说文本中是否可以允许非虚构的存在，一旦介入了非虚构性的信息元素，是否还可归类于小说文体。这其实可以归结为对小说创作思想和手法的重新认知和体验。事实上，当下非虚构小说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小说文本的技术转型，而是小说创作的“真实”诉求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反映。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学逐渐建立了一整套以反映现实“真实”为主的理论策略和叙事规则，并一直被遵循着。但政治话语的干预，特别是十年动乱，这些规则被彻底打乱，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背道而驰。拨乱反正之后，文学也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春天，“伤痕文学” 、“ 反思文学” 、“ 改革文学” 、“ 寻根文学” 、“ 先锋文学” 、“ 纪实文学” 以及“新写实主义”等等流派、主义纷至沓来，然而，因十年动乱后遗症等诸多因素所致，这种拨乱反正大打折扣，文学在回归现实的同时又自觉或者不自觉游离或规避现实。如“寻根文学”钻进历史的胡同无法自拔，“先锋文学”陷入“曲高和寡”的泥淖自我终结，“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则囿于客观的制约无法企及文学真实的高度。这期间，唯有新写实主义直面现实人生，以“写实”的笔法呈现生活的原生态，这时候的新写实主义其实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非虚构的文体形态，具有着类似于纪录片的报道性质，“它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具有‘非虚构’的一些元素，我们将其视为仿非虚构类型” 【4】。但同样也是因为上述诸多因素所致，新写实主义采取了“零度情感”的写作姿态，这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探索，其背后体现的是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政治规限与作家的社会良知之间坚守小说真实的一种妥协。显然，当下的非虚构小说与新写实主义在诸多方面异曲同工甚至一脉相承。一方面，非虚构小说继承了新写实主义的“写实”原则，如《人民文学》非虚构小说专栏便旗帜鲜明地贴上了“呈现生活原生态”这类新写实主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当下的非虚构小说，其实是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浪潮冲击背景下，小说的艺术权威和感召力日益退位于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日益麇集蜂萃的现实生活真实信息魅力冲击的应对策略，其背后体现的是在媒介转型与受众心理期待、经济私利与作家文学情怀之间坚守小说真实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与新写实主义的妥协在目的性上如出一辙，那就是以“写实”的手法维护文学的“真实”权威。非虚构小说是一种因妥协而探索，因妥协而拓展的产物。因而，这种妥协具有相对的特定时代的积极意义。
严格意义上说，《遥远的山那边》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但显然继承了新写实主义的写作特点，在文体形态上直逼非虚构的真实境界。小说保留了一个相对连贯的故事脉络，但并没有一个首尾呼应的环环紧扣的故事情节链，并且摒弃了情节跌宕的戏剧化、因果化设计，鲜少看到倒叙、插叙等传统手法，基本上是以一种时空自然流转为依托的扩散性的结构，把人物活动的轨迹或环境更迭的叙述纳入自然客观的写实语境之中。小说甚至采用了一些县市级行政意义上的真实地名。笔法上，小说采取了一种记流水账式的絮絮叨叨的形式，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荞麦等底层人物的种种命运遭遇，给人一种随机的、无序排列的故事发展走向。显然，这种形式并不能完全给读者某种引人入胜的阅读期待，但却可以给读者最大限度的阅读真实体验。那一个个看似无序的故事片段，因无特定故事情节链和阅读取向的制约，都可以在读者的脑海里还原为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件似曾相识的真实事件。而这些真实的背后则是作者用细密甚至琐碎的笔法精心构筑起的小说存在的“真实”时空世界。从穷得一塌糊涂的“双峰湾”（荞麦老家的村名）到喧闹的温州城再到遍布城郊的一座座工厂，纵横交错的时空间里“记录”的是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以及劳碌奔波的命运轨迹，其间传递的是印刻着特定时代底层人物标签的诸如贫穷、蒙昧、迷茫、绝望、无奈乃至堕落、消沉或抗争、奋起等众声交杂的信息元素。因为毫无矫饰的原色记录，这些信息是如此真实，如此震撼人心，直抵非虚构意义上的真实性、独立性、亲历感和现场感境界。真实是小说的生命线。“写实”小说以维护小说的真实权威为目标，着眼当下的社会客观现实，在更为宽广的文学视角上，拓展文学表现的疆域，强化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渗透，“以生活自身的拙朴、丰盈的生命血色”，以探索人的生存本相为目的，充分展示特定时代的生活原色内质和众生生存状态，并以此引起社会的共鸣和关注【5】 。显然，《遥远的山那边》实现了“写实”小说的这种写作目标。
三
