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9月22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承办的“回顾与展望：鲁迅研究在二十一世纪”在京召开。众多鲁研界专家汇聚一堂，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并探索鲁迅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出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常务副主编傅光明主持。现摘要刊发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

——编 者

孙郁：我觉得鲁迅研究，这几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青年人进入到这个领域来，成果也很丰厚。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了前年出版的“70后”学者的鲁迅研究给我很大的启发，他们有不同的知识结构，视角也不一样，确实变化很大。我觉得鲁迅研究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其实这些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但是盲点和新的路径还有很多。我刚出了一本书，书中描绘的是鲁迅去世后80年来鲁迅精神是如何传播的。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鲁迅从金石之趣到考古之趣。特别是1927年中国的考古，鲁迅特别关注，他的兴趣很广阔。在金石之趣里，他发现在传世文献里遗漏了很多东西，这些遗漏的东西很有价值。鲁迅对中国文化整理很有想法。鲁迅背后有巨大的文化传统，但是他将此转化成了一种现代人的精神。他的金石之趣最后跟中国的版画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这种古为今用的精神对我们的启示是很大的。当然鲁迅研究还有很多的空间，比如翻译，还有他的杂文与中国现代社会对话的研究，我们做的也都不够。无论从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还是文学，各个角度我们都可以打开瞭望鲁迅的一个窗口，所以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田建民：鲁迅的作品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与情感，具有非常宽广的阐释空间，许多老话题都可以解出新意。我在这几年解读《野草》的体验中深切地认识到，解读《野草》，一定要把其放到五四启蒙的文化场中去仔细考量和品味，才能领略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在五四落潮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复杂心态与情感，把握启蒙这一《野草》的总主题。在启蒙主题的关照下，《野草》表现的是鲁迅对启蒙的执著的坚守和面对启蒙困境时内心的矛盾与焦虑。具体来说，《野草》从三个方面表现了对启蒙的执著与坚守。一是对旧文化和旧势力的不妥协的韧性战斗精神。二是表现了对旧文化和旧习惯势力执著地揭露与批判。三是表现了鲁迅甘愿以死来抗争与“复仇”的自我牺牲精神。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启蒙，而他所具有的直面现实的怀疑精神，又使他在执著启蒙的同时也始终伴随着对启蒙的反思与质疑。

郜元宝：很长时间有一个认识，鲁迅研究越发达，鲁迅的面貌就越模糊，为什么？这是我们一直讲的碎片化，鲁迅研究全面铺开了，各种机构和资源，使得我们有条件超越前代的学者，从各个领域来研究鲁迅。所以鲁迅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而我们过去的心目中相对完整的、统一的，鲁迅像确实消失了。这当然是鲁迅研究界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怎么把鲁迅研究深化、多样化，不至于碎片化，使这些碎片能够收拢起来，形成我们时代的整体的鲁迅像。这是我前几年的一个思考。最近我发现，碎片化、多样化的研究这个趋势是不可遏制的，这是我们今天学术体制容许的。其实完整的鲁迅像是我们自己有一个需求，于是有了一个完整的鲁迅像。最好还是像鲁迅先生自己讲的，让先生和后生们心心相应，否则他就会被我们人手所做的高墙围困起来。

赵京华：大家的确意识到，我们今天仍要谈论鲁迅，就是因为鲁迅所面临的课题还没有解决，或者说今天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可以在鲁迅思想中找到可以应用的思想资源。在读了“70后”、“80后”一些年轻的鲁迅研究者的论文以后我感到很敬佩。他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社会多元化的时代建立起新的知识结构，可以用非常严谨的学术方法来重新考据、研究鲁迅，论文也做的非常精美。但同时我又感到有一点力道不够，就是在当下中国如何在鲁迅那里吸取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这种问题意识似乎薄弱了一些。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对早期或者前期鲁迅研究比较重视，那是一个热点。相对而言，对于鲁迅后期，我们的研究很不够，或者说很难。难在哪里？就是因为对30年代或者整个20世纪前期那段中国的历史，我们没有获得一个新的认识。 所以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新看这样复杂的政治关系，看鲁迅在30年代如何深入地参与到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里去，很多问题可以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董炳月：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我觉得是对的。不过，这三家之外，我还想给鲁迅加一个身份，那就是“伟大的学者”。鲁迅是个伟大的学者。甚或可以说，“三家”是以“学者”身份为基础的。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当“三家”很难。“学者”应当是鲁迅的常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鲁迅对于近代学术的许多方面都有涉猎，学问太大了。比如小说史、美术、佛经、汉画像等等，这些学问和他的小说、杂文一样重要，可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这种研究的不充分，也体现在《鲁迅全集》的注释方面。《鲁迅全集》中存在着不少该注未注的地方，也就是失注的地方。这不利于我们理解作为学者的鲁迅。

