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大约三四年前，有一次，一个著名的国外汉学家来杭州访问。杭州当地的一家著名媒体派记者就此事来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位汉学家是第一次来杭州吗?我回答说：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作为国家领导人XXX的客人来过杭州。记者打断我，问：XXX是谁?

我闻言异常惊讶。我眼前这位记者，三十多岁，有多年的从业经验，且主要从事人文与社会新闻的追访与采编，在这个社会政治被不断要求公开、公平的年代，她所从事的工作被时代和民众寄予非同一般的期望。我在礼貌地拒绝了她的进一步采访之后，仍然长时间地惊诧于：一个如此重要的政治名词，以及由这个政治名词所携带的、一段近在眼前的国家历史，是如何这般有效地被某种机制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删除的?——我显然倾向于认为，这不仅仅是记者个人的从业素质问题。

历史是什么?美国学者贝尔说：历史就是被记忆。换句话说，历史仅留存于记忆之中，凡不能进入记忆的就不是历史。记忆可以被增益、补充，可以被改造、修葺，也可以被抹除、芟夷。但不管怎样，我们其实应该意识到，记忆是被从外部输入的，也就是说，历史是被外力植入的。在记忆之外，在记忆之上，另有一个机制、一个处于支配性强势地位的机制，决定了记忆的内容选择以及记忆最终的呈现方式。史料是用以提供历史记忆和历史证据的，但如果在此之前不搞清楚是何种机制在控制历史记忆，在对史料进行筛选和裁剪，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关于史料的种种努力，虽然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名，乃至以此为使命，但结果仍然会是：既可能扩充历史记忆，也可能颠覆历史记忆，当然也可能从一个意外的层面上抹煞历史记忆。

不过，就目前而言，我特别想指出的是，这个记忆或历史之上的机制，既可能是官方的，也可能是民间的；既可能是公共的，也可能是私人的；既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激进的；既可能是主流的，也可能是边缘的。但是，通常情况下，“官方的”“公共的”“保守的”“主流的”机制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容易被指证，其合法性也容易遭遇质疑和否定，而“民间”“私人”“激进”“边缘”却往往在学术上占有不证自明的伦理优势。但同样作为“机制”，后者的权力痕迹却并不容易被察觉，从而难以引起必要的警醒。

文学史的研究每过若干年就会遇上瓶颈，就会听到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吁求。每当此时就通常会向两个方向求援：一是求助于新理论的出现，以拓展新的阐释空间；二是借助新史料的发现，以颠覆旧的历史结论。若有“新理论”和“新史料”的双双驾临，便有关于文学史阐释的新的“范式”的出现。我认为，这些年关于“民国文学史”的提出即属此例。这显然是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或“新文学整体观”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的一次挑战。但是，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或“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使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挣脱意识形态之争，那么“民国文学史”的提法则有明显的动机要将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重新拉回意识形态之争。尽管这个“重新拉回”符合学术上的“政治正确”，但总体上来说，它只是再一次证明：文学史这个小女孩被再次打扮了一回。由于这个明显的意识形态机制的存在，相关文学史料的处理呈现出方向性和选择性。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有关“民国文学史”的批量文学史料，其实绝大多数并非新发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民国文学史”与之前的文学史范式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史料之争，即并非“客观性”之争，而是话语之争。从学术路径上来说，“民国文学史”之范式同样强调“历史现场”，追求“历史真相”，但究其实只是一种话语修辞，意在历史记忆之上对于历史记忆的阐释权。

说到底，所谓的历史真相，都是阐释中的真相，是话语中的真相。

二

我个人曾编撰过一本《余华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所谓“年谱”，即“以年为谱”，是纪传和编年二体史书的一种演变和发展。它以谱主为核心，以年月为经纬，将一切有关活动均以介绍。以清季学者孙诒让的说法，则“盖名贤魁士，一生从事于学问，论撰之间，其道德文章既与年俱进，而生平遭际之隆污夷险，又各随所遇而不同，非有谱以精考其年，无由得其详实”。