然而，《遥远的山那边》也显然并非是对新写实主义的简单继承。事实上，当下的的底层文学抑或非虚构文学，尽管无法脱离新写实主义的“胎记”，但从一开始就是以超越新写实主义的面目出现，对人物的倾情关注和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成为其超越的主要特征。这点在《遥远的山那边》亦显得尤为突出。小说在故事编排上继承了新写实主义 “琐碎无序”的“原生态”模式，但在人物塑造上则坚守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言，每一个人物形象虽有现实的影子，但都如鲁迅先生所说“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荞麦与王忠义无疑是作者精心勾画的两个重要人物。荞麦善良、勤劳、貌美、天生丽质，但却一出生便遭受来自双重贫穷的桎梏，首先是穷得一塌糊涂的“双峰湾”大环境迫使她仅仅读了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在家放牛打猪草，其次是不幸家庭的小环境，父亲因为肺病早逝，母亲和二哥也一直病魔缠身，大哥则弱智如同小孩，一个弟弟读书需要供养，这一切使得荞麦过早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不得不在尚未成年（17岁）还不能领到身份证的年纪里便外出打工。因为贫穷，外出打工前，她甚至连件象样的衣服都没穿过。显然，荞麦是典型的中国版的现代“灰姑娘”。遗憾的是“灰姑娘”并没有遇到王子，而是遇到王忠义。对于王忠义，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脸谱化，将其描绘成十恶不赦或为富不仁的“淫棍”，相反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描写，展示了王忠义真实立体的形象。作为改革中率先富裕起来的暴发户，王忠义一方面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俗规则，另一方面内心尚未完全泯灭人性的质朴底蕴。尽管他对荞麦的美貌垂涎三次，但面对荞麦多次的拒绝后，他为荞麦不为金钱所动的洁身自好的品行所钦佩，特别是他面对荞麦因为急需用钱给母亲治病但却无法筹措到钱，显得那么张皇无助的时候，他对荞麦顿生怜悯之感，甚至为自己对荞麦的色欲而愧疚。因此，王忠义对荞麦除了金钱的利诱外，亦包含着一种怜悯式的关心和爱护。他包养荞麦亦无主观意义上的罪性欲念，而是基于“温州的每一个老板都包养情人，不包养便没面子”的自然世俗心态的驱使。而荞麦除了妈妈治病急需一大笔钱的客观原因外，也正是基于对王忠义那么丁点的关爱所感动，最终以爱的名义委身于王忠义。但王忠义本质上是以一个暴发户的优越感对待对荞麦的包养，“钱”成为他心安理得占有荞麦的心理支撑，换言之，荞麦不过是他用金钱包装自己富人门面的一个工具而已，一旦对荞麦的包养危及到自身的生活形态和社会地位时，他立马毫不犹豫弃荞麦而去，并寻找新的安全的包养猎物。王忠义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先富裕起来阶层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而荞麦在王忠义对自己恣意摧残并落下不育后遗症的情况下，面对王忠义的无情离去，她并没有太多的纠缠和怨恨，因为在她内心深处无法摆脱因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人穷志短”的弱势定位心理的影响。一方面她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没奢想过一个贫穷的山村姑娘能与一个有妇之夫的暴发户老板修成什么正果，另一方面，她甚至为王忠义对她和为给她妈妈治病花了“很多钱”而背负着相应甚至沉重的道义压力，在她的眼里亦已然不知不觉将钱作为了衡量她与王忠义这种不伦不类关系的一种重要纽带或筹码。这是金钱对当今社会婚恋价值观渗透、扭曲的典型写照，其背后折射的则是在经济利益重组下贫富分化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深刻影响。因此，荞麦与王忠义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包养与被包养的关系，而是社会转型期人与人之间日渐形成的一种以经济为支撑的“钱本位”关系。荞麦与王忠义的人物形象也因这种关系而刻上典型的时代烙印，反映着时代的某种本质，鲜活而真实。至于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徐局长，作者着墨并不多，但从他强迫要荞麦提供特殊服务，未达目的则要关闭荞麦所工作的足道馆等细节，亦可一窥其目无法纪、骄奢蛮横的“特权”嘴脸。
毫无疑问，《遥远的山那边》坚守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以底层叙事姿态揭示了当今时代的某种“本质的真实”。批判精神是现实主义的内核，也是其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但批判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贬斥甚至诋毁，而应该是一种否定与肯定的理性梳理和超越。塑造英雄典型，批判腐朽落后，推动社会进步，一直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的创作使命和境界，并因此或多或少陷入急功近利的泥淖，甚至沦为图解政治的工具；新写实主义则矫枉过正，以“零度情感”写作姿态取消和弱化了现实批判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妥协。显然，《遥远的山那边》力求避免了这两种趋向，以凡俗平民为载体，以底层生活为基础，重新架构了对理想精神的塑造，对崇高品格的诠释和对社会文明发展的肯定。荞麦等凡俗众生是弱势的也是渺小的，但渺小者也有自己的理想和爱心。追求文明生活成为他们的理想主色调。特别是荞麦，她柔弱亦柔韧，她无助亦坚强，不仅担负着养家的重任，亦对更为弱势的诸如小霞等人给予无私的帮助，小霞死后，她毅然担负起抚养小霞小孩和阿牛与阿凤因近亲所生的脑瘫小孩以及早逝哥哥留下的小孩的重任。对待感情，尽管无情的现实逼迫她做了王忠义的情人，但在她内心深处，依然是将王忠义想象为自己挚爱的初恋情人陈柏凡来对待。她无法脱俗，但依然坚守着一份崇高与圣洁的生命底蕴。而开放的温州城，打工的历练也使得她不仅穿上了好看的衣服，并且越来越“见多识广”，连妈妈都对其不敢再贸然发脾气了。最后，荞麦回到了双峰湾。作品中的她并不是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光宗耀祖，甚至是带着满身的伤痕和疲惫，但也正是这种打工的历练使得她更加成熟。她显然是以一个成熟者的姿态回归故土。她最终在足道馆蓝总的帮助上带领乡亲们种植苦荞麦发家致富，是一种对自我生命价值认知的飞跃。打工本质上一个追求文明的过程，并不是每一位追求者都能成为弄潮儿，而荞麦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文明对自己的洗礼。荞麦回归故土，不是向文明退却，更不是向现实低头，而是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更为成熟的心态和经验向富裕文明生活发起新的冲刺。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推进，需要振臂高呼的英雄，更需要像荞麦这样普通但坚强，百折不挠的凡夫俗子。他们构筑起社会文明发展最强大的底层基石。现代文明之风必将吹遍“遥远的山那边”。