崔云伟：我是“70后”的鲁迅研究学人，借此机会与“30后”的鲁迅研究学人作一下比较，看一看我们这两代人在做学问上的一些基本差异。首先，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上是远远不够的。“30后”学人作论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的触动。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考虑到社会现实的需要。第二，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普遍不够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前我们的鲁迅研究一直走不出自己的小圈子，始终产生不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这与我们不够重视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第三，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普遍不够重视完整的体系和宏大的主题。如何做好选题的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处理好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和知识结构，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第四，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在国学修养上一直没有大的补足和进步。第五，与“30后”学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基本史料的掌握和利用程度上也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以上比较，或许正看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和盲点。我们正可以借此前进。

李哲：我是在博后期间才做鲁迅研究的。前辈学人很多是通过信仰转过来的研究，我们是从研究才转入精神层面。我进入的方式是搁置他的作家身份，在历史线索中将很多其他层面的东西引入进来。比如说鲁迅去读南京路矿学堂，结合中国矿业史的状态，探讨为什么南京路矿学堂会在那个时候重建，再比如鲁迅从矿学转到医学，医学在晚清的语境当中又是什么意义？当然到最后回来，还要探讨这个资源如何转化到他的创作过程中，这是我下一步需要做的。

邱焕星：我今天发言的核心是“鲁迅研究的去政治化如何实现再政治化”。因为我发现很多东西阻碍了我们去实现“再政治化”，其根源是什么，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在此做一个基本的讨论。 第一，首先必须检讨五四启蒙背后的自由主义立场。第二，要解决言说革命的合法性问题。第三，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意味着研究者对于政治的立场，要从之前的否定批判转向一个客观中性的立场。第四，在“再政治化”的研究视野中，要重视鲁迅及其文学的实践性、社会性乃至革命性，特别关注鲁迅杂文的研究。第五，我今天言说的核心指向，是提出一个关于“文化政治”的概念，我觉得“文化政治”是一个将鲁迅一生贯穿起来研究的新思路。

张勇：我提四点看法。首先，我们有三个比较常见的、流行的鲁迅像：革命的鲁迅，启蒙的鲁迅，以及个人的鲁迅或者说是世俗化的鲁迅。这里的“个人”和鲁迅早期使用的“个”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这种个人的、世俗化的鲁迅，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现代性的一个产物，是世俗性的消费文化塑造出来的。第二，新时期以来，这几种鲁迅研究中所产生的标准像，大体上是交替出现的，这三种鲁迅像也可以看作是不同时代的时代像。第三，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读了这三种鲁迅研究范式的经典著作成长起来的，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在特定的时代会流行某种鲁迅像。这也就是以鲁迅作为镜子反省自己的问题，反省时代的问题。 第四，很多学者都提到了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就是鲁迅研究该如何回应当代的社会、文化问题，我觉得应该回到基本的问题上来。

符杰祥：前两年我们出了“70后”鲁迅研究的论集，我就对代际问题有些困惑，我们“70后”和65后差别有那么大吗？我们知识结构除了和前辈不一样，难道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鲁迅自身的意义给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启示。但是不同时代，又赋予了鲁迅不同的新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不是一个死海，鲁迅是一个大海。我们每个不同时代带着不同时代问题的人进入鲁迅，也可以做出不同的新的解释。最后，我说一下怎么回到鲁迅那里。我觉得是以鲁迅为方法，不是以鲁迅为答案。鲁迅不可能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神药。但是我们不一定以鲁迅的思想为资源，我们可以以鲁迅的思想方法为资源。

