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引向深入，进一步增强文艺批评的说服力、公信力，11月14日，文艺报社召开“加强文艺批评恳谈会”，邀集在京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艺批评的现状与改进的途径。会议发言要点摘发如下。

——编 者

何建明：《文艺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非常好，这应该说是我们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一个举措。这两年多来，我们文学界在理论批评方面改进了不少，但同时又感觉距离总书记和党的要求、距离大家对理论批评方面的要求仍然差距不小，整个批评生态还存在很多问题；独立展开批评的不多；作家敢于自我批评或虚心接受批评的更是少之又少。原因是什么？主要因为大家还舍不得面子，因为面子决定着今后还能不能彼此相互交往、交流的问题，存在着批评家能不能继续被邀请参加下一次研讨会等等客观和主观原因。我自己就有深刻的体会，曾经参加一两次还是属于自己学生的作品研讨会，因为会上认真严肃地指出了对方的问题，组织者和作者从此耿耿于怀，不愿再搭理我了。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实质上，文艺批评工作不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一家的事，要想改进和改变文艺批评出现的问题，需要从整个大环境入手。要使文艺批评成为一种风尚，让对作品的批评甚至对具体作者的某些倾向性的批评，成为一种正常和习惯。这要下些功夫。文艺批评不仅仅是简单指出问题，对一些好的作品能不能给予应有的评价，同样是批评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怎样改进，我感觉有方式方法和改进内容的问题。在多次会议上，听到中央领导讲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文艺批评不对人不对具体的作品。不对具体作者和具体作品的批评，肯定不会有针对性和深刻性。我认为这是点到了当前文艺批评的要害。应当由第三方来组织对某一部作品进行研讨，而不是由与作者和出版人或所在地区作协等有利益关系的人举办或参加。开展批评的独立性非常重要。方法上也需要改进，比如像《文艺报》、作协创研部和文学报刊社要有开展对某些文体和作品的研讨与批评的规划和设计，特别是对一些特别优秀和明显有倾向性错误的作品及作者，要及时组织进行认真的、严肃的和有针对性的研讨与批评。既要做到“好话说尽”，也要把“丑话说够”，达到教育人和改进创作风气的目的。

《文艺报》作为文学界最重要的批评阵地，应当承担起改进文艺批评的重任。在版面和文章刊发上要作些调整。尤其要定期对文艺思潮进行梳理和筛滤，对优秀作品有足够的版面宣传，对一些错误的和明显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要展开无情的批评。任何一项工作，要想有所改观，必需下狠功夫，文艺批评到了需要下狠功夫的时候。包括在栏目和版面上，要精心设计，形成自己的批评风格与风尚。刊出的文章，所说的话，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要让人心服口服。期待《文艺报》起到表率作用。

施战军：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可能会左右文学的方向，而现在的文学批评更大的作用在于推动作品走向前台，让更多的人能够注意它，事实上这种形势更考验人。我们回想一下整个大的批评史，可以更明显地感觉现代文学时期，基本上是作家论，很少有思潮论。到当代文学以后，批评家的工作就是直接去引导思潮。大家都在用一种话语、概念来占一块地盘，那种真正去感受作品的批评，我觉得不够，分析判断的功能非常少，力量不足。我们看茅盾评论鲁迅，是从他的小说中发现有一种新元素出来了。批评不仅仅要揭示某种现象，一定要有时代精神的肌理，茅盾那一代的很多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今天我们的批评家过于窄化了。批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一个层面是从文学现场到“大场域”，即文学之外的场域，我们要对当前的文化状况心中有数，对现场也不是那种单一现场的理解，比如我就是专门研究小剧场的，别的不看，那也不行。不注意报告文学，不注意散文，那肯定是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说到中国故事的影响力时，首先说到了“一篇文章”，再说到了“一部电影”等，这里有一种整体观。十八大第一次把生态文明纳入到纲领性的文献，事实上中国故事不仅仅是中国的现实故事，它的边界不断扩大，在生态文明的概念下，我们看到还会有一个自然中国的描述，这种描述也是中国故事，我们不妨把视野打开一点。

另一个层面是时代与文学史，批评不仅要对作品负责，还要对大的文学史负责。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会留下一些声音，批评家如果只是做一个小跟班，我觉得没有意义，还有文学史在等着我们。现在我们对茅盾的评价，很多文学史对作品作家的论断，都是从他当时的文学中拿出来的，推不翻，说的就是准。那么今天是不是也要做这样的努力，你的批评才没有白做？我们从理论到感受等几个方面，其实文学批评都需要加强，我们寻找的是什么，是在寻找中国故事的可能性，这些可能，作家创作的时候，可能没有这种自觉的认识，如果批评家也没有这种认识的话，那批评家是不称职的。

