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一部（篇）小说成为经典时，细读这一部小说将可能成为这部小说的回忆与重构。所谓回忆，除了这部小说的现场外，还涉及到这部小说有可能的历史指向和美学旨义。所谓重构，即把这部小说放在过去与当下的双向平台上解读。周克芹（1936、10、26—1990、8、5）发表在于1981年并获得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小说《山月不知心里事》（下简称《山》）是否已经是经典，或许，仁智各见。但是，如果我们不固执地认为经典仅由时间性长短（譬如50年、100年或更长）来规定，那么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具体到《山》过去35年，是不是已经成为经典。事实上，经典的构成和形成，一开始并不是由时间来决定的（这在西方文学史上不泛其例，如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等），而是由那部小说的美学与历史意义决定的。

现在来重读《山月不知心里事》。

这篇小说题目取于晚唐诗人（同时是词的宗师之一）温庭筠的《梦江南》：“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我们知道，温飞卿的这首词，如近人治词大师唐圭璋所言，“叙漂泊之苦”，“在在堪恨，在在堪伤”。但在通读《山》时，并没有“千万恨，恨极在天涯”之“恨”之“伤”，而是写的一双女子巧巧与容儿情窦初开时的惆怅。那么，周克芹为什么要用一古典诗词，且又是花间词人温庭筠的这首写漂泊写离恨的诗句作题目呢？翻检周克芹小说，像这样引用古典诗词或者用非常文雅的物相、词语作小说标题的有许多。如1980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匆忘草》、如《绿肥红瘦》、《风为媒》、《五月春正浓》、《采采》、《橘香，橘香》等。这样的小说题目，显现出小说家的美学指向或美学趣味。周克芹1990年英早逝，葬于家乡简阳一小村庄，墓碑上有一楹联——据说是诗人学者流沙河先生所题——“重大题材只好带回天上；纯真理想依然留在人间”。且不说，这是不是就概括了周克芹的小说创作的总态势和总价值，但从小说家喜欢使用温柔的、温馨的，甚到是温厚的标题，我们可以从这些标题里，读到周克芹小说的个中秘籍。周克芹小说无论故事还是人物，既非急风骤雨、也不剑拔弩张，而是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来建构其故事与人物。周克芹的诗意，并非诗句，而是叙事的空灵与自由。即使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样一部反映时代巨大变迁与转型的小说，其叙事样式与人物表现，都非大开大合的态势。而是在一种静水深流的态势中抒情式地写出（以《许》改变的电影与电视，因为要考虑到剧情的冲突，所以改变了原小说的旨义和趣味）。

《山》则将这种结构与趣味表达到了从现在看来依然很难超越的境地。容儿与巧巧，在一月光溶溶的夜晚，相约去看明天就要嫁人的“闺蜜”小翠。在月夜、在月光下、在不远的一段路上，容儿与巧巧的所见报闻所思所想，构成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这篇小说的进程与回环的推手。如果从叙事样式上看，几乎可以说一篇散文的叙事样式：不张扬、无冲突。但正是这一不张扬无冲突的外壳下，我们看到一位杰出小说家，尤其是杰出的短篇小说家的功力与本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短篇小说的集体萎缩甚至沉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或中国当代小说的事件。而在一些准备拯救短篇小说的小说里，我们却看到，短篇小说不是在卖关子上下功夫，就是在结尾处下功夫。如果卖关子还算是考验一个短篇小说是否好读不好读的重要参数的话，那么以“狗血”或以主人翁意外死亡来建构短篇小说结尾，便隐喻或转喻成了小说家的捉襟见肘或末路途穷的喻体。《山》在诗意的叙事中，平缓地把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心性幽微，毕真地向它的读者显现。容儿怀春心事，在小翠哥哥明全面前，是这样表达的：“她注意地望着明全那消瘦下去了的脸颊。她心中暗暗责备起自己来。而那种讨厌的委屈情绪，已随着清风吹散，在宁静的月夜中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都不曾有过似的”。写这样一种幽微，而且要极短的篇幅里写出少女的这样一种幽微，既不失原生状态，又需要一种诗意的表达，也许在中国当代小说家里，就短篇小说而言，周克芹是无人能比的。

