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 奏

林徽因到英国的时间。林徽因是随父亲林长民由沪抵法转英国的，他们到英国的时间，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在《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一文中给出了相对具体的日期，即他们乘坐的航船，1920年4月1日由沪开航，船行36天，于5月7日抵马赛，如果路上不耽搁，第二天即可到巴黎，因此最快5月9日即可抵伦敦。这个时间与陈学勇先生收入《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中的《林徽因年表》，基本上吻合，《林徽因年表》在1920年这条下：“4月1日，林徽因随林长民由上海登法国邮船Pauliecat去伦敦，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至码头送行。……5月7日，邮船抵达法国。约5月中下旬，到伦敦，寓Rortland旅馆。”（陈学勇：《林徽因年表》）。林长民赴英，是因其为“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代表。“国际联盟协会”1918年成立，总部设在比利时，北京成立了中国分会，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英代表的身份参加过此协会。

徐志摩到英国的时间。徐志摩1918年8月14日离沪赴美，9月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读书，1919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1920年9月24日离美赴英。10月上旬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学位。不久，认识陈源，并与英国作家威尔斯、魏雷等结交。

1920年11月26日徐志摩致父母信：“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儿自到伦敦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徐志摩1920年11月26日致父母信）徐志摩催促张幼仪出来是早已商量过的事，他父母也同意，只是还没有正式付之行动，并且徐志摩说，他自到伦敦以来，性灵顿开，求学兴趣更浓，更喜欢与英国名士交往。

林长民、林徽因父女抵伦敦后，自1920年8月7日起，林徽因随父亲往欧洲大陆游览，至9月15日返回伦敦。9月20日，林徽因考入英国St.Mary College学校，23日开始上课。

1920年10月，刚抵达伦敦的徐志摩是好奇而新鲜的，欧游回到伦敦不久的林徽因是孤独的，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感受着伦敦的秋天。

10月5日，林长民赴欧洲大陆（从林徽因后来的信中知道应该是去瑞士国际联盟），林徽因独居伦敦，她的孤独无法排遣。关于这段独居生活，多年后林徽因有过回忆：

好比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顶大的饭厅（点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象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纠纷。（林徽因1937年11月9－10日致沈从文信）

根据《林徽因年表》，林徽因在英国期间，有过两次独居生活，除了1920年10月这次外，还有一次是1921年6月林长民再度赴欧洲大陆，后一次林徽因与徐志摩不单相识，而且还正处在热恋之时。

为什么说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中提到的独居是指1920年10月而不是1921年6月？1920年10月，是林徽因抵英国后、父亲带着她欧游重返伦敦不久，“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这里的男朋友应该指男性朋友，没有证据表明那时的林徽因已广交朋友，进入英伦社交圈、认识徐志摩，都是稍后的事。如果这时已认识了徐志摩，那么徐的浪漫是林自己一向承认的事，她就不会有这种说法了。而如果她说的“男朋友”是专指谈恋爱的男朋友，就用不着“一个”的说法了，何况她的要求简单到甚至只要有一个人进来跟她说话就行了，所以，这样孤独的日子只能是发生在1920年10月。

另有说法林徐此时已相识是不可靠的。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林徐的相识至少在1920年11月17日以后的一段时间：“收到半本共128页，始自1920年11月17日，以‘计划得很糟’一句告终。”（林徽因1932年1月1日致胡适信注释）而“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林徽因1932年1月1日致胡适信，《林徽因文集》32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其时，因为徐志摩八宝箱内的最后半册康桥日记（之前凌叔华已将包括志摩两册康桥日记在内的八宝箱交给胡适，胡适又将八宝箱交给林徽因整理）而在京城闹得不可开交，林徽因将她从胡适手上拿到的八宝箱内志摩日记详细地写信告知胡适。从1920年11月17日到林徐相识这段时间，徐志摩还有半册日记的记录在案，说明这段时间不会只有几天。

因为徐志摩的催促，1921年初，张幼仪来到英国，两人暂住中国同学会。

相 识

林徽因、徐志摩相识在1921年1月。

关于他俩最初的见面，林徽因1931年11月在徐志摩遇难后的怀念文章中说得明白：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林徽因：《悼志摩》）

徐志摩遇到狄更生，他自己也说过：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也就是说，在这个会上，徐志摩同时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林徽因和狄更生。

那么这个伦敦的国际联盟协会是哪天召开的？

根据秦贤次先生《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一文，在伦敦召开的“国际联盟协会”会议是临时会议，时间在1921年1月，这次会议由英国国际联盟协会首席代表狄更生担任主席。林长民在会上演说。林徽因和徐志摩认识了。

既然是这么清楚的说法，为什么林徐相识的具体时间一直以来总是没有搞清楚呢？问题在于一封信的时间出了偏差，以致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那是林长民的一封信，“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豪[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之。”（林长民某年12月1日致徐志摩信）

这封信手迹印影见于《志摩的信》一书中，原信落款时间仅署12月1日，《志摩的信》推断时间为1921年，陈学勇先生推断的时间则更早，为1920年。

秦贤次先生对此信的考证时间为1922年12月1日。现在同样可以查万年历，从1920年到1925年林长民死于非命，只有1922年的12月3日是周日。

我看过学者陈学勇先生两个不同时间编就的《林徽因年表》，时间在前的是收入《才女的世界》一书，2001年5月出版，这个年表对林徽因父女1920年抵英国伦敦时间定在4月，到了2008年8月《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出版时，附录的年表中， 1920年离国及抵英时间具体了，只是对上面提到的林长民的信，他还是采用1920年，真让人费解。因为秦贤次先生的文章发表在2008年第2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此期出版时间为2008年5月22日，陈学勇先生大概会看到的，而且此信1922年这个时间是不容怀疑的。所以，以此为凭认定他们认识在1920年是不确的。