周星：时代变化之后，文艺批评跟着时代变化。艺术批评要符合一定时期的政策和倡导，这个必不可少。也要有专业性，但从艺术批评来说，还是要坚持自身的独立性，自身的价值。在文艺批评里，第一是文化主导，而不是被动。要有文化存在的价值、含量，批评不是市场的附庸，也不是作品的附庸，要有自身的独立性，批评对具体的文艺作品可能没有实践作用，但是在文化建设上要有独立的价值，呈现批评者的价值观。没有这个的话，批评就会出问题。很多艺术家都提出来，你的艺术批评有用吗？我一直觉得这个观念可笑。艺术批评不依赖于有用没用的辩论，批评可以促使创作和生产，批评立足于作品和现象的意义，借助艺术作品，呈现批评者的价值观，所以修养和宽广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批评，要注意网络形态，涉及到批评的语言，注意批评的语言和批评的形态所面对的对象。批评固然是独立的文化主导，但一定要结合创作，不能离开创作，批评可以独立存在，不是为了告诉你创作是怎么做，批评如果是告诉创作怎么做，那批评家就是创作家了。批评有独立价值，是要告诉你人类文化的价值，你要得到表现，然后体现在创作里，这才能见出批评家的高低。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个性化的批评，同时是建设性的批评。

张永清：我在高校做理论研究，想以一个作者和忠实读者的身份来谈文艺批评，第一，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在关注《文艺报》，我们后来做研究，研究新时期的文学，都与《文艺报》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一起走过来的，我们作为读者都有这个体验。《文艺报》要扩大定位，既然叫《文艺报》，就不应该纯粹反映文学领域的事。我们一定是国家队，要站在整个时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前沿，才能有一个引领的作用。批评首先要讲道理，这个道理又不是纯哲学的，那作为一个批评者，首先要有一种真诚。第二，现在批评的声音是多元的，但这个多元里面，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队伍需要壮大。不少批评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素养和能力，可能写出了漂亮的批评文章，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理论的基本功不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批评的一个方法，变成剖析的一个工具。两张皮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每次都呼吁，关键是怎么去做。

王干：我们批评的“精准性”不够。现在我们国家讲精准扶贫，这个“精准”概念是从哪儿来的？最早是从医学上传过来的，美国奥巴马推广精准医学，就是对症下药。精准才会服人，精准才会有读者，精准才有生命力。我们的文艺批评，有它的大概念：跟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呼吸。这是没有错的，你生病了，给你用抗生素，也是没错的。可用什么样的抗生素，用多少剂量，葡萄糖一挂，三天合适呢，还是几天合适呢。文艺为什么会出现不精准？首先是商业驱动，有的研讨会也受商业驱动，尤其是出版方。这种商业驱动，就是你到会上只能说笼统的话，你很难精确地叫好。有好作品，但是好作品也往往变成商业驱动才能开研讨会。我们现在的批评界，有一种普遍的戴帽子现象，这是从西方拿过来的，直接拿来套，至于套得住套不住，脚是不是露在外面就不管了，反正是强行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缺少思想的力量。茅盾的批评成为了经典，茅盾为什么有力量，茅盾当初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接受的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的文学实践，所以他很有力。所以我们现在看茅盾，仍觉得他有思想。现在的生活结构和过去不一样了，这种碎片化也造成了我们的不精准。有些对小说的评论都说到中国梦，说是中国崛起，作家听了高兴，出版商也高兴，其实与作品的实际有差距。

