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文化的守望者
费杰成先生是30年前我在鄂南阳新县文化馆和县文联工作时的一位老同事，也是最早引导我去接触鄂东南民间文化、学习做田野文化调查的引路人。那些年间，他经常带着我跋山涉水，在鄂南和赣北的幕阜山区采风、体验生活、搜集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此外，我们也给各乡镇文化站和乡村小剧团修改戏本，做一些群众文化和基层文学作者的组织和辅导工作。这种身份当时有一个很准确的名称，叫“群众文化辅导干部”。
那是我迄今为止最接地气、也最令人怀念的一段经历，我曾在多篇散文里写到过这段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的生活。那时候，鄂南有一些偏远的小山村还没有通上电，需要走夜路时，房东老乡就会举着松明子或点上“罩子灯”，给我们引路和照明。饥了饿了，走进任何一户人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散发着柴火气息的锅巴饭和老腊肉。渴了乏了，就猛喝一顿山泉水。翻山越岭走累了，呼啸的山风为我擦拭汗水。记得有一次老费带着我去过一个湾子，临走的时候，房东老乡特意到屋后的竹林里挖了两支像大碗口那么粗大的竹笋给我。这么大的竹笋，简直就像童话里的竹笋一样，我后来再也不曾见到过，所以至今难忘。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一起，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项浩大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各省市、地区和县里，都纷纷编印了自己的民间文学资料集。那时候，阳新县在行政区划上还属于咸宁地区，老费带着我，除了参与咸宁地区的民间文学集成歌谣集的编辑工作，我们还联手为《阳新县歌谣分册》撰写了一篇序言，他负责民歌音乐曲谱艺术那部分，我则负责阳新民歌歌词特点分析那部分。可惜的是，没过几年，我就离开了云遮雾罩的幕阜山区，离开了阳新县文化馆和县文联，调到武汉工作了。现在想来，假如当初我能一直留在那里，扎根于斯，去熟知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牲一畜，说不定我也能成为一位鄂东南民间文化专家，至少，我对幕阜山区的地理、物候、野生动植物和村野文化能了解得比现在更多和更深入一些。
老费同志却一直守望在那片红土地上，可以说是把自己毕生的热爱、才华、心血和力量，都贡献给了那片热土。他是真正的幕阜山区民间文化专家，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古稀之年，他都在地处“吴头楚尾”的鄂东南和湘鄂赣皖边区从事田野文化调查和地域文化研究。天道酬勤，他迄今已经出版的这方面的专著有《祀稷锣鼓研究》《鄂南民俗撷论》《兴国州民俗考略》《兴国州民间长歌研究》等。
1991年，我在即将离开阳新县的时候，把老费同志扎根山区、大半生从事鄂东南民间文化研究的事迹，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家在江南黄叶村》，刊登在《中国文化报》上。在这篇文章里，我写到了他当年发现和整理鄂东南“祀稷锣鼓”的故事。
那是在1972年冬天，随着当时“运动”的升级，年轻的费杰成被派到冯加湾水库工地去筑堤。但他没有想到，他这次竟会因祸得“福”。筑堤民工中，藏龙卧虎。有十几位当地有名的民间艺人也在其中。一种欣喜而天真的念头，竟使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白专”典型而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如遇知音般地与老艺人们结识了。老艺人明道宗，年迈体弱，家境艰难，无钱买烟抽，就只好抽芝麻叶子。费杰成看在眼里，有一天竟大着胆子悄悄跑到附近的石料山上卖工一天，挣了九角工钱，正好够为老明头买一条“红花牌”香烟。老艺人拿着一条子烟卷，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费杰成低声地说：“后生别无他求，只希望您老人家给我唱几段民间曲子。”老人不知道那些旧曲还有人这么看重。
有一天，费杰成无意中看见，老明头抽烟时用的燃眉纸上有些工尺谱符号，他敏感地一把夺了过来。原来，这就是流传在鄂东南的一部大型民间风俗乐曲的工尺谱手稿。他只隐约听说过，可从没见到。老人告诉他：“我从艺做吹鼓手大半辈子，学会了这套祀稷锣鼓。有一个抄本，想到反正如今不时兴了，大多让我抽烟做了燃眉。”当时剩下的只有15段残谱了。费杰成又是惊喜又是疼惜。他告诉老人，这可是咱家乡的祖传宝贝啊！老艺人反倒安慰他说，以后有工夫再为他续补出来，然而不久，老艺人竟一病不起，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费杰成带罪般收藏起了这份珍贵的残谱。
