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韩国翻译出版的几点思考
金泰成，韩国翻译家。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已有三十余年，曾翻译过莫言、阎连科、刘震云、虹影、翟永明、顾城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因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2016年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可能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现在韩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中文系，许多中文系教授写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编成论文集。问题是在于大学外面的广大读者却依然严重缺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和知识。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大众化的写作就是在韩国推广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的障碍，也是在韩国出版界不能形成大规模市场的最大原因，因为一般读者对文学作品显露越了解越要阅读的倾向。大众化的写作是连接广大读者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最短捷径，而翻译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众化写作之一。
通过过去几十年以西欧文化为中心的全球化与日本的殖民统治，韩国文化很长时间被西欧文化和日本文化、日本式西欧文化（脱亚入欧以后的亚西欧文化）支配，出版界的情况也不例外。改变这种偏向的出版暨阅读情况的最佳方法之一是让翻译不再留存于翻译的范围之内，把翻译的力量或权力尽量扩展到整个出版及阅读范围。21世纪初在韩国出版界和读书界出现了日本小说热，主要背景是政治的抵抗文化的解构和民族主义思潮的衰退，在这种文化变革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翻译作品，影响了追求新鲜文化滋养的读者群体，很快形成了很大的市场。
相比之下，在韩国出版界的中国当代文学市场还没成熟，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翻译品质不够好，还没形成从策划、翻译、阅读到扩展市场的一连串的良性循环机制。控制出版系统的不是艺术性而是市场性。说起来有一点庸俗，通过高品质的翻译让出版社挣钱是获得翻译权力的捷径。出版社尽量尊重翻译家对有关策划及出书方面的意见，让他策划和翻译更多作品，这样翻译家会对整个出版系统更加有影响和权力，也会发生协同效应。文学翻译本质上是对文学的一种服务，翻译的权力能够控制的只有翻译的优劣。因此扩大翻译的权力，扩展翻译的边界应该从提高翻译品质开始。
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汉语与韩语之间具有亲缘性和同根性，这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把汉语文本翻译成韩文时会发生两种现象：正面现象是韩语表达同汉语原文的差别不大，能保持原文的正确意味、意象和神韵等；负面现象是这种亲缘性与同根性很容易发生误译。韩语里面的汉语成分大概占70%以上，共用的词条非常多，同词异意的也不少。比如汉语和韩语中都有“深刻”一词，但汉语的“深刻”意味着“（思想或作品内容）很有深度”，韩语的“深刻”则意味着“（某种负面现象）很严重的”。这种分歧不计其数，但如果不进行区分，盲目混用，就会发生误译。
除了同词异意的问题之外，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也造成翻译的困境，这种扩展与变化都反映着中国固有的文化现象。比如“忽悠”“山寨”等词语如不加注就不容易翻译，隐语、俗语或网络用语也很容易引发误译。
语言是有生命的，随着社会与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反映出新的社会及生活的现象。解决因语言的这种变化与扩展而发生的各种翻译困境，译者惟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接触新生或变化的语言表现，保持与语言变化的同步性。
我认为翻译是解释学的一种方法论，所以不会有不可翻译的文本，只有被翻译的原作与译文之间的一致性或逼真性的问题。翻译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是尽可能不改动也不损伤被翻译的文本，用其他语言和另一种修辞系统传达给读者，毕竟完完全全没有改变和损伤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不太可能，因为所谓修辞不是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层次，而是指结合一个语言系统里面的文化、思维、表现习惯和历史记忆等左右因素的总和。所以把汉语固有的修辞技巧之一的“谐音”、古典诗歌里的押韵、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生活和经验所形成的故事成语等翻译成其他语言并非易事，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化和变形，在其过程中，文本上很难避免一定的损伤和歪曲。但无论如何，尽可能把原文与被翻译的文本之间的差别最小化是翻译家最重要的任务。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