四
《遥远的山那边》所传递的信息蕴涵再次证明了现实主义写作依旧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新写实主义转型的新生魅力。今天我们重提新写实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当下的现实主义回归无法脱离新写实主义的“胎记”，另一方面，当下的现实主义发展遇到了类似于新写实主义曾经遭遇的突破“瓶颈”，即如何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政治规限与作家的社会良心之间, 在社会视野与民间视角、市场经济与文学情怀之间，在自我想象与真实社会生活、文学探索与大众需求之间等等复杂矛盾的纽结中找到适合现实新形态的创作取向和叙事规则。事实上，文学史上任何流派的出现其目的都是为找寻更为适合的文学形式，以达到最完善的审美张力。无须讳言，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社会改革转型所麇集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越来越呈现一种多元纷呈的迷蒙世相，反映在文学（现实主义）上亦体现出某种无所适从之感，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自身的回归乏善可陈，陷入某种因循循环的“疲软”境地，缺乏应有的创新张力，甚至有学者发出了“现实主义何去何从”的焦虑呼吁。究其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思想观念和写作体验的无法突破。窃以为，当下现实主义文学要走出困境，应该要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其一，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治话语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文学无法摆脱政治，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与政治紧密相关。时至今日，文坛上为配合某种政治或政策宣传而“量身定做”的“现实主义作品”依然不在少数，反映着现实主义真正回归的艰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以疏离或反对政治而反对的创作现象也在损害着现实主义的健康发展。此种现象主要表现为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或人性“黑暗污点”的无限放大和渲染，客观上形成对社会现实丧失理性的批判甚至诋毁，如某些底层叙事作品，“沉迷于‘苦难展览’，走向单一化和极端化的‘苦难书写’，甚至演变为‘欲望叙述’、‘暴力叙述’”，将原本严肃的社会问题“创作”成对底层人物原始本能的窥探和猎奇【6】。还比如某些反腐作品，通篇对腐败分子如何贪腐、如何勾心斗角、如何男女乱搞等等堕落、奢靡乱象津津乐道，而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反腐斗争内涵本身则轻描淡写刻意弱化，如此等等。而更多以所谓揭示当代社会危机为己任的作品往往显示出无望的消沉。很显然，如果说曾经的新写实主义矫枉过正，那么当下的某些现实主义作品则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实主义从来不应是政治的传声筒，但也从来不能脱离具体的现实环境在自我臆想中孤立存在。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应该是站在整个社会乃至全球视角上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发展的审美考量，是在对社会历史、宇宙人生的不断思考积淀中, 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理性的肯定与否定的审美评判，是对人性深度和精神追求的理性概括，是对历史文化审美的理性扬弃。当今时代是一个矛盾交织的时代，同时更是一个发展崛起的时代，任何忽视这两者因素的审美都无法达到文学本质意义上的时代高度和深度。一个客观事实是，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权威日渐退位于资本霸权对文学的影响，更为宽松包容的“后意识形态”政治生态日臻形成，而国家的崛起，改革的一步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再度引发全球的关注和思考。体现在文学上，这本身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形势下，政治不是文学的障碍，而是动力，体现在现实主义创作者身上很有必要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梳理和定位，并化为一种自觉的创作意识。
