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抗战胜利上升为中华文明的胜利——熊育群《己卯年雨雪》
熊育群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横空出世，这是2016年度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在文坛刮起了不小的旋风，可以说，给寂寞清冷的文学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和警醒。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文学并没有放弃思考，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仍然执著地从历史中、从现实中寻求真理、寻求良知、寻求答案。
熊育群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有着他们独特的审美追求、思想情感和道德情操。身为建筑工程师，相对于一直在文学领域掘采爬梳的作家，熊育群有着更多的曲折，也有着更深的思考，有着更多的通融、更深的真诚，有着更多的敏锐、更深的宽恕。他左手执衡，右手执剑——左手是散文，高蹈轻扬，以深邃的思考度量历史、考评天下；右手是小说，剑拔弩张，以尖锐的语锋刺破谎言、缝合创伤。他的文字，扎实、不讨巧、不投机，厚重挺拔、绵里藏针，每一字背后都看得出他的用力。我们能读到他捍卫人性尊严的庄重、挞伐人性扭曲的凛然。正因为独特的经历、独特的个性，熊育群的作品都有着异常坚硬的质地，尤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回溯和伫望，对于现实的艰难与精神的惨烈，都有着深刻的挖掘。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想要探讨的是罪与罚，苦难与救赎。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历史的辉煌，但是近代以降，屡屡遭遇苦难，遭遇战争，面对苦难和战争，中华民族应该如何奋起抗争，以及——超越中华民族自己的苦难。《己卯年雨雪》写的就是战火中中日两国人民双方的痛苦呻吟，人类的灵魂究竟应该如何救赎。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作为拯救人类与战争的文明力量，把抗战胜利上升为中华文明的胜利，这是具有历史高度的。
在这种意义上，《己卯年雨雪》不仅是一部史诗，更是一种仪式，一个祭奠的盛典。
阅读《己卯年雨雪》是一种艰难的历程，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疼痛。小说以战争中的个人遭际为切口，完整还原了整个长沙会战恢弘壮阔的历史画面。在这部作品中，恩与怨、生与死、静与动、虚与实、甘苦与流离、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粘合在一起，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漩涡，凝成一股股巨大的力量。作品还原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整体精神世界，这个饱满丰富的精神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伟大的精神世界。
这部作品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气质。作者在故事情节上独具匠心，整篇作品谋篇精致，悬念不断，前呼后应，环环相扣，读来感觉痛快淋漓。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也都性格鲜明，不落窠臼。对己卯年秋的营田之战，小说围绕战事发展和人物命运两条线索展开叙事，塑造了两对中日新婚恋人的爱恨情仇故事。在主人公祝奕典、左坤苇、武田修宏、武田千鹤子等人的视角之间展开不同章节间的转换跳跃，使得小说叙事获得了丰富、立体、多元的呈现。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屠杀。作品打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不自觉地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完成他的叙事。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曾经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细节的绝对真实可以改变人们对现实的判断，他的作品《记忆的永恒》以此闻名。《己卯年雨雪》以大量史料为背景的绝对真实的细节不仅是高度还原了日军屠杀的残酷和冷酷，而且让作品具有了叠加效应的震撼，获得了奇特的艺术魅力，这种基于厚重历史背景的新写实手法开创了一种历史写作新的可能。
值得肯定的是，《己卯年雨雪》难得地选取了他者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这是这部作品表现得更可观、更理智、更容易打动人的一个重要元素。熊育群从正面塑造了侵华日军武田修宏和日本女性武田千鹤子的形象，将一对日本夫妻的生死之恋穿插在中国军民的国仇家恨之中，同时与中国恋人祝奕典、左坤苇、王旻如等人互相映照，这种还原更令读者产生代入感，这是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形象，赋予了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以无比动人的力量。在历史纠纷的背后，以左太乙、左太平、祝奕典为代表的道、儒、侠中国传统文化人格，超越了个人恩怨和民族矛盾，凸显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拯救日本女人千鹤子方面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文化情怀与人道精神，以文化内涵成就了一部“和平之书”。
小说通过武田修宏大量的回忆串联起了侵华日军从天津塘沽登陆、华北作战、徐州会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等抗战的脉络，不仅凸显了长沙会战的重要地位，也让小说背景有了纵深的历史刻度。特别是小说刻画了武田修宏被战争一步步改变成杀人魔鬼，这个过程尤其有力，深刻地揭示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形成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