史料的编排，通常遵循编年体式，这是最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的谱系学。这种在历时性维度上进行的史料处理，既容易体现“历史感”，又易于达成由此而起的“客观性”效果。年谱作为一种基础性史料，其编排体式更是遵循这一要义和约束。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年经月纬”，是年谱的基本体式。

但是，由于现代学术的高度介入，以及由于数据库、搜索引擎等现代学术手段的出现，至少，针对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的年谱制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新的史料层面，即针对这个作家的研究、批评而形成的学术史料的逐年累积，尤其是对于某些具有重大文学史影响力的作家来说，针对其进行研究、批评而形成的学术史料的累积常常在体量上会超越其个人生平事迹的记述。如果把作家的个人生平事迹称为“一级史料”，那么，针对作家进行研究、批评而形成的学术史料或可称为“二级史料”。某种意义说，一部当代年谱尤其是为当代作家制定的年谱，其“善本”应当是一级史料与二级史料的恰当织体，也就是说，一部这样的年谱，包含了以作家个人生平事迹构成的谱系和以对作家的研究、批评构成的学术史谱系。

而当此时，即当我们要在年谱中建构一种对于作家个人的研究、批评形成的学术史谱系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是一系列的话语“结论”，这一系列话语结论无疑具有非历史化的主观性、倾向性。如果考虑到即便是作家个人生平事迹这样的“史料”本身就具有某种含混性、多义性和可诠释性，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仅有历时性维度的编年体式在当代年谱编撰中会显出捉襟见肘的局促感。这时候，共时性的维度就显示出其意义来。

以拙著《余华文学年谱》为本，先举一例。在有关余华的卷帙浩繁的研究、批评论述中，最早将余华比附于鲁迅的，是赵毅衡写于一九八七年的一篇论文。此后，将余华与鲁迅进行并置性讨论的文章就不断涌现，延绵至今。这些文章中之有价值、有水平的，观点互有侧重、彼此借鉴，并逐步将这一话题拓展为一个关于余华研究的重要论域。有关这一论域的“学术史”，若按编年体式进行历时性处理，即每一年度提点一下这个论题，它不仅会使整部年谱显出破碎感，同时也在这个有数据库、搜索引擎可凭藉的年代里显得多余、冗赘、不合时宜，也显出编撰者的笨拙。所以，更为合理的方法是，当编撰进入到1987年这个年度时，就从赵毅衡的这篇论文起始，将此后有关余华和鲁迅的并置性论题择其要者编排在此处。这一共时性的处理，可就此将这一论域贯通。

再举一例。余华在自传中记叙过童年在医院手术室外所见的血腥场景、在医院太平间冰凉的地板上睡午觉的特殊经历，这些都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余华早期小说痴迷于“暴力”的重要依据，且被认为从“童年”这一根部挖掘到的可靠的心理或人格凭证。但余华后来的“温情”“怜悯”却被说成是“转型”，却不再有论者从余华的“童年”去寻找心理或人格依据。因此，这样的“转型说”其实是一种取巧，一种避重就轻、只及表不及里的、存在重大论据缺陷的说法，甚至是一种妄说。这种“妄说”，在针对余华的相关研究中屡见不鲜。比如，余华本人就对“先锋”一说并不认可，认为只是批评界的“强加”，因为“先锋”一说不仅容易固化对一个作家的认识，也容易使对这个作家的理解流于平面和狭窄，以至于余华依据自己的多重才华所作的若干变化，要么被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要么被认为是背离“先锋精神”。而批评界对余华的这一“不认可”基本无视，批评界只在余华的片言只语中寻找可供支撑其阐释的所谓论据，显示出批评界在学术态度上的“片面性”和“选择性”，而非“缜密性”和“公正性”。为显出批评界的这种纰漏，就需要在余华的童年生平事迹以及他个人被无视的重要论述材料中，进行阐发性的史料编排，得原本隐微的史料含义显出其相对明确的指向来。此时，需要编撰者的主观介入。

但是，无论是共时性的史料编排方式，以及基于主观而介入的史料阐发，都基于对历史、历史记忆以及记忆之上的记忆呈现机制的基本理解。史料，最终都是要进入话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