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二十二岁之前，我完全没有领会“欲哭无泪”这个成语的力量。每每参加一些长辈的葬礼，看着手臂上缠着白纱的死者家属一脸淡漠僵硬地站起来答礼，仿佛他们正在参加一场淡而无味的公司集会，有什么好说的呢。现在想想，葬礼都是死亡发生几天之后的事了，确实是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明摆着的时间差竟困扰了我好多年，事后想起，不禁让人感慨唏嘘，也许真的是像老莫开玩笑说的那样，我女儿的心生得可真大啊。

关于死，老莫从来没正儿八经地跟我谈过这个话题，只是偶尔碰到电视上报道哪里发生了地震车祸空难之类的天灾人祸，他会特别注意死者的年龄，有几次他甚至叫我把死者的姓名和年龄打印出来给他看看。他认认真真地戴上眼镜，像研究大会提案一样严肃地盯着那些陌生的名字，粗短的手指在纸面上滑动，不时地还提起笔来在笔记本上记那么一下。出于好奇，我曾经偷看过他记笔记的那个本子，全都是一些无规律的折线，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名和数字就夹杂在这些折线之中，有的线和线之间还留有缺口，像一块块木板搭起来的山路，中间缺失的地方便是万丈悬崖。有几次，我把其中几张折线图拍成照片微信给男朋友，他说他用计算机数学建模给那几张折线图设计了一个模型，通过复杂求解，最终从纯数学的角度来证明折线，发现老莫似乎是在求证某种回归，只是数据不够多，图形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想，如今我大概能猜到他那时是在干嘛了。

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老莫在闭上眼睛的那一瞬间，脑海里是否跳出了那段他苦苦求证的折线。而那段折线，正像是架起悬崖两头那关键的一块木板。

出事那天，我正坐在北四环的出租屋里看一本情节复杂的日本旧侦探小说，窗外暴雨已经下了大半天，门口低洼的地方早已积起了一大滩水，大红色的拖鞋垫子浮在水面上荡来荡去，像一条断了缆绳的小舢板。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僵硬地靠在床背上捧着书等待着。那些天我就是在这样的等待中过来的，早上和陈郁一起在住宿区外的小摊上吃完早餐，然后绕着附近的一个小菜市场转一圈，听听大妈们今天是怎样抹去那两角钱的零头，或者强行“饶”来一颗价值四毛钱的蒜头。不是有社会学家说过么，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得去菜市场转转，菜市场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窗口。

从菜市场回来之后，我便了无心情地开始拖地板、擦窗台、洗衣服，然后对着灰蒙蒙的天空长久地发呆，或者随便拿起一本什么书，一看就是一天。我收集了附近所有餐厅的外卖单，以应付陈郁中午打电话过来问我午餐吃什么的任务，沙姜焗鸡、韭黄叉烧炒蛋、烧鸭腿、五香牛腩饭……我随意组合着这些远在天边的食材，那语气真的像它们已经统统滚进了我那颗无所不包的胃袋里。陈郁当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他还偶尔夸我吃这么多肉怎么都没长胖，他爱我的方式就像爱他未来的儿子一样，细致入微，且威恩并施，他是这么跟我说的。男人都得忙于应酬，接单，或者叫项目，不久前陈郁刚跳槽到东三环的一家广告公司做实习策划，他忙得是很有道理的，我不怪他。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实际上那段时间是他在养着我。

打开春兰发来的短信时，我的手一哆嗦，手机摔在了地板上。我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双腿，把头像鸵鸟一样埋进手臂里，我的大脑被洗劫一空，具体的感觉就像是要睡着了。我感到好累，眼睁睁地看着窗帘外的天光渐渐收缩成一小团，压瘪，变得厚重，直至消失。我陷入了某种类似神游的氛围里。

有个比喻句叫仿佛过了几个世纪，说的就是当时的我。

我终于醒过来了，有那么一两秒钟我天真地以为我真的只是睡了一觉，做了场梦。但为何我的膝盖上满是泪水。伸手摸摸眼睛，我并没有在哭。

我弯腰捡起地上的手机，大脑也慢慢恢复了理智。这么大的事，难道不值得她打个电话给我？这一毛钱承载的信息未免太过沉重了。

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她的周围似乎很嘈杂，有很多人在叽叽喳喳，但是她没有说话。我知道她在电话那头，我听到了她的呼吸声。