杨剑龙：我首先想讲一讲我们这一代学人推进鲁迅研究的责任。我长期给研究生开设“鲁迅研究”课程，他们的第一篇鲁迅课程的作业，我大多让他们修改到能发表。我编了这部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的焦虑与精神之战》，在台湾出版，很有成就感，我在序言中说我好像在一片金黄的田野里收割，有一种收获的愉悦感。谈到鲁迅研究的创新，我就想到我很多年前陪钱谷融先生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学，当时钱谷融先生给研究生讲课，说到文学研究的创新，他说文学研究不能刻意追求创新，首先应该求真，其次求深，有了“真”和“深”，“新”也就在其中了。我们谈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首先应该回到历史原点，将鲁迅放在那个历史与时代的背景中，去除很多后来人蒙上的尘埃，然后才能研究如何传承鲁迅的精神、传承鲁迅的人格，鲁迅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王家平：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文学家的鲁迅，一个是创作家的鲁迅，一个是翻译家的鲁迅。1938年20卷的《鲁迅全集》由复社出版，蔡元培先生在为该全集写的序中指出，翻译作品占了鲁迅全集的一半。数十年来，鲁迅翻译研究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共出现了10部专著和五六百篇论文，大多数研究者通常是借助某一翻译理论、依据鲁迅译作的序跋来写论著和学位论文，不少研究者过度执著于翻译方法论问题，陷入技术主义的泥沼，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细读鲁迅翻译作品的所有文本的成果还没有出现。造成上述研究状况的原因有很多，缺乏可靠实用的《鲁迅译文全集》注释版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导因，因此当务之急是组织学术团队开展《鲁迅译文全集》的注释工作。鲁迅的译作为学界重新全面深入地认识鲁迅精神世界提供了好素材。惟有把鲁迅的创作连同译作结合起来对读，才能更为全面整体地认识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鲁迅的译作可以帮助我们追踪鲁迅思想的成长过程。从鲁迅的早期译作中可以看出，鲁迅并非天生就是思想成熟深刻的天才，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渐趋深刻伟大的过程。

刘春勇：我认为，做鲁迅研究有两种状态不容易达到，即“讲鲁迅的时候不在讲鲁迅，不讲鲁迅的时候在讲鲁迅”。前一句是说，我们要把鲁迅作为研究对象，但研究鲁迅不是最终目的，而要有“溢出”。后一句是说要把鲁迅当作一种方法来运用到其他问题的研究中。这两点很重要，但我觉得接下来的第三点更重要，也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如何把我们自身的状况同鲁迅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所做的研究能不能作为我们的信仰，能不能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到一起。

沈庆利：站在21世纪重新思考鲁迅研究学科的拓展和创新，我认为最需要做的应是对20世纪的鲁迅研究做一个整体性的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超越，鲁迅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也难有重大拓展。作为鲁迅研究者，应该对身为思想主体的我们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又身兼精神导师的鲁迅之间的心理关系，进行必要的反思。这种反思又包含一种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意味。鲁迅生前一再强调他既善于剖析别人，更善于自我剖析和反思。21世纪的我们当然应该继承鲁迅先生这一宝贵的精神传统。做到这一点才更容易成为鲁迅先生的“同路人”。

钱振纲：鲁迅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的显学。鲁迅研究持续时间最长，资料收集最全，成果积累最丰厚，研究也最为详尽和最有深度。惟其如此，就会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这个领域已经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研究《狂人日记》的论文应该有200篇左右了。对于这篇小说的基本表现手法现在流行三种说法。一是陈涌的象征说，一是张恩和的寄寓说，三是温儒敏、旷新年的小序与日记的反讽说。这些说法的提出都推动了研究，但并没有完全阐释清楚《狂人日记》的基本表现手法。鲁迅的旧体诗研究也是如此。《自题小像》广为流传，对其解析得也比较清楚。但很少见到有人关注这首诗的诗体。就整体来看，这诗应当是七绝。但如果按七绝对待，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有出律的地方。因为按律第二个字应当用平声字，而这里却用了仄声字“以”。那么鲁迅为什么这样写，是应当作出解释的。我认为，当前对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旧体诗词研究一样，重视内容分析多一些，而对形式的研究则有所忽视。

黄乔生：我最近为出版鲁迅《死魂灵》手稿，写了一篇序言，写得比较长。我发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有原典性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中已经有了他的思想雏形。我个人走过了一个从西方回到中国的路。但是去年又有点把我从这条道路上唤回来了。去年我们纪念抗战，讲鲁迅引进西方版画，提倡现代新兴木刻，从西方接受影响，我觉得还是不能沉迷到中国古典里去，如果只讲中国文化，会形成文化保守和文化本位主义，还要偏颇、偏至。所以我想在21世纪，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是要追求文化平衡。

