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捉鬼的艺术（选译）
我第一次认识中国作家鲁迅，是在澳洲国立大学二年级的一节中文课上，授课老师就是无与伦比的、为澳洲国立大学和悉尼大学几代学生所熟悉的皮尔·李克曼。他是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文艺复兴的人物，讨论中国艺术、哲学和文学跟争论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一样在行。他来自比利时，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生活过。
上世纪70年代的澳洲，是南太平洋给宠惯的、享有特权的白人的堡垒，人们乐于对北面正在转变的亚洲国家一无所知。我们对亚洲知道得很少，普遍在学校学法语。澳洲还是“白澳”。我在的那间教会学校，教我们“骨牌理论”：那些不信上帝的中国共产党人会横扫越南，直下印尼和新几内亚，然后登陆澳洲。我们都应该很害怕。
李克曼博士——我们都这样尊称他，在一个12个人的小班教我们中国文学。我们人手一本地读鲁迅的《呐喊》，那是繁体字本。在那个时候，“共匪字”亦即简体字是不教的。这本书让我们很吃惊，书是从后面开始翻起的，字是从右至左，从上到下这样读。还不只此，风格和语言（跟西方人编的汉语教材）完全不同，书上也没有英语词汇和解释。能帮我们的只有李克曼。我们一边听他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一边做笔记，对那些艰深的成语和复杂的半古文的句子结构迷惑不解。归功于李克曼作为老师的力量，我们真的了解到我们正在读这一篇篇杰作，而鲁迅的小说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现实的看法。但小说《阿Q正传》究竟影射什么中国现实？中国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根本无法解答这些难题。
1972年澳洲选出一个工党政府，新的首相把跟中国建交当成头等大事。但我们这里很少有澳洲出身而又了解中国情况的人。我们这些学中文的学生受益于当时四位杰出的学者对中国的卓见。问题是，他们说的都不一样。
李克曼欣赏鲁迅，他说鲁迅“真正的伟大处在于，他对中国的悲剧所做的尖锐清晰的分析”，还有，“他竭力解释现代中国的文化危机，并将之转变为人们的意识”。人们也当然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李克曼自己，他试图启蒙中国以外的世界，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澳洲，让他们知道中国的现实。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概括了掌握鲁迅作品的迫切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作品只沉浸于对中国‘国民性’的长久不懈和痛苦的探究。他悲愤地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忍受我们社会如此之多的不人道的事情。”
另一位在澳洲国立大学教中文的学者是柳存仁教授。他1962年来到澳洲国立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似乎对中国文化无所不知，他对神秘知识的掌握以及中国文明主要文本的熟识，都传为美谈。他看起来不关心当代中国政治，其实并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他便开始写一本关于他童年的20世纪早期中国的小说，书名《大都》。他这部小说不是写帝王将相，而是那些“跑龙套”的无名人物。小说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这些跑龙套的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社会的全体成员，包括那些圣贤君子和毫无希望的无知的劳苦大众，他们都要遵守什么共同的教导？”他引用鲁迅写到的“真的人”作为回答：“我希望这些人物有幸能够成为‘真的人’，能够符合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中的要求（‘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为什么差不多精通中国各类学问的柳存仁，会花时间去专门研究被帝王时代文人所蔑视的传统小说呢？毫无疑问，他受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作为他训练出来的研究生之一，我也一样受到影响。
（作者为墨尔本大学中国研究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