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经过七年的沉潜，作家葛亮于201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北鸢》。它与《朱雀》共同构筑葛亮书写近代中国历史家国兴亡的“南北书”，属于其中的北篇。《北鸢》首次叙写葛亮祖辈的故事，描写了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经典民国人物，用钩沉家族日常生活细节的工笔手法再现民国“清明上河图”。小说从主人公卢文笙和冯仁桢的成长说起，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结束，以民国商贾世家卢氏和没落士绅冯氏家族的命运变迁来映射风云变幻的民国史。最终，卢文笙和冯仁桢的命运在动荡时势的考验下尘埃落定。

谈起小说取名“北鸢”的缘由，据葛亮解释，出处源于曹雪芹 《南鹞北鸢考工志》。在这本书里，曹雪芹对“风筝”一词做了如下解析：“比之书画无其雅，方之器物无其用，业此者岁闲太半”。将此意运用到小说里，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并成为了葛亮创作这部小说的聚焦点：

一方面，提起“风筝”，相较于浩瀚无垠的天际，它显得异常渺小，并不居主流位置。这就如同民间，相对于庙堂而言，它只能被视为边缘的存在。然而，正因为这些丰盛的民间，才成就并保存了一个个的大时代，包括被称为“中国最为丰盛起伏的断代”的民国。葛亮在《北鸢·自序》中就把民国视为一个大时代，是因为“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因此，葛亮把目光重点聚焦在民国时代的日常民间及其普通人身上，而非大历史或者大人物。由此可见，小说不仅以虚构的形式为家族历史保存了某些重要的史料，而且使读者从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去感受日常、体悟人间，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为我们展示无常时代里的“常情力量”。

另一方面，如同这些落在民间的“碎片”，风筝是被边缘化的东西。它顺势而为地漂浮在天空中，可同时又有“一线”牵引，并未丧失自己的主心骨。小说以“鸢”作喻，实际隐喻着两类人：一类指有风骨的民国文人，他们虽然生活在风起云涌的民国乱世，有时候也不得不顺时势而行，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旧有着自己的底线与尺度，并不会偏离做人的本分。这才使中国文化的命脉并没有因动乱兴衰的民国时代而遭到割断。此外，民国“自由、智性、不拘一格”的空间使得不少文人在失去“学而优则仕”的奋斗目标后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具体而言，就是在保住自己精神风骨的前提之下，从事并开展多种类型的事业。比如有一个走上实业道路的读书人孟养辉，他向昭德道出了选择此路的原因所在，那就是：“近可独善，远可兼济”。相较于那些用纵横捭阖的方式来成就人生的大人物，孟养辉选择的是另一种更为日常的方式来“一身以至于天下”。因此，在葛亮看来，民国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时代。另一类人指的是生活在民国时代下的小人物，他们与大人物同样经历着民国的鼎盛与没落。在此情况下，他们并没有选择与时代抗衡，而是选择和解。比如卢氏夫人孟昭如，嫁作商人妇，相夫教子，自夫君家睦不幸病逝后，凭着一股坚韧的精神独自扛起照顾和教育卢家子弟的重担。面对日益衰落的家道，她没有轻易放弃，而是教育文笙：即使要败，也要败得好看；要活，就要活得漂亮。她的人生哲学非常明确，那就是过有尊严的生活，活出生命的硬度。这就是蕴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精神风骨。与此同时，在维护这条道德底线的前提之下，她愿意以一种更为温和与宽容的心态去待人处事，通过努力建设“小家”来参与到民国历史的建构之中。这种“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力量，奏响了由一个个“华美而落拓”的音符汇聚起来的闳音，使人为之动容。