其二，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资本话语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资本话语是指体现资本力量的某种影响甚至左右人的思想行为的“话语”功能。资本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一方面，资本的形成为文学提供了更为宽广、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图景，另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运作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的商品化日趋普遍，并由此引发娱乐化、戏说化、感官化乃至山寨化等各种迎合市场形式的纷呈乱象泛滥成灾，现实主义则被边缘化甚至湮灭在各种“娱乐、戏说、山寨”的乱象之中。值得欣慰的是，一段时期的乱象纷呈之后，文学创作的分流也泾渭分明。21世纪以来，一大批有责任感的作家纷纷回归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并形成颇具规模的气势。但有关资本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却并未从认识上得到真正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而是以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为立足点，以国家资本为主要形式的一种新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资本形态，反映在文学上，不仅对文学创作内容本身的走向，亦对创作环境包括创作者的生存环境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因这种特色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有关文学的价值判断、观念重构等各种暧昧、混沌、迷蒙的创作心态和认知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厘清和重新定位。新形势下，随着国家的不断崛起，经济体的不断壮大和在世界地位的日益凸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形态越来越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反映在文学上，也越来越体现出重构现实主义文学新观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国家资本形态下，体现在文化建设上，文艺工作者的组织结构至今依然具有体制保障和市场博弈的双重选择，文艺出版事业亦在优胜劣汰中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从来就不是文学创作的障碍（真正的障碍来自于对市场经济冲击无力坚守的脆弱、混沌心理），也并未导致文艺事业的萎缩或倒退，相反，国家资本形态本身为文艺工作者创作实践提供了尽可能的广阔空间。
其三，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国际话语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国际话语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构成其基本话语要素，这里特指文化范畴内主导并代表世界主要文学思潮的某种“话语”现象。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特定反映，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紧密相连。世界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渗透，而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经济等要素紧密相连的一种综合作用，并且总是以某种特定的强势话语逻辑影响甚至决定着异质文化中的文学走向，其强势的背后则是包括资本逻辑、意识形态等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念的综合输出。因此，作为一种吸收和接纳，世界文学思潮只有和各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实际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互动互赢的积极成效，否则，任何忽视这一要素的行为都将可能产生混乱的思想和脱离社会实际的混沌局面。这点在世界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上足以佐证。世界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阶段，二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学复苏”阶段。前者推动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最终确立，后者则在文学解放的同时，也造成了某种暧昧、混沌、迷蒙创作心态的普遍蔓延，甚至一度造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迷失和湮灭”。之所以出现这种迥异的局面，关键就在于“新文化运动”充分结合了当时的社会实际，将新生的以苏联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为主要潮流的文学思潮与中国社会诉求充分结合，较好地实现了文学的民族性、社会性和思想性的融合统一。而改革开放中的“文学复苏”所出现的暧昧、混沌、迷蒙乱象，表面看是西方文化（商品文化）霸权强势冲击的结果，“其深层原因却是在时代转型之后，知识界和文艺界在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在思想准备上的匮乏和无法应对，在价值观念上的矛盾和危机，在创作态度上的消极逃避和主动妥协” 【7】。因此，改革开放的“文学复苏”在短暂的自我救赎式的繁荣后，无法以一种积极、客观的理性思维将世界文学思潮与转型期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甚至造成现实主义一度的“迷失和湮灭”，即便是21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回归，也依然未完成世界文学思潮与转型期中国文学有机结合的“华丽转身”。无须讳言，当今依然是一个西方文化霸权当道的时代，西方文学思潮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以自己的话语逻辑影响着世界文学秩序及其发展趋向。