“你还好吧？”我强忍着泪水，挤出了一丝笑脸。我的脑袋马上反应过来，这是在接电话，又很快收住了那点笑。

“呜呜呜……”

“呜呜呜……”

我的这句话好像是导火索，把电话两端的人都给惹哭了。听到她那孩子般的声音，一种亲人般的温暖猛然袭上我的心间。

挂掉电话。以后我和她就要在这世上相依为命了，我心想。

半个月后，事故责任终于理清楚了。老莫当时正在右转，速度很慢，一辆SUV越野车刚刚等完红灯冲了出来，SUV的车速很快，听交警说那辆车加速到100码只要3秒。老莫的别克被完全压瘪了，SUV的车头冲到了别克的引擎盖上，由于不是正面撞击，别克连安全气囊都没来得及完全弹出来，事故的目击者都说这场车祸挺惨的。

再次见到老莫时，老莫安安静静地躺在太平间的铁架床上，脸上被整理得很干净，只留下几个被指甲掐破了似的细微痕迹，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他甚至还用了头油。嘴唇饱满坚毅，额头的皱纹都少了很多，这使得他整个人显得非常有精神，像一个化好了妆在后台等待上场的演员。老莫长得还挺帅的，之前我怎么没发现呢。

我在太平间门口的那排铁椅子上坐了很久，春兰默默地陪在我身边坐着，既不安慰我，也没有哭。

送别老莫时，我的心里倒很平静，我想起了老莫时常提起来的菜园。他说等我有了孩子他就回老家，帮我带孩子。他最想要的就是一块菜园，他说这几年老是梦到年轻的时候跟着奶奶一起到菜园浇水的情形，夏天的傍晚，太阳失去热力之后，菜地里的茄子秧黄瓜秧都被烤软了，全都趴在地上。这时候你就用葫芦瓢把一满瓢温热的塘水泼在挖好的水凼里，你猜怎么着，那一根根小小的瓜秧会马上神奇地立起来，就是那么快。老莫每次说这段话时我的脑海里都会自动浮现出一幅领导下乡搞调研的场景，穿西服的老莫站在一个老农民面前抓起一把黄土，大声地问，老乡啊，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我把老莫的梦想当成了一个笑话。

现在说说春兰。

我是大三那年才认识她的，在这之前，她是以一个类似远方仇人的形象存在着的，亲人们提到她的名字，都是跟一些最下流的词放在一起。在我很小的时候，身边的人经常提到她，他们一边感叹我和老莫的命运悲惨，一边咬牙切齿地骂她，我却并不喜欢这些人说的话，毕竟老师教导骂人是不对的。后来我慢慢长大了，身边几乎没人再提起她了，反倒是我，时不时地在心里狠狠地骂她一顿，似乎是缓解压力很好的方法。这两年和她有了一些交集后，心里对她竟产生了一丝丝同情，也许是人生阅历的提升，也许是因为对命运不定的伤感，谁知道呢。

她其实是被迫嫁给老莫的。老家那一带当时非常流行“换嫁”，也就是亲上加亲。你家儿子娶了另外一家的女儿，那另外一家的儿子就自动有了娶你家女儿的优先权。她刚嫁到杨树大街时，就有人指着她的背影说，莫家这个儿子怕是降不住啊。老莫年轻时也算是长得还不错的，家里的老相集上老莫一张标准的国字脸配两条又黑又浓的眉毛，很是英武。缺点是人有点儿憨，话也少，用奶奶的话形容就是“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爷爷和奶奶才坚决在嫁出最小的姑姑的同时要娶过来一个媳妇，那年老莫已经二十八岁了，爷爷和奶奶是真的急了，二十八岁在当时是一个足够让父母夜夜睡不着的年纪。