葛亮如此关注民间，如此细察散布于其中的碎裂，是因为他坚信要发掘历史真正的意蕴，需要深入民间去寻找，或者去钩沉被我们常常忽略的历史细节。他在《北鸢·自序》里就点出了其中的真谛，那就是：“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而这种久藏在民间的真精神，在葛亮看来，指的是“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无论选择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每个人都已经将自己融入时代的大洪流中，并不同程度地推动这个时代向前发展，最终形成相互成全的关系。在小说里，我们不仅能从多数人物的为人处世上看到谦卑的品质，也感受到作者在用一种谦卑的姿态来构思行文。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共同支撑了葛亮的民国文化想象。更为重要的是，个人与时代的相互成全，成为了葛亮构建理想“民国”的奠基石。民国是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对于如何在现代语境中去继承文化传统的问题，便成为葛亮在这部小说里所思考的重点。在《北鸢》里，他从“谦卑”一词入手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谦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主人公卢文笙的一生就保持着这一宝贵的品质，代表了葛亮对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追求和认同。卢文笙在婴儿时期对人采取“一视同仁”的言行，抓周时显露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的态度，成长过程中表现出“重义轻利、仁者爱人、中正平和”的品质。可以说，他的身上汇集了传统文化“儒释道”三者合一的精髓。除了人物塑造以外，在小说内涵的表现上，葛亮同样融进了这些精髓。以小说反复出现的意象风筝为例。它既象征乱世中的浮生运命，又隐含着人生“活着”的哲学，那就是在“有为”与“无为”中寻求“儒道互补”的平衡点。风筝顺势而为，但又有引导它前行的“线”，从而彰显为人处世“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就像前面提及的孟昭如，她的尊严感并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源自一股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深处延续下来的精神气质，是民国人强大内心信仰的外在显现。民国的精神命脉没有被切断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它掌握在“民心”这条线上。陈思和在给《北鸢》作序时就提到：“其实匹夫之责，不在危亡之际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自愿送命，而在乎太平岁月里民间世界有所坚持，有所不为，平常时期的君子之道才是真正人心所系的‘一线’”。这种君子之道，表面给人彬彬有礼、温润如玉之感，可实际上其内心深处是有着坚硬的风骨以及不屈的精神。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的独特之意。这条“民心”之线，促使葛亮形成了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回归的思考，并接续了上世纪末在我国兴起的寻根小说所要坚守的“文化中国”立场。

基于此，葛亮在小说叙事风格安排上也契合了这一写作立场。王德威在为《北鸢》的台湾繁体版作序时曾赞扬道：“抒情意境大为提升”、“以淡笔写深情”、“经营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 从整体意境进行考虑，小说的内容与形式达到美学上的相互融合，流露出平和冲淡与温润清澈之美。无可否认，葛亮在理解历史与人物时已经将静穆、典雅与温和的美学追求融入其中，比如在“叙述速度”的控制上，他曾表示：“‘叙述速度’是文字的内在节奏﹐我相信文字间自有胶着。在叙事上﹐我有一种宿命。故事一将开首﹐便有了独立的生命。我不想去干涉甚至掌控它的进度。沿着情节的逻辑轨迹行进﹐对我而言﹐已经足够。即使有突变的因子﹐也是酝酿已久﹐非一日之寒。这多少也可比拟为对人生的态度吧﹐平缓的﹑顺势而为。说到底﹐大约还是旁观者的角色比较轻松些。”葛亮固然有诉说显赫家族故事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他并没有陷入追忆家族“大历史”的叙事窠臼中，而是尽可能用最简洁的笔墨去勾勒他所要诉说的人和事，以克制的深情娓娓叙说这段历史，引领后人重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唤醒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那股“既柔软又坚硬”的精神力量。

任风云日新月异，唯他将时代写旧。葛亮对往事追溯的“执着”，实际上就是在展开一场“还乡”之旅。对此，他曾解释道：“你不可否认，有些东西是会烙在血液里的，这也是我想去写下这个故事的原因，但是对我的人生轨迹，倒没有太多影响和改变。不过，家中长辈的过往是我为人为文的尺度，也构成我认知当下的标准。目前的时代太匆促，需要有些让人心里安静乃至安定的存在。家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果葛亮能够在这片领域里坚持耕耘，相信未来的成就指日可待。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徐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