寇志明：我的学问，除了翻译以外，主要是在写注释。我对鲁迅的旧体诗写过很详细的注释。最近黄乔生要帮我一个忙，他想在国内帮我重印我的鲁迅旧体诗的英文翻译。但是我们把所有的注释都删掉了，删掉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的学问主要在注释里。但删掉也有一个好处，没有注释，有时候会更吸引读者。我举个例子，我初中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的著作。当时看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读到《狂人日记》，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搞不清楚吃人是比喻什么。后来我高中毕业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读学士之前，我先在故乡附近匹兹堡大学念了一个暑期班，当时就开始学中文。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是台静农的儿子台益坚，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当年负责教暑期班一年级的汉语课。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上了几个小时课，大家累了，休息了一会儿，我就举手问他，不知道您对鲁迅的著作熟悉不熟悉？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这么一个17岁的美国男孩儿提到鲁迅。我赶紧就说：老师，你看《狂人日记》里“吃人”，到底是比喻什么？是不是比喻当时帝国主义的国家要吃掉中国？因为我当时以为是这个意思。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这个讲的是中国社会里面的一种人，是讲中国社会，跟帝国主义无关的。然后他看班上的其他同学，他们都没有反应，好像连鲁迅的名字都没有听过。我觉得做注释方面的工作对我们外国汉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本引起了读者兴趣以后，他们还想再深入去了解，所以他会看我们的注释。但是为了引起他刚开始的兴趣，也许不用注释，反而更好。

张梦阳：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鲁迅博物馆的院子里，大家在那里坐的很齐，周扬同志来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来之前，看了鲁迅的几篇文言论文，这个时候才感觉到鲁迅真是个天才。这是他的原话。他内疚年轻的时候，真是不理解鲁迅。现在重新读《文化偏至论》，我感到真的如周扬同志所说，鲁迅就是个天才，预言性太强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和悖论是贯穿人类整个社会，反抗“质化”倾向，张扬人的精神，始终是人类的要旨。最近我给《文艺报》写了一篇论文，就是鲁迅价值重估，给鲁迅一个新的提法——反抗“质化”倾向的“精神界之战士”。我觉得这个提法会恒久地启示我们，怎么学习鲁迅，坚持鲁迅精神，为人类的健康发展而努力。

张恩和：回望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鲁迅研究，应该说有很大进展：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不拘泥一些成见定论。但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问题也应该作一点反思？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用力做的一件事即反对“神化”鲁迅。他们提出“鲁迅是人，不是神”，对鲁迅“要平视，不要仰视”。还有一个口号“回到鲁迅那里去”。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谁神化鲁迅了？鲁迅怎么被神化了？并不见有具体且有说服力的阐释跟进。只提“反对神化鲁迅”、“鲁迅是人不是神”，不过是抢占理论高地，确实鲁迅是人不是神，但人有各种各样，有伟人，有常人，而鲁迅则是思想深邃、目光如炬、铁骨铮铮的伟人，能把他和一般人一样对待吗？对鲁迅“要平视不要仰视”，口气很大，但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和鲁迅同样的精神高度，否则和鲁迅能平视得了吗？“回到鲁迅那里去”，似乎也有道理。然而鲁迅研究跟所有的历史研究一样，都有当代人的思想感情观点在里面。鲁迅的伟大是他生活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我们中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太长，积习太深，包袱太重，转化极其不易。这个过程是长期的，痛苦的，甚至是血淋淋的。鲁迅一辈子为反封建作斗争，不但为我们反封建提供了思想资源，也留给了我们宝贵的斗争精神。

阎晶明：鲁迅研究既有学术责任，也有向社会传播鲁迅的责任，在当前情势下，向社会传播鲁迅的责任更加重大，应当让社会公众认识鲁迅对全民族的意义。鲁迅形象在全社会到底有多高？到底是看涨还是看跌？大家的意见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否定鲁迅的声音更容易传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鲁迅研究界的学者也有责任，这个责任要求我们不能把学术只当成学问，应该向社会传递鲁迅精神，视其为一种文化滋养，在某些历史时刻，鲁迅精神是火炬，是灯塔，全民族应为之骄傲，这样的意识需要通过鲁迅研究树立起来。莎士比亚研究也可以有很多角度和结论，但是当“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几乎成为一句谚语的时候，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讨论就设定了一个前提。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比起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文化，重要性或许更高，但人们对其认识却难得有一个基本确认的前提。

把鲁迅放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放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研究，这一点很重要。鲁迅思想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其强大的现实性，在于他对民族性格的根性剖析具有长久的“当代性”。把鲁迅的文学成就结合到当代文学中去，才能看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伟大性。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追求，最后就体现在鲁迅的经典性上。文化精英的追求都是朝“鲁迅”这个目标去的，包括鲁迅自己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这样的表述并不是忽略同时代作家，而是说鲁迅集中体现、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和创作高度。鲁迅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鲁迅思想和创作高度的延展，如果没有达到那个高度，那就是他的余波。这才是一个经典作家的地位。

面对一个经典作家，永远有很多阐释的空间。中国作家协会一向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与评论。中国现代文学馆搜集、整理、收藏、展览自鲁迅以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资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与资料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鲁迅研究界具有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和学术担当，将鲁迅的思想、精神、创作、人生，以活的形态表达出来，让鲁迅形象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