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几乎没人预测到他会获这个奖。”得知鲍勃·迪伦获得2016诺贝尔文学奖，维也纳大学英文系教授尤金·巴拿赫（Eugen Banauch）完全惊呆了——尽管鲍勃·迪伦在19年前就已是诺奖提名人，而尤金·巴拿赫还是鲍勃·迪伦的歌迷。

但是转而一想，尤金·巴拿赫说自己深深体悟到这次诺奖结果的暗示：“歌曲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类文学。”

尤金·巴拿赫对鲍勃·迪伦进行了多年文化研究。在向学生讲授美国民权运动、二十世纪中后期美国文学的发展时，他都会讲到这位歌手。在2011年鲍勃·迪伦70岁生日之际，他曾召集世界各地研究鲍勃·迪伦的学者到维也纳开研讨会。会议内容形成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鲍勃·迪伦的折射》（Refractions of Bob Dylan）。它从文化折射和文化移植角度解析了鲍勃·迪伦，成为鲍勃·迪伦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

2016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记者对尤金·巴拿赫进行了电话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

鲍勃·迪伦的歌中有很多文化折射和文化移植

维也纳大学英文系教授尤金·巴拿赫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作为研究鲍勃·迪伦的学者，你对他获2016诺贝尔文学奖感到意外吗？你认为他为什么值得获这个奖？

巴拿赫：是的，我感到非常吃惊，特别是在今年很多博彩公司的榜单上，他不是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之一——几乎没人预测到他会获这个奖。最近这些年，他已经不那么流行了，几乎销声匿迹。

来自非传统文学领域的一位歌手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能获奖，并非仅仅因为他创作的如诗歌一般的歌词，而是因为三个因素：他的歌词、他的音乐和他的表演——这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才是他之所以能获奖的原因，也是奖项的新意所在。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将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他应该得这个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我们一直在概念化地讨论文学，但歌曲结合了音乐、诗歌和表演者的表达，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类文学。我觉得这才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记者：你对犹太音乐人有深入研究，鲍勃·迪伦本人也是犹太人。你认为他的犹太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他的创作？

巴拿赫：鲍勃·迪伦的祖父母从敖德萨移民到了美国。我认为他创作那些充满抗议的歌曲，与他的犹太背景是有关系的。重要的是，他并非来自主流文化，他被边缘化的经历，影响了他的音乐创作。

记者：你如何评价鲍勃·迪伦的歌曲风格及歌词体现出的文学性？

巴拿赫：鲍勃·迪伦沿袭了传统民谣“唱作人”（Singer-Songwriter）的传统，同时在歌词中采用了很多法国象征主义手法。他还从德国现代剧场改革者、剧作家布莱希特那里，以及“垮掉的一代”中的诗人那里受到启发。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歌曲创作。

鲍勃·迪伦创作的歌词中富有文学性和诗意，是一种歌词语言。这种语言和日常语言混合交织在一起。他的歌曲充满了多面性，融合了很多种类，风格处于“讲述”和“歌唱”之间。

记者：瑞典学院秘书长评价鲍勃·迪伦的歌词既原创，又创新。你对此如何评价？

巴拿赫：“鲍勃·迪伦的歌词既原创，又创新”——这也正是我主编的《鲍勃·迪伦的折射》一书中所分析的。鲍勃·迪伦将某些材料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创作出新的作品，然后这些作品又成为别的音乐人，比如歌词创作者的创作源泉。

鲍勃·迪伦曾为美国民权运动创作了一首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实际上，这是他借鉴一首名为《No More Auction Block》的老歌创作的——他沿用了那首歌的和声和旋律，创作了新的歌词。他将一些老歌和他的歌词创作相结合，这一做法充满创意。《答案在风中飘》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歌手山姆·库克的歌《A Change is Gonna Come》，就是因为受《答案在风中飘》的影响。

和鲍勃·迪伦同时代的音乐人、写词人琼尼·米歇尔曾称，鲍勃·迪伦是“冒牌货”，他的歌词都是在整合别人的材料。这种观点有些极端，我当然不认可。英国诗人奥登有句名言：“好诗人剽窃，坏诗人模仿。”即使鲍勃·迪伦使用的不是原创材料，但他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它们，就这一点而言，他创造的就是原创的歌曲和文化产品。

2011年，在鲍勃·迪伦70岁生日之际，我在维也纳组织了关于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希望人们能够研究鲍勃·迪伦的文化折射和文化移植现象。

在西方，关于鲍勃·迪伦的严肃学术研究很多

记者：你提到鲍勃·迪伦为美国民权运动创作歌曲。这些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多大影响？

巴拿赫：受鲍勃·迪伦启发，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美国乡村歌手琼·贝兹也曾参加民权运动和女性运动，她指出，鲍勃·迪伦为民权运动创作歌曲，后者的歌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举例来说，当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结束后，鲍勃·迪伦和琼·贝兹就上台演唱《答案在风中飘》等歌曲。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鲍勃·迪伦创作的主要是一些抗议歌曲，但从1964年开始，他的歌曲变得更加“超现实主义”，他在其中注入了他所受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影响。

将这两段时期的歌曲结合起来，对人们，特别是对身处美国之外的人而言，它们呈现了一个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完全不同的美国。鲍勃·迪伦在其中塑造了一个想象中的美国：像是伊甸园，很规范，充满自由。音乐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曾这样说：“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解放了我们的身体，鲍勃·迪伦解放了我们的思想。”（Elvis Presley liberated our bodies,and Bob Dylan liberated our minds.）

记者：有学者将鲍勃·迪伦的音乐创作生涯分三个阶段：1962-1973，1974-1991，1992- 2001。你同意这样的划分吗？为什么？

巴拿赫：我不同意。问题的关键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鲍勃·迪伦一直在不断地重塑自己，比如放弃继续唱抗议的歌曲，开始唱“超现实主义”、充满自省的歌曲。接下来，他停止唱这些和谐的旋律，开始以重金属音乐伴奏。

在马丁·斯科塞斯拍的纪录片中，鲍勃·迪伦指出：“作为艺术家，你必须意识到，要不断处于变化的状态中。”

记者：目前西方对鲍勃·迪伦文化现象的大致研究情况如何？学者多从哪些角度来研究他？

巴拿赫：研究他的非常多，有些人甚至提出“迪伦产业”一说。关于他的严肃学术研究也很多，它们多从流行文化的角度入手。

鲍勃·迪伦的歌曲创作源于美国，沿袭了美国的传统，但研究他的学者并非都是美国学者。他的粉丝遍布全球，研究他的学者也遍布全球，特别是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些国家有很多研究他的重要学者。

关于鲍勃·迪伦，有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是从演出的角度出发的——文化产品是如何在舞台上制造出来的。在这个方面，他的演出非常值得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他开始了名为“永不停止的巡演”（Never Ending Tour）的巡回演出，此后每年都在全球各地演出。而他在舞台上的演唱风格往往和在专辑中的演唱风格不同，会将现场感带入他所创作的歌曲。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