据当年的大人讲，她的容貌在整个里镇也是排得上号的，一张标标正正的瓜子脸，加上一对圆溜溜的大眼睛就足够让人受的了，再配上小巧玲珑的鼻子和微微摆动的大屁股，哎呀，连出差路过杨树大街的县里干部都直了眼睛，有人夸张地说，竖在我家门前的那根木电线杆硬是撞瘪下去。

这样一个漂亮的可人儿，偏偏性格又极乖张，见人就喊大哥，上至六十岁的老汉，下至还没结婚的小伙子。本来就已经快走不动路的人了，被她这么一喊，就只得坐下来了。她刚嫁过来那一阵，据说我家的那个小院子都快成了城里的聊天室。刚开始还只是杨树大街上的一些闲人坐在院子里扯话皮儿，老莫默默地为他们添茶，很少搭话，非得有人问到了不得不答一句的程度，老莫才会羞涩地回上一句。一两个月之后，聚会竟然发展到了要在门外加座的程度。奶奶本不想管，因为老莫结婚的时候就分出去了的，但是现在不管不行了，奶奶在杨树大街上走一圈，那些阿姨婶婶们都拉着奶奶不让走。

那天早上，吃过早饭刷完碗，奶奶悄无声息地去杨树大街东头的公共厕所挑了两担大粪，她走在路上就引起了别人的关注。因为田地都在东头，而奶奶是往回走。奶奶把两担大粪放在院门口，然后搬一把椅子出来坐在院前的门槛边，眯着眼睛看头上满树开得正盛的槐花，就像是在乘凉。所有人一下子都明白了，奶奶这一招可真够狠的。

老莫对奶奶的行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权当是没看见这回事，闷头在田地里干活，把豆大的汗粒滴进土里。

从那之后，春兰足足有半个月没出门。半个月后，她再次出现在杨树大街上时，人们发现她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可人儿了，整个脸成了圆盘不说，腰也不见了。有好事的人不怀好意地问老莫是怎么弄的，老莫呵呵呵地一脸羞涩，就都不说话了。

次年五月，我就出生了。故事就是因为我的出生才转折的。

生产的过程很顺利，但是孩子拿出来后在场的人都呆住了，孩子的心脏竟然像布袋一样挂在体外。外公当场就建议把孩子扔到后山上，这才是第一胎，而且又是女孩。躺在床上的春兰坚决不同意，坚持要把孩子留下来。就在大家陷入沉寂时，老莫发话了，说，送医院吧，大不了多干几年。说完抱起我就往县里的医院走，我这条小命这才算保住了。当时住院花了1200元，是老莫求村支书开社员大会之后挪公款垫付的。1200元当时能在杨树大街起一栋房子。

待我满月之后，从没走出过里镇的老莫不得不踏上了去南方的火车，他要撑起这个家。

后来的故事情节就有点不堪入目了，有的人说她是对那事上了瘾了，离不了男人的，有的人说她是收了钱的，说法不一。但大体上还是能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情况：她成了一只破鞋。爷爷和奶奶不愿听风言风语，整日不出门。当年中秋节的早上，她把不满半岁的我用棉被裹好装进大菜篮子里，静悄悄地放在爷爷家的门口后不告而别了。又有人说一大清早看到她和另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走了，那个男人的背影有点熟悉，好像是县农技站的。

爷爷奶奶自然是无脸见人，找到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遭遇如此奇耻大辱，当场发愿不认这个女儿，就当没生过。

杨树大街上流言四起，有人说早看出来不是什么好东西，那脸蛋那鼻子，哪一点儿像正常人，还有那走路的姿势，就找不出来这么走的。

老莫好几年都没回来过年，年底工地发了工资就直接汇给村里。老莫后来对我说，他是用那几年流的汗买了一个我。

还是有关于她的消息。在汉正街做“扁担”的田春说他好像碰到过一次她，做的是文具批发，因为当时背上压着货，看得不真切。第二天他再去那个铺子时，铺子改成了卖成衣的，看来她是逃了。爷爷奶奶本不想再管她的事，但人家好心好意特地上门告诉，爷爷不得不咬着牙说，要是找着了，一定要打断她两条腿。

