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后，梭罗开始将主要兴趣从人文世界转向自然世界，从已开垦的土地转向尚未开垦的森林，从康科德邻人转向他所说的“为事实而疯狂”的科学观测与书写之中。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梭罗科学书写的转向，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派里·米勒在题为“全球浪漫主义语境下的梭罗”一文中的论断，“（它们）不过是观察、测量和数据的乏味的记录……足见作家创造力的衰退。”《梭罗日记精华》的编辑奥戴尔·谢泼德也认为梭罗的科学书写是机械的写作，沉溺于狭隘和学究气。与之相反，在以劳娜·瓦尔斯为代表的研究者看来，梭罗科学书写的意义不仅在于科学的实用性，更在于其所表达的思想的深刻性与现代性。他的关于文学和科学人士“两种文化”冲突的观点比C.P.斯诺要早100余年；他的生命学说“生机论”与A.N.怀特海的“机体论”高度契合；他对科学局限性的认识和批判在晚近的著作如《花园里的机器》等当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回响。正因为如此，梭罗后期作品编选者盖瑞·纳布罕坚持认为“它体现了一位卓越的美国作家在其事业达到巅峰之时，成功地使科学与文学成为彼此充实而非彼此排斥的研究”。

研究表明，梭罗的科学书写最早受到爱默生的启发。1830-1840年代，爱默生对惟一神教内部僵化的体制大为不满，决意引科学为同盟军与之开战——科学借助精密的研究揭示自然的奥秘，犹如天启。1842年，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最近我读到《马萨诸塞科学调查》……我弄到一整套调查报告，将它交给梭罗，希望他能在《日晷》杂志上做一番详细的介绍。”文章刊出，定名为“马萨诸塞州的自然历史”，通常被认为是梭罗正式发表的首部作品，也激发了年青学者的科研热情。其实早在《论自然》之前，爱默生名为“自然历史之用”的演讲已经给梭罗留下深刻印象，其中谈到“从具象的物质世界中提取永恒精神法则”的主张——梭罗早期的自然书写，便是要借助超验主义的“透明的眼球”，发现隐藏在大千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更高的法则。爱默生宣称，古老的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和现代的“研究自然”具有同一性，“超验主义预言了一切自然学问的交互整合”，而梭罗的科学书写即可视为这种“整合”的尝试。

作为浪漫主义者（米勒宣称“超验主义是美国的浪漫主义”），梭罗跟爱默生一样信奉个人主义；强调直觉；提倡回归自然——换言之，即以一种整体观念看待自然万物：相信和人一样，甚至宇宙也是时刻处于运动变化和生长的有机体。但跟爱默生采用“理性的”整体观看待自然不同，梭罗采取的是一种更近于洪堡的“经验的”整体观。前者注重抽象的自然原理法则，后者更注重个体对整体世界的感受和把握。梭罗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包含了日常生活要素和认知推理两个不同层面，林中漫步和种豆锄草，跟著述思考一样，都是为了探究生命的本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梭罗强调生命的“体验”，只有充分体验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在梭罗科学书写的代表作中，不仅有他从长期田野观察和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更有独具感染力的艺术呈现——梭罗传记作者斯蒂芬·哈恩宣称“梭罗在其散文作品中，把高度的诗意性融入到科学性中，并且没有遭遇显著的认识论上的断裂，而我们习惯上把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与断裂必然联系在一起”。堪称是极为精准的评价。

事实上，梭罗不仅没有把人类和自然绝对割裂开来，在日记里也从未否认“测量和精微叙述”对于科学的重要性——只是感叹它们对一般读者来说缺乏趣味性。而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扩展文学的范畴，将科学内容包括在内——这也是梭罗一贯的思想：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提供生活便利、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会破坏生活的本质，扼杀自然与生命之美。而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科学与人文艺术的综合：科学家应当是表现宇宙真实存在的艺术家，他们追求的境界是以人性之浪漫情怀拥抱自然之道；艺术家则应当是表现情感真实存在的科学家，他们的诉求是按自然之道来展现人性之浪漫情怀，从而达到二者的互补与融通。另外，这里梭罗描述的两种事实——诗性的与科学的——将事实与价值相联系，赋客观事物及现实以主观的审美价值，明显是对“科学无涉价值说”的反拨，同时更深刻地揭示了事实（物）既包含实体又包含关系的原理。

梭罗认为，科学理性最大的问题在于“科学试图将有限的法则施之于无限”。而他则主张必须对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保持清醒认识。梭罗相信诗人同时应当是科学家，因为诗人能够自如地洞察宇宙的有机本质和万物的瞬息变化，并且能够透过表象窥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发展规律之间的相似性。科学所萃取的事实，惟有经过诗学的加工，才能变为成熟的种子——这也是梭罗念兹在兹的理想化的综合——将科学观察和文学表达融为一体。梭罗的科学书写往往基于个人观察和体验，与真正的科学写作相比，无疑不够全面准确，甚至缺乏“科学性”。但文学书写的最大特性即在于它并不注重真实性而更强调美感。

在梭罗看来，人生的最高价值即在于完满的生命体验，而且这种体验需要不断更新。用怀特海的话说，即“灵魂需要转瞬即逝的经验来充实，否则就会枯萎下去”。而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即为充实灵魂。梭罗的阅读写作和田野调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命个体的自我享受，这一种生活实践将各种经验材料纳入到有机的统一体，经过复合加工，变成心灵的养分，此即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在此过程中，纯粹的科学却无能为力。它无法体验个体的这种享受，它既看不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发现不了此中寓涵的美感和创造力——“它检查了作为外表的上衣，却忽略了作为基础的身体。”令梭罗不无隐忧的是，科学对当时美国社会日渐盛行的商业与物质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技术作为新兴力量促进了商业发展，但作为工具，科学仅起到刺激生产和消费的目的；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对占有物质数量的关注，反而会给社会良心带来不良后果——它几乎必然会导向恶性的生存竞争。科学研究假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存在本身没有知觉、价值或目的，而梭罗则坚信人和事物之间天然的联系密不可分，人和事物的价值因此也凸显出来。

梭罗的科学书写在科学发展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它至少表明了文学艺术家对诗性与理性相融合的世界观的浪漫追求，同时也隐喻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到达真与美的理想之境——日后阿诺德与赫胥黎的“科学与文化”之争，以及斯诺与列维斯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争——显然是这种浪漫追求在人类不同时代的某种延续。梭罗科学书写持久的影响力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