1974年，阳新县文化局突然通知他回县文化馆工作。尽管其时还有种种“莫须有”之罪名如同泰山压顶，但费杰成心中最大的重负仍是那份残缺的乐谱。从此，他便利用下乡的机会，处处留心，先后走访了太子、海口、潘桥、东源等区乡的20多名老乐手。苍天不负苦心人。在采访中，他先后搜集到五个《祀稷锣鼓》的手抄工尺谱本。但他发现这些本子大都记录凌乱，缺章少节。其中太子区樊庄村费友德乐师保存的本子，是他11岁时起就保存着的，中途又补抄了某些章段，距今又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依照此本已造就了前后五代乐师计300多人。但由于乡村乐师符号观念模糊，多数符号欠准确，有些谱点明显带有随意创造。为了早日译出全谱，费杰成只有启发他们一字一句，一个一个声部地来演奏、查对。
1979年春，他又在阳新县海口镇的东湖村，找到了年近90岁的老乐师胡国祥老人（艺名“画眉鸟”）。奇迹出现了：费杰成为老乐师端屎倒尿，洗衣劈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乐师竟然回光返照似的苏醒了他久远的记忆。他抱病背诵了这套大型锣鼓套曲的全49支曲牌名称和工尺谱点，从而全部证实了整个套曲的曲牌、演奏、分布以及历史沿革等情况，同时为费杰成后来参照旁系艺人的传唱结构，对其进行艺术上和民俗上的全面考察、分析和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原始依据。
一套凝聚着新老几代艺人心血的大型锣鼓套曲，终于重见天日了。1983年6月，老费整理编撰的一部200多页的《祀稷锣鼓研究》出版问世。音乐理论家枫波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评价道：“祀稷锣鼓规模气势之宏大磅礴，乐器之众多，曲牌之丰富，套数之完整，目前在我省民间吹打乐中实属罕见。它是我省古代民间器乐曲的瑰宝，它凝聚着楚地音乐文化的古老传统，凝聚着楚地音乐的特有风格，不仅为研究民间吹打乐提供了活的例证，也为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武汉音乐学院史新民教授也说：“祀稷锣鼓是一个重大发现，其价值不亚于编钟乐舞。”
为了他心中的这份热爱和这个理想，老费可真是没少吃苦头。他给我讲过这样一次遭遇：有年夏天，他被下放到生产队放鸭子，一天，他独自赶着100多只鸭子，来到鄂州燕矶湖边。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位老艺人，不知不觉就听老艺人谈到了傍黑天。等他赶着鸭群跨湖时，不料风暴骤起，小划子一下子就被大风吹翻了，他落入了湖中。他不会游水，又独自一人，离湖岸尚有40多米，四处无人能来施救。那一刻他心想，此生怕是再无归期了。谁知就在这时，与他朝夕相处的那群鸭子，竟然全部围拢到他的身体四周，不肯散去。老费说，也许正是这些小生灵的鼓励和暗助，唤起了他求生的希望，他随即抱住漂在不远处的划桨，顺风挣扎着漂到了岸边，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他说，类似这样的经历，他可以跟我说上一天一夜。
在收到《祀稷锣鼓研究》样书的当天，老费一个人悄悄地离开文化馆下乡去了。他是拜见那些曾经与他相濡以沫的老艺人去了。在明道宗、“画眉鸟”等几位老艺人的坟前，他默默地坐了很久很久。他想到了自己童年时，跟着村里老艺人耍过欢快的《抛彩球》，牵着盲艺人的长竹竿沿村唱过凄凉的《过街》和《长工谣》，也无数次听过缠绵悲切的《哭嫁歌》和亢奋有力的插田号子和东路渔鼓。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即1965年春天他被县采茶剧团发现并招收为学员，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艺人。正是民间音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最终也造就了他，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民俗文化专家和民间音乐家，使他在晚年能够完成《鄂东南人类文化史话》这样一部接地气、富有“人民性”的专著。
俄罗斯文学家普里什文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奋斗中使我显得突出的，是我的‘人民性’，我对祖国母亲的语言和对乡土的感情。我像草一样，在大地上生长，也像草一样开花。人们把我割下来，马吃掉我，而春天一到，我又一片青葱，到了夏天，我又开花了。”这种不离不弃和自强不息的生命状态，与老费同志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孜孜追求的人生，何其相似乃尔！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毕生的努力，都贡献给了生他养他的这片乡土，他因此也赢得了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赢得了四方乡邻的口碑和赞誉，这才是比任何虚浮的荣誉更有意义，也更能传之久远、照耀后代的懿范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