此后十几年再也没她的消息了。

爷爷奶奶早已仙去，守了祖坟山。老莫混成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二级承包商，有车有房，算是事业有成，我也没给家里丢脸，拼死拼活好歹考上了一个二本院校。这么些年下来，老莫也遇到了几个女人，但他就是没提到领证。在法律上，老莫已经单身了二十几年，当初的婚姻关系早已自动解除。

这时候又有了她的消息。

我上大三那年，她突然出现在杨树大街。听街面上的人说她是被几个人抬下的车，一个男人从车里抽出一张折叠椅在地上支好，然后把她架在椅子上坐着，她傻呵呵地望着杨树大街上的行人。起初人们以为是乞讨的，但是她一身衣服干干净净，满身的肥肉显得人很富态，脸色也很红润，她面前也没有“求6元钱坐车”的字样。

天黑了，街上的人都出来乘凉 ，她还坐在那里，人们就围了过来。

又是田春先认出来的，当“扁担”赚了一笔钱后他在街上开了一间小水果铺，“这不是莫家三小子跑掉的那个媳妇儿吗？”田春吃惊地叫了起来。

所有人都来了兴趣，每一双眼睛都仔仔细细地盯着她看，虽然脸形完全变了，但是每个人还是凭着记忆中这一点那一点的特征凑出来了，没错，确实是春兰。

“傻了吧？”终于有人发现她一直没说话了。

有人当场打电话给老莫，当时我正在洗澡，老莫敲着卫生间门跟我说了。我把花洒调到最大，温热的流水一遍一遍冲刷着我的脸，一种窒息的快感流满全身，原来泪水可以流淌得这么欢快。

第二天老莫带她去协和医院检查，是阿尔兹海默症，就是通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她66年生，49岁，离开杨树大街那年她24岁，她离开了自己一半的人生，和整整一个我。

不知道是医院误诊还是怎么的，经过一个暑假的休养，她的病竟然好了起来，以前的事也还断断续续地记得一些，但记得的都是24岁以后的事，她刚好把我给忘记了。以她现在的理解，老莫是她的情人，我自然是她情人的女儿。她的性格很开朗，就像一个邻家大姐姐，经常约我出来吃饭或者打火锅，还送一些很贵的化妆品给我，看来她是在贿赂我。我偷偷问过老莫给了她多少零花钱，这个老男人竟然很羞涩地笑了起来，不多不多，钱是王八蛋，花完了再去赚嘛。

私下里，春兰非得要我喊她为兰姐，就像她的其他闺蜜一样。老莫仿佛对我和她的关系很满意，他私下跟我说，幸亏她得了这个病，要不然还真不好弄。混熟之后，她跟我讲了很多以前的事，什么深夜摆地摊遇到黑社会斗殴，都吓傻了，等到打完了回去收地摊，在地上捡到了一条断开的金链子，给她送到金器店熔成了一对耳环两个戒指，说着她就把一只戒指框进了我的指头；什么在大西北的草原上替人放了两年羊，羊肉吃伤了，现在闻到羊膻味儿就吐……她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大四毕业我和陈郁去四川旅行，出发之前，他把陈郁单独叫到房里教导了好一阵，房里嘀嘀咕咕的，不时传来陈郁的笑声。在火车上我问陈郁，她跟你絮叨了些什么。只见陈郁畏畏缩缩地从荷包里抽出一个盒子角，我一看要疯了：杜蕾斯。我问她还说什么没，陈郁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在我耳边说了三个字，让我彻底崩溃了：性教育。

老莫走了之后，她的心情挺不好的，光窝在家里看韩剧，哭得跟那个什么似的。

老莫走了快一周年，她突然打电话给我，深有感慨地说，“哎呀，老莫找我算是找着了，哪家的情人能像我一样忠心啊，照顾了老的还要照顾小的，他这是提前给你找了一个妈啊。”

我的鼻子一酸，狠狠地冲向了卫生间。 

本文发表于《广州文艺》2016年第6期，被《小说月报》第8期、《长江文艺•好小说》第8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