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特约撰稿：李林荣

《唐人小说》，汪辟疆编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8月出版

进入现代以来，从新的文学认识和学术思路出发，对唐代散文体叙事作品给予搜集、考订和评析的选本，前有1927-1928年初版的鲁迅编校的《唐宋传奇集》，后有1930年初版的汪辟疆编校的《唐人小说》。《唐人小说》所收录的唐代作品，比《唐宋传奇集》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单篇作品之外，增加了从专书中辑录的带有现代小说要素的篇章。在新出的这个横排繁体字版之前，《唐人小说》出过三个版本，这次重版依据的是内容最为充实、校订也最为齐全的1955年版。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录单篇作品30篇，下卷辑自专著的叙事文38篇，均摒弃了琐碎杂记，具备相对完整的“小说”形态。每篇选文标题下，都标明了原文书名和编纂者以及校勘文献。随各篇选文之后，又都有编校者作的按语，介绍作者简况、说明版本源流，另外，还附有在人物、情节或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上与选文相同或相似的其他多种文献的原文，供读者参照比较。下卷专著部分，在每部书书名下，也有对该书作者和成书情形的综述。全书选文的排列顺序，依循作品出现的时间先后，显示着传奇叙事一体的写作在唐代的流变脉络。这部体例严整的《唐人小说》新版，拉近了前辈学人和当代的距离，也再次把隐含在传统文献中的小说基因做了清晰呈现。

《文明对话中的儒家：21世纪访谈》，杜维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由12篇访谈文章和一篇附录采访记组成的《文明对话中的儒家》，是被誉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杜维明先生在2001-2013年期间学术活动的一个侧面记录。与其他倡导儒家文化的当代文化人不同，杜维明的学术和人生道路充满了多重社会文化语境深度交迭的特殊印记，他1940年代出生于昆明，1950-1960年代在台湾生活、求学，之后长期在美国高校任教，1980年代开始主动回祖国大陆访学交流，近十余年来更进一步把学术工作的重心从哈佛大学转移到北京大学。他对儒家文化的“传教式”的提倡和阐释，展现着尊古而不泥古、坚守而不保守的开放、切实姿态。这本访谈录正可为此做一见证。作为人类轴心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儒家，能否在20世纪的历劫之后，像其他轴心文明已经表现过的那样，迎来面向现实的新发展？在东亚、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作为传统、学术或宗教而得以持续演变拓展的儒家文化，在现代性的在地转化和日益紧密的多元文明对话的现实境遇中，将如何被中国的学人担当起来加以推进？沿着这些思考，杜维明主张在相互倾听和各自反省的前提下，以文明对话的态度和方式来重新确立以“仁”为价值核心，以个人、社群、自然和终极关怀为四个侧面的儒家文化，从而实现对缺失身心性命之学和以权利压倒同情、以理性排斥天道的西方现代思想的融汇和超越。

《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日】佐藤忠男著，岳远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5月出版

佐藤忠男是日本电影评论和电影史研究方面的著名的学院派专家。出身工人业余影评人的他，在学术著述方面的产量之丰和开拓之广，远超过了一般科班起家的同行学者。在这本《炮声中的电影》之前，他有关百年中国电影史和日本经典电影研究的著作，都已译为中文版，并且受到广泛关注。《炮声中的电影》并非新著，它的日文原版1985年就已出版。但从它所揭示的历史事实来讲，即使在它面世31年之后的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电影史和社会史知识弥缺补漏的新触动。全书20章，叙述为主，评议为辅，依各章述及的人事所处时代先后为序，不同线索和空间的人物、事件穿插并行。聚焦点主要落在两处，一是上海孤岛时期出现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和孤岛沦陷后重组的“中华联合制片公司”，二是伪满洲国时期成立于“新京”（长春）的“满洲映画协会”。同样是日本侵占中国后执行文化殖民政策的电影机构，上海“中华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川喜多长政，从被日本军方以叛国为罪名刺杀的父亲川喜多大治郎那里继承了与中国人友好交往的遗愿，在管理权限内尽力转圜，为委身公司中的中国电影人保留创作余地。而“满映”的理事长甘粕正彦，则是穷凶极恶的右翼军国主义者，掌管“满映”之前之后都有策划和实施政治阴谋的险恶行径。大时代的黑暗严酷、国族间的争战搏杀、电影内外的明暗起落、敌友关系的变换周旋，伴随着一部部掩埋在历史灰烬中的影片被重述和重评的话语，以往一直流于空白的中国电影史和中外电影交流史上的畸形和扭曲的一角，逐点逐滴地在纸面上重新显影、重新定格。对于这暗黑色调的历史一角，作者并没有止于冷冰冰的史料展示，而是以对于人事本身和他本人感慨的生动、深切的交叉叙述，处处表现着反思的诚意。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美】托尼·朱特著，李岚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恰如英文原版书名Past Imperfect所称，《未竟的往昔》是一本揭疮疤、指瑕疵的书。而其锋芒所指，则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是直到他写本书时的1990年代初，英美很多学术界小圈子里极其风行地热捧成一锅粥的战后一代和二代的巴黎知识界名流。其中，就有近二三十年在中国的文坛学界也盛名不衰的、头像印在这本书中文版封面上的波伏娃、萨特、加缪。书中实际上费了很大篇幅去对付的人物，远不止这三位。从1944年法国被盟军解放，从法西斯傀儡政权下光复，到1956年赫鲁晓夫提出秘密报告，引发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产生怀疑、进而把注意力转向反殖民运动，其间12年，从战时抵抗运动延续而来的巴黎知识界左翼，在面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其国内和东欧各国的一系列失当举措时，采取了近乎一边倒的支持、辩护和为之寻求合理解释的做法，以至使得与此保持距离的雷蒙·阿隆等少数人一时显得不合主流。巴黎知识左翼这一持续了12年的“主流”取向，在随后的反殖民运动的思想转向中，从总体上已被自动终止和彻底消抹。但在作者看来，这并非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一瞬，相反，整个法国知识分子的一部现代思想自传都浓缩在这里。而与此紧相牵连的，绝不仅是法国战后左翼知识界的一群头面人物，更有法国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光荣和失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给法兰西民族带来的卑屈感和边缘感，进而也关联到以法国意识为连结点的西方国家现代整体版图的内在变动。细读这部显然相对于我们纯属他者与他者之间的私语的著作，我们很难认同它的立场，但也看到了他者世界里的一层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