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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东:首创、首脑、首席决定了电影的首映

来源:文艺报 | 王兴东  2016年10月28日13:40

如今的一些电影和海报,导演的名字都被标注在显著位置,却找不到编剧的名字,编剧即便有署名也是排在“总策划、总监制、总制片、总导演”之后,淹没在片尾的演职员名单中;

有些导演将一部集体创作、有法定原创权利人的作品署名为自己的作品;

有些年轻的编剧一再被忽悠,故事提纲一旦交出,便石沉大海,甚至被盗用;有些编剧为了使作品出来只得委曲求全让出署名;

电影编剧作为一部电影不可置疑的主创地位被海报等营销宣传形式边缘化,究竟是谁的悲哀?剧本创造是最艰难的精神工程,剧本的精品出自剧作的精英,保障剧作家的首席地位,才能扎实拴牢剧本专业创作的首要位置。

尊重首创 尊重编剧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视察长影,再次强调要加强创作能力建设,把剧本创作放在首要位置,增强原创能力,提升价值内涵,生动讲述故事,写出为时代和百姓称道的好剧本。

为什么强调把剧本创作放在首要位置?缺好剧本是世界电影的共同危机,剧本即脚本,立足之本,中国电影要走出去,迈向世界电影强国,必须建设强大的剧作队伍和雄厚的剧本基础。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第14条要求:“提高文艺原创能力,重点扶持文学、剧本、作曲等原创性、基础性环节,注重富有个性化的创造,避免过多过滥的重复改编。”

把剧本创作放在首要位置,编剧把扎根生活排在首先

编剧把深入生活放在什么位置决定了剧本质量的品位。“山药蛋派”作家西戎说的简明扼要:“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搞创作犹如做买卖,采购回来什么货,才敢吆喝卖什么,买空卖空搞‘皮包公司‘是我最鄙视的。我自己写东西,常常是先到生活中去,有了对生活的积累,感受,才敢动笔去写。”

没有对生活的采购和发现就没有文学创新的表现。“发现+发明=原创作品的专利性智力成果”。改编必须经原创者授权才能工作,改编属于发挥和发展。《智取威虎山》是曲波亲历了东北剿匪过程,创造发明了《林海雪原》的故事和人物,后人一切成果都是享受原创者的发明。

因为我有参加10年全国政协会议的经历,对人民政协的重大历史作为有感欲发,即赴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考证了毛泽东1948年在此发表召开人民政协会议建立民主政府的号召,为创作《建国大业》剧本做了大量的实地采访,在南京总统府、上海宋庆龄故居,还采访过雷洁琼等人,剧本经全国政协领导集体讨论通过,由我授权许可中影集团拍摄,中影集团才拥有《建国大业》剧本的摄制权。

生活是源泉,是土地,是种子。作家和编剧首先从生活中发现了人物,激发了创作的真情实感,挖掘了生活的细节,构成了内容的发明权,剧本谱写了电影演出的总谱,理所当然放在首要的位置。

把剧本创作放在首要位置,编剧承担整个电影的首创

作家和编剧首创的故事和文学形象,一直被作为知识产权贸易的大生意操作和经营,是发展影视产业“基础的基础”。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内容为王,创意致胜。编剧是原创内容从无到有的探险者,是食桑吐丝酿造故事的创始人。

首创不可步人后尘,不许抄袭模仿,不能跟风翻拍。首创是跋涉在无边的生活沼泽,艰苦前行,身临其境的发现才有文学思考的再现,所有角色都是编剧用心血分娩的产儿,伟大的剧作提供伟大的角色,伟大的角色促成伟大的演员。电影的演出实质上是剧本思想的表达。美国著名女星梅丽尔·斯特里普虔诚地表示:“在拍片时,我总是把剧本奉为圣经,一字都不能差,我是舞台演员出身,习惯背台词,这样做我感到自在。”相比之下,中国电影当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无序,未经编剧授权随意践踏法律赋予剧本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导演改、制片改,演员带着枪手乱改,改得面目全非,“加戏加出两个女主角”,在电影《辛亥革命》中竟然胡编孙中山为林觉民送《与妻书》给陈意映,为演员出场而伪造史实。

我们不可能要求剧本使用者像斯特里普那样把剧本当作“圣经”般严格“保护作品完整权”,我们只能要求遵守著作权法的规定,行施修改权需要原作者授权的道德底线,一切肆无忌惮地篡改戏剧基础设计,必然造成全局的整体塌方。

首创成果不受尊重,原创能力必然受挫,富有个性化的创造少了,过多过滥的重复改编就多了,重蹈窠臼,抄袭拼凑,模仿依旧,首创萎靡则竞争无力,从中国电影多年冲击奥斯卡奖不及亚洲的伊朗和日本,已经证明内容疲软则竞争乏力。