这种强势来自于科技、经济乃至信仰、理念等综合因素的支撑，其中经济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人们在思想和文化上不断互融或同化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更多异质文化之间犬牙交错的碰撞与交锋。因为经济一体化永远不等同于国家一体化和民族一体化。而经济一体化客观上为异质文化的各彰异彩提供了丰富的国际舞台，并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化需求提供了尽可能的发展空间，体现在文学上，各种文学思潮也必将在经济支撑下更加犬牙交错，异彩纷呈。新形势下，随着国家的崛起与进一步开放，中国文学无疑将迎来一个与世界文学思潮碰撞、融合、重构的新时期，并且也必将遭遇挑战世界文学秩序的重压。诚然，这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当下现实主义文学所担负的不仅仅是将世界文学思潮与转型期的中国具体实际科学、理性相结合的重任，更应该站在国家整体发展的高度，重新梳理、审视中国特色文学的时代意义和蕴涵，逐步推动并实现中国特色文学审美国际化的最终跨越。
其四，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文学话语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现实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便以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独特的“写实”美学模式而广受推崇，并最终一枝独秀，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规范。“综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难发现，真正有生命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8】。特别是一些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在塑造英雄典型，批判腐朽落后，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甚至在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境况下产生过特定的轰动效应。然而，由于曾经太多外在因素的绑架，现实主义在我国历经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甚至一度成为控制社会的某种唯我独尊的文化工具，或沦为某种利益的附庸，并由此导致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功能被深深扭曲和被质疑，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一直有“现实主义是否过时”的质疑声不断。今天，我们强调现实主义重组，不仅是要剥离一切强加于现实主义身上非文学性的因素，让现实主义回归正常的文学位置和轨道，更要建立一种与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的新型现实主义文学形态，重构现实主义的理念和信心。一个客观事实是，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推进，工业化、信息化使得全球社会结构形态不断互融、转型和深化，更显著地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物质世界急剧膨胀并且越来越合理地存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日渐陷入危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越来越主宰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并日显突出,并由此反映或衍生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纷呈复杂的诸如资本垄断、贫富分化乃至精神扭曲、道德失范等现代社会世相或问题。文学的本质意义和功能就在于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探讨生命存在的可能的多元性社会价值形态和意义，并以此为人性、为社会更为完善地发展和进步提供文学意义上的感知和认知。长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高举“写实”大旗，着眼社会客观现实，强调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渗透，以批判精神为内核，以探索人的生存本相为目的，充分展示特定时代的生活原色内质和众生生存状态，真实呈现社会风貌、时代精神，或解读人性或揭示问题，并以此引起社会的共鸣和关注，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显然，全球化背景下，现实主义不仅不过时，相反其文学使命更为任重道远，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功能依然具有亟待强化的拓展空间。同理，另一个客观事实是，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文明，竞争与制衡成为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法理精神亦成为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核之一，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上，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侠义精神等等无疑必须要向更为符合生活真实的现代社会法理精神靠拢，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形态的不断转型深化，则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日趋精细复杂，客观上影响着现代人对社会和时代的总体性把握的宏观视野日渐分解于更加精细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更加开放纷攘的生活方式之中。