周克芹的小说，长篇获过“茅盾文学奖”，短篇又获过两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奖一共举办过九届即1978—1988）。但是，周克芹小说的地位被低估，却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尴尬的事实。批评理论界似乎认为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其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厚度还与这几个文学大省有么一点点距离。就此，笔者也曾认为，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即“乡土文学”）尽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是中国现当代乡村图景书版图里的重要构件，但是四川的乡村图景书写与陕、鲁等省似乎还隔着一层纸。其实，当我们重新回来读周克芹时，特别是读周克芹的短篇小说（包括周克芹如《果园的主人》那样的中篇小说）时，之前的估价，显然是错误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继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伤痕文学”之后，周克芹的这部长篇小说应当是新时期乡村图景书写的发轫之作和奠基之作。它不仅继承了四川乡土文学的血脉，它重要的是，它更新了这一小说的重要器质。即周克芹小说的诗意写作。《山》在很短的篇幅里，不仅把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容儿、巧巧写得活灵活现，连仅在途中一闪的明全和并未出场的小翠写得让我们记了下来。而且，周克芹小说并不是像他墓碑的那幅楹联所说的不太注重“重大题材”。就在这篇小说里，涉及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一是向科学进军。前者，对“包产到户”，容儿的“母亲一下子变得精神起来了，好像早逝去的青春又在她身上复活了”（这是中国社会的又一次解放），因而农村从此向饥饿告别。但是，容儿却对包产到户后人的交际可能出现问题犯愁。在1984年的《果园的主人》里，再次出现这一问题，而且加重了对这一话题的深度思考。现在看起来，周克芹在这篇小说里不经意地触及到的竟是当代农村重要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山》里关于容儿对包产到户的疑问，是如此的前卫！后者，涉及到是农村科技推广的事。由于独家独户，科技的推广只能靠公司（政府也是重要推手之一）。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场”里，公司的构架以及于乡村的实践，无疑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但就作为农村原生的个体青年的知识来说，则是一种退步。由此看到，周克芹的小说不仅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在一些极容易被遮蔽的有关社会和历史面前，周克芹小说具有先知的品格。周克芹《山》里的这些先知般的预见和忧虑，是八十年代初期的小说所没有的。当时的小说，除了反省过去的历史与社会，对当时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都给予了由衷的书写。《山》发表于1981年，于今整整35年，历史的进步与吊诡，也许在社会学家里面看不到这种忧虑，但却在写人的小说家里读到了。这让我们想起马恩经典作家对巴尔扎克的评价。“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

周克芹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把人所处的大背景推置后台，而把写人、写人的情状、写人性的多样、写人性的幽微，以及人心性的变动当成是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使命。在这一书写策略和过程中，周克芹通过诗意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本领所形成的温婉与温厚，成为《山》的重要标识，也成为周克芹短篇小说的标高。周克芹的小说，自然是直逼社会层面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但是周克芹却以自己的历史观与美学观以及实践，添加进了诗意的书写（从结构到叙事、从人物到语言等），也就是通过这种“山月不知心里事”的古典意蕴的当下性（甚至可以说有些唯美主义的色彩），构建了一种直逼人性和心性的美学文本。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其他乡村图景书写的写作姿态、写作理想和写作策略。现在我们用《山》里一段描写来结束这篇纪念周克芹先生的文字：

和巧巧比，容儿更丰满结实些，干地里的农活，力气也更大些，可以干小伙子们能干的一切粗活，力气活。巧巧不知道她为什么说出这种丧气的话来。幸好静静的月夜里，没有谁听见。

但愿我们听见了周克芹在天堂里关于社会、关于文学、关于人、关于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