把剧本创作放在首要位置,剧本作者即是电影的首脑

版权经济由原创者主宰。从世界保护文学艺术的《伯尔尼公约》和中国的《著作权法》,原创作者是法律最高权利人,文学和剧本原创版权生育了电影的版权。电影制片者必须购买剧本的使用权之后,导演才能使用剧本,演员才能演出剧本。文学剧本具有独立著作权,未经授权不得使用,这是为世界公认的法则。

剧本是电影的首创,作者是电影的首脑。编剧梁信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者,由他编剧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成就了导演,造就了明星,又改编了同名芭蕾舞剧。在他85岁高龄之际,为此剧改编的芭蕾舞剧维护署名权和支付报酬权诉诸法庭,最终判决梁信胜诉;76岁的琼瑶诉于正抄袭其《梅花烙》原作,法庭判决琼瑶胜诉,并禁止播放抄袭的《宫锁边城》和赔偿500万元。目睹和面对侵害原创的行为,测验我们全社会的法律良知,政府态度不坚定,业界反映麻木,评论发声无力,一个不尊重个人知识产权的社会是无法做到繁荣发展知识经济市场的,一个不能捍卫源头根本的行业是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的。

把剧本创作放在首要位置,剧本位置奠定原作的首席地位

我入行时,无论编剧多小,导演多大,编剧的署名是单间首席。原创者的首席地位是由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由创作生产程序所决定的。但是,现在影片和海报的署名,找不到编剧名字藏在哪里,甚至放在片尾淹没在司机茶水一起。在编剧之前压上“总策划、总监制、总统筹、总顾问、总制片”,有的导演还署名为自己的作品,将一部集体创作,有法定原创权利人的作品,占为己有,这种本末倒置、首足倒置的现象已积恶成习,见怪不怪。

署名权是人格权和财产权,也是人权。由于编剧不参与后期的制作,随意排挤抹煞编剧署名,甚至随意加入他人署名。电影首映,媒体不宣传编剧,突出导演、炒作演员,削弱首创地位和影响。

法治社会的公民,在享受文化成果时应怀有饮水思源的情怀,吃水不忘打井人,现在是吃到水后,把打井人推进井里淹没才好。如同人们在听交响乐时,只让你记住指挥和演员,而让你遗忘掉作曲家贝多芬一样。有意把首创者推下首席地位,有悖于把剧本放在首要位置的对等法则,足球越位要吹哨,面对影视违法越位的署名程序,无人管控,纵容放任,造成过河拆桥、得鱼忘筌的负义生态。应该说,剧本创造是最艰难的精神工程,剧本的精品出自剧作的精英,保障剧作家的首席地位,才能扎实拴牢剧本专业创作的首要位置。

把剧本创作放在首要位置,评论剧作理应放在首选

把剧本创作放到首要位置,电影评论也要把剧本放到首位来研究。电影的精品出自剧本的精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号召评论家学习鲁迅先生敢于“剜烂苹果”的精神,对于抄袭剽窃侵害原创恶习,批评家应毫不留情。当下少有评论家依据文学剧本与拍摄影片,做探本穷源的研究,热衷于吹棒影片,先把成绩归入导演筐里,少有对剧作剖析研究,当评论不能穷源竟委把剧本列为首选,那些源于生活的创新内容,优质剧作被拍摄中篡改或者制作粗糙而糟蹋成垃圾影片的做法,是无法究责的。惟有批评程序不错位,首肯和督察原创的质量,剔除劣质剧本,才能促进二度创作实现高质影片。

剧本是电影的命根,创新是内容的血脉,好剧本是永远缺乏的,由此,剧本落座首要位置是千秋大计,就当下中国现状而言,千方百计不如做好一方一计。

一计是,我在政协提案建议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100部电影剧本,没有发表剧本的园地就没有评选研讨提升剧本质量的公开平台,电影发达的国家都有权威的发表电影剧本的刊物,由此进行年度评奖活动,奖罚不明,万事无成,建议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奖或者以中国电影编剧行业设立文学剧本的国家奖励机制,这有别于那些泛滥成灾的各种影片评奖,既然国家层面首倡“把剧本创作放到首要位置”,首要不首要,落实很重要。2012年2月全国影视创作宽沟会议上,国家曾许诺向剧本倾斜,拿出3000万向社会重金征集影视剧本,明确喊出每年征集15部,每部奖金100万到300万,雷声响过,不知雨落何处?

文学剧本拥有自主版权价值,可改编成广播剧、戏剧、游戏、动漫、舞剧和小说等多种衍生产品。依法保护原创剧本,打击侵权盗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方面,只有全社会形成原创可敬,首创可贵的法律意识,以著作权法守护电影的首创、首脑、首席、首选和首要位置,固本强基才有电影精品首映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