各种形态的批评都有价值。以前领导式作家的批评是很多的，比如茅盾，他是作家，也是一个出色的批评家。他们的评论带有指导的性质，周扬、张光年、冯牧都写过一些有见解的文章，当然领导的身份也容易受到时代的局限。还有一种就是作家写的批评文章，现在似乎少了，以前其实写得好的批评，不少是作家写的。现在作家的批评好像比较弱。其实很多作家在批评史上都有很重要的位置，比如鲁迅，他是大作家，但他也是一个批评家。王蒙、汪曾祺也写过很有意思的评论。现在评论家在作协的硕果仅存，基本上都到高校去了。另外就是编辑家的批评，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很多编辑家介入了批评，他们的立足点是以编辑工作的实践来进行文艺批评，也很有影响力。现在分量最重的就是学院派的批评，他们的批评有学术性，有科研价值，还与文学史有关联，他们的批评现在是主流。媒体批评从90年代以后开始，80年代报上也登一些文学评论，基本上都不是媒体人写的，是他们约作家、批评家写的，90年代以后媒体人进入文学评论领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赵彤：我这两天每天都看一部电视剧，从头看到尾，我在网络上也看网民们发的一些评论，做了好多笔记，做完以后很有感慨。因为我们这边三七开、八二开的评论比较多，但是在网络上，低档的是吐槽，中档的真知灼见非常密集。如果再往高层次，对于这个剧是什么层次的判断，真的是很精准。这些民间的评论，我们不知道是谁，但确实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开研讨会，其实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想引导创作，一方面是调动大众欣赏。确实有点虚焦了，没对准。批评者应该静心定气做一个大潮流的钉子户，坚持自己的观点，不随波逐流。这话应该说给被批评者听，你的电视剧要是继续拍下去的话，研讨会不能只听吉祥话，应该当成一个体检，那些健康的、有活力的要保留，那些坏死的要去掉。我们说要改变大环境，像唐吉坷德对抗风车一样，太自不量力，但是我觉得，大环境是从小环境改起的。如果我们都不改大环境，那只能越来越厉害。但是改不了大环境，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周围的小场域，若干个小场域就可以构成一个大场域。我觉得可以从我们工作的领域先做起。

徐忠志：总书记讲，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剑。现在的问题就是文学批评缺乏战斗力，特别是缺乏指名道姓的批评。现在讲整体毛病的很多，谈的都头头是道，但具体指的是谁，却没有说。 对于《文艺报》来讲，落实到版面上，一个是要提倡改进文风，避免套话、空话，要有精短的批评，我们的文章太长。要倡导对具体作品发声，使得文学批评的指向更明确。另一方面要大众参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读者来信，好像还有点反映。读者来信可以无禁忌，我们登过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报纸能够建立起一支更年轻的批评队伍，尤其在网络媒体时代很有必要。敢于亮剑很重要，报纸比较短平快，单刀直入，很有必要，当然我们也不主张那些棒杀的谩骂。实际上我们现在磨剑，熟练操作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剑法，对不良的作品、现象、思潮，要表明态度，对大是大非的问题，要表明立场。对我们自身也要进行反思，现在评论家也有浮躁问题，眼睛里面全是圈子面子，批评躲躲闪闪，所以评论家自身也要反省。

郭艳：这是一个传播媒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文风的变革和新技术有着天然紧密的互为因果关系。由此，作为文学工作者，应该思考当下文学特征和文学性的嬗变，在通与变的互动中，寻找到恰切的学术定位。改进文学批评的文风，从文学批评主体来说，首先要进行通识意义上的学术准备和训练，在一个有共识基准的文学批评层面上，加强中西文论的融会贯通，在切实的文本批评中建构自己独特的批评话语体系。尽管现场批评从来都是碎片化的，但是批评主体依然要寻求和文学史、文学理论思潮的相互呼应。从批评的对象——作家作品来说，批评的精准性、个性化和经典化较为匮乏。鲁迅文学院作为一个国家级文学院，面对的是作家可持续写作的问题。在鲁院的文学研讨现场，的确不缺乏精准的文学批评。因为到鲁院来的作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下身段，寻求更高创作水准，找差距是教学和学习的双向要求。同时鲁院研讨不以推介作家为目的，所以更多是针对作品的批评性讨论。但是，在这样的文学批评现场中，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大量当代现场的研讨涉及的评论对象往往是最普通的当代作家，他（她）们是正在成长的作家，或者是已然不会成为重要作家的作家。然而，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巨型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也最终会从这些人中产生。如何面对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一个当代文学批评者和一个当代写作者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我认为只有真诚的文本分析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二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当下文学批评的方式还是很多元的，比如学院批评、媒体批评和读者批评等等，但是建构性的文学批评样式较为匮乏。第一，作品成型之前改稿式的批评太少，这样作品和读者见面之前较少沉淀和打磨。第二，针对具体作家成长的意见性的文学批评匮乏，尤其是正在成长的作家，缺乏针对其创作独特性和明显缺陷的真知灼见。第三，针对一定时期文学现象的分析、归纳性研究较少。第四，由于当下新媒体和大众化语境，面对不断更新的叙事话语体系，文学批评缺乏对于整体创作状态反思式的批评。

