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幸福平淡如水
我们常说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从特定时代的泥土中破茧而出，无不反映着时代在人心中残留的印迹。小说作为一种记载人类生活状况的文学样式，它的责任和任务不是要揭示什么或为读者提供什么，而是把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境况真实地呈现出来，供读者去品味、思考和想象，如实呈现远比刻意揭示要更深邃和悠远。
石竹的《哑巴》以现实主义笔触集中书写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文化古镇王桥镇西街村几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既是一幅表现关中地域农村生活的浓郁的民俗风情画卷，又折射着时代风云，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且充满正能量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均佳的作品。
小说以朴素的笔触表现了特定时代农民对于理想和现实的决择与诉求，洋溢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对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民而言，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不是花前月下，不是高官厚禄，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近在眼前的现景。养儿为防老是农村根深蒂固的观念，传宗接代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他们心中没有罗曼蒂克式浪漫情怀，只有密实如水的生活。
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时代大潮如何变迁，农民对于平常日子的追求，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依然是那个时代人们最现实的诉求与决择。作者在作品中有意回避或淡化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人性扭曲，而是如实书写农民眼中的现实和真实的农民生活，展现人性客观、真实和本然的一面，这是小说与众不同的可贵之处。
《哑巴》以文化古镇为书写的地域背景，作品中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人物身上闪现着“真善美”的传统美德，文字的字里行间体现着作者作为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对传统文化信仰的认可与坚持，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某种意义上讲，《哑巴》中的“四君子”、“三寡妇”、“三能人”是传统文化、道义及美德传承与弘扬的使者。“四君子”是传统文化精粹的化身，是君子之德的传承者，一出场便嵌上浓重文化气息的底色，成为乡村民约的践行者，他们身上倾注着作者深厚的文化情结和人格理想。作为“三寡妇”之首的人物——老娘兼具着文学作品中伟大母亲的坚强、忠贞、善良、勤劳、大义等优良品质，她视养女如己出，她待夺走儿子的孤儿如亲人，她对桐花母女的怜悯与慷慨施义，她对主任克勤致残之事的担当，她对自己私密情感的把持与严守，无不赢得了西街村人的尊敬和爱戴，传承与弘扬着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美好品质。
同时，小说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敢于担当责任、勇于坚守内心的艺术形象。作者以“哑巴”作为小说的书名和主人公，用平实的叙事塑造了一个孝顺、正直、平凡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坚守者。哑巴对母亲的遵从、对妹妹心远的疼爱、对桐花一家的担当、对自己内在原则的坚守值得我们尊敬与敬仰。在他心目中，母亲就是“天”和“太阳”，对于母亲的命令，他一向言听计从，然而对待婚姻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和处理原则，他坚持的是一种信仰，坚守的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底线。在哑巴心目中，心远是他心理和情感上的亲妹妹，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自然认同迫使他无法接受与心远同房的现实。他深爱着心远，这种爱是一种亲情而非男女之爱，正是这种亲情般的爱的存在，使他不能以牺牲心远的幸福来成就自己的婚姻。所以，当哑巴从玉田的眼神中读出了他的心意后，他一心一意促成玉田与心远的婚事，既解脱了自己又成就了妹妹。哑巴夹在老娘和心远中间，他内心是矛盾的，他思想是有冲突的，但他能肩负多方面的矛盾，忍受多方面的冲突，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与底线，这正是这一形象的成功之处。
虽然生理残疾，但哑巴从未因此而自卑自弃，他坚信自己能够遇到自己的爱情。当他遇到桐花之后，便不顾一切地要和她在一起。关于哑巴与桐花的相遇相爱，作者没有作理想化浪漫化的处理，而是本着现实主义精神，将桐花设置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高位截瘫者的妻子，这样的处理在另一方面突显了哑巴对桐花的真心和他的担当、责任，从而丰富和提升了哑巴这一人物形象。
另外，作者创作小说时充分发挥了自身多才多艺的优势，将戏曲知识、书法和楹联艺术巧妙地溶入到《哑巴》的叙事和写作之中，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文化视野，提升了作品的品位和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