此外，信息传媒飞速发展的新闻效应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代人关注现实、思考生活的视角取舍，进而挑战文学的艺术权威。所有这些都决定着当下现实主义必须要建立一套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在人文关怀、现实关注、历史诠释乃至叙事语境等方面构建全新的现实主义创作策略，以此强化新形势下现实主文学话语功能。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现实主义无论是创作内容的更新还是创作技法的变革，都必须要坚持两点内核，并且所有的变革都必须要为这两点内核所服务，那就是必须要坚持现实主义赖以存在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写实”原则。
事实上，长期以来，文坛上维护、探索和创新现实主义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息。曾经，新写实主义维护了现实主义的“写实”原则，但却丧失了理性批判精神。当下，文坛上无论是底层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本质上都是为维护现实主义文学所进行的可贵的探索与创新。底层文学以视角下移的姿态因应宏观社会视野的日渐分解来维系和强化对现实的关注，非虚构文学则应对信息传媒新闻效应扩张的挑战，以跨越虚构“禁区”的姿态来维护艺术的“真实”权威。显然，这些探索与创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支撑。然而，从总体而言，这种支撑带有明显的妥协性和被动性，具体表现为这类作品往往依然无法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诸多作品真实记录了当代现实生活，却很难抵达期待意义上的艺术再现的历史深度和时代高度。如《遥远的山那边》，尽管真实记录了一群底层打工者的命运，并刻画出了较为典型的人物形象，但单薄的文本和浅显的人物线条却无法提供更为深层次的底层生活的社会内蕴和更为丰富、复杂的人的精神蕴涵，以及更为生动、厚重的阅读体验，并且看似“写实”的叙事语境中总约隐约现地流露出已经被生活表象模式化了的新闻式的故事言说，甚至流露出为了故事而编故事的斧凿痕迹。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类作品难于穿透迷蒙的表象，挖掘出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感召力，其背后体现的依然是作家们在市场经济与文学情怀之间，在自我想象与真实社会生活之间，在文学探索与大众需求之间等等复杂矛盾的纽结中未能厘清的价值暧昧和尴尬心态，一方面，作家们有着积极参与现实，重铸现实主义审美拯救图景的自觉冲动，另一方面却在信念构建、策略定位等方面陷入无法突破的迷惘窘境。可以说这是当前现实主义作家们一种典型的二元矛盾心态。显然，这种心态的重新梳理和定位绝非一蹴而就之事。简单强调文学创作的使命感无疑已不符合当代社会的真实现状以及创作规律，亦将重陷“政治绑架”的老路。历史的经验表明，“现实主义强大的理性判断能力和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 来自人们对自身和世界认识能力的自信, 来自唯理主义、科学精神和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 【9】。因此，建立一种融合并升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认知的创作自信理念至关重要。而这绝非几篇底层文学或非虚构文学作品就能完成的任务，它需要文艺界凝聚共识，更需要创作者们形成一种广泛的创作声势。值得欣慰的是，作家们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自觉回归为这一升华提供了足够的实践支撑。我们有理由乐见，在内容与技巧双重变革的背景下，现实主义创作将迎来一个不断自我解放、自我创新的新时代。对此，文艺批评界亦有责任去为之摇旗呐喊。
参考文献
【1】 周志强：《新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文体类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1月04日。
【2】史竞男：《“底层文学”：乡土叙事新景观》，《 人民日报 》2009年9月1日 20 版。
【3】李朝全：《非虚构文学是什么东东》，《中国艺术报》2013年09月16日。
【4】 王 晖：《“非虚构”的内涵和意义》，《文艺报》2011年3月21日。
【5】 雷达：《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近期小说的审美意识剧变》，《文艺报》1988年3月26日。
【6】史竞男：《“底层文学”：乡土叙事新景观》，《 人民日报 》2009年9月1日 20 版。
【7】 张宏：《论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意义》，《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8】 雷达：《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思考》，《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0日 20 版。
【9】邓时忠：《理性批判精神的失落—新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之比较》，《当代文坛》1992 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义德，安徽省作协会员，现为某媒体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