王国平：我最近在读捷克作家克里玛的回忆录，他大学毕业了，找工作，到文学研究所，但后来他无法适应。他觉得批评家所写的文章，让他受不了。所以他觉得写批评是非常冒险的事。路遥在一篇文章中上来就说对批评非常失望，说我们常常看到，一有风头，一大批批评家就疯狂而跑，然后来另一种风头，还是这批人，就往相反的方向去。他觉得他的写作，不面对文学界，也不面对批评界。最近温儒敏强调，评论家的评论很重要，但是不应忽略普通读者接受的情况。文学是一个扩充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外延展的概念。我们做编辑工作，对自己的姿态要有一个比较恰当的认知。我现在更重视“相关人”的文学批评。比如文学与书法，文学与法律问题，甚至是文学与医学，包括科技、科幻等等，把文学的视野不断扩大，当然这个扩大不是把这个地盘丢失，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将更多的力量利用起来。

霍艳：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是双向的。我们不应把文学批评局限在小圈子里，成为一小部分人的自娱自乐。我们应该重视大众的批评，那些普通读者的批评。浏览年轻人聚集的豆瓣网，会发现他们的批评话语、美学趣味，和那些专业批评家有很大差距。一部在纯文学场域得到交口称赞的作品，在网络上可能毫无反响。这自然有不同代际间的口味区别，但他们所持有的两套话语体系，也应该寻找对接的可能。专业的批评家们不该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将自己的判断灌输给读者。事实上，一批网络读者的专业素质要远超于他们的想象，他们不光有极其敏锐的判断力，也对文学理论有着全面的掌握，讨论问题甚至更为宽广，而这些都经受了一种评价体系的考验，网络上的点赞数、推荐数、排行榜等，不用去顾忌作者们的感想，不用接受学院、体制标准的检验。当然，他们还面临着更新的挑战，如何用最简洁的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不停地缠绕概念，这在自媒体平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已经不再有人愿意读一篇上万字的评论，可字数依然是学院派批评的考量标准，由此生产出了一堆冗长的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尝试将批评的视野扩大，将网络上的批评话语也纳入进来。对于批评文风的改变，我想不妨从年轻人的作品开始入手，年轻人应该经得起批评，并且也乐意吸收批评意见。对于年轻作家的批评应该是一个长时间段的追踪，既看得到他在过去时间段的变化，也为他日后的发展提供建议。已经有一些同仁，依托着自己身处的高校，让还未进入文学场域的在校生充分发表意见，这些意见虽然还不够成熟，但不乏真知灼见，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徐刚：我觉得批评也需要历史化，现在批评家进入学院，进入考评体系，要把批评写成学术论文。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批评有很多弊病，但是这种学术规范的建立，是对80年代文艺批评的一种反拨。我们觉得80年代的文学批评很随性灵动，并不是都很精准的。那个时候有大量精准的批评，但是也有大量不靠谱的。任何批评都有精准的和不精准的。所以批评最基本的功能，一是阐释，通过我们掌握的知识进行分析解释，把它解释给看不懂这个作品的人来听，提供一种参考。批评的筛选和甄别很重要，就是你首先要指出那件作品是好是坏。我们常常说批评家掌握话语权，但无论是作家批评家，都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实际上也要接受共同体的检验。一个低劣的作品，不会因为褒扬而成为一个好作品，反之亦然。实际上价值优劣判断的时候，空间很小。批评要诚实，我们非常容易判断一个批评是否真实。有一个作家向我抱怨，他当年写了一个长篇小说，组织了一帮非常有名的批评家，开了一个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批评家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但是在做年度盘点的时候，却对这个作品只字不提，这个作家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实际上批评家非常清楚，只是碍于其他的原因才会那么说。现在看批评家必须要有一个真诚的态度。批评需要一种知识，一种感悟，更需要一种理想和天真。

傅逸尘：我们现在谈文学评论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社会背景，就是现在市场已经高度细分，社会阶层已经分化，文艺评论也在分裂，文艺评论家自身也在分化。文学批评一定是独立于文学史，具有自身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的，是一个单独的文类。我们现在一些评论家，可以古今中外，上天入地，可以跨文体、跨领域研究一些话题，既可以重返80年代，还可以去研究纯粹的理论话题，还可以评论。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他写文章，可以不动脑子，或者说可以不用调动情感，变成一种生产的模式，这种文章就要警惕了。要尝试打破一种学术论文的腔调，不去追求一种宏大的气势，就是把对这个作品的想法记录下来。我最近所写出文章，加上我自己的生活的体验，这样才有把握，在写作的过程中至少我去体会了，至少带着我的情感去经历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