相 恋

1921年春天，经狄更生介绍，徐志摩成了剑桥皇家学院特别生，与张幼仪一起住剑桥附近沙士敦乡下，与他们同住的还有一个中国留学生郭虞裳。徐志摩利用附近的理发店，频繁地寄信、收信。为此，张幼仪晚年回忆时说，她是几年之后，才从郭虞裳那里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

相对于其他任何人，一起同住的郭虞裳应该是最清楚的，他说得明白，主要是伦敦来信，而不是其他地方，如有人说是袁昌英所在的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应该也是有信来的，但没有伦敦来信这么频繁。

1921年6月，林父再度游历欧洲，林徽因独自留在伦敦。从春天徐志摩到康桥，到林徽因独居伦敦，最后回国，这一段时间，就是林徐的相恋时期。

两情相悦总是愉快的，相恋更是难忘的。10年之后，林徽因无比动情地写道：

一方面我又因为也是爱康河的一个人，对康桥英国晚春景子有特殊感情的一个人，又似乎很想“努力”“尝试”（都是先生的好话），并且康桥那方面几个老朋友我也认识几个，他那文章里所引的事，我也好像全彻底明白……（林徽因某年某月某日致胡适信）

林徽因当时在伦敦，为什么对徐志摩的事这么熟悉、对康桥这么有特殊感情，还不是因为徐志摩，还不是因为和徐志摩相恋，这才如此难忘。

关于康桥的“晚春”，时间大致在六七月间，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里提到，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那么六七月至少6月完全还可以看作是晚春。这个时间，林父不在伦敦，林徐沉醉在康桥的晚春景色里，沉醉在爱情的迷恋里，一点不错，她才会对康桥这么熟悉，这么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与林徽因的相识相恋，徐志摩才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

徐志摩1931年8月出版的诗集《猛虎集》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这段恋情、理解他从理想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而转变为诗人同样有帮助：

整十年前我吹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徐志摩：《猛虎集·序》）

这段话，这些特别的意境，林徽因也曾回应过：

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林徽因：《悼志摩》）

另外一次，林徽因说得也许更明白：

我们仅听到写诗人自己说一阵奇异的风吹过，或是一片澄清的月色，一个惊讶，一次心灵的振荡，便开始他写诗的尝试，迷于意境文字音乐的搏斗，但是究竟这灵异的风和月，心灵的振荡和惊讶是什么？是不是仍为那可以追踪到内心直觉的活动；到潜意识后而综错交流的情感与意象；那意识上理智的感念思想；以及要求表现的本能冲动？奇异的风和月所指的当是外界的一种偶然现象，同时却也是指它们是内心活动的一种引火线。诗人说话没有不打比喻的。（林徽因：《究竟怎么一回事》）

这内心活动的引火线，也正应了徐志摩的话：“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因为这件事，导致徐志摩成为诗人，也间接地引发了后来的空难，所以后来谈到康桥英文日记时，林徽因说：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了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提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 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幸运或遗憾），或难过，或苦难，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林徽因致胡适信）

时过境迁，对于当年恋爱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

关于这段恋爱史，凌叔华是清楚的，一则凌叔华是徐志摩的知己，徐志摩什么秘密都讲给她听，再则，她受徐志摩所托，保管过八宝箱且看过八宝箱中的康桥日记，晚年凌叔华回忆：

他（指徐志摩）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他和林徽音、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的告诉我多次了，本来在他噩信传来，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二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把这个担子托付了，也算了掉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不来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凌叔华1982年10月15日致陈从周信）

虽然时间相隔很久，但林徐相恋这些事凌叔华是清楚的。

陈学勇先生在《林徽因与徐志摩“恋情”考辨》（陈学勇：《才女的世界》）一文中，提到几个人，如陈岱孙、陈意、冰心等，都否认林对徐会产生恋情，并说凌叔华认定林徐谈过恋爱，只有凌叔华的说法出现偏差，事实上，偏偏只有凌叔华是知情人。

我不明白的是，因为对方才华出众，一个女子倾情于他，这又有什么错？后人非要替她遮掩这个事实，公平吗？是不是没有这些林徽因才是完美的？但是人总是不完美的，何以这样苛求？何况，她这样的不完美在普通人眼中已是很完美了！

背 景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林徽因有没有可能对徐志摩产生爱慕之情，也就是林徽因对徐志摩产生爱情的背景因素是否存在。回答是肯定的。

林长民让林徽因读的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让林徽因从小接触到西方文化，并且受到正规教育。她自己也这样说：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信）

双重文化影响下的林徽因，早已不是一个旧式女子，她对金岳霖的爱情也可说明这一点。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收入《林徽因文集》中的几封书信，其中惟一一封致金岳霖的信写于1943年，信末落款是“徽寄爱”，而她1953年写给丈夫梁思成的两封信，落款仅是“徽因”，那么几十年前，当她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时候，对一个心仪的男子产生浪漫的爱情也就更加不足为奇了。

林徽因一度陷入感情危机，对此她有很多感触：

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信）

这话颇耐人寻味，“如此熟悉的感情”、“我所熟悉的同样的问题”，说明她自小生活的旧式家庭，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这种非一般的感情也是寻常得很。

同时，林徽因在伦敦，身处浪漫主义发源地的英国，这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上面提到的信：

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林徽因1937年11月9－10日致沈从文信中说）

她等着有个人来爱她，正好徐志摩来了，她不由自主地投入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