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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格非的乡村“造景”艺术 ——评格非《望春风》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化城  2016年11月03日14:47

“我仅仅看到了自己眼前的幻象,但只要我试图抓住它们,它们马上就消失了。”如果把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的这句话移植到格非的新作《望春风》中,我们便不难读出从小说一开始就笼罩在主人公“我”身上难以挥去的阴影。卢梭的这段话也被马歇尔 · 伯曼用来形容19世纪现代化社会的肇始对于当时人们造成的冲击和混乱之感。这种秩序的骚动、不确定性同样暗合了几十年来当代中国在追逐现代化的路程上是何等的狂热与痴迷,因此一百年前西方世界的人们所遭遇感官体验的晕眩同样在当代国人身上复现。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描写农村的作品不少,而农村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是其在现代性体验上绝佳的代表场域,因此多在作家笔下呈现丰饶之姿。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至新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以政治运动、文化肃反、经济转型等方式摧枯拉朽、浩浩荡荡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行进。对这段历史的写作有在前的革命叙述文本(红色文学)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在后的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无论何种叙述,都难逃其在历史话语语境下,或昂扬、或凄惨的单一之状。

政治运动的反复整肃、资本主义经济大潮的渗入,造成今日乡村的经济失衡、道德崩坏和秩序危机,无不反映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上自我主体的瓦解,以至于多产生“令人生疑的虚空和岑寂”之感。《望春风》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写到本世纪初,以江南村镇“儒里赵村”作为支点,用重返时间河流的形式溯洄乡愁。小说第一部分“父亲”,“我”的“父亲”所寄寓的“传统”(看相摸骨,把脉命运)甫一出场,就预示着他所代表着古老中国的某种面向便面临土崩与瓦解。“我”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作为“我”的引路人的算命父亲,已然变成政治运动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弱小注脚,成为打趣、嘲弄的对象。“大早上不出工,你们父子两个,这是要去哪儿装神弄鬼?”(页4)“你给算算,来年春上能生多少头小猪?几公几母?那个穿红棉袄的邻村姑娘,也来凑趣。”(页5)。旧秩序未清理干净,新秩序暂不稳固,“我”紧紧跟着我越走越快的“父亲”,试图跟上他的脚步。“父亲”意象上与我的亲属关系,传统血脉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强力干涉),让“我”欲其摆脱却没有办法摆脱,但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在现代化建设的感召下,困顿与彷徨已经涌上“我”的心头。

小说第二部分“德正”则聚焦于“我”在父亲自缢之后,将己身托付于叔父。这一“托孤”行为是无可奈何之举。但我仍有所期盼,“我”期望着母亲从天而降,减轻我的悲哀和恐惧。这一时期,新的秩序已经建立,我遥想那位属于“新组织”的母亲,她是经过新思想洗礼的人,她是“现代”的,“我”幻想经由她的帮助,必将“我”从困顿中解救出来,“我”的生命也将在这个崭新的世界有迹可循,得以确认。终于这一时刻到来了,小说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第三部分“余闻”以散佚的人物志的形式聚拢故乡风物,企望为故乡招魂,那个传说中的“母亲”是真实存在德。“我”被从“儒里赵村”带离,然而“我”并没有离生活的罹难更远,“我”坠入更深的深渊,坠入“等待戈多”式的无尽渊薮中。我不知道的是,母亲被政治风暴裹挟,早已在病痛中悄然去世。

当“我”得知一直企盼的“母亲”已经去世时,“我”身上所能依附的、予以慰藉的遥指不复存在。“我”真正地在世间成为了一个孤儿,曾经可以执着的信念荡然无存,同时,仓促而就的婚姻在摇摇欲坠的厂房里走向了尽头。如果说“父辈”去世,“我”还有母亲可倚靠,“在失去父亲的巨大悲伤和恐惧中,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天地的清明、周正和庄严。”那么在这一刻,“东方未晞,残月在。满地的梧桐树叶上覆盖着白霜。瞻望四方,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不管往哪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页260)外部世界更巨大的动荡已经开始侵袭而来。

父辈的悼亡,婚姻的破碎,居无定所的流离,“我”终其大半生都是为了确认自己,却还是失败了。个人面对现代性的张皇之感同样表现在当代中国乡村的生存困境上。在步入新世纪以后,资本的强势介入,曾经的“儒里赵村”被迫拆迁,人烟消散。无论是富丽堂皇的江南小镇,还是穷苦落后的内地山村,饱满与空瘪的建筑形态下,呈现出来的却是匮乏、贫瘠、凋敝的乡村生活。无疑,现代社会的分化与分工、政治运动的蠹害与侵蚀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面对历史与空间话语的“拆卸”,面对生活与时间带来的危难性体验,在“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的张皇之中,在现代性的阴云之下,我们仍旧难以确定究竟何种幻象可以供“我”仰仗,倚势攀援?

王荆公有句诗云:“春风又绿江南岸”。当小说中的“我”和他日旧乡玩伴,今日夕阳老伴春琴回到半塘故乡,建造中的高速公路、蓬勃发展的工业园区、整洁的小区楼群,繁华兴盛更凸显故园的零落,失落飘零油然而生。年年复年年,何曾风景似旧年?我们不确定这风雅、醇厚的“儒里赵村”是否只是乡愿们自作多情的想象?还是说我辈天涯人一昧借由“历史的渣滓”(本雅明语)当作主体依存的假托性指涉?但现代性的吊诡之处不就在于“一方面强调时间断裂、一切俱往的感受,一方面又流露绵延不尽的乡愁;一方面夸张意义、价值前无来者的必要,一方面又不能忘情正本清源、或追求终极目的的诱惑。”(王德威:《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现代性的忧虑昭然若揭,更为这无以名状的乡愁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纸上江南”悬而未决,读者与“我”心有戚戚焉的依旧是王荆公无尽忧伤的下半句,明月何时照我还?

还,还去哪?站在时间造就的“废墟”之上,格非以一支幽怨之笔悄然描摹出今日乡村压抑在心头的寂寥之感,用雅性的语言、明清小说的叙事声调复建他所期待或是曾经拥有的乡村,希翼自己记忆中那些“影子”、“浮光掠影”之憾能透过文字印刻、延续。这或许能让我们每个因时间困扰、焦灼的现代人,都能暂借这一纸方舟,抱团取暖,维系“或恐是同乡”的离散感。这景是造景,也是愿景。

这就不难看出在小说结尾,“我”满怀希望地对春琴说:“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村庄的始祖。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因此,《望春风》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历史“拆哪”中无远弗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